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政協不盡責是社會不公平的主因！

《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國務院不是最高的權力機構），人大的功能就是監督政府。但在現實的生活中，政府有什么重大決策都不經過人大程序（比如這次試點房產稅）。人大基本舉手“橡皮圖章”，關鍵原因是地方政府一把手兼任人大一把手，自己提案自己審批，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還有什么審批的困難？對這個問題，百姓呼吁了很多年，但權力部門不改，也只能服從“大局”。

   現實的社會活動中，政府違反《憲法》的事例多不勝數。比如，“國家厲行節約，反對浪費”，“ 第二十七條 一切國家機關實行精簡的原則，實行工作責任制，實行工作人員的培訓和考核制度，不斷提高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反對官僚主義”，“ 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舉一例，各地政府都派人押解上訪的公民，政府官員違反《憲法》不受懲處，違法而不受處罰，不就成了官員可知法違法嗎？這直接造成了《憲法》無尊嚴，這實在是百姓的巨大不幸。

既然政府官元能違法，那人大監督政府的功能就喪失了。   事實一再是政府一再做給社會看；重大投資4萬億、奧運亞、世博會、亞運會的預算，都無需通過人大的辯論通過，政府說了就算，預算不夠時政府可以隨時增撥，發生廣州亞運會預算20億實際花了2100億的離譜事情（當時就有人質疑廣州東風路的路燈每盞貴達一萬多元）。

每年的政府審計每年都查出重大問題，人大政協從來不對這些問題發表觀點。各地方重大政策的出臺如限購住房汽車或拆遷一大片搞新的工程、公安法院制造那么多冤案錯案等，從來沒有聽見人大政協的過問、質疑、質詢、辯論審批與問責（上級政府的問責往往是問題完全暴露后迫不得已的行動，即使問責，也是晚來的問責，不是及時的問責自查自罰永遠根治不了再犯錯）。

   我們處于改革的轉型期，社會問題很多，需要法律來調節。人大是立法機構，但立法和修改法律的效率相當低下，很多法律欠缺，或有法而沒有懲處細節，單位違法而不受處理只強調對老百姓的懲處等。我們做不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本來是調節一切社會矛盾的準則，但我們的法律反而成了利益集團的工具。我們的人大，面對很多急需法律調節的社會矛顯得悠閑自得，從容淡定，任由惡性欠薪、撞人反復碾壓、暴力拆遷、政府管理部門違法行政、官員打擊報復制造冤案、警察嚴刑逼供及違法侵害律師和記者的正當權益、醫療事故往往因為專業的獨占性而損害病人的利益、汽車嚴重超載損毀公路、政府審計年年有重大問題等長期泛濫毒化社會空氣而不把相關法律加以健全，立法修法反應遲鈍，實在令人失望。

 人大政協一年也開不了幾次會，電視報道中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下基層調研，從來聽不到人大代表對社會問題的批評和質問。都是報喜不報憂。人大代表中，70%的都有官方背景，工農基冊層代表極少，歌星運動明星代表只會服從，根本起不到監督、議政和把關的作用，是事實上的陪襯花朵。人大代表從不用向選民負責，自然可以不履行代表義務，人民代表的這些特點，注定不能充分代表廣大的人民群眾。

西方的下議院和上議院，或眾議院和參議院，都共同肩負著監督政府的責任。我們的人大管立法和監督，但沒有立法的權力，監督也沒有權威性，多見的只是調研視察和提案，每年的政協會議，都是議議社會現象和寫寫提案，如果提案不被接受，政協的工作基本就白忙了。這就是政協是“政治花瓶”的由來。

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會，既沒有立法和制定政策的功能，沒有辯論審批政策的功能，也沒有質詢政府工作的功能，所以政府部門根本不敬畏政協意見，政協里的工農委員比人大代表中的還少，全都由政府指派委任，這樣的來源和結構，注定不能為最多的社會大眾代言，不能為黨分憂。

