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痛哭說明了什么　　
------談中國私有制改革的破功
如果不是網上提供的視頻錄相，我還真不相信世上真有這樣痛徹心肺的人，其情其景，不禁催人淚下。如果不是他有什么特別大的冤屈，他也不會哭成這個樣子，如果他有其它什么地方可以傾訴的話，他也不會長途跋涉，大老遠來到西柏坡，跪在毛主席故居前長跪不起。農民的痛哭讓我長思，想起了嚴重的三農問題，想起了強拆，同樣也想起了曾經讓人感動不已的“包產到戶”與“改革開放富起來”的故事與神話?，F在，我在想，農民痛哭說明了什么問題？
第一、農民痛哭，說明農村改革改到了盡頭?！　?
三十年前，一場運動轟轟烈烈，從農村開始，那就是“包產到戶”。這個運動本來在1960年就要開始，只是由于毛澤東的批評，一直沒能開展起來。只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后，運動的阻力沒有了，“包產到戶”才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有人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新時期的偉大革命”。一個新的典型樹立了起來，------小崗村成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18個率先分田的農民稱之為“十八勇士”被載入史冊。為此，有人寫了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傳唱了很久。
可以說，那時動靜搞得很大，在一次國慶游行隊伍中，“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的字眼，曾經進入過歷史的長鏡頭，開改中農民第一次吃飽了白面饃頭，開始享受幸福生活，含著熱淚說“改革開放富起來”時，對下一代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當然，那時也絕對沒有想到，三十年后他們中還有有人會跑到西柏坡跪在毛主席故居前痛哭。  
這一哭，道出了農民三十年來上當受騙的苦水，這一哭說明“包產到戶”只是暫時的幸福，幸福過后就是苦腦，就是無盡的無悔。這一哭，說明包產到戶的路走不通。這一哭宣告了改革在農村的徹底破產。這漫長的三十年改革史經歷了“興奮期”、“苦惱期”與“絕望期”三個階段。
三十年前，當萬小崗的包產到戶成功信息傳遍中國農村，包產到戶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必然方向時，剛剛習慣于集體勞動的中國農民，雖然說心里也不愿意，但是當他們一試這延用了幾千年的個體勞動方式時，隱藏在他們心底許多年的自私心理還是發作了，對這種生產方式具有驚人的適應能力，很快就爆發出罕見的勞動積極性。包產到戶政策當時很快見效，當年或次年就獲得了糧食大豐收，讓他們過上了“幸福生活”。這一出人意外的成功，給他們打了一劑強心劑，使他們輕易地告別了短暫的集體勞動方式，以更大的精力與熱情投入到個體勞動中去。他們的行為以及短暫取得的成功，也從事實上摧毀了中國興起不久的人民公社制度，告別了毛澤東的合作勞動路線，為吹響了資改派以“瓜分集體財產”為特征的經濟體制改革號角。這也是改革初期的“興奮期”。
短暫的興奮過后，就是“苦惱期”。這種苦惱，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包產到戶政策實行后，農村社會重新陷入一盤散沙的境地。給社會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難。首先是村級管理、鄉級管理缺乏管理經費，許多公共建設無法投入。這種狀況，使得中國沿用幾千年之久的“捐稅攤派”制度又一次在中國農村復活。一時間，各種稅費以及勞動用工相繼而來，不少地方攤派過重，成為壓成農民頭上的一大負擔。本來個體經濟規模與實力就小，抗風險能力就不強，一遇負擔過重，自然會影響生產投入，經濟收入與產量都會受到影響，使不少農民重新陷入貧困狀態。另一方面，隨著農業生產越來越現代化，無論是生產需要的化肥、種子、農藥，還是出售農副產品，都嚴重依賴于市場，與社會其它行業形成密切協作的經濟合作關系。而以個體勞動為特征的包產到戶，由于一盤散沙，無論是個體經濟實力，還是經營能力都受到限制，無法與越來越社會化組織化規模化的市場經濟接軌，導致農村市場無序競爭，就象現在中國的國際貿易一樣，玩成了“大數原則”，“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結果是“化肥坑農、種子坑農、農藥坑農，谷賤坑農”，什么都坑農，致使農村進一步陷入貧困狀態，出現了嚴重的“三農問題”。這是農業發展的苦惱期。由于三農問題的存在，種田不掙錢，而生活費用不斷增高，在此壓力下，農民被迫拋荒土地，背井離鄉，外出打工。
