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模式”是一個什么樣的模式？在大多數中國人眼里，只要中國還沒有公開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那么在深圳特區成立30年之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模式，而后就應該是“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模式。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的特區模式，而是少數人剝削壓迫多數人，深圳人掠奪內地人，少數人富多數人窮的模式；是一個貧富差距懸殊，兩極分化嚴重，黃、賭、毒、黑泛濫，腐敗公行的資本主義模式。　　

而“重慶模式”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模式呢？重慶沒有國家賦予的特殊優惠政策，是靠當地人民的內生動力，靠決策者的堅定信念和膽略，以改善民生為目的，唱紅打黑，反腐肅奸，推動實現科學發展觀，不斷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模式。　　

“重慶模式”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重慶人民同全國人民一樣，難逃“深圳模式”所放大出來的民生災難和先富者既得利益者的剝削壓迫之苦。據媒體報道，僅從重慶打黑除惡風暴中處理的涉黑骨干就有370多人，破獲的殺人命案就有500多個，公、檢、法、司系統中被處理的縣處級以上干部就有近100人。由此可以看出，重慶的老百姓生活在什么樣的社會環境之中了。在重慶公檢法司系統，像文強、張弢一類的領導骨干成了專門欺壓魚肉百姓的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一群涉黑人員居然成了堂而皇之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本應為人民當政、參政、議政的“人民公仆”成了禍害人民、欺壓人民，毀壞人民政權的聲譽的罪魁禍首。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重慶人民尤其是工農勞動大眾的遭遇苦不堪言，喚醒了重慶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并堅定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人。他們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依靠黨內正統的進步力量，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公開打出“唱讀講傳”、打黑除惡、反腐肅奸的旗幟。以雷霆萬鈞之勢，對反動勢力實行打黑除惡，反腐肅奸的人民民主專政。使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成驚弓之鳥，使漢奸賣國勢力、腐敗分子聞風喪膽，讓人民群眾揚眉吐氣，看到希望。這是歷史在重慶的選擇，這是中國對重慶社會主義實踐模式的必然選擇　　

“重慶模式”的出現對當代中國的走向具有示范意義　　

“重慶模式”的出現和成型，一開始就受到重慶黑惡勢力和全國的漢奸賣國勢力的瘋狂圍剿。重慶市以唱紅打黑，反腐肅奸吸引了中國乃至世界的目光。那里有兩位標桿人物，一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另一位就是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在廣大勞動人民齊聲喝彩時，有一些人在背地里則咬牙切齒。在中國當下這個社會里，從知識界、思想界，尤其在那些由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把持和主導的媒體上對王立軍和重慶警方的惡意圍攻的喧囂中，分明能讀出他們對重慶市“唱紅打黑，反腐肅奸”這件已經深得3000多萬重慶老百姓贊揚，十三億人民群眾心向往之的政治事件的質疑和不滿。實質上是想借打擊王立軍達到否定薄熙來在重慶深得民心的一系列舉措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發生在重慶的轟動全國的黑律師造假門事件，一些媒體力挺李莊攻擊重慶公檢法，影射重慶市委市政府；長期以來，媒體上存在丑化重慶新政丑化薄熙來的聲音，海外敵對勢力編造的妖魔化薄熙來的謠言也一度在互聯網上泛濫；眾多媒體圍繞“雙起”的一場政治較量，其目的都是要圍剿、孤立“重慶模式”，把“重慶模式”扼殺在搖籃里。  　　

漢奸賣國勢力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在胡錦濤訪美期間，他們把郎朗演奏的鋼琴曲《我的祖國》定性為“反美歌曲”，并向美國主子告密。挑撥說“當奧巴馬2009年去哥本哈根簽署氣候協定時，中國領導人在破壞協定之前卑鄙地羞辱他。更有意而為的是，中國官員在本月一直等到國防部長蓋茨訪華時，才揭幕他們的隱形戰機，再沒有比這種羞辱更令人發指的了。當然，這些都比不上郎朗在白宮所做的羞辱。這次他們打到了我們的家里——嚴格說是奧巴馬的家里，即美國權力寶座的象征。更令人吃驚的是，奧巴馬居然把另一邊臉也轉過去讓人家打。他經常這樣轉身很快，像個陀螺。如果他認為這樣的低三下四可以改善美中兩國的關系，那么他錯了。如果他認為世界其他國家沒有注意到這種接二連三的羞辱，那么他也錯了。他應該回擊”。　　

這樣人獸不分，黑白顛倒，民族自信心喪失，做人只認利益完全沒有禮義廉恥的言行，竟然還理直氣壯，氣吞山河。說明一個國家民族的生死大限已危急到何種地步。在千鈞一發的危急關頭，如果沒有“重慶模式”作為參照系，作為示范，人民群眾就會看不到希望而喪失社會主義中國必勝的信心。因此說，“重慶模式”是新中國的革命圣地延安，對現代中國的發展走向具有現實示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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