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繁榮泡沫”破滅，至今依然病體難愈步履蹣跚。本世紀初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全球金融海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連鎖反應，世界“發達國家”陸續陷入危機漩渦。從而使“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的“文化泡沫”，也漸次滑坡崩塌。美債危機的“市場鬧劇”和“民主鬧劇”，已經讓全世界貽笑大方。英國及歐洲騷亂的“法治鬧劇”，又接連登場。最要命的是，美歐之間圍繞“信用鬧劇”的互相揭短，更讓世人看到所謂市場經濟的信用根基，早已經腐爛不堪了！

如此道德缺失的信用體系，豈能支撐市場經濟體制？如此的民主法治，怎能保障信用體系的公正可信？如此的市場經濟范本，又讓中國怎樣去模仿學習？更何況，這樣的學習，還是要繼續以付出高昂的“學費”為代價！

我們不妨先看幾條相關時訊，然后再繼續討論。

【1】信用評級三巨頭連犯錯引全球叫罵 歐洲稱其為“不靠譜的法官”

據都市快報2011年08月28日報道，目前世界上共有約100家信用評級機構，其中受美國證監會監管的有10家，但標普、穆迪和惠譽這三巨頭壟斷了行業內大部分資源——它們每年向市場提供270萬個評級，其他7家公司總共只提供8萬個評級。從某種意義上，三巨頭掌握著全球金融市場的話語權，被視為“金融市場的看門人”。可如果某一天，這個看門人打盹了怎么辦？歐洲稱，它們是不靠譜的法官。

-過失：評級失誤釀成大禍

人們第一次對三大評級機構產生疑問是在2001年年底。當年12月2日，曾連續6年被美國《財富》雜志評為“美國最具創新精神公司”的安然公司因財務造假丑聞宣告破產。可就在幾個月前，無論是標普，還是穆迪，都對安然公司保持著良好的信用評價。甚至就在30天前，標準普爾依然把安然的長期債券信用定在投資級別——“BBB＋”。直到11月下旬，安然大勢已去，標普和穆迪才如夢方醒，將其調為“垃圾債券”。

不過那個時候，人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會計事務所，因為安然公司能夠長期進行財務作假活動的大前提是會計事務所失職。真正沖擊三大評級機構的事件是發生在2008年下半年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關于這場危機的來龍去脈，我們無需多言，但需要指出的是評級公司在這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正是它們把一個個原本屬于有毒資產的“垃圾債券”貼上“具有投資價值”的標簽，導致大型投資機構，如退休基金、保險基金、政府基金能放心大膽地跳入這個巨大的漩渦。

此外，評級機構對投資機構的評級有時也非常不靠譜。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而就在不久前，標普、穆迪和惠譽給它的評級都是“A”。9月16日，美國聯邦儲備局緊急出資950億美元收購美國國際集團，完成了美國歷史上由政府收購私人公司的最大宗交易——原因是這家金融機構已到了崩潰邊緣。可三大評級公司之前給美國國際集團的評級依然很高。

不道德行為

到底是什么讓評級公司出現如此巨大的失誤？評級對象提供虛假資料固然是一個原因，但評級公司本身是否也存在“不道德”的行為？在這里，我們得提一下評級公司的營利模式。通常，企業要以較低的成本發行債券，就必須獲得評級公司的“良好鑒定”，所以他們得花錢請評級公司。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自己花錢請人“評估”自己，那么我花錢多些，是否可以獲得較高的評級？這個……可以有。

今年8月中旬，已辭職的穆迪公司前金融衍生品分析師威廉·哈林頓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了一封長達80頁的信。信中說，和其他評級機構一樣，在穆迪公司的文化中，其使命與利益間有著根本性的矛盾沖突：穆迪本應對其客戶給予客觀的評級，而這些被評級的客戶又恰恰是穆迪資金的來源。穆迪要求其分析師接受向本公司提供資金客戶的所有條件，并按這些客戶的日程安排行事。穆迪管理層的目的是將分析師打造成為“順從的公司公民”，以便讓他們的定級投票符合公司的信條，而公司的信條便是利用特許經營權最大化地贏利。

哈林頓說，他本人在工作中就曾被警告，他應該使那些發行債券的銀行家和公司老板“日子好過一些”。

-歐洲的憤怒：這樣的評級 讓我們怎么救希臘

對國家主權信用評級的收費又是另外一回事。杰羅姆·豐斯曾是穆迪的高層管理人員，他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采訪時說，主動找上門來的通常是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他們需要信用評級去國際資本市場融資。至于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和德國，從來不會這樣干。而要求對發達國家主權信用進行評級的往往是這些國家債券的持有者。所以在對待國家主權信用評級上，評級公司的標準相對客觀，甚至有些嚴厲。歐洲國家，尤其是歐元區國家是領教過這份“嚴厲”的。

