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所謂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說人們口頭語言所表達的，往往并非事物的本質。就像所謂道德或不道德之辯，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道德一方有理，不道德一方無理。但豈不知，爭論雙方的道德本義及標準常常會是截然相反的。當今社會的“道德滑坡”，實際上就是大家共同信奉的道德底線崩潰所致。所謂民主與不民主之辯，情形也大抵如此。所謂包容與不包容之辯，道理同樣如此。恰在此時，在中國又有了“異質思維”之說。這里倘若不細察思維之“質”究竟“異”在何處，卻只講包容與不包容，則難免有偷換概念之嫌。所謂文人玩文字游戲，忽悠之妙即常在于此。

卻說這個包容與不包容之辯的標的，便是“異質思維”。而這個“異質思維”一詞，本身就是語言文字的時代性發明創造。而與此同類語境的詞匯，便是曾經風靡一時的改革“新思維”。盡管后者的發明使用權屬于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但由于前蘇聯與中國的特殊歷史淵源關系，我們借此進行一番聯系比較，大家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況且，既然是全球化時代了，對文化的世界性交流思考，也應是以開放包容之心對待。

那么，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軌跡。最早，似乎是從人道人權之類的“普世價值”視角切入觀察，對前蘇聯的社會弊端進行公開討論和反思。于是，發現的問題就越來越多，討論也越來越深入，批評也越來越尖銳。但在公開性與包容性的改革“新思維”支持鼓勵下，討論剖析進展得還是非常順暢。比較焦點的問題，似乎還是與人道和人權有關。譬如斯大林時期的專制殘暴、蘇聯在“二戰”期間屠殺2萬波蘭精英的“卡廷慘案”及蘇聯紅軍的其他“暴行”等等，這么一股腦數落下來，蘇聯共產黨、蘇聯紅軍及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光榮歷史與英雄形象，在人們的心目中便轟然倒塌了。同時，也便給現存的社會弊端找到了體制性的根源和注腳。

又加上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異議作家”索爾仁尼琴等人的“傷痕性”藝術化渲染，這個“邪惡帝國”的形象就更是躍然紙上了。主流媒體接著炒作造勢推波助瀾發出質疑，如此專橫殘暴且弊端叢生的政權體制，還有多少道義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可言。怎么辦？人們很快便達成共識，惟有改革并深化攻堅才是根本出路。于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便借此一步步獲得了加速度。再下來，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的戈爾巴喬夫最終宣布蘇共解散和蘇聯解體了。

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曾經在“二戰”中為打敗德國和日本法西斯立下曠世奇勛的英雄國家，一個在短短幾十年間便一躍崛起發展成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世界一流強國，就這樣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推動下迅速退出了歷史舞臺。

有史學家研究證實，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新思維”的背后，有西方“和平演變”的周密“路線圖”部署陰謀，包括有美國資本贊助的民主基金會組織的策劃推動等等。但我們還是相信一句老話，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美國機西方“和平演變”的“蒼蠅”，剛好就叮上了戈爾巴喬夫通過“新思維”打開縫隙的“蛋”。前蘇聯的“完蛋”，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有道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對于前蘇聯的政局演變，曾經是“同志加兄弟”的中國人，一直還是觀察得比較清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對斯大林及蘇聯歷史的否定，源頭可以追溯到起于20世紀五十年代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當時中國人從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就看出了端倪，并最先感知到蘇聯社會官僚特權新貴族階層業已成形，蘇共的無產階級政黨性質和工人階級先鋒隊成分已經在發生質變，其黨員干部的理想信仰精神已開始明顯缺失，加之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對私有制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包容與緩和。于是，中蘇關系逐漸從論戰走向徹底決裂。當時中國認為赫魯曉夫集團背叛了列寧和斯大林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蘇聯已經蛻變為現代修正主義國家，隨后即在國內開展了“斗私批修”和“反修防修”及反“走資派”的批判運動。

蘇共亡黨和前蘇聯解體，對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來講，應是前車之鑒。

就中國自身而言，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和中華民族利益的忠實代表，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肩負著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神圣使命，是領導國家和民族走向文明昌盛的核心力量，同時也是維系中國團結統一的紐帶。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此前的《“五四運動”：一次文化長征的再出發》、《“辛亥革命”：一曲“羊變狼”的世紀悲歌》、《道德三問：是誰？屬誰？為了誰？》、《前瞻后拉登時代的“反恐戰爭”》及《亂扣“極左”帽子是理性包容之舉嗎》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人民熱愛共產黨并擁護共產黨，正是因為共產黨對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歷史與現實作用和貢獻，是任何其他性質的黨派都不可替代的。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之際，我們在此回味這段相關歷史，更是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不錯，在任何文明社會，每個人都依法享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對于人民內部矛盾乃至民族內部矛盾，我們也都應報以最大限度的包容之心坦誠交流、互諒互讓、求同存異。然而，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對于如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新思維”這樣的“異質思維”，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有包容之心。因為包容這樣的“異質思維”，就等于是在縱容支持“和平演變”和分裂祖國。昔日山河破碎的百年憂患，每一個中國人都還是記憶猶新。當然，如果是美國資本的買辦精英和“漢奸”，自然另當別論。因為通過“和平演變”分裂中國和滅亡中國，原本就是這些資本買辦精英和漢奸奴仆的追求目標。

不容回避的現實是，最近30多年來，在資本精英鼓噪的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接軌的情勢下，當前中國國內的“輸入性通脹”和貧富兩極分化的危機正在日漸加劇。而西方所操縱的諾貝爾和平獎先后授予“異見人士”達賴和劉曉波，美國更是以“人權高于主權”的“教師爺”自居高調指責中國。西方對中國幾十年的“和平演變”陰謀，已經開始走向明目張膽的公開化。在此內憂外患之際，對于戈爾巴喬夫改革“新思維”這樣的“異質思維”，我們能包容嗎？我們敢包容嗎？

事實上，歪曲、編造和污蔑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歷史，惡毒攻擊和侮辱新中國的締造者，凡此種種的“異質思維”言行，正是一個個危險的開端和信號。不愿看到，也不忍看到中國重蹈前蘇聯悲劇的13億同胞們，該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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