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在中國已經衰落了，但中國至今還沒有從歐洲、歐美中心論的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充分擺脫出來。考察中國自1850年以來的170多年的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可以發現，這種研究絕非“國之興亡，種之有滅”的關鍵決定因素。實際上，中國得自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是極為有限的，有時甚至是誤導性的。這本質上是因為外國經濟思想的庸俗本質所致。當下的中國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元素，建構中國經濟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時指出：“加快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1]。建構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需要正確處理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問題。本文所說的外國經濟思想史指外國非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特別是指歐美國家主流經濟思想史，并且包括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說[2]。因為所謂當代西方經濟學說，距今一般也有幾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歷史了。比如，新古典經濟學誕生于1890年，距今134年了。凱恩斯主義誕生于1936年，距今88年了。從1850年至今，外國經濟思想史的相關研究在中國已經170多年了[3]。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學術界重新興起時，早已經在美國衰落了。在此之后，在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在中國也呈衰落之勢而中國一些學者主張外國經濟思想史的重要性之前，美歐也有學者主張經濟思想史的重要性[4]。這就提出了這種研究在中國所產生的教益和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方向方法問題。筆者曾經撰寫過多篇西方經濟思想史的論文，也承認研究西方經濟思想史的價值，但面對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任務，尤其感到有必要以一種更高的觀點（比如，站在李大釗、陳翰笙、冀朝鼎等人的高度）對中國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加以歷史的考察。

一、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人是不吝于向外國學習的。春秋戰國時代，固然是諸侯割據的時代，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時代。戰國末年，秦王嬴政求賢若渴，讀了韓國貴族韓非所著《孤憤》《五蠹》等文章后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5]唐朝時期，玄奘和尚西天取經，將佛教經典系統引入中國。然而，古代中國向外國學習，一般都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從來不會讓其鳩占鵲巢。即使在清朝末年，中國的士大夫依然主張中體西用。然而，21世紀初期，中國人有實踐西體中用的趨勢了。在當時這樣做或許有其歷史必然性，但今天再繼續這樣做，就不再具有合理性了。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向外國的學習是在西強中弱這一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發生的。1842年，魏源即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也就是說，魏源主張要系統地學習西方。在經濟政策上，魏源甚至主張重商抑農，改漕運為海運、改官運為商運，同時允許官督民辦開設工廠，鼓勵私營，以利于商業的發展[6]?？梢哉f，至晚在1850年代，在沒有出過國而于1857年逝去的魏源那里，近現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一條基本經濟主張已經形成了。但一般認為，在甲午戰爭前，中國引進外國經濟思想史主要通過英美國家傳教士的翻譯作為媒介[7]。甲午戰爭戰敗，激起了中國進一步學習西方經濟思想的欲望[8]。這種欲望長期主要是由中國海外留學生來滿足的。1902年，曾經留學英國學習海軍的嚴復翻譯出版《原富》（即《國富論》）。同年，主要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并游歷了多個國家的梁啟超在其主編的《新民叢報》上連續七回連載《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開辟了中國人對外國經濟思想的自主引進。令人驚訝的是，直到2000年前后，中國的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都是這種介紹范式。五四運動之后，隨著留美和留歐的大批經濟學人，如何廉1926、陳岱孫1927、袁賢能、方顯廷1929、趙迺摶1930、王亞南1940、張培剛1946年陸續歸國[9]，就職于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并擔任學術要職，中國引入西方經濟學說的途徑從日本轉向了歐美國家，對外國經濟思想史著作的引進更多了。熊性美認為，在1927年南開經濟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總體上仍以翻譯和介紹西方經濟學理論為主，只有很少數的學者能夠把經濟學理論用于中國問題的分析[10]。即便是南開經濟研究所成立后分析中國問題，也主要是做編纂南開指數、開展經濟調查、撰寫研究報告之類的工作，極少有理論上的創建。有學者認為，1915年回國而在1916年任職北京大學的馬寅初主張，“學經濟學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某國的經濟情況，為該國家制定適當的財經政策，從而提高該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認為理論問題是次要的”[11]。這樣的主張在21世紀后的中國還在實踐著。因為在今天中國的期刊發表中，對于理論的重視是不夠的。許多雜志把大量的篇幅發表應用計量的文章。

