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無恥，是為國恥

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9日發(fā)文稱，一位“供職于北京某知名大學但希望匿名的教授”接受該報電話訪問時說：

“1945年8月，聚集在方正縣的日本開拓團成員主要是日本農民，而且以老幼婦孺為多。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人是在日本投降后等待遣返的非軍事人員，他們投降了，即使是軍隊，也還有優(yōu)待俘虜的政策，何況他們不是軍人。日本軍國主義把這些日本窮人弄到中國，他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這些人中有5000多人病死在方正，方正人民為他們修建公墓和立名錄墻，是人道主義的體現。現在弄成這樣，對戰(zhàn)爭遺孤的后裔并不公正，對方正縣政府也不公正。”（«北京學者：在輿論不當引導下 日開拓團石碑成為 民族主義發(fā)泄目標» 新加坡聯合早報 8月9日）

該匿名教授強調，日本開拓團成員主要是農民不是軍人，卻回避了他們是不是侵略者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日本官方文件中早有清晰的表述。1936年8月25日，日本廣田弘毅內閣正式宣布，將大規(guī)模向中國東北移民作為日本的七大“國策”之一：“向滿洲輸送內地農業(yè)移民，以大致二十年遷入約百萬戶500萬人為目標”。關東軍《對滿移民的全面方針和移民計劃案》規(guī)定，日本向東北的移民團主要職能是：

“在滿洲國內扶植日本的現實勢力，充實日滿兩國國防、維護滿洲國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為指導，以謀求遠東文化之成就”

這樣的定位是基于對日俄戰(zhàn)爭后政策的反思：

“沒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導致無日本人實際勢力存在的結果。……（如果）日俄戰(zhàn)爭后就積極移入眾多邦人，這次滿洲事變就不致于發(fā)生，即使發(fā)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結束，因此，今后務必要把培植我之實力放在第一位”

據日本方面的地圖，所謂開拓團遍布東北，尤其集中在黑龍江，這樣的布局一方面在于占領這里大量的良田，更重要的是配合關東軍的戰(zhàn)略重點：防范蘇軍，鎮(zhèn)壓抗聯。“作為對蘇防御、作戰(zhàn)上的軍事輔助者，以及關東軍的協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際作為關東軍的后備兵力”，“鎮(zhèn)壓反滿抗日武裝部隊”。為此，對移民的成員，《滿蒙移植民事業(yè)計劃書》提出“以在鄉(xiāng)軍人為主體”，《關于滿洲農業(yè)移民要綱案》則提出:“農業(yè)移民，是以在鄉(xiāng)軍人為主體。在警備上是屯田兵制的組織，具有充分的自衛(wèi)能力。”

可見所謂“開拓團”執(zhí)行的是日本吞并東北的國策，而且有著明確的軍事職能。匿名教授強調其為主要是農民，而掩蓋其侵略者的真相，是在事實判斷上的昏聵還是其價值取向使然？

為侵略者立碑，遭到了國民的強烈聲討，卻刺痛了匿名教授，稱之為“偏激的民族主義情緒”，否認這是在為侵略者立碑。這個判斷的背后是清晰的價值取向：對侵略者同情有加，稱之為“窮人”“受害者”，抱怨對其“不公”。

匿名教授進一步稱：“現在網絡上罵日本、罵政府比較流行，似乎只要罵日本、罵政府就是英雄。但要罵在點子上，罵準日本軍國主義這個目標，否則只能是逞一時之快，對社會進步沒有好處。”

這個邏輯就是，理論上可以罵日本軍國主義，而現實中卻因該為侵略者立碑。 

但匿名教授將“呈一時之快”和“社會進步”對立起來的視角起來卻值得我們深思。

日本走向現代主流文明始自1868年的明治維新，僅6年后，日軍就入侵臺灣，吞噬琉球，此后對華侵略戰(zhàn)爭持續(xù)不斷，直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可以不夸張地說，一部中國近代史就伴隨著一部日本侵華史。在中國，這是一部血淚史，而在日本卻靠擴張領土、掠奪資源、輸出商品、輸出資本緩解了資本利潤極大化造成的爆炸性的國內危機。

當年日本電影«望鄉(xiāng)»描述了從幕府末年（1897）開始，直到昭和初年（1920），日本政府為了積累資金發(fā)展資本主義，大力推行海外色情行業(yè)，將一些貧苦人家的女兒買到海外當妓女。1903出生的小林多喜二，描寫了他眼中社會底層遭受的殘酷剝削和由此導致的罷工。直面現實的小林多喜二深為日本統(tǒng)治集團痛恨，1933被片警毒打致死，時年僅30歲。事實上日本是東亞最早傳入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早在1904年就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包括李大釗、周恩來、陳獨秀、董必武在內的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都是先在日本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由此可見利潤極大化造成的社會內部矛盾之深重。

其實，所有先發(fā)資本主義國家都面對過類似局面，都試圖靠向外擴張來緩解內部矛盾，這才是日本不惜以蛇吞象的氣勢死死咬住中國的根源，所謂軍國主義，不過是問題的表象。戰(zhàn)后的日本，用經濟手段代替戰(zhàn)爭手段，主要不再依賴領土的擴張，轉而試圖占領產業(yè)鏈的上游，在“全球化”的旗號下，兜售所謂“雁行戰(zhàn)略”，先誘使、后迫使其他國家屈身產業(yè)鏈的下游，為其提供勞力、輸出資源、創(chuàng)造利潤、消納污染，借以緩解其內部矛盾。

而這一切，在我們的主流學者眼中，都是“社會進步”，對抗這種擴張的行為則被稱為“呈一時之快”。1932年1月21日，蔣介石發(fā)表《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稱“萬不可逞一時之快心，輕言絕交宣戰(zhàn)，而斫喪我四萬萬人民與中華民族之命脈”。看來我們的匿名教授與蔣委員長心有戚戚焉。

呈一時之快固然于事無補，但將一部付出了千百萬國人性命的歷史僅歸之于“軍國主義”，而不深思戰(zhàn)爭的根源，反將戰(zhàn)爭的根源視為“社會進步”，這樣的人在侵略戰(zhàn)爭的受害國里，居然成了教授，證實了中國教育系統(tǒng)的墮落。

更令人無言的是，這位匿名教授教導方正縣：“如果不以縣政府的名義為日本亡者立名錄墻，而以方正縣民眾的名義去做這件事，可能不會引起這么大的反響。”事兒是縣政府干的，卻要盜用“方正縣民眾的名義”，無怪乎一些官員動不動就堂而皇之地宣稱“我代表……”，原來這把戲是教授先生教的。這樣的教授只能讓國人想起龔自珍的論斷：“士之無恥，是為國恥。”（龔自珍《明良論二》）所以他只能匿名。

教授，恐怕你還是永遠匿名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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