過去1年半時間內，標普已經把希臘的主權信用級別連降7個等級，如今希臘主權信用級別是“C”——垃圾級別。穆迪公司則把愛爾蘭的主權信用降到了倒數第二級，同樣是垃圾級別。這兩個深陷債務危機的歐元區國家要渡過目前的難關，急需大筆資金輸血。可是評級公司的做法讓它們很難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籌款，除非給潛在的債主很高的利息，而這又意味著更大的還債壓力。

歐元區的核心國家是德國，為了維持歐元區，它已絞盡腦汁。今年7月，德國政府和議會在艱難的討價還價后達成妥協，同意讓銀行和保險公司等私人機構參與對希臘的救助。不過，這一計劃卻因為評級機構一句此舉意味著“違約”而掀起市場波瀾。對此，德國政府很惱火，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多次提議打破國際評級機構壟斷。德國總統武爾夫指責國際評級機構的所作所為“令人震驚”。他說：“評級機構的作用必須與責任掛鉤，它評估的影響越大，意味著它要承擔的責任也越大。”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丹尼斯·斯諾爾在《南德報》撰文這樣形容評級機構：“人們可以想象，一位法官作出判決，不容他人質疑，甚至不給出任何理由。而他對自己的錯誤，根本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在當法官的同時，他還與被告保持商業關系，他從被告那兒拿錢。”

-反制：歐洲要建自己的評級機構

為打破三大評級機構的壟斷，歐洲正試圖建立一套屬于自己的、受到公共監管的評級體系。

布魯塞爾歐洲與全球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尼古拉·韋龍建議，歐洲中央銀行應該建立自己的信用評級標準，從而減少對信用評級機構的依賴，但這并不意味著歐洲央行將取代評級機構。另一套方案是在瑞士成立一家信用評級機構，以保證其在政治上獨立，不受任何國家影響。

在美國本土，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也表示將重新審視如何使用信用評級，這意味著美國有可能對信用評級機制進行改革。戰略咨詢公司Weave副總裁埃里克·德拉努瓦說，信用評級機構最初的作用是為投資者提供可靠的投資信息，但目前已經偏離最初的作用。

【2】原國家統計局發言人：當前的通脹是戰勝金融危機不得不付的代價

據重慶晨報2011年08月28日報道，昨日，原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在吉林大學作了“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與‘十二五’規劃”的主題演講。在解讀我國當前通貨膨脹的情況時，姚景源語出驚人：“目前的通貨膨脹，是我們為了戰勝2008年金融危機，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對比：“1994年我國通脹達24.1%”

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水平，與國際上其他國家和我國歷史上的通脹水平相比較并不高。與國際上的其他國家相比，比如，在金磚國家中，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就是最低的。巴西、印度、俄羅斯都要比中國高，所以從國際來看，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并不能算高。和我們國家自己比，我們現在也不是處于通貨膨脹的歷史最高水平。1994年的時候我們國家通脹水平到了24.1%，1998年的時候通脹水平也達到了18.8%，都要比現在高得多。那時候真是搶購啊，什么都搶，現在是比不了的。

態度：不能忽視這輪通貨膨脹

雖然我們的通脹都不算處于高位，但是這輪通貨膨脹引發的社會反響較大，是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輪通貨膨脹主要表現為食品價格上漲，食品是我們每個人每一天都要接觸到的，所有社會群體的切身體會自然要大一些。二是收入增長水平沒有跟上通脹水平。現在雖然國家加了幾次息，但實際上仍然是負利率，存款在銀行里還是貶值的。

居民收入增長水平超過物價的通脹水平應該是一個常態，但現在這卻成了一個很難實現的目標。

原因：通脹是各種原因糾纏所導致

對于本次通貨膨脹的原因，姚景源認為比較復雜，是各種因素相互糾纏在一起導致的。

一、國際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靠印鈔票來應對危機，而其中美國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最根本的原因。美元泛濫導致了國際原材料價格飛漲，而我國又是世界第二大進口國，其中不少是購買原材料，這也就形成了輸入性的通脹。

二、國內因素：2009我們新增信貸9.6萬億，這確實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我們應該歷史地看待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對于歐美國家最大的沖擊在于金融系統，但是對我們最大的沖擊是實體制造業，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工人失業。我們必須出臺這樣的刺激政策，保證就業水平，保障社會穩定。

可以說，目前的通貨膨脹，是我們為了戰勝2008年金融危機，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3】《瞭望》：當前社會誠信缺失主因在政務出了問題