　　如果說建國前國內經濟學界以翻譯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調查研究、建言獻策為主，少有學術創新，那么，建國后的計劃經濟時期，外國經濟思想史（包括外國經濟學說史、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教學只是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大學中，而且作為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配角，并以批判西方經濟思想為主導。在改革開放后，不少學者質疑這種批判。殊不知，這種批判正好對應了西方經濟思想史在西方一流大學中的衰落。20世紀50年代前，經濟思想史在歐美還是一種主要的經濟學學科，從1950年代開始，隨著經濟學數學化的發展，雖然也有一些學者堅持進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并且產生了一些成果，但經濟思想史在歐美逐漸地衰落了，并且沒有復興到原來那種主要的經濟學學科地位的希望。其表面原因是，以薩繆爾森為代表所推動的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出現了。但其真實原因可能是，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大量的現實問題需要進行研究，而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可能從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中直接找到答案。這并不是說歐美學者完全不尊重傳統，實際上，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經濟學者是在以亞當·斯密所開創的古典經濟學傳統和馬歇爾所開創的新古典經濟學傳統和凱恩斯所開創的宏觀經濟學傳統下進行擴展和研究的，但他們的研究不是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傳統經濟思想的模型化和新的理論的建構。如薩繆爾森等人在學生時代已經較為深入地研讀了某些經濟思想史文本，可能正是這種研讀使得他們感受到沒有系統閱讀斯密、馬歇爾的著作的重要性。實際上，薩繆爾森等人認為，他們在研究生階段從同學中所學到的比從老師那里所學到的還多。——中國高校至今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格局。中國大學學生所接受的教育還主要由老師在支配著。而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之所以批判外國經濟思想，目的并不是為了批判，而是為了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后來的發展表明，當批判外國經濟思想的調門降低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地位也就受到威脅了。

　　在許多學者眼里，改革開放帶來了了解、借鑒外國經濟思想的必要。1978-2000年，中國研究外國經濟思想的某個流派、某個人物、某個維度的理論的學者和產出數量是不少的。這個時期，在中國經濟學界，有一個強大的西學東漸運動。這個運動一開始是由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或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推動的。1979年，陳岱孫、李宗正、朱紹文、吳斐丹、吳易風、蔣自強等17位主要從事外國經濟思想史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共同發起成立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這些學者在當時的中國都是極為著名的學者了。這些還普遍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者們普遍認為，從新中國成立后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經濟學說史教材“大多側重于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評述，基本框架和具體內容大同小異，在理論分析上不免顯得有些刻板，未能鮮明地反映人類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全貌”[12]。他們通過系統地開始講座、出版講稿、翻譯國外著作和論文、定期舉辦學術會議等方面，使得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形成了一場運動。這場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誕生前后的外國經濟思想史名著和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相關論著進行翻譯、介紹。然而，這場運動客觀上必然減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因為在這場運動之中，西方經濟思想成為了人們關注的中心。

　　武漢大學是中國理論經濟學研究的重鎮。分析武漢大學在中國經濟學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很具有啟發性。武漢大學本身有許多德高望重的學者。比如，劉滌源教授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圍繞凱恩斯的思想做了大量批判性研究。譚崇臺教授作為改革開放后武漢大學較早晉升教授的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啟了對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雖然他和劉滌源教授一起主持編寫了一部《當代西方經濟學說》的教材，但他60歲之后的30多年的時間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研究西方經濟發展思想上。比如，20世紀90年代，他組織團隊，撰寫出一本研究西方經濟發展思想的專著。作為他的弟子，我認為，譚崇臺教授是深刻感受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亟需得到一些理論上的參考而從事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事實上，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派出了多支高級別代表團訪問多個國家，了解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動態。譚崇臺教授晚年說過，中國對西方的了解還遠遠不夠。他還說過，政治經濟學是一道學術大餐。譚崇臺教授還送給我兩本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一本是保羅·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論》，一本是保羅·巴蘭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其中，《資本主義發展論》是與他一起在哈佛大學留學后來在復旦大學教書的陳觀烈教授與夫人合譯的金婚紀念之作。我也正是由于閱讀了《資本主義發展論》而進入到《資本論》的世界的。我的理解是，1949年之前留學歸國的老一代留美學者由于經歷了日本侵華等重大歷史，他們雖然在國外的大學學習了西方理論，但對于西方理論的局限性是具有免疫力的。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在改革開放后，他們的活動使得外國經濟思想史一度在中國的經濟學中居于較高的位置。他們也沒有想到，在他們推動外國經濟思想研究的基礎上（從而使得中國學界普遍解禁對外國經濟思想的“禁錮”），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滲透著反馬克思主義基因的西方經濟學著作以極大規模的原版和翻譯的形式在中國形成了一場運動，使得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登陸了。他們可能也沒有想到，到1998年前后，外國經濟思想史又在中國衰落了。該年，西方經濟學從外國經濟思想史專業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而且成為了中國大學經濟學教育的基礎課。這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經濟學教育的面貌。應該指出的是，有的老一輩學者在晚年對于自己從事經濟學研究工作表達了遺憾。他們認為，如果自己從事理工科研究，或許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現在，這個運動已經結束了。沒有多少人再去花很多時間去讀外國經濟思想史領域有關著作了。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的不適用性越來越得到承認了，雖然究竟在哪些方面不適用還沒有得到完整而深刻地總結，一些深刻的總結還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13]。

