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某地一名鄉黨委書記與女下屬司法所長賓館開房，被女下屬的丈夫逮個正著，并被當場舉報至縣委書記那里。事發時間為凌晨2點左右。　　

調查發現，開房方與“捉奸”方各執一詞。前者稱，女司法所長僅是吃過宵夜后送書記回房間，為其倒了2杯水而已。后者則稱，開門時妻子頭發凌亂，書記則半裸于床上，且連連對其言稱“對不起”。因發生性事證據不足，有關方面以影響不良為由，對書記予以“誡勉”談話，對女司法所長予以調離原崗位。　　

“誡勉”談話的內容不祥。不知道“誡”什么以及“勉”什么。或者是勉勵書記繼續搞好與女下屬的關系，不要背思想包袱，但深夜與女下屬獨處一室，聽到敲門，情況不明或未做充分、妥當處理之前，不要貿然開門，以免造成不良影響之類內容吧。　　

對于這種事情，糾結于性事是否發生或是否將要發生，意義并不甚大，雖然有關方面的處理恰恰是糾結于此。筆者認為，就依開房方所言，即僅送回房間，僅倒了2杯水，并未及亂，也未想亂，仍然是不當的。男女深夜獨處一室，本來就極為敏感。獨處賓館房間，更加敏感。這里的敏感不僅指社會輿論的敏感，也指獨處的男女雙方心理上的敏感。在這樣的時候，即使雙方均十分坦蕩，心里也會發生一些與平時不同的微妙變化。如果這些微妙變化未持續發酵，則雙方依然坦蕩；反之則會演變為赤裸相擁、被翻紅浪。柳下惠那樣的人并不多。若是刻意尋求獨處的機會，則不必再討論了。所以，打算規規矩矩做人的人，避免容易讓人浮想聯翩的場景出現，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時下的多數文學藝術作品，要么過度宣揚“性解放”，把傷害他人滿足自己原始欲望的“性福”吹噓為天賦人權、人性自由，鼓勵人們去追求；要么搞一些“適可而止”的情節，讓有朦朧沖動的人自認為關鍵時刻能夠把持得住，能夠在激情接吻或脫光了衣服的一剎那，突然想起黨和人民的教育及培養，想起配偶對自己的真情，羞愧一番，心理斗爭一番，腦海里浮現出柳下惠的光輝形象，然后推開對方，從而兩個一時糊涂的人轉眼間都成為“清清白白”的君子。這種作品，對于性問題的宣揚，僅注重“性權利”，輕視甚至漠視了“性義務”。人們對于配偶忠誠的要求，不僅限于不與自己之外的他人有性交行為，而且也不能有接吻或脫光衣服的行為。　　

文藝產業化，使得文藝作品的創作者采取了迎合社會低級趣味而非引導受眾樹立積極向上的態度，從而直接導致了文藝作品主題思想的墮落。文藝丟掉了培養公眾高尚情操的使命。公眾高尚情操必須經過引導才能得以樹立，而低級趣味則沒有必要引導，普通人天然就會傾向于接受低級趣味。水往低處流，人又何嘗不是往低處走？所謂人往高處走，不過說得是權力、財富、社會地位，對于人品而言，人是傾向于向低處走的。文藝作品主題思想的墮落，對于性問題的混亂起了很強的推波助瀾作用。這種文藝作品，引導好人變壞，引導壞人變得更壞，使干壞事兒不僅不會有羞恥感，反而顯得更新潮、更現代。筆者的一位同學對筆者說，一個男人一輩子只有一個女人，是一種悲哀。筆者相信，他的這種認識，不是從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中得來的，也不是從《英雄兒女》、《萬水千山》、《苦菜花》等文藝作品中來的。　　

男女性事的混亂，對家庭穩定的傷害是巨大的。受到傷害的家庭達到一定數量，就必然直接危害社會穩定。當前這已經不是擔憂，而是現實。但文藝作品依然熱衷于表現“妻不如偷，偷不如偷不著”，致力于為男女亂情的辯解、理解、鼓勵、宣揚，并賴此吸引眼球，賺取鈔票，殊不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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