隨之而來的就是絕望期。近三十年來，由于改革開放，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城市化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中國農村的破敗，農民的離鄉外出，正好為打工型企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因此，在中國大地上也出現了“農民工”這一群體。農民工是中國社會最奇特的一群，他們最能吃苦耐勞，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杰出了貢獻，以致中國農民工曾經上了美國的雜志封面。但是他們卻不能融入當地社會，他們的貢獻最大，但是工資待遇最低，沒有社會保障，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學，老來無依無靠。就象《春天里》所唱的那樣。當經濟危機來臨之時，他們又是最受沖擊的一群。迫不得已，等他們回到農村時，發現一切都變了，原來賴以生存的土地，現正在被人打主意，準備流轉。近年來房地產的發展，招商引資的擴大，以及外資農業的深入，使得當地官員發現原來拋荒的土地還有更大的利用價值，因此，他們也就不顧當初和農民簽訂的土地承包約定，在不征求農民同意的情況下，就把農民賴以生存的命根子賣掉，就象十五世紀末的英國農民一樣，徹底將農民變成一無所有的廉價勞動力。當農民發現時自已已徹底一無所有，生存受到巨大威脅的時候，如何能不痛哭呢？也是他們最絕望的時候。
到這個時候，持續三十年來的農村改革，終于劃上了一個句號?；叵脒@三十年來，一件件一幕幕，仿佛就是一場夢。只到一無所有時，他們才知道，他們是世界上最傻的一群人。真的就象那被人拐賣的婦女一樣，已經被人賣了，還在幫人數鈔票呢？真是他們不出力不勤勞嗎？非也。只是他們覺悟不高，三十年來一直迷戀于改革者為他們描繪的迷霧中，只有私有制才能過上幸福生活，只有個體勞動，才能提高效率。結果呢？
這個結果也包括那個改革開放的第一村-------小崗村在內。因為小崗村三十年一直未進致富門，而且還活活累死了一個為它謀利益的書記。

第二、農民痛哭，說明單純的私有制保護不了個人權利?！　?
中國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私有化的過程。土地承包，是將土地等生產資料從集體所有制變為個體所有制的過程。后來的工廠制度改革，也是在某種意義將經營權由公有制（合伙經營）變成“個人經營”的過程。也就是由“公”變“私”的過程。無論是后來的公司制改革、企業轉制，還是變賣企業，或者招商引資，都體現了一個主題：即公有制轉為私有制的過程。這是當代中國不可逆轉的趨勢。
私有制現在也成為一些持有“普世價值”觀念的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公開觀點。一些經濟學家在談到深化改革時，不約而同地談到，現在要公開拋開社會主義這個遮羞布，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革正名的時候?？偠灾?，他們會為“私有制”堂而皇之地大講特講。他們將他們這三十年來的改革謂之“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有人說，人不為已，天誅地滅，自私是人類天生而來的本性，也許只有自私，才能符合人的本性。這種解釋也符合大眾的心理思維，正因為這一點，三十年來，一場實為私有制改革的改革才能順風順水一路走來，走到了今天。只到現在，還有不少人會贊成“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觀點。
而農民的痛哭，說明了這種觀念的錯誤?；叵肴陙?，他們一步步走過來的路，說明也正是這種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自私觀念害了他們，害得他們走到現在一無所有的地步。
為什么會這樣認為呢？
我認為，自私觀念也好，人不為已天誅地滅觀念也好，私有制要能存在下去，必須得保證財產占有者的所有權存在。用農民的話來說，就是土地所有權或經營權，有工廠投資者的話說叫做“產權”，用其它財產所有權的話說叫做 “物權”。比如說城市居民，自已的住房就得有“房產權”。這些權利都屬于個人財產占有權利，如果這些權利都不能保全，談何“私有制”？為什么要談到“土地經營權”、“產權”或者“物權”這些個人權利呢？這是因為現在普遍存在的強拆使房產權丟失，土地強征正在迫使不少土地私有者的物權權利丟失。使他們的私有權特征不能體現，同時也使私有制維持不下去。
談到私有制，人們會問：什么是私有制？我認為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即從生產資料占用方式上解釋：即一個公司就是一個勞動者組織，生產資料不歸全體勞動者所有，而壟斷在某幾個勞動者或勞動組織以外的某些人手中，那就是私有制。另一種解釋：即財產的私人占有制度。為了分析問題的方便，我在這里取財產的私人占有制度之意?！　?
