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不往病根兒上說？　　

陶 冶　　

今天早晨先后看了幾條新聞。首先是北京電視臺再次報道的一個中年母親去一家醫院給孩子看病，自己卻暈倒了。護士和大夫發現后給弄到一處平臺上，給心臟做啟動的按壓，經過輪番努力，這個女人得救了。　　

接著是央視新聞臺的記者走基層報道華西村的一戶四口之家要買新別墅的事情，以澄清華西村村民的收入是“畫餅”的歪曲認識。　　

之后是央視記者雷飆陪同一個農民工討薪的事情。　　

還一個就是我國在利比亞的工程中斷了，損失了多少多少個億，我們外交部正在跟利比亞新政權協商賠償損失的事宜。　　

最后是我29名在蘇丹被綁架的工程建筑人員獲釋的好消息。　　

先說說中年母親心臟停止跳動在5分鐘之內被人為啟動獲得再生的事情。這件事對于一個醫院來說，如果當事人死在走廊里，跟院方沒什么責任的。現在的中國死個人太微不足道了，車禍、礦難、被害、自殺、中毒、醫療事故……等等，已經司空見慣了。是耽誤治療的，無論是交不上押金，還是急救不及時，都已經被認為不足為奇了。記得，有個女患者夜間在醫院的走廊里呼救，值班大夫就是不作為，結果那個女患者死在大夫門外。因為家屬起訴了，醫院的監控錄像都被作為證據被播報了，我想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見了，到如今可能還都歷歷在目。我想，昨晚報道的，今天早晨重播的這個見死爭救的場面該是正常的吧！為什么？那就是辦醫院的宗旨：救死扶傷嗎！這個女人心臟被啟動后，被120急救車送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去治療了。至于人民醫院是怎么接待的我不得而知了。但是，我想既然還叫“人民醫院”就一定差不了的。我曾寫過關于對“人民”二字的感慨。我覺得好多部門已經淡化了“人民”的概念。最顯眼的是，我們的人民警察就在后背上亮出“警察”倆字，而且著上了黑色服裝，我就想起舊社會的警察了，怎么也熱愛不起來。我還覺得以前人民公安的服裝——一套藍制服，行動在藍天下，走進社員群眾，走進工農大眾中，像一顆正義的種子，把群眾帶動起來，形成藍色的屏障，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寶維護著社會主義天下的安寧。我也更懷念那個遍地赤腳醫生、到處落實毛主席“6·26”指示的群防群治的全民醫療保健的大好局面。而現在的軍醫李素芝和山區農民醫生鄧前堆卻成了“感動中國”的“奇人”了！前后對比，是時代進步、與時俱進了嗎？還是李素芝和鄧前堆在“創新”了？　　

第二條是華西村的工資收入是不的“畫餅”？人家不僅有當年的工資，還有投資股份，每年都分紅10多萬。這個節目報道的這個小家庭是圍繞著買不買新別墅的問題，進行一番“考察”后做了表決（夫妻二人加上老人和孩子）是3：1被否決，暫時不買新別墅，繼續增長股金擴大紅利收入。就這樣一個新生代小家庭現在的總計收入90多萬了，我想在華西村來說，恐怕不是僅有的幾戶，而是大多數了。這樣的現實，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靠“先富帶后富”的結果嗎？我沒去過華西村，但是關于華西村的報道以前是看過的。我也沒去過劉莊，但我去過南街村，去過周家莊。無論他們的地理位置有什么不同，但是都是堅持走集體道路，也就是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道路。盡管他們富的程度不盡相同，但是都是共同比以前富了。這是分田到戶搞單干的典型小崗村能比得了的嗎？修正主義路線用小崗村取代了大寨的紅色典型，頭幾天也是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了大寨的今天，還是值得學習的典范。有人說“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其實他根本不懂馬列，實事求是只是一個方法。就算他推崇實事求是，那么為什么自己竟然不實事求是了呀？　　