　　一批改革開放后留學海外的海歸人士幫助推動了西方經濟學的著作大規模登陸中國。對他們而言，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太間接了，太陳舊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早在1979年就在中國出版了。1990年代后期，中國更是開始出版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的教材。一些海歸學者把外國的教材直接拿到中國來用。年輕的學子們對這種翻譯或原版教材趨之若鶩，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出版社大賺其錢。這些留學歸國的人員由于較為年輕，缺少老一輩國仇家恨的痛感，對于中國實際問題的認識就有很大局限性了。他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相對西方太落后了。他們雖然可能還是有著報效國家之心，但過度相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了。他們被西方經濟學的數學化外貌和某種似是而非的邏輯迷惑了?？梢哉J為，中國改革開放后回國的諸多海歸經濟學者沒有看透西方經濟學的性質和本質，他們被西方經濟學貌似科學、貌似實證的外表迷惑了，以為它真地是關于資源配置的科學了?？梢韵胍?，這些學者在西方僅僅數年，根本不可能對西方有深入的理解。然而，他們確實在中國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在他們的影響之下，不僅言必稱希臘的現象又在中國浮現了，而且，進入21世紀后，一些國內成長起來的學者認為，西方經濟學就是唯一可能的經濟學，就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因而中國國內排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氣候就逐漸形成了。

　　21世紀之初，受到外國經濟思想史訓練的國內學者的理論作品還都是以綜述為主，談不上多少對中國問題的扎實的研究。這種綜述性的研究很快就被接受了當代西方經濟理論的年輕的學者認為是一種低水平研究了。既然中國把發展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之策，而發展又被歸結為GDP的增長，經濟學界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增長問題就時髦起來了。于是，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雜志上發表了大量的經濟增長研究文獻。這種研究至今仍有余響。比如，在近些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進入了黨的有關文件之中[14]。雖然歷史上黨的文件也有不加說明地使用一個概念并在之后才逐漸加以明晰的情況，但引進西方經濟學的術語而不加說明還是會產生的問題的。因為讀者完全可能是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來理解中央文件所使用的概念。用西方增長理論研究中國問題雖然相比介紹、評述西方經濟思想，在研究中更加貫徹了學以致用的原則，但是這種學以致用的實踐也是存在問題的。這個問題就是，西方經濟理論并不適用于中國。這個問題在許多領域都普遍存在。由于西方新古典增長理論并不適合中國，也由于發表的需要，等等，中國又掀起了研究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新增長理論等等理論的熱潮。

　　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時，中國人對西方理論的興趣發生了轉向。這時，中國學界對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熱潮消退了，很少有人再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裁剪中國實際了。這種消退部分可能是因為中國學界出現了對這些理論的普遍的不信任。這時，在中國經濟學雜志上開始充斥應用計量經濟學研究了。有學者用“非計量不學術”概括了這段時期中國經濟學研究的范式主張。而這種計量經濟學研究也分為兩種，一種是以西方經濟學理論來建構模型，然后用中國數據來進行參數估計，一種是拋開西方經濟學理論，直接用中國數據來進行參數估計。這樣，中國經濟學研究慢慢地就去理論化了，從而也就逐漸擺脫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束縛了。中國人慢慢地不再以西方經濟學為圭臬了。而隨著十八大的召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有回歸之勢了。

　　在這個時期，也有一些學者從事西方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但他們的研究指向是證明西方經濟理論對中國的不適應性。比如，針對比較優勢話語在中國政界和學界的泛濫，王今朝等（2016）系統論述了比較優勢不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理由。在王今朝等（2016）看來，從實際看，在價格高低作為消費者主要考慮變量的日常商品的國際貿易中，是絕對優勢而非比較優勢決定了貿易格局，在高級消費品市場中，是反絕對優勢在支配貿易格局。從理論看，可以從供求規律證偽比較優勢決定貿易格局命題的科學性，而且自由貿易可以惡化一國福利[15]。賈利軍、王今朝（2017）證明，比較優勢原理是李嘉圖基于英國和葡萄牙這兩個兄弟般國家而提出。比較優勢原理的普適化是在薩繆爾森的推動下形成的。但薩繆爾森在2004年也改變了他的“自由貿易使貿易雙方同時獲益”的觀點。而對比較優勢理論的懷疑正在西方成為主流的意識。王今朝（2018）進一步證明，用價格來定義比較優勢容易誘導人們相信比較優勢理論的普適性。比較優勢理論的普適性又由于薩繆爾森的推波助瀾而更具有可信性。然而，基于歷史和經濟思想史的深入分析表明，比較優勢理論最多只能適用于兄弟般的國家。也就是說，政治關系對于貿易具有相對比較優勢更為根本的決定作用。比較優勢決定貿易格局只是表面現象。比較優勢理論是這樣一種理論：它提出來的時候，是用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下；但隨著時代的更迭，后人把前人生產這套理論所設定和所依賴的環境給無意識地忽略了或有意識地抹殺了。結果，一個特殊的政策建議就變成了一個似乎普適的理論[16][17]。在這些具有定論性的論文發表之后，似乎中國政界和學界使用比較優勢話語的現象大大減少了。

