“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江涌《中國經濟應擺脫對美依附》讀后

　　鄭彪

　　2012年5月8日《環球時報》發表了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江涌研究員的重要文章，題為《中國經濟應擺脫對美依附》。文章主題重大，觀點尖銳、深刻，旗幟鮮明，膾炙人口。

　　眾所周知，2009年美國單方面提出“Chimerica(中美國)”構想和建議，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央拒絕，非常英明。另一方面，由于復雜的原因，至少是經濟貿易金融領域實際上久已存在“中美國”模式，對此人們長期諱莫如深，經美國方面以“Chimerica(中美國)”一語點破，毋庸諱言，在中國某些學者和官員中間激起一陣漣漪，不少人似受寵若驚，恨不得馬上接受“加冕”，似乎能與美國結成“連體人”，是莫大的驕傲和榮幸，求之不得。至于在學術界思想界和媒體上，那種認為“中美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戰略合作、互利雙贏”的思潮，影響很大。對此，江涌的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其實，中美之間是一種嚴重的不對稱依賴，即中國對美國形成了市場、技術、品牌、營銷渠道，甚或金融、人才、秩序、思想理論等全方位依賴，這種失衡的依賴，給予美國一種可以不斷敲打與訛詐中國的權力。說白了，這根本不是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而是中國對美國的實質依附。”這話在一般人聽起來，簡直是振聾發聵，甚至是駭人聽聞：怎么可能?在某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聽起來，或不以為然，或說：“做好低端也不錯”，或心里說：這正是我想要的，諸如此類。江涌先生是實話實說，卻在無意中成了安徒生筆下(《皇帝的新衣》)那個天真可愛的小男孩!江涌者，江“勇”也，真正后生可畏!慚愧得很，筆者研究依附經濟有年，近年來也出版有這方面的著作和論文，與江涌先生似有神交，有共識，但是從不能表述得這樣深刻直白，掉一句書袋，叫做“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若問為什么“不能”，對不住，一是那樣寫，根本出版不了;二是有私心，怕“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也!說到這里，讀者朋友，你不能不承認，中國社會真的是大大進步了，包括中國的自由和民主。雖然前些年實行“不爭論”，阻塞言路，導致2004-2006年那一場全社會的大爭論，直到近年來這場爭論已經大大超越意識形態領域，日益具有相當的政治性質，但畢竟深刻反思的聲音和尖銳的批評在主流媒體上還是難得聽見的，近來不大一樣了。我一向認為，這是近年來不斷地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成果。許多人說，現在的時局真是亂，殊不知是亂中有序，不要怕亂，“不亂不治，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現在是亂中有治，治中有道，即幾千年中華文明治平之大道，現代叫中華復興，叫社會主義。

　　江文接著說：“正是中國對美國的實質依附，中國在對外(至少經濟)政策上日趨喪失獨立自主，國家主權、民族利益、大眾福祉持續受到損害。美國可以利用各種方式刁難、敲打、訛詐中國，在反傾銷與反補貼、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勞工標準、市場開放等多個方面，中國都顯得被動。如今，美國不僅在經濟領域持續向中國轉移風險，轉嫁危機，而且在政治、社會、文化、思想乃至軍事等多方面近乎全力擠壓中國，不斷穿越中國的底線。”江勇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由于長期實行自由主義的外向經濟，導致“中國東部沿海被納入既廣且深又牢的美元體系，由此產生了維系這種體系的利益集團”，結果“令中國經濟實現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受到嚴重侵蝕，固化在國際分工‘微笑曲線’的低端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幾乎成為鏡花水月，弊端的集中持續呈現，地區發展失衡加速，兩極分化與社會失衡加劇，擺脫對美的經濟依附越來越成為中國國家戰略最緊迫課題。”江文的這段話，貼了國務院有關部委不少大字報，這段表述，作為政治經濟學學者，筆者完全認同，相信廣大同行、讀者和一切有良知、有認知能力的人民群眾，至少感同身受。問題是根源何在?中國的改開事業是怎樣演變到這一步的?原因很復雜，這里難以展開分析。

