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讓這些唐山市漢沽管理區豐鎮北陳村的村民在革命圣地西北坡面對毛澤東故居放聲大哭呢？原來是這些可憐的農民土地被非法征用，且得不到應有的補償，又無處討說法情況下的被逼無奈才到毛澤東故居前失聲痛哭。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那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已經相當富裕了。按那個設計師的想法，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早應該帶動后富起來的人，達到那共同富裕這美好童話。可是殘酷現實總讓設計師的夢想落空。社會貧富分劃越來越重，馬太效應越來越靈。中國有句老話叫作“為富不仁”，說的是人富有了之后就會缺少仁義之心，追求財富不會有仁義之舉。讓先富起來的人有仁人之心帶領后富的人達到共同富裕簡直就是與虎謀皮，只是那位可愛的老人的一相情愿而已。那位老人不知道“為富不仁”嗎？不可能！以他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對中國人性的洞察，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既然知道卻偏偏想什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人幫助后富的人達到共同富裕呢？這除了別有用心之外，再也找不到好的解釋了。
毛澤東在1947年“十二月會議”上就提出了三大經濟綱領，那就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人；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保護民族資本。”而現在呢？可能也是三大經濟綱領“沒收農民的土地（也包括居民的房屋）歸資本家所有；賤賣國有資產歸官僚所有；保護壟斷產業以更好的剝削人民”。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一個政權執政時間的長短不是由其執政手段多強硬，國家機器多強大所決定，而是由它為人民做了什么和怎樣做所決定的。
六十多年前，擁有八百萬部隊的強大的國民黨權與相對弱小的共產黨政權進行了三年多的斗爭，最終以國民黨政權退守臺島、新中國成立而告終。想想當時的國民黨是什么情況，統治階級腐敗無能，物價上漲，貪污成風，“文官貪財又怕死，武將怕死又貪財”，對人民橫征暴斂。而共產黨精誠團結，上下一心，為建立新中國成無私奉獻自己的生命，將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并且建立最為廣泛的統一戰線，爭取社會進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有著最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因而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了國民黨的政權，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現在共產黨已成為執政黨六十多年了，可國民黨的歷史卻在這個政權身上重現著。套用杜牧的那段話可能會更形象些，“國民黨無暇自哀，共產黨哀之，共產黨哀之若不鑒之，復使……”
現在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每個人像沒有靈魂的肉體。生活的目標、人生最大的價值就是金錢和權勢。人還有幸福感嗎？吃的東西已經沒有讓人感到安全和放心的東西了，就連空氣和水都是受污染的。老百姓還有生存的尊嚴嗎？土地房屋隨時都有被強征和強拆的危險，官二代、富二代隨時都有可能奪去你的生命。現在的中國社會讓人越來越沒有信仰了，上至達官貴人，下至普通群眾都像是被金錢和權勢驅使的行尸走肉。什么都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教育可以產業化，培養人才已經不是教育的最終目標了，用教育的手段賺取利潤才是教育的動力。出現什么寶馬教授，殺人學生也是不能避免的了。因為教育的追求不再是教書育人，教育也根本沒有想教出杰出的人才，現在的學校也沒有可以教出人才的人。教育這樣產業化的結果，是中國再也不會有學術大師了。醫療可以產業化，不再以治病救人為醫護人員的天職。當們生命保障的醫療機構以賺取統利潤為標準時，出現手術紅包，藥品回扣，天價醫療費還奇怪嗎！將社會上最不能產業化的兩個行業——教育和醫療——一個醫治人思想道德，一個醫治人身體的行業進行了產業化，其他的問題，如食品安全，環境污染、貪污腐敗等等方面出現嚴重的問題也就可想而知了。
現在社會越來越兩極分劃，人的思想也在兩極分劃，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至死都要維護現有的體制，以便能永遠享受自己的財富人生，他們對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個人的痛恨和辱罵也最為強烈，如茅于軾之流。也就是某個著名的經濟學家所講的5%的社會精英們。而那些生活在社會中下層，靠勤勞而永遠不能致富的人們，也就是某個著名的經濟學家所講的95%的社會反動和阻礙社會發展的群體（真沒想到會有這么多人）。他們懷念的那種沒有官場腐敗、社會清廉、人民思想道德高尚的毛澤東時代。
有個成語叫作桀犬吠堯，說的是夏朝最后一個君王殘暴的桀癸，他養的狗老是對著圣賢的唐堯狂叫。堯非不賢，而桀犬吠之，何也？有人說狗沒有思想，對著唐堯狂叫是他的本能。非也，狗也是有思維的，要是沒有思維，它為什么不對著桀癸吠，也不對著桀癸養的其它的狗吠，而單單對著唐堯叫呢？原因是桀癸養了它，它的吃住全都依賴桀癸，桀癸是他的主人，維護桀癸的利益是由它的立場所決定的，吠堯也是由它的立場所決定的。不論唐堯賢與不屑，它都要吠之。因為不吠它就沒有飯吃，它要是吠了桀癸它就沒有命活。以這個道理來解釋茅于軾之流對毛澤東的攻擊就很好理解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定的法律數不勝數，那么中國是個法制社會嗎？不是的，這三十多年不是的，建國六十年來不是的，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從來就沒有過法治。1949年以前是人治社會好理解。毛澤東時代是人治社會好理解，在1967年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手拿憲法文本，照樣被紅衛兵關押，這當然不是法制社會。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制定了這么多的法律法規，怎么還不是法制社會呢？中國有了拆遷法、物權法可是強拆、強征、野蠻拆遷少了嗎，老百姓手拿拆遷法、物權法卻依然保護不住自己的財產，這是法制的表現嗎？犯了同樣的罪，“我爸是李剛的”官二代和農民的兒子判刑能一樣嗎？家產上千萬過億的人犯罪能和普通百姓一樣判刑嗎？即便是入獄之后，陳良宇之流能和普通百姓的待遇一樣嗎？法制社會是這樣的嗎？中國的法律和西方的法律一樣都是人制定的，而不同的是中國的法律從最早的《呂刑》開始到今天都是向權貴低頭，向金錢低頭。法律都沒有尊嚴，人能有尊嚴嗎？這樣的社會老百姓情何以堪？既然都是人治，老百姓當然想讓真心為民辦事的人來治。
唐山被非法強征土地的農民在毛澤東故居前失聲痛哭的事，說明老百姓心中有衡量的標準，老百姓心中清楚¬----誰是真心為人民服務的；誰又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幌子而正在為人民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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