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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對衛生部和中國的病毒疫苗科研能力的質疑是對的

huali · 2010-09-10 · 來源:烏有之鄉
疫苗事件 收藏( 評論() 字體: / /

何新老對衛生部和中國的病毒疫苗科研能力的質疑是對的。

前幾年在sars病毒上,衛生部就鬧了個大笑話,禍國殃民。

SARS病毒襲擊中國科研體制
http://www.biotech.org.cn/news/news/show.php?id=5410

 

衣原體”學說是非典理論第一大錯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3162961-1-7.html


 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2551.shtml

SARS病毒襲擊中國科研體制
作者:張靜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發布者: 劉斌  類別:新聞掃描  日期: 2003-06-11  今日/總瀏覽: 1/2350

  2月11日下午3點,廣州南方醫院,一例SARS病人的尸體解剖正由病理科專家丁彥青主刀進行。在現場等候分取標本的有廣東省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簡稱廣東省CDC)、廣州市CDC和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三家單位。這例尸解是中國第一例,亦是全球第一例。



  標本難題  

  記者從丁彥青教授處得知,5月前廣東共有5例SARS尸解,4例在南方醫院進行,另一例在廣州軍區總醫院。丁教授主持和參與了4次SARS尸解。在病因不能確定的情況下,科研人員遵循“可能是周身性病毒感染”的初步推斷,在4次尸解中都進行了盡可能全面的取樣,包括血液、滲出物和所有臟器。

  4例尸解的尸體依次由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廣州中山二院、廣州中山二院和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歷次尸解所得標本除分給廣東省CDC和市CDC外,上述尸體提供單位均有“份”。而各次尸解標本均為國家CDC留出了份額。2月中,中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病毒預防控制所(簡稱中國CDC病毒所)副所長梁國棟帶著2例SARS患者肺組織標本飛抵北京。此即南方醫院交由廣東省CDC保存的特地為中國CDC留出的標本份額。

  梁所長帶回的標本被分成了3份:一份給中國CDC首席病毒學研究員、中國工程院洪濤院士做電子顯微鏡觀測,一份給李德新研究員做PCR(聚合酶鏈反應,又稱無細胞分子克隆系統),另一份用來做細菌培養。

  2月13日,南方醫院發布患者的尸解報告,稱死因為“病毒型肺炎”。但到了2月18日,洪院士向社會宣布了其電鏡觀測的結果:SARS的病原體為衣原體,是破壞力并不大的“細菌”。

  2月19日,廣東非典型肺炎治療專家指導小組組長、呼吸疾病專家鐘南山院士對衣原體之說公開表示“震驚”,認為僅憑2例尸檢報告確定在廣東發生的非典型肺炎由衣原體引起還為時過早。

  “可用的標本資源太少”,CDC病毒所副所長畢勝利坦承這是導致產生“衣原體說”的要因之一。

  2月25日,丁彥青教授主持第3例尸解時,正在廣州的洪濤院士到場觀摩,為中國CDC病毒所取回了第2批標本,這次包括所有器臟。2月26日,洪濤院士向廣東報告,10份送驗標本測出衣原體陽性。

  2月中下旬,CDC病毒所郭教授在香港大學微生物系管軼教授處意外發現了5塊SARS患者肺標本。管軼教授后被媒體稱為“成功分離非典病毒第一人”。管最初“成功分離”的時間是3月18日,其“辨認病毒花了10天”,而3月5日香港才發現第一例SARS病人。

  一位中國CDC病毒所人員對記者說,從時間上推測,香港獲得該標本的途徑有兩種可能,一為來自廣東省CDC,二為中山二院和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鐘南山后也向外界確認自己在“2月中下旬”向香港大學微生物系提供了“血清和咽拭子”,“但絕不是肺組織標本”。鐘南山事后回憶,“當時的確有壓力,特別是期間我們與香港大學微生物系合作尋找病原體,港方還一度懷疑是禽流感,當時我們非常擔心他們單方面宣布這個結論,但港方嚴格遵守了雙方簽訂的協議。現在看來,禽流感有明確的疫源、明確的傳播方式,反而比這種到現在還不知道從哪里來的傳染病好應對一些。”

  據丁彥青教授回憶,2月底,南方醫院的領導傳達了衛生部關于禁止SARS標本四處流傳和流向境外的指示。

  對于這樣的的指示,6月4日下午,鐘南山院士在北京一個研討會現場向本報記者解釋:“他們的意圖,是希望不要引起更多感染”。但鐘院士同時坦承“這對SARS科研有一定的阻礙”。



