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北京的環衛工人不能體面地工作有尊嚴地生活？
李定凱（2011.2.9）
2011年2月7日（農歷正月初五）《北京晚報》第5版上有一條標題：“無牌奧迪撞倒環衛工人逃逸 無力負擔治療費用 家人含淚尋目擊線索”，其新聞內容概要如下：
大年初一凌晨4點，千百萬北京市民在享受了家庭團聚，豐盛的年夜飯，粗糙的“春晚”文化餐，璀璨的焰火和脆響的爆竹聲以后，正沉浸在甜美的酣睡之中。就在此刻，朝陽區三里屯街道辦事處保潔隊49歲的環衛工人季學才走出住處，推著保潔車開始了他新的一天，也是新的一年的工作。誰料想，也開始了他和他的家庭突然降臨的災難。
季師傅沿著“機電學院南門、白家莊西里社區、東大橋斜街……一掃帚一掃帚地將地面上的（煙花）爆竹皮清掃干凈。”大約兩個小時過去了，就在6時左右，季師傅掃到了三里屯南街。突然一前一后兩輛黑色奧迪車從50米外向他沖過來。前面的無牌奧迪車開在逆行車道上，遠光大燈照耀著路面。季師傅見勢不妙，急忙躲到停在路邊的一輛小汽車后面。說時遲，那時快，黑奧迪撞上了小轎車，緊接著，被撞的小轎車將季師傅撞翻在地，季師傅當場昏迷。黑奧迪司機不但不停車救人，“反而一腳油門逃離了現場”。
季師傅的愛人李大姐也是一名環衛工人，她大年初一清晨也出去掃街。當她掃完自己負責的路段騎著保潔車來找丈夫的時候，在三里屯南街發現了躺在地上的季師傅。在路人的幫助下，季師傅被送到朝陽醫院。醫生確診他左腿多處骨折，還有其它多處受傷，住院接受治療。
季學才住了5天院，李大姐東拼西湊交了1萬5千元。醫院通知李大姐，初六（2月8日）前必須交齊5萬元押金。
5年前，季學才夫婦從安徽農村來到北京，以農民工的身份當上了環衛工人。他們兩個人每個月的工資加起來只有2千多元，除了自己的生活開銷，還要供養一雙兒女上大學，哪里交得起這筆對他們來說好比天文數字的醫療住院費呢？
季師傅的女兒季蓉蓉從安徽趕到北京看望受了重傷的父親，她說：“我們自己真的沒辦法承擔治療費用。”他們一家人含淚請求北京晚報的記者，希望找到當天目擊這起車禍的好心人，幫助他們找到肇事司機。
報導里沒有提到三里屯街道辦事處，也沒有提到保潔隊，好像季師傅的受傷與他們都沒有關系。如果交通警察找不到肇事司機，那么季師傅受傷住院只能由他一家人自己扛著。
按照我們常人的理解，季師傅是在工作崗位上受到了意外的傷害，而且受傷的責任不在他自己，當然算是工傷。治療工傷與查找肇事司機是兩件不同性質的事情，應該分開來處理。三里屯街道辦事處是一級政府，政府應該擔起為民排憂解難的責任。
現在北京市有數以萬計的環衛工人大軍，絕大多數都是各地來京的農民工。正是這些“農民工”環衛工人在祖國的首都默默地干著最臟最累的活，保證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公共場所和社區的清潔衛生，支持著北京向“世界城市”邁進。按照國家新的勞動法，任何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聘用了這些環衛工人，就要給他們發工資、交三險一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或五險一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從前面報導的情況看，好像季師傅沒有享受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的權利。為什么勞動法在北京市的環衛系統沒有得到貫徹落實？是因為北京市的環衛系統沒有錢嗎？我想是不會的。北京市的財政收入在全國是名列前茅的。難道北京市的財政預算不給城市街道的保潔撥款？作為“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連環衛工人的工傷保險都解決不了，我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感到慚愧和羞恥。
黨和國家領導人曾經反復地強調要使勞動者體面地工作，有尊嚴地生活。其實，只要把新的勞動法不折不扣地落到實處，勞動者的“體面”和“尊嚴”就基本有了保障。如果朝陽區三里屯街道辦事處（保潔隊）為季學才交了五險，季師傅受了工傷，就能理所當然地從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的渠道解決住院治療的費用，他們一家人何必還要犯這么大的愁呢？
我以為關鍵的問題在于政府是否端正了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和態度。是把普通勞動者的利益看得很重，還是看得可有可無；是真心為群眾謀求“體面”和“尊嚴”，還是只是說說空話甚至謊話，來敷衍塞責。
在上世紀50、60年代，北京有個著名的全國勞動模范 — 掏糞工人時傳祥。時傳祥雖然是個小人物，但他受到過國家主席的接見。當年的人們能夠想象，如果時傳祥那一代環衛工人在工作崗位上受了傷，會落入為醫療費犯愁的窘境嗎？不會的，絕對不會的！因為環衛工人和其他職工一樣，都能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何況還是工傷呢？對比時傳祥一代環衛工人和季學才一代環衛工人的政治待遇和生存環境，我們現在的社會在這方面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主流精英們天天扯著嗓子喊“以人為本”，他們究竟在以什么人為“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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