私有制分為廣義私有制與惡意私有制。廣義私有制是指全社會成員普遍擁有個人財產的私人財產占有制度，這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自然存在的，它以各種法律規定的“物權”而體現。惡意私有制不是一種財產占有制度，只是某些人頭腦中的思想意識，即只考慮自已的私人利益，多撈多占公伙集體的財產或他人的財產歸自已所有的一種思想意識或沖動。
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中，廣義私有制是一種普遍財產占有制度，在每一個人來到這個社會或新到某一環境前，這個社會的財產占有都有一定的秩序，各有其“主”，以不同的“權”分屬于不同的財產占有者。每一個人要想獲取屬于自已的財產，必須遵守這個社會中大家共同認可的游戲規則來獲取。在獲取自已的財產時不能無端占有他人的財產，侵占他人的私有財產占有權。這也是私有制度必須遵守的原則。即“秩序”，這種秩序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體現，就是制定的各種“法律”“制度”“公約”。如果每個人都能遵守“法律”，那么這種廣義私有制就能維持下去，個人利益就能保全，不會走向極端。問題往往是某些人依仗自已擁有的強勢地位，不遵守廣義私有制的原則，依照“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惡意私有制思維方式，不擇手段地奪取其它財產私有者的利益，導致他人經濟上的損失、政治上權利的丟失。將自已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基礎上。破壞了這種秩序。
廣義私有制是現代精英們忽悠公眾的重要議題。比如說三十年前的土地承包，如果精英們不是許諾廣大農民每人都擁有自主經營的權利，人人有份，大家也不會被他們忽悠得心花怒放，跟著他們走。如果“經濟學家”不是許諾公眾可以在經濟改革中獲得若干好處，即更大的私人利益，大家也不會被他們忽悠，為他們的私有制搖旗吶喊。特別在化公為私的過程中，“廣義私有制”是他們手中最重要的武器。許多人也被人人有份的“廣義私有制”所迷忽，成為私有化過程中的重要支持者。
惡意私有制是精英們必然追求的思維方式。當公眾財產被瓜分完畢，這個世界上物有其主時，那些持有“人不為已天誅地滅”惡意私有觀念的人，就再沒有其它財產被他們占有，于是他們便開始打“物有其主”者的主意，通過各種手段來奪取其它私有占有者的財產，這樣便嚴重侵犯了其它人的財產私有權。于是社會關系便日益緊張起來。也就是“惡意私有制”與“廣義私有制”發生了嚴重的沖突。
現在的人，只知道精英們倡導私有制，并認為私有制能讓自已獲得更大的好處。沒有想到個人在獲取私人利益后如何才能保全自已的利益?，F在農民的痛哭就是私有財產占有者保不住自已財產的具體體現。農民痛哭還告訴我們，到手的個人利益還得靠集體力量才能維護保全。片面私有制的路走不通。

第三、農民痛哭，說明中國個人利益的實現還得靠團結與合作?！　?