  3月17日會議

  3月16日,洪濤院士從302醫院進行的北京首例SARS尸解中得到了第三批器臟標本。為觀摩解剖和得到標本,70多歲的洪院士“在一個小板凳上站了3個多小時”。

  但標本數仍不足使病毒所12位專家都能開展科研。畢勝利副所長告訴記者,中國CDC曾請求有關部門協調,得到的反饋是:標本的事情“很敏感”。后來中國CDC主任李立明安撫大家稱:“開完這個會就會有標本了。”李所指的“會”,是3月17~18日國家衛生部疾病控制司為攻關SARS組織全國20多位專家開的研討會,這也是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召開的首次全國專家聯席會。

  李立明主任的信心來自于“這次會議上會將中國CDC定為全國進行SARS科研攻關的牽頭機構”。

  丁彥青教授說,會上出了這樣一個精神:“任何單位任何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發布研究成果,包括發表文章;要發須先報中國CDC”。

  曾參與3月17日會議的丁彥青教授說,南方醫院在2月20幾號就通過電鏡在SARS病人肺組織標本中找到了病毒顆粒,但在會議發布“禁令”后,他們的研究被迫中斷,4月初才開始恢復。



  3條戰線

  3月20日,畢勝利終于得到了可供自己研究之用的病毒標本。這是廣州市CDC迪彪主任經領導同意派其研究生送來的40克肺部組織及血清、咽拭子和細菌培養物若干。

  3月底,畢又通過朋友關系從北京佑安醫院得到了3塊器臟標本。從此,他不用再為標本犯愁了。

  3月19日香港宣布分離出冠狀病毒后,中國CDC病毒所內于是分為兩條線:一組專攻衣原體,由洪濤院士帶隊;一組專攻冠狀病毒,由李德新教授帶隊。在衛生系統之外,2月12日上午10時,軍事醫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所長助理、流行病學專家和病毒學專家曹務春和病毒學專家祝慶余受命前往廣東采集SARS病毒標本。同時,軍事醫學院以設在該院的全軍微生物檢測中心為核心,組成13名權威專家帶隊、由病毒學、細菌學、流行病學和病理學等多個實驗室參加的SARS攻關團隊。

  2月14日,與中國CDC同步,曹和祝帶著從南方醫院熱帶衛生系獲得的器臟標本返京。

  2月26日,軍事醫學院一線科研人員發現病毒顆粒,經請陳德惠等6位病毒形態學家辨認后,確定為冠狀病毒。33月21日,軍事醫學院向有關部門報告發現冠狀病毒。但因需“層層申報”,結果到4月9日才正式對外宣布。

  4月9日,畢勝利應邀前往軍事醫學院交流。被告知已發現冠狀病毒但不能確認就是病原。交流回來后,畢得知病毒所在9天前也分離出了冠狀病毒,“但所里沒讓上報”。4月10下午4:30到晚上11:00,急于確定病原的畢勝利等8人在病毒所P3實驗室連做6個試驗,證明了SARS與冠狀病毒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在請示領導后,畢等人在次日的《健康報》上發布了自己的發現。11日晚,有新聞重申所有科學家不得自行發布研究成果。“所里有人認為我學風有問題”,畢用一句“常使英雄淚滿襟”涵蓋了自己滿腔的委屈。

  在美國CDC工作過的畢勝利知道美國CDC“一般會選在周五發布成果”,而4月11日正好是周五。

  衛生和軍事這兩個系統因擁有標本資源而在科研上“有所進展”,而其他希望能參與研究的部門,此時還在為尋找標本而四處奔勞。

  4月4日,在2個多月里遍尋未果的中科院基因組研究所副所長汪建找到了畢勝利。在畢的協助下,當天晚9點后,汪派人進入CDC病毒所取得核酸標本若干。4月18日,中科院基因組研究所宣布,與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合作鑒定出患者血液中的SARS病毒蛋白質。

  4月15日,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的陳則也從CDC病毒所得到了追尋多日的SARS器臟標本。5月初,武漢病毒所宣布分離出冠狀病毒。

  這是中國最主要的幾家在SARS科研上有所成就的機構。畢勝利認為“軍事醫學院成就于它的管理,其他(單位)的成就在于獲得了資源”。而在資源的取得與共享上,“主管部門協調是完全失敗的,只能靠私人關系”。