據《瞭望新聞周刊》2011年08月28日報道，一個名叫郭美美的20歲女孩微博炫富，將中國最重要公益機構之一的中國紅十字會推向輿論漩渦的中心，使其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近年來，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饅頭”事件、唐駿學歷“造假門”各個領域誠信危機現象愈演愈烈，已演化為當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由此引出的社會誠信缺失問題，引發了高層強烈關注。在“染色饅頭”事件發生兩天后，溫家寶總理即對此發表看法，稱這些惡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那么，當前中國誠信危機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化解這場危機？日前，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教授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對當前中國社會誠信狀況進行了深度剖析。

關鍵是政府誠信

《瞭望》：有人說，中國正處于一個道德滑坡、誠信大面積缺失的時代，你覺得對嗎？

周孝正：目前中國的誠信問題，從三個層面來講，即國家主權信用、一般企業信用、自然人信用，或是說政務誠信、商務誠信、個人誠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問題。誠信是作為一種社會關系存在的，與制度因素和社會變遷的影響密切相關。隨著近年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國社會誠信狀況不但越來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極其糟糕，已經成為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

就以政務誠信為例，比如通貨膨脹，已漲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負利率。其中，食品漲11%，低收入群體受到較大沖擊。如果這種負利率狀態繼續擴大，就有可能較大地損害國家主權信用。

《瞭望》：請你分析一下當前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我認為主要原因還是政務誠信出了大問題。政務誠信作為誠信體系建設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形象。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誠信缺失現象嚴重，對社會風氣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中國政府是從計劃經濟轉型過來的，政府對市場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還沒有完全轉變。可是，在每個地方政府盡力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又沒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讓地方政府將得到的利益真正普澤社會。

加大社會成本

《瞭望》：社會誠信缺失帶來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周孝正：誠信是市場經濟制度的根基之一，誠信缺失加大了社會運轉成本，嚴重影響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阻礙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發展，造成國家形象的缺損和公信力的下降。甚至造成道德的缺失和淪喪，攪亂人們判斷是非的標準，影響良好人際關系的建立，嚴重污染社會環境，進而迫使一些誠實守信者改變初衷、失貞、丟節，乃至同流合污等等。

《瞭望》：近年來，企業失信相當普遍，而造成的損失往往是國家埋單，企業負責人很少擔責，你如何看待這樣的事情？

周孝正：主要是制度安排出了問題。以央企海外投資為例：近年來，央企海外投資漸成風潮，因為風險控制不到位，或者是責任心的缺位，一些項目產生了虧損。這些投資很多是幾十個億，甚至上百個億。在過去，虧損幾乎都是由國家埋單，由于缺少剛性的問責制度，央企領導人很少為此承擔責任，往往不了了之，或者是一走了之。由此互為因果、循環往復，風控制度往往形同虛設。

《瞭望》：當前，西方的誠信建設相對發展得比較好，東西方在社會誠信的發展上有什么區別？如何借鑒這些國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已經解決了權力集權的問題。基本做到權力到了哪里，監督就到了哪里。錢花在哪里，審計就到哪里，政府權力得到了比較好的制衡。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而輿論的監督，是最關鍵的環節。美國學者福山也認為，東方與西方在誠信方面的區別，主要在于西方的誠信是靠很多法律規則、制度和宗教信仰，而東方則是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現代社會越來越復雜，如果只靠人際關系去維持信任，已變得很不可靠了。

重建誠信中國

《瞭望》：在誠信方面，政務誠信必然起主導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終有效解決政務誠信問題？

周孝正：政務誠信是整個社會誠信的風向標。在當前，中國要最終化解這場社會誠信危機，必須先解決政務誠信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執政60多年來，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充分認可。這是因為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進行的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以及這一過程中實施的正確的方針、政策和策略，靠犧牲無數英烈，才贏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正如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所警示，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歷史選擇了黨，不等于歷史永遠會選擇黨。

當前，必須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全心全意做好群眾工作，力求做到執政權力來源符合程序正義和正當。只有切實落實憲法給予每個人的權利，讓社會充滿公平、正義的陽光，才能讓百姓在誠信的環境中有尊嚴地生活。