通過分析私有制形成的條件，我們可以知道：私有制的形成，首先存在于一個人群聚居的地方或者環境。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比如說魯賓遜居住的小島上，私有意識觀念是不強烈的。在一個只有一戶人家的山村窩鋪，人們的私人占有觀念也不強烈。只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比如說城市、 交易市場和企業中，等某項財產的歸屬權需要明確時，私有觀念才會強烈起來。
私有制的存在，首先是為了人們生活的需要。在這個世界上，人們需要生活下去，需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是私人財產占有制度，這是人能夠生活下去的物質保證。另一條件是處理好聚居群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也即利益關系。因為在社會分工越來越發達的今天，每一個人都必須與他人合作才能生活下去。沒有他人的合作與協作，一個人很難生活下去。
就比如那個大學教授賀**，他每天生活就需要有人給他供應食品、疏菜等勞動服務。如果社會上沒有人給他提供這一方面服務，他大學教授的生活就過不成了，必須會屈尊從事種田種菜等這種下等勞動的生活。如果他不具備這方面的才能，他只有“餓死”一條路可走。相反，他要想讓別人給他提供這方面服務，即占有別人的勞動，實現財產占有權的轉移，就不能打無償占有的主意，必須將他個人的財產權轉移一部分給人家，即付費。這就是在廣義私有制情況下處理人與人關系的游戲規則。只有這樣，這種合作才能進行下去。如果某個人不遵守這一公認的游戲規則，只想著“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或他人的利益，那么，別人就不會再為他提供服務。因此說，惡意私有制是廣義私有制的天敵。它必然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合作關系，從而使人與人的關系緊張起來。
通過農民土地承包方式的演變，我們知道，農民的土地經營權要想保全，實現保值、增值，還必須走集體協作這條路，依靠分工協作能力互補的方式提升生產能力，提高勞動效率與管理水平。這一點已被資本主義的大農場發展方式所證明。也就是通過合作勞動的方式辦個人勞動力所不及的事提升生產力，以便與不斷發展的現代農業管理方式相適應。在集體勞動的過程中，農民還必須拋棄過去那種單打獨斗的工作方式，增強團隊意識，學會與別人合作，樹立責任與義務的觀念，必須拋棄那種隨意作業的意識，學會規范作業與標準意識，樹立質量觀念，這樣才能提高產品質量與服務能力，在集體勞動的過程中，農民還必須學會不斷學習與自主創新，增強自身的業務素質與工作能力。也只有在分工協作的勞動中，每一個人才能找到適合自已干的工作與位置。使得自己的價值得已發揮。
這些東西都是國外資本主義企業對他們的員工所要求的必備素質。國外資本主義的企業，也只有靠集體協作勞動的大企業才打敗了單打獨斗的小手工作坊。我們的農民勞動，每年辛苦不至，到最后仍未逃避美國孟山都這樣現代農業集團的打擊，原因就在于我們的個體勞動方式無法取得與美國農業企業集體勞動那樣的進步，無論是生產效率，技術進步，還是管理水平都無法相比，最后落敗。
資本主義的股份制應當是眾多資本家共同投資的集體企業，也是私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合作。在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中，對于廣義私有制的權利觀念表現得極為明顯。即在整個企業中，所有股東的投資作為一個整體，以公司法人的身份出現，不分彼此，統一運用于公司經營，體現了合作經營的威力。在財產保全、資產管理與利益分割方面，各個投資人的股份分得清清楚楚，利益不能無端被他人占有。這也是私有制的體現。換句話說，也就是公伙求財，不能相互坑人，在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財產安全情況下求得共贏。只有這樣，合作才能進行下去。
