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想不贊美重慶都非常困難，中國有希望！　　

有一則關于重慶反腐的文章讓我十分興奮——《重慶11億惠農社保金遭截留 貪官暗箱操作入私囊》，我為什么興奮呢？因為我近年來多次發表文章談“三農資金”被截留的問題，也寫過信件到上層有關部門，最后都是石沉大海，今年初，我又寫了二篇文章《要把“一號文件”落實成“一號工程”》和《水利資金不能搞“權力回扣”》（寄往某市市長的，沒有任何人給出處理結果），重慶現在查出來的現象正是我調查時看到的現象，重慶的現象也是全國的現象，為什么重慶一次性能揪出2000多問題干部？是重慶的貪官多嗎？不是，是其它地方沒有查，查起來也許更多。看到重慶的表現，我不想贊美它都不行。

我將近有一年多沒有寫有關重慶的文章了，因為重慶的表現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擁護，不需要再寫太多。“重慶模式”已經逐步形成了比較鮮明的輪廓，不管某些人心里多么不舒服，不管某些人如何挑刺和批判，重慶的表現足以讓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有為之一振的感覺，看到了重慶的作為，就看到了未來中國的希望。

重慶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呢？難道只是近年來的反腐敗和打黑唱紅嗎？我想不完全，在我看來，重慶的希望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路線正確。別人怎么總結“重慶模式”我不清楚，我心中的重慶模式就是“過渡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模式不是過去意義上的純社會主義模式，是一種過渡模式。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經過幾十年的全國性所有制改造，重慶也不可能是世外桃源，重慶的“公有制”也早已經被改得差不多了，“公有制為主體”的屬性也已經不復存在了，重慶要在短時期內搞過去的社會主義模式非常困難，所以，走很長時間的過渡期是必然的，重慶模式一旦成形，將非常接近北歐國家的福利模式，然后再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模式。從感情上講，我并不認為中國非得走這樣的道路，因為中國曾經探索出了一種不算很成熟但是比較成形的社會主義模式，不過，這種模式“被改造”以后，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走“過渡社會主義”道路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重慶的探索是一個艱難的開始，也是希望的開始。

第二個方面：重慶不搞陽奉陰為。胡錦濤總書記曾經給重慶定了一框架“314”，重點在“四個著力”。實事求是地講，重慶近幾年來一直就是沿著這個指示走過來的，而且是不打折扣的執行。有人曾感嘆：“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實際上說明很多地方政府在陽奉陰為，在對中央的政策大打折扣。再看看重慶，執行政策和路線的堅定性就非常強：一是著力探索發展新模式，開展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尤其是在解決農民問題上作出了很多新的探索；二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建設“兩型社會”上成就巨大，重慶的環境變好了，重慶的生態更好了，重慶的形象更美了；三是努力促進社會和諧，尤其是在推動保障房建設上走在了全國的最前面，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上抑或是租金上，重慶都是做得最好的；四是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方面為全國做出了榜樣，“唱紅打黑”只是一部分，20萬干部下基層是一個標志性成就，干群關系慢慢變得融洽了，基層中的問題也容易找出來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越來越正面化了。

第三個方面：重慶的行動正確而又堅定。不管干什么事情，最怕的就是三心二意，最怕的就是虎頭蛇尾，最怕的就是知難而退，重慶沒有這樣，薄熙來同志和他的隊伍認定正確的政策和做法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從來都沒有因出現雜音動搖過，“唱紅打黑”這件事，說風涼話的人很多，諷刺的人也很多，攻擊的人也不少，但重慶不為所動，堅持走自己的路，現在出成果了，重慶的治安環境好了，犯罪份子怕了，人民的心安了，精神氣上來了，整個城市更和諧了。相比之下，全國其它地方就做得不是很好，“一陣風”刮過之后就沒有下文，惡性循環反復進行，老百姓的消極情緒越來越濃，極大地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共產黨人做事就是要堅定而又有信念，共產黨人做事就是要說到做到，共產黨人做事就是要讓人民群眾看到成果，重慶做得很好，全國很多人都信服。

第四個方面：重慶做事實事求是。薄熙來強調，搞專項斗爭一定要堅決，同時一定要依法辦事，一定要穩步實施，要穩、準、狠。法制是現代文明的重要體現，公安、檢察、法院都要嚴格依法辦事。打黑的過程也是法制教育和實踐的過程。每個環節，每個程序，都要嚴格依照法律，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對被告人應當享有的辯護、申請回避等訴訟權利，不能因其罪大惡極而被剝奪。審理過程中既要體現威嚴，也要體現文明。他說，依法辦案，實事求是，是我們的總體要求。實事求是是我們黨根本的思想路線。所以我們提出，在辦案過程中對每個案子的性質，不壓低也絕不拔高；對團伙涉案人員，不縮小也絕不擴大。簡言之，不壓低、不拔高；不縮小、不擴大。怎么辦呢？就是四個字：實事求是。薄熙來的正氣就是重慶的正氣，重慶的正氣就是中國人的正氣，共產黨政府如果不能展示出自己的正氣，就不能管理好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今天對某種現象放縱，明天對某種惡行讓步，最后，就剩下“一堆子石頭”壓在自己的腳下，必將是一個寸步難行的局面，只有碰到石頭搬石頭才能讓道路變得一片平坦，搬的過程要講理，要依理服人，要依法搬運，要有合適的安置，不能一扔了之，重慶的做法很科學，對不同的問題用不同的方法，做到處理少數人，救活多數人，這就是共產黨和毛主席主張的“治病救人”的方針。

重慶市對于“三農資金”的依法治理讓我看到了中國農村的希望，也看到了其它各項事業的希望，中國每年龐大的幾千億的惠農資金如果有80%用到農村事業上面去，中國的農村就會是另一種景象，中央向農村拔付的資金目前來講最多只有50%用到了農民和農業上面，不管什么性質的資金都存在大量的“權力折扣”。希望重慶方面治理涉農資金的好經驗能夠在全國得到推廣，因為全國沒有一個省市的問題不是一樣的，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的問題更大，不抓緊時間整頓好基層政權的依法行政，中國“三農問題”還要在糊里糊涂中摸索幾十年。

本不想寫重慶，但想不贊美也不行，因為我曾經很失望，但我今天看到了希望！

孫錫良（　2011年4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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