  聯而不合

  中國各方在查找病原上的較力,以4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關于SARS的病原體是冠狀病毒的正式聲明而告一段落。

  4月25日,科技部牽頭的全國防治非典科技攻關組成立,各方力量開始進入“聯合攻關”階段。多項SARS科技攻關項目紛紛出臺。

  北京大學醫學部在這波SARS科研項目競標中大獲全勝:獲教育部項目3個、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項目3個、獲科技部863重大項目一個。這些項目均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神速”的程序進行審批。一位獲得國家自然基金委項目的教授說,“5月5號交標書,9號就定了”。此外,“在2~3天內就分完了錢,很多人都不知道”。

  北大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一位教授告訴記者,在北京疫情嚴重的4~5月,該院抽調了40多位老師和學生投入一線,其中有15位老師在北京15個區擔任副總指揮。“我們投入的人最多,一線經驗也最豐富,但結果一個項目也沒有得到。”

  而獲得教育部項目的北大醫學部基礎醫學院免疫學系陳慰峰院士,卻也發起了愁。6月4日,陳告訴記者“既沒有資源,又沒有P3實驗室”,雖然得了項目,但“基本沒做什么研究”。

  據了解,北大醫學部已多次召開校SARS領導小組會議,撮合校基礎研究部門與下屬醫院進行“聯合攻關”。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北大醫學部一位教授告訴記者,“醫院手里握有標本和臨床數據,要聯合得先講清楚論文的第一作者是他們才行”。北大醫學部的莊輝院士也抱怨:“他們(合作醫院)都出了兩篇論文了,我們還是零。”

  醫院之間的聯合也是難度重重。朝陽醫院從科技部獲得了一個將北京市9家醫院的臨床經驗進行總結性回顧的項目。但項目啟動后半個多月內,“從其他醫院沒能得到一份病歷”。

  北大醫學部的一位教授說,“北京一共不到3000多個病例,資源就這么多”,現在大家的心理是“誰有能力誰先占了再說”。“北京市衛生局沒有研究項目,但是前不久它也通知下屬醫院,要求每個醫院提供多少份SARS患者的血液。”

  據5月26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中科院基因組研究所所長楊煥明前段時間逢會便講:“應該承認,在SARS面前,中國科學家整體失敗。”而畢勝利認為,“這樣下去,中國不僅在尋找病原上吃了敗仗,在疫苗上還會再吃敗仗”。  

作者: 張靜
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發布者: 劉斌

第一部分 非典理論方面的失誤。

一、“衣原體”學說是非典理論的第一個大失誤-1

理論來源于實踐,反過來要指導實踐。但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間,中國出現了很多不注重實踐,產生錯誤理論,還強制要求用錯誤的理論指導實踐的問題。錯誤是非常明顯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但全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受害的是國家和人民。

談到失誤,我不得不首先談到洪濤院士,他的失誤是非典時期的第一個重大低級失誤。由他一手創立的非典病原體是“衣原體”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并造成中國在防治非典的問題上出現重大損失。

“衣原體”學說簡述如下:

1、“衣原體”學說的產生

由于廣東出現了非典的流行,作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預防控制所的首席專家,洪濤于2003年2月7日開始,投入了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的研究。2003年2月13日,首次用電子顯微鏡觀察廣東送來的“非典”標本,這天洪濤工作到深夜。2月18日,經過對所拍攝的100多張電鏡照片仔細觀察,發現病人肺組織中存有大量的衣原體樣顆粒!并于2月18日下午向社會公布了這一研究成果。2月18日晚上7時的中央臺《新聞聯播》正式宣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報告,通過電鏡觀察發現兩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檢肺標本上有典型的衣原體包含體,肺細胞漿內衣原體顆粒十分典型。廣東省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確定為衣原體。”晚上8時07分,新華社正式報道:“引起廣東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

權威部門的結論,通過權威媒體發布出來。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國政府喪失了寶貴的時機,使非典成為建國以來危害最大的瘟疫。另一個直接后果就是“衣原體”為繼續濫用抗生素通過了理論基礎,廣大患者繼續受害。