我們可以知道，為什么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里，法制觀念這么強？這是因為，這里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私人利益關系，只有靠這條條法律規則去劃定與約束。那里的投資者既想保全自已的利益，又想使合作進行下去，于是他們就特別注意運用法律這個工具來調整關系。而我們的私有制為什么進行不下去，就是有人只愿意強調自己的私人權利，而不愿意尊重他人的私人權利，即惡意私有制在作崇。我們知道，在1993年以后的企業改制中，不少企業都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都沒有成功，就是因為，他們普遍尊崇“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惡意私有的思維意識，只追求自已的利益最大化，不注重他人利益的保全。在進行經濟交往的過程中，做出了許多損壞他人利益的事。比如說，企業主管，不是尋求怎樣維護全體投資者的私人利益，而是設法謀取自已的好處，使企業利益分配向自已傾斜，做出了有損其它股東的事。各類職務人員利用職務經手之便，直接從經手業務中獲得好處。結果公司經營效率與它的設計者預想的相反方向發展：經營者不是通過努力經營，提高企業經營收益而獲取收益，而是利用強權迫使公司全體投資人的利益分配向自己傾斜而獲取好處。其它投資人，特別是職工股東利益嚴重受損，從而失去了對公司管理人的信任。嚴重影響了股份制公司管理效率的發揮。使得公司制改革最終變成對大部分職工個人利益的直接掠奪。
在九十年代初，當土地承包政策實行十年之久，其弊端已經充分顯現，社會上迫切需要將已經包產到農戶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統一經營時，由于私有制特別是惡意私有觀念的泛濫，以及其在股份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反作用，人與人的信任程度已經大大降低，極大地損害了合作經營的名聲，使得農村本來應當通過土地等生產資料入股經營重建合作社的趨勢被打斷。使得農村土地經營政策走了公司加基地加農戶這條路。也叫雙層經營。這是典型的大資本對小農戶的協作方式。由于惡意私有觀念的存在，無論在經營管理過程中，還是利益分配過程中，實力原則還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使得農民的利益繼續受損。因此，走到了今天這樣痛哭不已的地步。
直到現在，我們國內的不少“經濟學家”，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仍然一直是惡意私有觀念的積極倡導者。使得中國改革一直朝著“個人分集體財產”，“大資本坑小資本”，“強權損害弱勢群體利益”這樣一條掠奪型道路上一直向前沖。在改革中，改革變成了搶劫，管理變成了盜竊，品牌建設成為造假坑害，人與人信任全無，猜疑代替了合作，一個個組織解體，一項項管理癱瘓，一個個危機險現。為什么？惡意私有制為之。而經濟學家們強調的就是只顧個人利益不顧他人利益的惡意私有觀念，正是始作俑者。不過，我們可以知道，他們強調的私有制與西方人強調的私有制觀念有所不同，也與我們普通大眾理解的私有觀念不同，他們的私有制是掠奪型的私有制。依照他們的理念，人與人的誠信根本建立不起來，人與人的合作也建立不起來。社會更無從談得上發展。社會的發展，個人利益的保全，還得靠團結與合作。

第四、農民痛哭說明丟掉了階級斗爭，自已的權利就無法得到維護?！　?
在文革剛結束那段時間內，“階級斗爭”是一個令人討厭的詞匯，因為一提階級斗爭，馬上就想到了文革，想到了十年內亂。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接受教育的結果。在那一段時間里，“經濟建設”是令人興奮而又充滿希望的字眼。誰都是希望在機會來臨時能夠一展身手，發展自已，實現自已的個人價值。相信那個時期的青年人都有自已的夢。因此，“個人價值”、“個人奮斗”、“經商”、“掙錢”、“下?！本统蔀榉浅r髦的字眼。與此同時，“理想”、“信仰”“追求“等政治詞匯就隨著經濟大潮的來臨而遠去，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在那個時期，還談不上維權。因為那個時期，“政治家”們正忙于清算“文革”，他們把自已打扮成拔亂反正的 “解放者”，是人們“二次解放”的大恩人。人民對他們的信任達到了頂點。當然，在經濟上，改革還剛剛開始，人們忙于“瓜分”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那點家產。正在落實財產由“公”到“私”，由“無主”到“有主”的的過程。這段時期，大家都達到了好處，感謝還來不及呢。因此，談不上維權。
