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日報》9月28日署名高延晶的文章

方舟子遇襲案，隨著肖教授被抓而告一段落。表面上看，方舟子一方大獲全勝，但從全局看，方舟子還是敗了。　　

    對于快速發展的中國社會來說，發生在方舟子身上的故事頗具典型意義，很多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東西，都被一個榔頭打了出來。　　

    在討論問題之前，先確定立場：我一直是方舟子的支持者，不僅贊成他的一系列打假行為，也推崇他為人處世的風格；其次，我不想討論具體問題，現在再對肖傳國落井下石也沒什么意義，那是檢察院和律師的事。我想說的，是另一個讓我困惑的問題——到底是哪些人在討厭方舟子？　　

    方舟子被襲報警之后，網絡曾一片沸騰。讓我驚訝的是，網絡輿論對此事的評價卻正負各半：一半人譴責這種黑社會般的卑劣手段，另一半人卻在為方舟子挨打大聲叫好。　　

    為什么這么多人討厭或者恨方舟子？只用方舟子敵人的槍手、馬甲來解釋，顯然有些牽強。馬甲肯定存在，但他們不可能多到左右一半網絡民意的地步。方的打假雖說得罪了不少人，但這些人在社會上畢竟是極少數，五毛錢買一個罵方的回帖，估計他們沒那么多閑錢。　　

    如果說討厭方的民意是自發的，那就需要探究一下原因了。我隨機在身邊做了一個小調查，再次驚訝地發現，原來方舟子的“敵人”無處不在。　　

    我問的這幾位，都是跟方舟子八竿子打不著的人，絕無利益瓜葛，而且都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們對方舟子的態度都是不滿或者不屑。或曰：方舟子太“竄”，挨打活該；或曰：方舟子瘋了，誰都“咬”。　　

    這個問題我想了好幾天，終于有一點心得，跟讀者交流一下。　　

    第一，我認為這跟社會分配機制有關。有位先生在討論方舟子問題時提到了羅爾斯的《正義論》，令我擊節贊賞。根據羅爾斯的理論，分配是社會道德的基礎，“好人有好報”，社會才會有道德。但以方舟子為例，他打假十年，似乎家財不及一個白領，而被他打的那些人，哪個不是賺得盆滿缽滿？以此角度看，方舟子既然沒有為社會提供一個成功的樣板，當然就少有追隨者。　　

    第二，我認為這跟到處彌漫的犬儒主義有關。現代犬儒主義最大的特點是，像希臘先哲一樣蔑視世俗觀念，卻喪失了道德準繩，結果憤世嫉俗變成了玩世不恭。現在的知識階層中，奉行犬儒哲學的大有人在：既然社會無法改變，干脆冷眼旁觀。這類人，視世故、油滑為智慧，不僅自己放棄斗爭，還不喜歡別人去斗爭，于是，頗具“一個都不寬恕”風格的方舟子成了他們的眼中釘。　　

    方舟子的遭遇，很容易讓人想起十多年前那個打假的王海。回首看去，王海四面楚歌而三聚氰胺大行天下，這對于方舟子來說，像是一則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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