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董藩說了“4000萬”論和“對高學歷者來說，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這兩句名言之后，受到廣泛的質疑，董教授做了以下回應：“那僅是對我學生講的勵志的話，他們基本都進商界”；“等到學生四十歲時四千萬估計只相當于今天幾百萬”；“我可接受自己不富有但不能容忍學生貧困”；“我的學生素質較高但仍需鞭策”；“我的財富觀是富不傲窮，貧不妒富”；“祝天下愛錢人都發財共同富裕”。http://news.shm.com.cn/2011-04/06/content_3430953.htm

　　我相信董教授的誠意和善意。相對某些只顧自己、只顧自己家族利益的精英人士來說，董藩教授比較無私，比較關注他人利益，這應該給予肯定。董教授“不能容忍學生貧困”的胸懷也是值得稱道的。當年溫家寶同志大學畢業的時候，他的老師肯定不會向他們灌輸“4000萬”論，不會對他們說“對高學歷者來說，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這樣的話，否則，溫家寶同志也不會寫血書要求到西藏去工作。過去的年代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現在呢，教育圍著財富打轉，教育為人民幣服務，甚至政府都在為人民幣服務。大氣候如此，董教授又何錯之有？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是時代造就了溫家寶那一代人，時代也造就了董藩教授這樣的一批人。董藩教授實實在在是時代的產物。

　　董教授“不能容忍學生貧困”，說明他有同情心，有關注他人的胸懷。但這種胸懷仍然顯得狹窄，盡管董教授跳出了自我的圈子，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他的學生，投向了“基本都進商界”的那些優秀人材，甚至投向了所有的高學歷者，但他的眼界仍然是比較狹隘的。董教授把貧窮的線劃到了4000萬元，可是他知不知道對于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的企業職工、對于被稱為“蟻族”的那些“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這些人終其一生勞作也積累不起40萬元、甚至積累不起4萬元，其中最悲慘者，甚至在貧病而死之后還要欠下巨額的債務？

　　董教授“祝天下愛錢人都發財共同富裕”，愿望良好，而且，這與某人鼓吹的“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狀態是很有必要的”相比，境界高多了。但是，董教授只關注少數人的成功和發財，完全無視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的企業職工、對于被稱為“蟻族”的那些“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這些人終其一生勞作也積累不起40萬元、甚至積累不起4萬元，其中最悲慘者，甚至在貧病而死之后還要欠下巨額的債務的現實，所謂“祝天下愛錢人都發財共同富裕”是不是顯得蒼白、甚至虛偽？

　　董教授主張“富不傲窮，貧不妒富”。這當然符合當今的主流觀點。對于富人，目前有兩種不同的評論。一是認為富人有功，正是因為有了富人，才有人投資辦實業，窮人才有就業的機會，勞動力才有出路，勞動者才有生存的機會。公眾應該感謝富人才對；二是認為富人有罪，正是由于居于少數的富人占有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財富，而且很多財富是通過掠奪和壟斷而占有的，才造就了這么多的窮人。人間所有的丑惡和不公平都是由于貧富差距造成的。—— 對這兩種不同的觀點，本文無力給予評價。但我覺得在這個問題面前，黨和政府不能置身事外、無所作為。否則，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就完全沒有必要了。

　　遙想1921年的時候，雖然不能做到“富不傲窮”，但卻普遍的“貧不妒富”，而且普遍的笑貧不笑娼。那時候主流們告訴百姓貧富差距天然合理，“包身工”之類天然合理。“往日窮人矮三寸”，窮人受欺壓再也正常不過了。那時候中國沒有“過度福利”，中國的勞動者沒有8小時工作制，沒有社會保障，沒有勞動保護。而且，市場不相信眼淚。任何工廠和企業都不“養懶漢”。所有這一切，和現在的主流們所向往和歌頌的情況完全吻合，那么，如果當今主流們生在那個年代，他們一定會說中國共產黨完全沒有成立的必要。

　　然而，中國共產黨畢竟在1921年成立了，而且走過了90年的戰斗歷程。所以我認為，董藩教授雖然是時代的產物，但也只是時代的支流產物，只是時代的過渡產物。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社會發展的規律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有些人可以活躍一時，卻只是歷史上匆匆的過客。因為社會發展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歷史將會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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