什么時候開始談維權？就是某些強勢集團的“惡意私有制”觀念急劇膨脹，借助強權開始肆意掠奪他人權利，導致他人個人權利不斷丟失的時期。等個人的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就需要維權。這個時期，大約在九十年代。當時，首先是一些國營企業的工人勞動權利受到損害，因為他們被“減員增效”、“勒令下崗”。不折不扣地變成了“無產階級”。“醫改”、“房改”、“教改”，使消費者又重新背起了三座大山，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成為這時期的真實寫照，相等大一部分社會成員個人利益受到損害，畸形的房地產開發以及片面的招商引資，使得強拆、強征成為社會上的普遍現象。個人權利進一步受到了傷害。更不必說早已成為嚴重問題的“三農”問題?？傊?，等大部分社會成員普遍到手的利益轉眼間又丟失的時候，人們的維權意識開始強烈起來?？梢哉f，維權就是維個人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之權。只有等“惡意私有制”與“廣義私有制”發生嚴重沖突的時候，維權觀念才更加強烈起來。
有人說，我們國家不是一再強調法制建設嗎？不是一再標榜要建設成一個“法制社會”，依靠法律來維護自已的權利嗎？并將特色時期的“法制社會”與文革時期的“人治社會”相區別。最近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可能會打破人們的幻想。那就是“藥家鑫事件”。本來，一件很平常的交通事故，因為藥家鑫下來殘忍地捅了傷者八刀，才使事件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如果按“法制社會”的精神理解，“殺人償命”就是自古以來的道理，也是法制維權的樸素解釋。但是就是這樣一起轟動全國的殺人案，卻有那么多的媒體為他助威，那么多的學者精英為藥家鑫開脫。特別是那個賀衛方，一個著名的法學專家，居然不顧法學家的職業道德，不顧藥家鑫本人都已經承認了的殺人事實，居然舉起了“程序正義”的旗幟來為藥家鑫殺人開脫。難道“程序正義”就能代替了“殺人償命”的道義嗎？這件事幾乎動搖了三十年來“法制建設”的根基。還算當局者頭腦冷靜，“依法判處”殺人者死刑。如果有人義氣沖天，一時沖動，順了“程序正義”者的心愿，那么“依法辦事”的旗幟就徹底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藥家鑫案件的受害者張妙是幸運的，她在大眾的關注之下，伸張了正義。還有眾多的受害者就沒那么幸運了。比如“我是李剛的兒子”的受害者，杭州“70碼”事件的受害者等等。這說明，法是人定的，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執行的時候可以靈活機動。“程序正義”就是為靈活機動而設置的。雖然說這三十年來，國家大力加強了法制建設，制定了眾多的法律，使得許多問題的解決都能找到法律依據，但是如果執行時有法不依，再定多少條法律都失去了意義。近年來，法院流傳著“吃了原告吃被告”說明了什么，也就是說當法官的執法依據不再是明文制定的法律條款，而是原告被告送給他的金錢財物數量。歸根結蒂還是經濟實力決定維權結果。
金錢不是決定法院判決的唯一影響因素，權力的影響更大。雖然說這幾年來，國家一再強調“司法獨立”，但是由于潛規則的存在，以及法院的人事、經費、執行條件諸多方面受到地方的限制，加上社會上“官官相護，互惠雙贏”的影響，使得法院在判決時更傾向于權力而不是法律與公平。再加上親戚朋友同學等各種社會關系，人情的影響，使得法院的判決更難傾向于法律與公平?？偠灾?，一句話，這三十年來的“法制建設”敵不過“人治特色”，依靠法律維權僅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對待這個問題，毛主席早就看到了它的結果。從60年代的“信陽事件”中，毛主席早就看出，中國社會官僚主義的遺毒還是非常嚴重的，依靠“以官制官，以權制權”，最后都敵不過“官官相護”，受害的還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要想維護自已的權利不受侵犯，只有團結起來，集體維權。毛主席將它概括為階級斗爭，并一再告訴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戰爭時期，當億萬農民行動起來，奪取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自已所有，建立農民自已的土地私有制度的時候，毛主席就積極倡導農民兄弟，說農民要想保住自已的土地財產不被地主重新奪去，只要團結起來，依靠集體的力量保田衛家，才能過上好日子。這樣農民才在歷史上第一次行動起來，打敗了地主階級的反攻倒算保住了自已的土地財產。