這個結論如果沒有全世界科學家的研究結果證明是錯的,恐怕到現在衛生部和洪濤也不會承認錯誤。這就是21世紀中國科學家的特點“心虛嘴硬”。

2、“衣原體”學說存在的問題

這個結論存在三大問題

(1)嚴重脫離實踐

這個結論的最大問題是嚴重脫離醫療實踐,脫離臨床。認識依賴于實踐,實踐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需要一個過程。往往需要由實踐到認識,再由認識到實踐,經過多次反復,才能夠完成。在SARS開始流行時,廣東的醫生用了各種抗生素試驗治療,大量病例證明抗生素治療無效。這是公開的事實,廣東的老百姓都知道,否則老百姓怎么會知到非典無藥可治,搶購食品呢?如果病原真的是衣原體,衣原體引起的肺炎一般呈散發性,流行的可能性少,大多病情輕,死亡率低,并且在應用紅霉素等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后即可特效。而SARS病人病情嚴重,死亡率高,應用抗生素無效。如將衣原體作為SARS病原體,經不起臨床實踐的檢驗。鐘南山院士根據疾病的臨床特征,認為可能是由一種未知的新病毒引起的。感染了“非典”的蔡衛平,是“廣東省醫療救護專家指導小組”成員,他在病床上十分激動地說:“要是衣原體,我把頭砍下來給你……”

洪濤院士在兩例死亡病例的肺組織找到衣原體,只能證實這兩個病人攜帶了衣原體,并不能證實衣原體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廣東全部305個病例(當時公布的最新病例數是305例)。有的專家還尖銳指出,中國疾病控制中心“沒有征詢廣東臨床專家意見就急于宣布結論,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態度。

如果按照“衣原體說”治療非典,治療方案將大大簡化,但如果“衣原體說”是錯誤的,我們可能付出沉重的生命代價。這正是對付過多起臨床非典病例的廣東專家直言“衣原體說”過于草率的原因。

但是洪濤院士不調查廣東的醫療實踐,不研究患者的治療過程,不重視同行的不同意見,完全相信自己的“眼見為實”,一意孤行,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的不正確結論,并通過中央電視臺向全世界公布,誤導了領導,誤導了百姓,使中國在抗擊SARS的戰爭中,在全世界面前打了第一個敗仗。這個錯誤是很明顯的、很低級的、很遺憾的、很不應該的、損失是大的,教訓是慘痛的。

(2)是嚴重對人民的生命不負責任的

對于新流行的傳染病的病原體研究,涉及到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療諸多問題,涉及到千萬人的生命。因此研究者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和科學的態度,可視我們的院士,既不調查研究,也沒有高度的責任心,洪濤院士通過“非典”標本的電鏡照片,在沒有充分根據的情況下,就敢向全世界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很明顯是對人民的生命高度的不負責任。

(3)是嚴重違反科赫法則的,

要確定一種微生物作為新傳染病的病原體不是哪個人說得算,而是有一個全世界公認的偉大的德國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提出的一套科學驗證方法,被稱為確定病原的“金標準”--科赫法則。每一個學醫的學生都知道這個“科赫法則”,作為專門從事病毒研究的院士更應嚴格遵守。但是洪濤領導的科研隊伍,卻犯下了極為低級的學術錯誤,他無視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傳染病病原鑒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則,而僅根據電子顯微鏡照片來鑒定病原,犯了被國際同行評價為“違背常識”(“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學術錯誤。從事醫學病毒學研究40年的院士,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的結論,不符合“科赫法則”,為什么敢這樣做?

證據:

①、2003年2月18日晚上7時的中央臺《新聞聯播》

②、世界衛生組織2003年4月16日在日內瓦正式宣布,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是SARS的病原。這個病毒被命名為SARS病毒。

③、《誠實的勝利  非典病原體確認為冠狀病毒始末》特約記者廖懷凌

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212/10548/10649/20030517/994571.html

綜上所述,洪濤院士的“衣原體”理論,是明顯的錯誤,而且是低級錯誤。

3、專橫跋扈,唯我獨尊

洪濤院士以權威自居,利用權利和媒體,壓制不同意見。“衣原體”說出現后,國內外醫學界無一家研究結構認同,廣州的報刊首先出現不同觀點,但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道了衛生部的最新決定:“不以衛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領導小組名義發布的任何病原研究的信息,屬個人行為。”。

國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李立明再三通過中央媒體公開宣布:他們找到了衣原體,衣原體合并冠狀病毒的個案是致死性的,僅僅冠狀病毒的感染,病情就會輕一些……李立明還通過新華社等權威媒體向全國的醫院推薦七種對衣原體有效的特效抗生素。實際這些抗生素對SARS病毒一點作用都沒有。

