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臺銘的理性
2011年08月02日,英國《金融時報》席佳琳北京報道:“富士康(Foxconn)董事長兼總裁郭臺銘表示,這家全球營收最高的代工電子制造商計劃在三年內在中國工廠大量采用機器人,使其在數量上趕上工人的人數。”
報道稱:富士康“雇有100萬名工人,但目前在生產線上只有1萬臺機器人。”“郭臺銘表示,富士康集團明年將擁有至多30萬機器人,到2013年將擁有100萬機器人。”
這意味著郭臺銘打算在兩三年內用機器人替換幾乎全部工人。
眾所周知,作為全球最大的包工頭,郭臺銘的巨大財富建立在數以百萬計農民工血汗的基礎上,廉價勞工是他最大的競爭優勢,沒有這個優勢,他在蘋果、戴爾們眼中一文不值。對郭臺銘的這個大轉身,摩根大通(JP Morgan)硬件技術研究主管郭彥麟(Alvin Kwock)表示,“這表明勞動力成本已不再低于資本成本。”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啟動機器替代人的過程。
站在郭臺銘的立場,權衡成本是理性經濟人的本能反應,何況機器人不會跳樓,不會鬧工潮,不會被極端思潮煽動,無論看經濟效益還是社會效益,這都是最佳選擇。
有人傷感地問:“這些被取代了工作的工人,又該投向何方,學些些什么新技能呢?”邏輯上郭臺銘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有人憤怒地要求:“一直以來,我相信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員工的低收入,低保障,高技術。企業的盈利是這些工人帶來的。現在公司不能拍拍屁股,就可以用機器人了,應當把這些年所欠福利返還給員工,比如欠員工的能夠在整個社會所用的技能培訓福利,教育福利等等”。這說說泄憤無妨,卻于法無據,當初政府就是靠廉價勞力“招商引資”的。從法制社會的立場,說郭臺銘違法,需要證據。
當今主流的經濟體制講究資本利潤極大化,郭臺銘無疑是其中的優等生;當今主流的社會理論基礎是法制、契約,農民工向郭臺銘出賣勞力是你情我愿,不是山西黑煤窯那樣拐騙捆綁,何過之有?
既然問題不在郭臺銘,就只好寄望于農民工自己了。富士康方面稱:希望雇員“向價值鏈上方攀升,超越基本的制造工作”。網上有人就此提出:“人類應該從事更多具有點智商的工作。”多么美好的愿望。但若你是長期從事單調重復勞動的農民工,想變成程序員或系統分析員,豈非鏡花水月?即便你是程序員或系統分析員,誰不在憂慮自己的職業壽命?
更深一層,利潤極大化機制在中國運行30年,就導致了資本的急劇膨脹,導致了產能與購買力日漸擴大的失衡,導致了資本和勞力的同步過剩。根據«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2008年新增的逐利資金中已有20%無法在實業中找到投資機會。這樣的機制若再運行30年,被機器替代的豈止是農民工?事實上,現在大學生已經面對了就業困境。
照此下去,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能力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越來越少的“高智商”工作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沒了飯碗,越來越多的人口在利潤極大化的經濟機器中失去價值,成為“垃圾人口”,而越來越小的精英集團靠資本、智力、權力就可以自成一體,多么美好,----這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匹斯(Olympus)之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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