等信陽事件發生后，毛主席認為，農民要想保住自已來之不易的權利，并防止中國GCD內部滋生的腐敗以及特權意識漫延，危及工人農民群眾的利益，群眾只有團結起來，行動起來，監督政府，行使民主權利，群眾的利益才能得到保全。毛主席將之概括為“階級斗爭”。為此，毛主席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以此教育群眾，促使群眾早日覺醒，做新社會的主人。
到現在，一切有產階級還對階級斗爭切齒痛恨。那么說，階級斗爭觸到了他們的痛處。什么是階級？階級是在生產關系中處于不同的地位的人們的集團，其中一個集團由于占有生產資料因而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或者說階級就是根據個人擁有財產的多少與地位的高低將社會上所有成員劃為不同等級的集團。處于地位高的人，因為地位特殊，加之運用其它不正當手段，占有地位低的人群的勞動而變得越來越富有，就成為有產階級，資產階級或富人集團。而另外一些人由于處于被剝削地位，社會勞動一再被剝削而變得越來越窮，成為無產階級或窮人集團。過去在文革中，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就象美國人所說的“均質社會”，大家感覺還不明顯。等社會發展了三十年后，回頭再看，社會不是又一次分化為富人階級與窮人階級了嗎？
階級也是一種階層內的共同認同感，是一種集體意識。比如說那些精英集團，他們就有階級集體認同感。象茅于軾，他不但攻擊毛澤東，而且也發表了不少鄙視普通人民的言論，將人民視為草根，自已貴為貴族。那個名嘴易中天不是主動向茅于軾靠攏，發表了“誰反對茅于軾誰瞓覺不是人”的言論嗎？人家早已有了認同。事實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在“先富起來”的號召下，早有一批人通過各種手段富了起來。在他們富了起來后就有了自己的利益。也有了自已的階級意識與認同感?？傊?，是他們先形成了一個階級。社會上曾流傳這樣一個概念，“弱勢群體”。自從有了這個概念，中國社會就分野了，重新分為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兩群，或富人集團與窮人集團，或者“精英集團”與“草根階層”等不同說法?？偠灾A級在中國社會是重新出現了，這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這里再說個人難權。當中國社會階級重新出現，或強勢集團形成后，作為弱勢群體的人民，如何維護自已少得可憐的個人私有財產安全呢？一般說來，維權之路有四條，其一，是社會上出現“清官”，為民請命的官，敢為人民仗義執言，象古代的包公，海瑞。問題是在當今屁股決定腦袋的今天，這樣的“清官”有多少？能滿足人民大量的訴求嗎？其二，訴諸于法律，問題是當法官被腐化，一屁股坐到強勢集團哪邊時，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有多少？其三，個人訴諸極端事件。如火焚自殺，臥軌自殺，跳樓，或者制造暴力事件，鬧出一些動靜。這樣，在短時間內，可能會解決問題，但是時間一長，統治階級有了防范，問題還是無法解決。這一次，深圳開大會，不是將上訪者視為假想敵而預演嗎？其四，階級斗爭，就象毛主席所說，同一階層的人，共同的階級意識，共同的階級訴求目標，將他們團結起來，共同行動，為目標而奮斗。無論是戰爭年代的武裝斗爭，還是和平時期的文革，都是階級斗爭不同時期的具體表現。只有階級覺醒，并為之共同行動，堅決斗爭，才能達到保全自已的權利。
因此說，階級斗爭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在新時期更加尖銳，更加激烈。那些精英們之所以痛恨階級斗爭，是因為他們害怕階級斗爭，害怕被他們蒙蔽已久的人民覺醒，在共同的階級認同道路上團結起來，堅決向他們維權，討回自己失去的個人權利。而農民之所以痛哭，是因為他們作為弱勢群體，被壓迫階級，雖然已經感覺到了吃虧上當，但是他們還被繼續蒙蔽，不能在共同的階級認同意識上團結起來，果斷地開展階級斗爭，他們還在為苦苦尋找維權道路不得而痛苦。
他們的痛哭正代表了毛主席晚年時的擔憂：我們的群眾將來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在西柏坡痛哭的農民只是中國億萬農民中很少的一部分。不知中國還有多少農民正經歷著他們這樣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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