　　中國對美國的經濟依附，本質上是改開以來中國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發展演變，在對外關系上的表現和結果，它導致“國情和黨情”的發展演變，也導致各種經濟社會矛盾包括階級矛盾的深化、激化，表現在政治上，包括不斷出現各種出現“突發”事件。看似“突發”，根源很深，于是黨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有科學發展觀提出，雖然多年來貫徹落實起來很艱難，但畢竟大體上在全面推進。科學發展觀，針對于庸俗發展觀，乃具有撥亂反正的性質。明知積重難返，所以貫徹落實起來，很謹慎，很溫和，很給面子。說中國人好面子，其實這是中國人知恥，人要面子，黨和國家更要面子，實屬正常。“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思維不張，國乃滅亡。”要面子的道德本質，是知恥。知恥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底線，故說“知恥近乎勇”，西方文化沒有這一說。可是，有些人私欲膨脹，貪腐無度，沖破道德底線，釀成太多事情，終于發作，連累黨和國家都丟面子，且丟到外國去了。既然如此，索性揭開蓋子。現在可以說，中美關系有對抗性的一面，過去叫國際階級斗爭，其實在“文明沖突”條件下(“盎格魯-撒克遜計劃”)，其對抗性還有民族斗爭的一面。我歷來相信，中央高瞻遠矚，洞察國際國內風云，實際上早就在下一盤大棋。只不過像魯迅先生所說，迫于國外和國內“同一陣營放來的冷箭”，不得不“橫著站”，格外吃力。近來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時機愈來愈成熟，既然有人不怕撕破臉(美國歷來看重里子，不真在乎面子)，也就顧不上那么多了，包括改革開放的名譽受損，也難以完全避免。魯迅先生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真是深刻。改革開放是喜劇，或是悲劇，還是喜劇中有悲劇，或是喜劇演變成悲劇，悲劇再化作喜劇，對此頗有爭論，也有待證明。如果其中有悲劇，不妨將其中“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這就是江涌此文的意義。

　　問題是，中國自1949年以來，已經是一個主權國家：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站起來”而又“依附”，就算是還沒趴下，已經很危險。本月東方出版社出版了郎咸平教授《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一書，書名似很熟悉：“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那是“故園三十二年前”的提法。不管怎么說，這不是什么光榮，這是恥辱。

　　獨立自主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可寶貴的東西。建國以后，中國雖然很窮，但人窮志不短，還占領道德高地，訓斥美國，義正詞嚴，如1949年新華社發表的連續評美國白皮書的幾篇雄文，包括毛澤東膾炙人口的《別了，司徒雷登》。五、六十年代以后，中國能頂著巨大壓力，左右開弓，反帝反修，很不容易，美國終于也沒脾氣，反倒對中國和人民，對中共和毛澤東敬畏有加。現在反過來，美國一個十足的偽君子和小人國(按照中國儒家標準)，全球的主要亂源，十足的惡霸，不僅長期吃各國(如美元霸權)和吃中國沒夠，予取予奪，居然還成了世界和中國的民主人權教師爺，更不斷變本加厲地干涉中國內政，這是新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是可忍耶，孰不可忍耶?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了《再告臺灣同胞書》的文稿(以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名義發表)，在文末寫道：“請你們讀一讀《魯仲連傳》好吧。美國就像那個齊湣王。說到齊湣王，風燭殘年，搖搖欲倒，他對魯衛小國還要那樣橫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現在是向帝國主義造反的時候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46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版)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蘇聯解體，美國枯竭”(亨廷頓語)，齊湣王強弩之末，仍然橫行霸道，不懂得尊重別人，中國退無可退，想不發憤圖強、有所作為都不行。中國不接受“Chimerica(中美國)”，守住了底線，但是某些學者和官員，破了底線，不夠知恥,多行不義，人怨天怒。人們注意到，近來中國對美關系其實已經在發生積極的變化，但是還談不上“造反”。或許有人說“造反”思想已經“過時”了，真的“過時”了?未必。至少，“造反”精神沒有過時，永遠不會過時，而且，此其時矣。

　　(201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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