【4】網聞博評：百姓為市場經濟改革還要付出多少代價？

信用評級三巨頭連犯錯引全球叫罵，歐洲稱其為“不靠譜的法官”。

或許是東西半球時間差的緣故，這些西方“發達國家”發生的經濟與社會誠信危機，似乎還沒有納入中國專家的法眼。所以，中國人民大學的周孝正教授還在細致地給大眾講解：“誠信是市場經濟制度的根基之一，誠信缺失加大了社會運轉成本，嚴重影響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阻礙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發展，造成國家形象的缺損和公信力的下降”，“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已經解決了權力集權的問題。基本做到權力到了哪里，監督就到了哪里”，“美國學者福山也認為，東方與西方在誠信方面的區別，主要在于西方的誠信是靠很多法律規則、制度和宗教信仰，而東方則是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那么，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怎么就約束不了三大信用評級巨頭的誠信呢？這是否也會造成美國“國家形象的缺損和公信力的下降”呢？而美國又該怎樣“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呢？顯然，中國專家一般只會以“美國學者福山也認為”之類的西方教義，來給中國“治病”開處方。而且，一般也不大考慮自己開的“藥方”，在“發達國家”有沒有“臨床試驗”的成功樣本。否則，怎么不敢直接給美國的“社會誠信缺失”，開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藥方”呢？

“中國政府是從計劃經濟轉型過來的，政府對市場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還沒有完全轉變”。這樣的“病因”分析，就把中國社會誠信缺失和道德滑坡問題根源，一股腦推給“計劃經濟”體制了。也就是說“主要是制度安排出了問題”，于是“必須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似乎便順理成章了。此所謂，改革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還是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

但我們只要尊重起碼的事實，就應該承認如此等等的“社會誠信缺失和道德滑坡”問題，并不是出現在計劃經濟時代，而是最近30多年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改革發展才形成的。換句話講，亦如當前的通貨膨脹一樣，這也是改革發展“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那么，當我們已經發現，市場經濟體制的“發達國家”范本，也依然在“社會誠信缺失和道德滑坡”的漩渦里瞎折騰時，難道我們還要不惜一切代價地朝這個推進嗎？

如果真要說到法治文明和政務誠信問題，我們首先要拷問的是，各級國家機關的公職人員，都能夠忠實地遵守和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嗎？都能夠維護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嗎？都能夠尊重和維護工農大眾當家做主的法定權利嗎？都能夠信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嗎？如果是黨員領導干部，我們首先要拷問的是，你能夠忠于你的理想信仰和入黨誓詞嗎？你能夠忠于革命先烈和共產黨先輩們未竟的事業嗎？

這些基本的個人誠信和品質，才是政務誠信的首要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奢望腐敗墮落變節分子會有誠信，但我們還是有權拷問所有在職在編的國家公職人員的基本誠信。因為每一名國家公職人員的基本誠信，都事關社會道德風氣和國家形象。

改革的初衷和目標方向究竟是什么？所謂的市場經濟會否只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遮羞布”？百姓大眾究竟為這樣的改革還要付出多少代價？這個問題，才正是每一個國家公職人員必須以基本誠信來回答的問題！

【5】鑒古往而知興替，讓歷史告訴未來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日本危機：中國還要做“救世主”嗎？》、《貨幣戰爭：媒體也是殺人“武器”？》及《全球騷動：“西方病”還得用“中藥”》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回望來路，從“向錢看”爭先富，到接軌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到形成出口導向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再到貧富兩極分化和“黃賭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直到現在的美債危機和“輸入性通脹”危機，我們辛辛苦苦做出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大蛋糕”，卻原來并不定吃也不定用。頂多，只算是給救美國救歐洲救世界作出了“負責任大國”的貢獻。

為何會這樣呢？難道我們不正是從“向錢看”開始，便把“GDP大蛋糕”和美元貨幣真當成了自己的財富嗎？可到頭來，自己真金白銀的物質財富，卻被“虛擬”給了西方富國，而自己僅僅只是落了一堆“看起來很美”的數字和不斷貶值縮水的紙鈔！現在，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輸入性通脹”危機，還看不到盡頭。與其說這是以“東莞模式”為代表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了盡頭，倒不如說是“向錢看”的思維模式已經陷入絕境。拜物拜金，反而失財。自私自利，反倒自損自殘。

拜金拜富，就得學習世界上最富裕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接著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西方資本買辦精英通過世界輿論大合唱，順著中國人“向錢看”爭先富的“求學”愿望，又循循善誘地給我們送來了“科技崇拜”、“市場崇拜”、“GDP崇拜”、“法治崇拜”及“普世價值崇拜”等一整套“西洋套餐”。這里面最核心的教義，還是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簡稱“市場經濟”。

于是，在這個市場經濟的全球財富盛宴狂歡中，世界經濟繁榮景氣時，貧窮的中國人以血汗勞動供養美國和西方富國消費。而當經濟景氣低迷危機海嘯來臨時，遭受“血汗錢”縮水蒸發和“輸入性通脹”打擊最慘重的，還是貧窮的中國人。窮國供養富國，窮人供養富人，這究竟是哪門子的“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我們今天實現危機突圍的出路，同樣需要回歸到歷史的起點上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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