　　尤其重要的是，在這一段時期，來自東西南北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不少學者（包括海外學者）也進行了艱苦的理論探索。他們有的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有的寫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材，有的指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不足[18]，有的研究了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發展模式，有的研究了中國改革開放中的具體問題，有的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做出了重要推進，有的為國家政策的優化做出了貢獻，有的試圖將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帶入到21世紀，等等。在這些努力之中和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范式已經出現了[19]。他們和其他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具有高度學術自覺和理論自信的學者一道，可以說在中國學界重新激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他們之所以能夠擔負起這個使命，正是由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雖然實現了經濟發展，但也產生了種種社會矛盾。這種社會矛盾固然有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但也有馬克思主義所極為關注的人與人的關系的矛盾，也就是階級矛盾（參見圖1）。只要這種矛盾出現并發展，馬克思主義就一定會在中國得到復興，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就一定會在中國成為一場運動。

　　【圖1：用馬克思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框架分析中國1949年至今的發展】

二、評估外國經濟思想史對中國的借鑒作用

　　（一）評估建國前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借鑒作用

　　嚴復等人對西方經濟思想上的各種學說進行介紹、梳理，主要功能是輔助西方經濟學說在中國的傳播。這種傳播主要是沖擊當時中國主流的思想，特別是封建思想，進而給當時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提供借鑒。有人這樣總結嚴復1902年翻譯出版《原富》的動機：嚴復認為，“中國富強的根本在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開民智的主要途徑在于引進各種西學，西學的重要學科為經濟學（計學），而經濟學的源頭就是亞當·斯密的《原富》。在嚴復那里，富強并不是直接的、功利的，而應是學術革新帶來的”[20]。然而，嚴復翻譯出版《國富論》的考慮并不周詳。比如，《國富論》的核心主張是“自由放任”“政府最小化”，而清末仍習于皇權的政界，如何接受管得愈少愈好的理念呢？[21]這一點想必嚴復也有所了解。“自由放任”“政府最小化”不但清廷不會接受，就連軍閥政府也不會接受。革命時期和1949-1976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共產黨更不會接受?，F在我們可以說，當共產黨成立后，西方經濟學說無法作為中國救國救民的道路就十分明白了。因為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進入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在新中國成立后，這一點就更為明白了。這就使得對西方經濟思想的存在形式、沿革、學派的對立、某人的位置和功德等等研究無關緊要了，就不是真正實事求是的研究了。因為馬克思的《資本論》已經出現了，斯密經濟理論家的地位已經不行了。對中國而言，翻譯出版《國富論》只不過是在清朝末年翻譯出版西方著作成風的情況下的一種必然出現的現象而已。即使中國共產黨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并非完全接受了亞當·斯密的理論。而且，提出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似乎只是確定了一個方向，并沒有系統的理論說明。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從思想淵源看，斯密的自由放任學說只是中國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一種拙略翻版[22]。如果這一點是正確的，那么，中國人引進斯密的《國富論》并強調其自由放任學說可以說是一種低級的出口轉內銷了。

　　1902年，梁啟超在其主編的《新民叢報》第七號上開始連載的《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被認為是國人撰寫的第一部外國經濟思想史著作。梁啟超認為斯密的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理論不適合中國國情，提倡中國采取德國式的保護主義和英國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德國歷史學派無疑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有其懷疑斯密理論適用于19世紀的德國的理由，且透過熊彼特等人在美國產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大約20世紀40年代。但時間地點不同，德國歷史學派在中國的適用性也不同。在清朝末年，中國根本沒有實施德國歷史學派所主張的發展工業和保護主義的主張。誠然，在洋務運動下，中國現代工業有所發展，但進展甚慢。而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都不可能有保護民族工業的能力，因為他們的統治有賴于列強的支持。只有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強大國家，中國才有可能實施保護主義。也就是說，在清朝末年，無論是斯密還是李斯特的理論，都與中國沒有真正的相關性。

　　為什么中國的學者汲汲于這樣的理論呢？這與19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狀態有關。如嚴復那樣的飽學之士實際上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在傳統文化中，歷史占據重要位置。因此，經濟學以經濟思想史的面貌出現，或者后者在前者中占據重要地位是自然的了。雖然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鑒》是為了總結歷代的教訓，但很顯然，這種總結是不夠的，還是在術的層面。司馬光沒有總結出一種唯物辯證法理論來。而中國人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又怎么可能得出救國救民的真理呢？最多只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結論罷了。更何況，晚清和民國時期的中國最需要借鑒的外國經濟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只不過，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歐洲才剛剛誕生。1877年留英的嚴復學習的是海軍，大概沒有機會讀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即使讀到了，大概也沒有膽量在中國傳播，于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轉而求其次了。所以，嚴復翻譯出版斯密的《國富論》，就好像歷史給中國學人開了一個玩笑了。由此，我們也大致可以推斷出受經濟思想史訓練的學生不敷中國需要的結論了。在李大釗之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很少有人研究馬克思、列寧的學說[23]。這意味著他們的學術活動與中國當時最重大的革命實踐脫離了。

