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應嚴懲李剛重查錢云會命案

    河大校園“李剛門” 和樂清錢云會命案，這兩個毫不相干的案子，有一些相似點。其一，兩案均非大案要案但劇烈扯動中國社會神經；其二，公眾熱切而持續地關注，通過網絡參與討論，多見詳細分析和激烈言辭；其三，兩案中的行政與司法表現難以取信于眾；其四，傳統意義上的“主流媒體”間斷失聲甚至集體失聲，“主流”少資訊，“權威”無擔當。

    事態新進展讓兩案顯出更多的相同處。1月24日《云南信息報》稱：保定市望都縣法院1月26日審理河大車禍案，望都縣檢察院將以交通肇事罪對李剛之子提起公訴；此前死者家屬已在一定壓力下和李剛達成了賠償協議，獲賠46萬元，同時也簽下了一份“刑事諒解書”。

    先前，錢云會家屬已在一份交通事故賠償協議書上簽字，接受了肇事司機費良玉、采石場、電廠等各方給予的105萬元總賠償（包括“上訪所欠債務”70多萬），協議簽署后不許再追究錢云會死因。這樣兩案新添兩個相同點，一是均以交通肇事罪定性與判決；二是均有巨額賠償，這種“先民后刑”將導致從輕處罰被告人。

    公眾對錢案聚焦于事實認定，持“謀殺說”或“誤殺說”者居多，不相信官方“交通肇事”的結論；而李案事實清楚，公眾憤恨其“態度囂張”，聚焦在法律運用方面，認為李啟銘應擔當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也就是說，對李剛之子擇重罪加以嚴刑，為“主流民意”

    而交通肇事罪罪名既定，加之賠償協議效力，對李啟銘的量刑也大致明朗。前不久，網傳李啟銘案判決結果為“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三年，監外執行，賠償被害人家屬三十萬、傷者五萬”，遂引發網絡大嘩，而目前李案將判，可以斷定判決結果若非如此寬大，在量刑上也不會有很大差別。于是，繼錢案之后的再次“民意受挫”已成定局。

    對近期出現的“國民不相信運動”一說，社會認可度頗高，僅此一端，社會危情和國民壓力勢態已夠嚴峻。而如今我們從錢案、李案等熱點事件中可以察覺的是：壓力無所不在，無人可以幸免。

    兩個案件的苦主（還有相關證人、律師等），在早都遭遇過不愿說明的某種壓力，而在接受賠償后，苦主方還遭遇了“民間輿論”的壓力。質疑之大意，苦主一方的“拒不妥協”，似乎寄托著實現正義的希望，而妥協與和解，則讓人失望并貽害無窮。顯然，不少人希望苦主“有骨氣”和“頂得住”，很不情愿看到來自“親者”一方的“背叛”。這里，我們看到已蒙受最大不幸、最不應該遭遇壓力的苦主一方，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侵權性和寄托式的雙重壓力。

    作案人、肇事方的壓力自然應該最大，不提也罷。辦案人、權力方對全國公眾關注和“說啥也不行”的局面，若說壓力不大恐怕并非客觀。觀察辦案一方的決策與說辭，他們確實為“說服”和“取信”盡了最大努力，而面對幾乎無濟于事的努力結果，就是發出無可奈何之“哀鳴”也不足為奇。或許，對峙的雙方都納悶對方的精神與智力，在各自心中都揣著一句狠話：你們竟然這么混賬！

    似乎圍觀者最輕松，好像眾網民無壓力，其實不然。在網上網下激情發言、做這做那的民間人士，動力何來？壓力是也。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不信任。大批“無直接利益”的民眾被卷入“交通肇事案件”之中，他們分明感到了利害攸關。他們說“下一個可能就是你我”，他們說“那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來”，他們賦予某個案件、事件 “歷史意義”或“時代象征”的價值。其間多有危言，而這危言源自他們內心的恐懼與焦灼。

    焦灼出自基礎的安全需求層面，較之經濟生活中“幾座大山”的壓力更為不堪。人們不相信“常理出牌”，甚至懷疑人性、理性和邏輯對這個世界的人事已經不起作用。許多人感覺世界早已拋棄了他們，一些感覺擁有世界的強者實際上也處在被拋棄的過程中。事態進程不依照任何人的意愿和預料而演變，權力作為主要的壓力策源地，終難免導致人心惶惶，令公眾長懷兔死狐悲之情。我們不得不承認“強壓力社會”的顯化與惡化，而我們的脫身之計，依然要靠一個個的個案來揭開錦囊。

    我建議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法院嚴懲李剛,指示最高人民檢察院重新調查錢云會命案，讓人民相信中國還有公平和正義。希望中央別以不干涉司法為由不管不問,也希望中央別以中國司法獨立自居犯官僚主義不管不問。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相信中央懂得這個道理。

    另外;司法獨立也應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下獨立.也許有人會反對司法機關要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下正獨立.那如果最高司法機關出現貪官污吏怎么辦？我認為司法獨立要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下獨立為好.司法機關官員的權力不但要有人監督還要有人領導才能清正廉潔的。

　　中美創新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院長陳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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