再說雷飆陪農民工討薪的事情，那個農民工如愿了，得以回家孝敬老母了。可是，把欠薪的責任只歸結于開發商和包工頭就夠了嗎？如果，我們的建筑單位都是國營的，建筑公司也是國營的，所用的勞力都是國家試用的臨時工，一年試用期滿了，合格的給轉正成國家固定工，即國營建筑單位的建筑工人，按月發工資，哪來的欠薪問題呀？毛主席在的那時候也沒什么《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就是要按時發放工資的。為不給銀行造成負擔，各個開資單位要把開資的時間錯開排序的。工資晚發1天都不行。現在出來個“農民工”，不倫不類。又出現了開發商和包工頭，而包工頭還把承包到手的工程分包給施工隊。就這樣層層分包，層層得利，增高了工程成本，還降低了工程質量。因為他們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除了偷工減料搞“豆腐渣”工程、偷稅避稅外，就想盡辦法在管理上從嚴懲罰，以減少允諾的工資，還要推遲發放時間，以求多得的銀行存款利息。就這樣，建筑單位的工程款被層層截流不能及時下撥或發放，致使干了一年到頭的勞動者不能拿到報酬。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還不是把勞動力當商品的所謂“市場經濟”所致嗎？分包就是推進私有化，也是讓一部分人有機會先富起來；而市場經濟就是要把勞動力變成商品廉價出售給資本家。這一切的所謂“改革”來源于哪里？要解決臨時工（我不贊成“農民工”的稱謂，干啥就是啥，不能二乎賴）討薪的問題，就要從根本解決。什么記者陪同討薪，警察伴隨追討，還有總理幫助討薪，都是治標不治本的。都是頭疼治頭、腳疼醫腳，都未能像中醫那樣，找到病源，從病根兒下手。　　

再說說我們在利比亞的損失，如果當初安理會在表決的時候咱們也能像這次對待敘利亞那樣，投了反對票，利比亞戰爭就打不起來，就沒這個多少多少個億的損失了。如果，我們能把在利比亞的工程搞完，那還要掙得多少億的收入。而我們卻投了棄權票。利比亞挨打了，死了那么多人，咱們就來個迅速撤僑罷了，而且覺得自我感覺良好。我們在利比亞僅僅是經濟損失嗎？我們在道義上的損失是無法用數字計算的。從伊拉克到利比亞，我們的威望是增大了還是下降了？我們該保護的不作為，該對抗的也沒表示。這樣，我們就不僅失信于朋友了，而且讓一些不是朋友關系的國家也瞧不起了。誰都敢欺負你的國民，誰都想拿你當“唐僧肉”。就是沒有咱們北京東城區大的文萊也敢到咱們南海去占領個島礁。今天早晨的最后一條“好消息”是，我國29個在蘇丹被綁架的工程建筑人員獲釋了。盡管獲釋比不獲釋的好，我們還死了1個人。所以，我心里并未感到輕松。這也跟我看到諸如某某地方出警搗毀了多少什么造假和非法窩點，查封了多少假貨，解救了多少被拐的婦女和兒童；某某“感動中國”人物，救助了多少失學兒童，贍養了多少無依無靠的老人；還有掃黃打黑行動打擊了多少黃、毒、賣淫等，以及我們有多少貪污腐敗分子被懲處，多少高官落馬，我都是高興不起來的。我要問的是，我們的國家怎么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之前已經基本絕跡的那些丑惡現象，改革開放后怎么都大回朝了呢？　　

前兩天我有幸參加個小型座談會，我本有一肚子的話想跟小同志們說，但因時間有限，只表達個開頭。我們不只能從局部現象看問題了，要從整體上找根源。我跟鄰座的“反轉（基因）斗士”也說了，就是反轉，那也都是局部的。我們要從理論上爭是非，辨對錯。一切行動，或者說要發起一個行動的人，都是要找理論根據的。當然也多是“為我所用”來取舍的。他們認為有用的就叫做“繼承”，認為不夠的就叫做“發揚”，認為不符合自己要求的就來個“創新”。其實就是在用自己的意愿改造馬克思主義。他們覺得毛澤東思想實在是無法改造了，因為毛澤東時代的人大多還健在，對毛澤東思想是比較熟悉的，他們就干脆不提了。他們這個做法已經路人皆知了。他們不顧現實如何還要堅持下去，我行我素。有人把我們領上邪路了，但為了鼓舞士氣說了句“不……就死路一條”了。而今看得越來越明白了，他們也覺得是死路了，卻還在喊“不……就死路一條”。我真不明白他是在警告誰人？　　

修正主義上臺的時候就否定毛澤東思想，得逞后就反對毛澤東思想。所以，咱們就是要肯定毛澤東思想、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在這桿大旗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跟反毛的勢力做不屈的斗爭。用1975年的憲法做根據，用黨章做武器。批判一切違反憲法、違反黨章的言行。不明辨是非，不辨敵友怎么進行斗爭？國家的問題，在于執政黨，執政黨的問題在于黨中央，黨中央的問題在于指導思想，也就是理論基礎。奪取政權靠這個，保護政權也靠這個。所以，我不贊成各自為戰，也不贊成四面出擊。要提口號的話，還是“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她，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201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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