　　（二）評估改革開放后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借鑒作用

　　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家對經濟管理人才的重視，一些留學歐美的學者提出了借鑒說，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不得不引進、學習、借鑒西方的富國之術。這實際上又部分回到了嚴復的邏輯之中。在改革開放之后，《國富論》在中國影響之大，以至于一位意大利的學者出版了一本著作取名“亞當·斯密在北京”[24]。或許，在西方學者中，斯密對中國的影響之大無出其右者。但市場說在中國產生的影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內生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在外生中又有多少是因為斯密的原因是難以精確確定的。也許，斯密只不過是中國一些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所借用的打擊馬克思主義的鐘馗罷了。我們可以確信，中國有集權的傳統，倡導自由放任必然會導致中國重新出現一盤散沙的局面。從十八大以來中央強調加強黨的領導看，一盤散沙的局面的威脅是現實的。也許，十八大后，中國已經出現一個去斯密化的運動。泱泱大國，卻讓斯密的理論或讓某些人所理解的斯密的理論流行，決非一件好事。中國人有自己的傳統，何必言必稱斯密呢？

　　嚴格地說，斯密雖然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但他不是西方經濟學的源頭。在他之前，有威廉·配第。配第的著作有中國古人之風。他能夠接觸英國皇權，因而能夠從統治者的角度看問題。在配第之前，英國還有數百年的重商主義傳統。而重商主義的痕跡在今天的中國也還能發現（如中國似乎在長期追求貿易盈余，而不是貿易平衡）。亞當·斯密雖然也是從國家角度看問題，但他主張的自由放任在英國國王那里會怎樣看呢？英國的國王會提出疑問，政府可以對經濟實行自由放任就萬事大吉了嗎？顯然不是的。有文獻指出，在斯密活著的時候，在英國最有影響的學者是洛克，而不是斯密。斯密的《國富論》是在斯密死了二三十年后才具有了超過洛克的著作的影響力的。毫無疑問，斯密著作聲譽的上升是有著資產階級支持的。有文獻認為，斯密寫作《國富論》本身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授意，得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更加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古人的經濟思想的歷史和見解所達到的水平遠遠超過斯密。比如，管仲已經把市場經濟作為戰爭武器來使用了，而桑弘羊已經有現代意義上的宏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管理思想了。這樣看來，中國人過度追捧斯密即使不是數典忘祖，也是厚西薄中了。

　　在少數人各取所需地追捧斯密的同時，也有其它理論被引入中國。比如，劉易斯理論1982年即被引入到中國[25]。大約在10年前，中國還出現一次討論中國是否處于劉易斯拐點的熱潮。劉易斯的理論是不需要得到中國人那么多的重視的。如果1949-1976時期的中國僅僅將投資率如劉易斯所主張的那樣從5%提高到10%或15%，工業化即使有所發展，每年的增速也是有限的。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工業化，而且是快速的工業化。這就要求中國不僅要獨立自主，而且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要能從國外得到大量的機器設備資金技術圖紙甚至人員援助，為此，中國不得不把投資率提高到20%以上。大躍進期間，中國的投資率達到40%。這都是劉易斯理論所無法提供指導的。實際上，真正為中國提供指導的是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能夠指導中國的關鍵人物是毛澤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文獻給予極大關注可以說是在1950年代末開始的。這時，中國已經完成了一五計劃，奠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工業的基本骨架。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私人經濟的興起，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城鄉人口流動。這就使得劉易斯理論仿佛與中國有了相關性了。然而，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虛假的相關性[26]。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感覺到，僅僅對外國經濟思想史進行研究是不夠的。這時，一些學者開始運用新古典增長理論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這些研究也沒有得出什么令人稱道的理論發現。一些學者推動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然而，他們對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厚此薄彼，主要的目的或客觀的效果是推動中國的私有化。幾年前，中國農業管理部門推動中國農村確權和土地流轉。據筆者聽到的言論，可以推測，現在，在中國的農村地區，不少干部認為，基于科斯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中國農村確權和土地流轉是胡鬧。這就不能不進一步提出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的一些學者們對于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到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的問題。

　　近年來，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中國、不能指導中國的聲音多起來了。如果這代表了真理[27]，外國經濟思想史和外國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借鑒作用實際上就很小了。這就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改革開放后，中國花費大量資源大范圍介紹、引進、研究、教學、傳播西方歷史上的經濟思想和當代西方經濟學說究竟又起到多大作用，起到怎樣的作用呢？中國需要反映西方經濟學的全貌嗎？能夠反映西方經濟學的全貌嗎？在追求反映全貌時，是否把庸俗的東西也看成了高雅的東西了呢？那么多的理論，是否會讓學生們應接不暇、無所是從呢？是否會誘導一些學者走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歧途去呢？中國有必要花費這么大的資源嗎？由此人們也可以思考如下系列問題：師夷長技以制夷是否是一種可靠的思路？西方是否有長技？在何種意義上是長技？中國是否能夠學習？經濟學對于當下的中國到底有多重要？到底哪種經濟學對于當下的中國才重要？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狀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真理？中國怎樣才能培養出真正的知識分子？對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水平到底該怎么看？中國現有的經濟學的學科設置到底該怎樣改革？等等。