所以就造成了當今社會的不公正、不平等。如；國企私有化、每年萬億三公消費、退休工資雙軌制、醫療、教育產業化、司法腐敗、高價房、暴力拆遷、惡意欠薪等。事實證明，政府既然承認社會有很多不公和國家對百姓的各種“欠賬”，人大與政協都沒有做出過公正的評議，更沒有站在公正的立場上投反對票阻止過政府有偏向性的政策或決定。

這種現象，是地方政府一把手兼任人大主任造成的，也是缺乏黨內民主與競爭的機制的必然結果，因為黨不習慣把重要矛盾暴露在公開場合，所以往往在開會前就統一了大局思想，開會就變成走走過程（如以往兩會即便有一些代表公開質疑“退休雙軌制”，但政府的大局觀不允許討論“退休雙軌制”的問題，結果就是兩會的回避、沉默、直到平靜）。

人大政協要改變目前不盡責，難盡責，難為黨把關分憂的狀態，應該做到：
1） 改變人大政協代表的選用方法，讓人民有較大的選舉權。
2） 改變人大政協的代表結構，官民利益不同比重不同，要保證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應該盡快減少官員比例直至實現裁判員和運動員嚴格分開作用的公正狀態。
3） 改變兩會委員的資格構成，參政意識和能力不足，或道德爭議較大的，不論他們有多大貢獻，都不應讓他們坐在不合適的位置，關鍵是一定要改變兩會委員是榮譽職位的做法。
4） 充實專職委員的隊伍，事實證明兼職委員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全國養600萬的公務員和每年幾千萬的三公消費都沒有困難，多養1000-2000真正為大眾利益辦事的兩會專職委員不但有很實際的作用，還能在推動精簡機構縮減行政費用等方面創造出喜人的效果。
5） 強化人大的立法修法功能和監督功能，強調人大立法工作的效率，改變以往每年只開有限幾次的會議和放著急需的法律不研究不討論的狀態，改變怯于公開監督政府工作的狀態，為人民為黨把好關。
6） 清理或修改過時的、沒有操作意義的、執行難度很大的或相互沖突的法律條文，讓所有法律都得到所有人的敬畏和遵守。
7） 賦予政協真正的監督權力，同時應該讓政協分擔部分立法工作（如農林自然、科教衛生、民族宗教和團結統一等），有人大和政協兩套會議的立法，必將加快我國法制建設的進程。
8） 應該利用人大政協的地位，建立重大事項必須通過人大或政協辯論通過的制度（如政府預算和審計、支柱產業的政策、地方重大法規等），必要時還要建立人大政協相互制約的制度（如人大立法要通過政協多數的表決同意，政協立法要通過人大多數的表決同意，或某種特別重要的大政方針必須通過人大政協兩部門的多數批準），以制度防止錯誤政策或錯誤的建設方略誤國誤民或造成重大浪費（如“大躍進”、“大煉鋼鐵”和文革等）。
9） 賦予人大對國家領導人包括國務院部委負責人的任用的最終審批權和彈劾權，以集體的智慧共識取代個人指定，避免個人指定的種種弊端及官官相護的丑行。
10） 建立憲法法院，讓違憲行為無法逃遁且必須追究，促使官員和政府機構帶頭遵守《憲法》從而促進建立真正的法制社會。
11） 目前我們的上訪申訴現象說明信訪工作解決不了懶政亂政，有必要在人大政協系統建立“行政督察委員會”以加強對政府工作的監督。“行政督察委員會”向人大政協負責，對久拖不決的冤案錯案和經常發生的政府違法違規案例進行督察，督促當事政府復查并匯報復查結果，以“行政督察委員會”的公正力量做出最終裁決，把違法違規的政府行為匯報給人大政協，以便人大政協及時問責違法違規的政府行為并對違法違規官員做出公正嚴肅的處理建議或不信任投票，以此消除官僚主義、官官相護、欺壓百姓和以權謀私的官場惡行，恢復黨的優良傳統。

法律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人大政協有了足夠的權力實行公開公正和主動的作為，社會公平才可以得到有力的推動，黨政官員犯錯的空間就會縮小，民心就會凝聚。這是起碼的常識，但中國官人怎么就能裝無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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