學術的爭論是正常的、必要的,沒有爭論就不能鑒別和發展,任何以權威和行政手段無理壓制不同觀點都是錯誤的、不應該的。于是出現了南北論戰,衛生部不但不調查清楚,反而要求全國統一口徑,不許發表與北京不一樣的觀點。

這就是中國的強權政治,于是權威專家,權威媒體、強權部門開展了一場錯誤的行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

證據:

《財經》封面文章之一:追查病原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4月20日 20:02 《財經》雜志
 
 
   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
  
    亦明
  
    SARS(非典型肺炎)的暴發肯定將成為2003年中國、甚至世界十大新聞
  之一。盡管有些問題尚不能遽下結論,但以下幾點是世界目前公認的:該病最早
  發現于中國廣東,病原體是冠狀病毒,該病毒侵染性極強,已經對有關國家的經
  濟發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SARS公諸于世始于2003年2月11日。這一天,廣東政府正式承認廣東當時
  已發現305例非典型肺炎(非典)病人,并有5例死亡。2月20日,中國衛生部向
  世界衛生組織發出簡報,稱2月11日發現的急性呼吸道綜合癥(ARS)病原可能是
  衣原體(與細菌類似的生物),主要依據是從兩例標本中“通過電鏡觀察到了衣
  原體的形態”(據新華社報道)。
  
    用“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到PUBMED數據庫檢
  索,發現最早報道這個疾病的學術刊物是《英國醫學雜志》,它在2月22日介紹
  了SARS在廣東的發生情況 [BMJ 326, 416 (2003)]。世界衛生組織
  (WHO)3月12日向全球發出“非典”警報。3月17日,WHO的科學家組織了一個包
  括全球歐美亞三大洲、9個國家和地區、11個研究機構的研究網絡,其中沒有中
  國大陸的科學家。3月21日,香港大學的科學家從患者體內發現病毒,根據電子
  顯微鏡觀察,初步認為這是冠狀病毒。三天后,美國CDC肯定了這個發現。[
  Science 300, 224-225 (2003)]。3月28日,中國正式加入WHO的研究網
  絡。4月16日,WHO在日內瓦正式宣布,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是SARS的病原。這個病
  毒被命名為SARS病毒。
  
    中國決定正式加入WHO的SARS研究網絡,已經說明對早先的“衣原體”病原
  說發生了懷疑。但在這之后,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疾控中心)病毒預防
  控制所首席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教授還在向中國的記者宣布“衣原體絕對
  是主要元兇”。據4月4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介紹,洪濤院士在2月18日就
  首先通過解剖病人尸體發現衣原體樣顆粒,并以此為起點,該中心目前已有了圍
  繞衣原體在“病原形態學、免疫學、病毒學、分子生物學等多學科的非典型肺炎
  病原的聯合攻關”。4月10日下午,在一個官方發布會上,洪濤通報了中國疾控
  中心發現冠狀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時表示,“個人認為,可能是衣原體和冠狀病
  毒同時發生作用”。12日,洪濤再次公開表示,“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存在”。
  (《財經》雜志2003年4月20日)。即使到了4月23日,洪濤院士還在中央電視臺
  上說:“我們發現衣原體老跟冠狀病毒伴隨,很可能它們兩個有什么協同作用,
  要么是協同,它需要它,要么是它感染了,鋪平了道路,冠狀病毒給衣原體的供
  給造成溫床,鋪平了道路,這種可能性都有的。” (http://www.cctv.
  com/lm/562/31/85449.html)。
  
    應該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把衣原體與SARS聯系在一起的國家,洪濤領
  導的中國疾控中心是中國唯一從SARS病人體內發現衣原體的單位。截止到4月10
  日,他們也僅從5個樣品中發現了含有與衣原體形態相似的物質。洪院士的發現
  幾乎馬上就受到了中國臨床專家的置疑,從廣州到北京,從2月18日一直到今天,
  洪院士在中國疾控中心之外幾乎就找不到一個同行知音,日本專家就直斥SARS的
  衣原體病原說“違背常識”。[Nature 422, 459 (2003)]。倒是政府在4
  月上旬以前一直以洪院士的發現為制訂宣傳和防治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
  