三、外國經濟思想史對中國借鑒作用有限的原因

　　外國思想對于中國借鑒作用有限是有先例的。孫中山先生接受了林肯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思想，形成了舊三民主義。但舊三民主義無法讓孫中山先生實現自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夢。這種狀況直到十月革命之后馬列主義傳入中國才得到改變。那么，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對中國借鑒作用有限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一）外國經濟思想的非科學性

　　在中國人接受外國經濟思想時，一般都有一個隱含的假設，即某個外國人的思想是獨立的，先進的從而對中國人是有啟發的。固然，某些外國人的作品確實是自己獨立的作品，而非他人授意之作。但就連亞當·斯密，寫作和出版《國富論》都可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授意。即使如配第、李嘉圖完全可能是因為自己的興趣而寫作，在寫作時也不能不顧及到自己的讀者對象。配第的著作在相當程度上是獻給英國國王的，而李嘉圖的著作是獻給資產階級的。這就不能不使他們受到階級的局限。當資產階級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后，西方的經濟學家們是否能夠脫離這個統治呢？馬克思說，“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F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28]。那么，當中國人大張旗鼓地研究、傳播西方經濟思想時，是否忘記了馬克思所說的這句話呢？凱恩斯公開說，他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凱恩斯主義興盛一時，后來就偃旗息鼓了，只能以新凱恩斯主義形式存在了。那么，作為無產階級的中國的學者能夠從凱恩斯主義這個連資產階級學術金礦都算不上的礦藏中采掘和提煉出多少黃金呢？即使亞當·斯密的市場說流傳得更久，它對于作為無產階級的中國的學者是金礦嗎？供求論作為亞當·斯密的市場說的現代版，只有隔離了技術、社會制度等變量，在一個沒有壟斷，沒有不完全信息，沒有階級、沒有政府等等的神話的世界里才能得出它能夠推導出一個均衡價格體系的結論。換言之，在現實世界里，供求根本無法決定價格的數值。這個關鍵性的結論是王今朝、龍斧（2011）得到的[29]。在所有的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都沒有這個重大的結論。于是，我們可以質疑，中國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和中國所引進的國外的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科學性了。實際上，人人常常發現，當人們相信了西方某種經濟理論之后，過了幾年、十幾年、幾十年，發現自己所相信的是水中月、鏡中花。就像中國許多人相信美國的民主、美國的自由現在幻滅了一樣。

　　為什么人們會對西方的主流經濟理論、主流政治理論出現幻滅呢？原因在于，這些理論只是西方某些人對西方客觀實際的片面的、孤立的、靜止的甚至是扭曲的反映。請問，研究這些理論能夠得出什么真理性的認識呢？怪不得一些學者感覺自己一輩子研究經濟學幾乎等同于虛度光陰了。

　　基于這里的分析，可以推論，中國經濟學人與其研究外國人的經濟思想，不如研究外國大資本家的思想、外國的經濟和政策更能產生學術上的收益。

　　（二）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術產出有限

　　至今為止，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中國學者所出版的系統論述外國經濟思想史的著作也僅有吳宇暉、張嘉昕（2014）、裴小革（2000）、陶大鏞（1990）、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系（1985）四本專著。這種極少的學術產出數量和極低的學術產出頻率一方面顯示出中國學者系統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的難度，另一方面可能也顯示出對系統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的社會需求的不足。中國人如果沒有基于中國實際的深入的研究，對于西方歷史上的經濟思想就總是隔膜的。而要對西方歷史上的經濟思想進行深入的研究，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而且如果沒有科學的方法，即使花費大量時間也是勞而無功的?？茖W的方法在中國的學者中也不是唾手可得的。這在21世紀后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經濟思想史研究中也可以得到驗證。比如，一個經濟史的研究者花費巨大精力所做的研究卻得不到歷史學研究者的認可。實際上，中國人研究幾百年前的西方諸多人物的經濟思想所得出的成果對于當下的中國到底具有怎樣的意義在許多情況下是可疑的。與其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孰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和中國的實際問題呢？在我看來，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已經不易，研究中國的實際就更是不易了，哪里還有時間去研究外國的經濟思想呢？——當然，這不是絕對地排斥對外國經濟思想的研究，而只是說，中國人花費太多的資源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的東西了。

