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仁

孔子說三十而立，然而三十歲的深圳，看不出絲毫人近中年的成熟，倒是更像個垂垂老者。數日前臺灣媒體上曾有一篇文章說，深圳未老先衰，三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巨額物質財富，并不是轉化成了推進社會文明的精神動力，而是變成了阻擋社會文明發展的羈絆，在今天的深圳，無論官員、商人、學者，還是一般職員，如果說都是酒色之徒似有夸張嫌疑，但至少大多數人終日沉迷酒色，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了西方人那句名言：金錢催生罪惡。

眼下，深圳正大張旗鼓的騰籠換鳥，私以為，在這種體制下，如果人的質量不能有較大的提升，無論換成多么名貴的鳥，也未必就能從根本上解決深圳目前的問題。這跟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同一回事，當年設計的很好，改革分兩步走，第一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第二步，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實事求是的講，在十年前，中國社會就就具備了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能力，可現實卻那樣的令人難以捉摸，直到今天，第二步依然還停留在書面上。

那么阻力究竟來自哪里呢？今天早間鳳凰網上的一篇文章寫到：官方智囊稱，改革部門本身已經成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該文盡管避重就輕，大量篇幅除了指責國企壟斷，再就是說很多人利用改革謀取個人、部門的利益，而沒有指出出深層問題，但這并不影響我們透過現象窺探到問題的本質，——這些部門所以強烈抵制收入分配改革，是因為這些部門里的人，要么是戴著大小不等官帽的資本家，要么是私營企業的持股人。

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發改委的一位官員提出，如果想把收入分配改革變成現實，央企就應該上繳利潤的50%，可是他卻絕口不談私營企業的血腥和暴利問題。其實稍作分析就能猜到，這位來自發改委的官員，要么自己有企業，要么配偶或子女開著公司。可想而知，這樣的官員既不可能提高私企上繳利潤的比例，也不可能提高私企工人的工資，否則豈不等于自己逼著自己掏腰包嗎。正因此馬克思才講，社會中的人之所以只代表本階級的利益講話，是因為本階級的利益跟自己的利益緊密相連。

以目前這種體制，如果人的問題不解決，無論是收入分配改革，還是政治改革，無論是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還是深圳的騰籠換鳥，除了做些表面文章，都不可能產生實質性的利好。包括重慶，盡管打黑除惡斗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不能說就解決了人的問題，因為人的問題是思想和心靈方面的東西，一旦被某種觀念滲透說劫持也不錯，那么再想糾正過來，必然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別看重慶的老百姓打心底里歡迎打黑除惡，但這卻不證明他們自己的人格動機就一定是完整的，不證明他們當了官就不會腐敗墮落。

三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一轉念，可是對人類社會中的個體而言，卻是一個漫長而又極其重要的過程，再進一步講，三十年的光陰，可以讓充滿理想主義的激情少年變成利欲熏心的貪官，可以讓理性的思想者變成滿身銅臭的商人，甚至可以讓人民愛戴的英雄變成人民憎恨的罪人。深圳的變遷，就恰恰說明了這個道理，當年充滿理想青年創業者，如今有幾個不是貪官，當年讓人愛戴的改革家，有幾個不是滿身銅臭的酒色之徒……

沒有辦法，這是中國人的國民性所決定的，只要在中國搞私有化，中國人骨子里的邪惡就會被激活，就會上演人吃人的悲劇。就這個意義講，中國和中國人真的不適應資本主義體制，或者說資本主義體制就不是給中國人設計的，否則必然要變成官僚資本主義。毛澤東對中國人的國民性有深刻的認知，所以毛澤東當年一直告誡全黨，中國如果復辟資本主義，那一定是法西斯式的，有些人不信，他們認為，國民黨領導搞資本主義是法西斯式的，不等于說共產黨領導搞資本主義也是法西斯式的，所以他們一定要再試一次。

就中國人的國民性與社會體制的關系而論，最好的選擇莫過于戴高樂模式，政治體制上有較大的自由，國家大政方針由多數人的意志決定，而經濟方面則實行較高程度的計劃。這種兩位一體的混合模式盡管在政治上具有資本主義多元的性質，但由于受人口眾多的底層社會支持的左翼具有廣泛的主宰權，因而就避免了英式和美式資本主義的缺陷，同時，經濟層面因為以計劃和國企為主，那么私人資本控制官員進而影響決策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

事實上查韋斯在委內瑞拉搞的就是戴高樂模式，國企為主，私企為輔，政治上就是老百姓說了算，盡管富人們不是那么滿意，但拉美地區由于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因此絕大多數人對民粹主義政治在心底里是認同的。客觀的分析，美國跟拉美國家所以齟齬不斷，根源就在于拉美國家深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進而認同法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模式，而美國盡管沒有王室，盡管不是君主立憲制國家，但其所謂的民主政治，基本上是照搬英國模式，假民主政治之名，行極少數人專制之實。

要解決深圳的問題，不，與其說要解決深圳的問題，毋寧說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有兩個方法，一是改變人，二是改變社會政治和經濟模式。改變人，難于上青天，就目前的中國社會分析，沒有一個人能像毛澤東那樣擁有無窮的感召力和決斷能力，所以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從改變社會政治和經濟模式下功夫。具體地說，一是加大政治上的自由度，讓每個老百姓都有發言權；二是盡量擴大國有經濟的比例成分，只要私有經濟的規模能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圍，中國人國民性中的邪惡成分，縱便想釋放，那也找不到去處。

201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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