    洪院士是搞病毒研究出身的,他憑借一雙72歲高齡的昏花老眼,觀看來自
  極少數幾個病人的、放大了數千倍甚至上萬倍的電子顯微照片,然后就鐵嘴鋼牙
  地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體,面對全世界的眾口一辭,仍舊堅持自己的“發現”,
  其勇氣、其自信真能讓人敲破胸膛。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也就根據這雙昏花
  老眼來組織聯合攻關,政府并且依此來壓制、排斥臨床醫生的不同意見(見《財
  經》雜志2003年4月20日系列報道),這一切都令人感到這根本就不是在搞科學,
  而是在搞政治。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洪院士來說,重要的似乎不是找到
  SARS的真正元兇,反倒是要證明自己的正確。我倒想問一問:到底是院士服務國
  家呢,還是國家服務院士?雖然科學研究允許出錯,但一個有良知的科學家應該
  有承認錯誤的勇氣和膽識。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中國的院士不僅學術水平低劣,
  道德水準也不達標。
  
    如果說洪院士在SARS風波中的表現不能夠代表院士整體水平的話,那么一
  群不包括洪院士的22名院士應該能夠。4月22日,由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先生
  領銜的22位院士向中國政府提出“以非典型肺炎防治為切入點構筑我國預防醫學
  創新體系”的建議。讀完這篇向全國公開的信件,我不禁再次為中國的院士臉紅。
  22位院士,代表中國醫學科學界的最高水平,怎么連一封正式的信件都寫不好?
  通觀這封信,幾乎就是一些概念、術語的堆集和羅列,文字不通順,語法有毛病,
  語氣不連貫,說明他們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這且不說,從這封信中,人們很難
  看到中國學術界自己的思想、見解、特性、和個性。如果說它有什么中心思想的
  話,那就是簡單的一句話,要政府掏錢,建立一個象美國NIH那樣的機構。
  
    中國有幾個成語,叫做未雨綢繆,叫做亡羊補牢,叫做順手牽羊,叫做趁
  火打劫。領袖的作用是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匠人的功能是亡羊補牢,把損失
  降低到最小;無賴的表現是順手牽羊,得撈一把就撈一把;流氓的本能是趁火打
  劫,你招災我得福。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們沒有能夠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使人
  民免于SARS的災難,就已經說明了他們沒有科學領袖的能力和資格。SARS出現之
  后,他們又喪失先機,把研究引向歧途,遺害全國,波及世界,說明他們連匠人
  的功夫都不具備。現在又趁著全國上下苦于SARS荼毒之際,提出這么個建議,他
  們到底要干什么呢?
  
    美國現今的科學研究體制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形成于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后,目前除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SF)和國家衛生科學研究院(NIH)之
  外,尚有能源部、國防部、農業部等眾多部門扶持科學研究,主要是大學的科學
  研究。它之所以搞成現在這個政出多門的樣子,既非政府的本意,也不是這個科
  研政策制訂者萬·布什的本意,而幾乎完全是政治斗爭的結果。萬·布什的計劃是
  要建立一個統一掌管、規劃全國基礎科學(包括醫學科學)研究的基金會,但由
  于他與議會主要成員發生矛盾,結果使NIH得到可乘之機,在1950年NSF成立之前,
  把醫學研究的指揮權攬了過去。雖然目前尚看不出這個體制有什么弊端,但同樣
  看不出它比萬·布什的原定計劃有什么優勢。陳竺等22名院士憑借著自己對美國
  科研體制的一知半解,趁著目前這個混亂時機,想要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之外另
  立山頭,自搞一套,既不合時宜,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誰都知道,中國的學術腐敗根源之一就是科學研究經費的分配制度,而在
  所有的體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科研基金分配可以說是比較公平的。
  在目前學閥、幫派橫行的學術界,在目前控制學術界的人士知識水平嚴重落后的
  今天,再另搞一套科研基金分配系統,無疑會使它成為某些院士控制的傀儡,成
  為他們壟斷科研經費的機器。而壟斷和控制只能夠使學術腐敗愈演愈烈。不僅如
  此,從洪濤的衣原體事件還可以看出,集權和壟斷是學術發展的死路。中國科學
  的發展,目前需要的不是金錢,不是建立一套套的官僚管理機構,恰恰相反,中
  國需要的是砸爛這個機構,使科學家能夠憑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獲得發言權,而
  不是憑借自己的地位。
  
    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要廢除中國的院士制度。中國有句古語:慶父不死,
  魯難未已。對中國的學術界來說,也同樣:院士不廢,學術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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