　　當中國自己的學者對外國經濟思想史的系統研究不足時，對外國經濟思想史的系統了解的需求主要是由國外學者提供的。在中國，外國經濟思想史專業領域最著名的外國學者大概就是馬克·布勞格了。他的《經濟思想的回顧》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在這本書出版后，許多對外國經濟思想史感興趣的學者可能就主要參考它，而不是中國學者的著作了。然而，即使是這本書，在某些方面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比如，有的重要人物沒有涉及，對馬克思理論的論述充斥著矛盾的話語，等等。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的時候，隨著人事代謝、職稱改革等等，國內主要高校中專門從事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已經非常少了，就更難產出有效的成果了。

　　（三）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普遍缺乏馬克思主義指導

　　許多研究者缺乏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于西方先人的經濟思想不是聯系他們所處的時代、自己所面臨的時代需要來研究，而僅僅是滿足于粗略歸納后的敘述。有的學者的敘述雖然也發現了西方先人的經濟思想的閃光點，但時下的中國到底有多少人會以西方先人的見解作為自己的理論的指南呢？而有的學者錯把西方腐朽落后的經濟思想作為先進的經濟思想介紹進入中國，中國決策者如果接受了這種錯誤的思想，又會產生怎樣的后果呢？

　　比如，改革開放后，又有人宣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主張人口過多不利于發展。而中國又實行了計劃生育。但2022年中國人口總量減少了85萬。這就使得中國的人口形勢在幾年前甚囂塵上的老齡化話題之后又增加了一種復雜性。幾十年后，中國會不會形成一種倒金字塔式的人口年齡結構（這種結構意味著，在現行社會保障、勞動就業制度下，數量很少的年輕人供養大量的老年人）呢？實際上，中國的人口密度低于日本、孟加拉、印度等國。

　　再如，學者們研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劉易斯的理論所考慮的只是一個落后的資本主義小國如何發展的問題。將劉易斯的這個理論介紹進中國的學者一定閱讀了劉易斯的原文，必然知道劉易斯理論的這個背景，但在他們的理論敘述中又沒有強調這個背景。背景是十分重要的。它設置了理論所能達到的科學程度的天花板。劉易斯理論是否對中國產生了指導作用呢？從中國多年存在的人口大量流動現象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然而，劉易斯理論以及其它二元經濟理論都沒有預測到這種理論支配之下必然導致的農村凋敝和農業供給不穩問題。當中國學界普遍接受二元經濟理論時，我懷疑，99%的學者沒有閱讀過劉易斯的原文，沒有意識到劉易斯的理論只是關于一個資本主義小國的發展理論，是依靠資本家驅動的發展理論。

　　又如，新古典增長理論在中國也興盛一時，但它預設了資本主義制度——資本所有者收益占GDP的比重要占到30%左右。這就預示著資本主義必然是兩極分化的社會，從而也是一個二元社會，而且是比中國鄉城對立的二元社會更難改變更為糟糕的二元社會。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要防止兩極分化的。因此，如果用新古典增長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個基本的推論就是要鼓勵資本投資，也就是鼓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的發展。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這是荒謬的。而且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全要素生產率是以資本主義存在，即資本家占據約30%的年收入為前提的。這就意味著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這個理論計算方式，同等條件下全要素生產率要高得多，原因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資本。

　　就新制度經濟學來說，科斯的產權理論雖然也有合理的觀點，如認為不能高估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但它在中國的流行一方面減弱了中國人對所有制這個根本問題的關注——主張產權論的著名人物張五常說，產權重要，所有權不重要，另一方面，在中國大大地推動了私人產權的社會接受度。因此，在中國引進科斯理論實際上是害多利少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說法，在美國是相對舊制度經濟學而言的，但它依然研究的是資本主義。對中國而言，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是比資本主義更新的制度。結果卻是，中國把研究資本主義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拿來裁剪中國社會主義這個人類的新制度！而且，就是美國的新制度經濟學，也至少可以分為四派：科斯的產權派、諾斯的制度派、威廉姆森的企業治理派和奧斯特羅姆的公共資源派?？扑?、諾斯、威廉姆森考察的資本主義本身所作的制度安排，威廉姆森的研究是比較技術化的，從而是比較中性的，對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企業的縱向一體化問題。而奧斯特羅姆考察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公共資源的治理結構及其有效性，其目的之一是否定資本主義國家那些反對集體主義主張個體主義的學說（如公地悲劇、集體行動的邏輯、囚徒困境等等）?？傮w而言，中國學者給予奧斯特羅姆、威廉姆森的關注比給予科斯、諾斯的關注少多了。

　　就西方經濟學的供求分析范式來說，至少，它給予中國人的印象是供求決定價格。改革開放后，中國也確實把市場體制建設作為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來抓。然而，一方面，供求真地決定價格嗎？馬克思并不這樣認為。馬克思認為，價值調節供求，價值決定價格。而且，馬克思確實是對的。中國房價在供求機制作用下所達到的荒謬性程度也證偽了供求理論作為價格決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市場體制建設到底有多重要呢？按照馬克思的生產決定交換的觀點，市場體制建設對于致力于經濟建設的中國而言，其重要性對于促進生產發展而言是次要的。中國甚至長期流行“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對于這個邏輯，從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人中似乎沒有一個提出質疑。造代表自己生產，買和租都是市場化行為，孰優孰劣，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那里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不是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地對它加以否定，這個邏輯不知道還會在中國流行多少時間。而研究西方經濟學的人有多少人深思過這個邏輯對于中國所造成的傷害呢？

　　由此我們看到，研究當代西方經濟理論的人與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的人面對著類似的問題，即西方經濟思想或理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理而值得中國讓那么多的學者花費那么多的精力去研究呢？研究是否得出了真正科學的結論呢？總體上看，許多中國學者是依據個人的偏好來選擇他們引進、介紹、傳播什么理論的。而這種偏好的形成并不是基于中國的需要，而是基于自己科研成果形成的需要，基于科研任務完成的需要，在一些學者那里是基于推動中國私有化的需要。這就使得中國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了。在中國學界，雖然不乏“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有志之士，但學術界中所設置的制度也使得許多人的精力主要盯著升遷，而不是國家的發展。只有極少數學者真心實意地在試圖通過外國經濟思想、理論的研究來求得中國經濟發展的真經。“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如果我們的學者的主要精力盯著升遷，就必然陷入到專業化的窠臼之中，就必然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象。如果又不大關注實踐，不能充分地深入實踐，所做的研究就不能不具有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甚至是數典忘祖的性質了。許多原來從事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習的學生在多年之后，感覺這個專業的效果不過是打造西方學術的名人堂罷了！

　　對于中國而言，相對研究西方經濟思想、當代西方經濟學說，更為重要的工作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和中國經濟思想。如果中國學界普遍認識到這一點，那么，外國經濟思想史專業在中國的衰落幾乎是必然的。因為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中國經濟思想感興趣的人比對外國經濟思想、經濟學說感興趣的人多多了。當然，無論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還是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可能都離不開對西方經濟思想的借鑒。然而，借鑒就是借鑒，而不是作為主體、主流。因此，國內一些學者，如程恩富教授提出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世情為鑒的觀點是非常正確的。在今天的中國，特別是需要在經濟學術上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元化[30]。因為即使外國經濟思想史專業自身經歷了起起伏伏，但它的短暫的興起也促成了十八大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邊緣化。

　　早在21世紀之初，就有中國學者指出，中國學者研究西方經濟學必然落后于西方學者，中國學者只有通過研究中國問題，才可能超越西方學者。這個判斷至少在長期內是正確的。中國學者很難了解西方實際，即使在美國呆了幾十年，也很難了解西方實際，因為缺少豐富的歷史知識，也沒有時間去全面地了解西方現實。反而是搞通了馬克思主義和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能夠對西方有本質性的理解。比如，毛澤東沒有去過西方國家，但他提出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就包含了對于西方的本質性理解。西方經濟思想自成體系。為什么要研究太多的外國人的經濟思想呢？毛澤東在從事革命時，對于馬克思主義并沒有了解太多。他走的是一條基于中國實際的理論發展道路。只是在發展自己的理論的時候，參考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已。即使在建國后，毛澤東也沒有從西方經濟學那里尋找國家富強之路，沒有從西方經濟學那里尋找制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解決重大現實經濟問題的靈感或思路。即便是對于西方非正統理論，一般人也很難獲取教益。因此，總體而言，西方經濟思想史專業在中國經歷了曇花一現式的繁榮之后出現衰落是必然的，是向正常狀態的回歸。當然，這種總體的衰落必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出來。比如，一個大學原來興旺的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可能后繼無人，很少有學生會對外國經濟思想史感興趣，等等。然而，衰落并不意味著它應該死亡。西方經濟思想史在中國的學術界應該有一定的地位。在衰落大勢下堅守外國經濟思想史陣地的學者是值得尊敬的。因為至少他們沒有跟風，而是表現出很強的定力，有的做出了很好的成果。有學者指出，在今天的中國，特別需要深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國經濟史、世界社會主義經濟史的人才。這個社會需要太大了，但滿足這個社會需要也決非易事。

四、結 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就1840年以來中國學習西方的教訓，毛澤東曾經加以總結。“自從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31]。“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32]?？墒?，毛澤東在重大歷史時刻所總結的這種歷史經驗在改革開放后仿佛被人忘記了?，F在，到了重新記憶起來的時候了。本文回顧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在中國的發展，評估它對中國的借鑒作用，分析它對中國借鑒作用有限的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近當代的中國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對于中國社會發展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時甚至是扭曲性的。

　　外國經濟思想史中的所有理論（包括凱恩斯主義理論）幾乎不都是普世的，而是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歷史局限和個人局限的，有著特殊的功能定位、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除了毛澤東以外，中國學者對此幾乎都缺乏主動的免疫。在毛澤東身后的中國，有出身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甚至主張，不能再在中國講述《資本論》了，因為講述《資本論》，就會挑起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對立。由于缺乏主動的免疫，甚至連一些擁有較高馬克思主義素養的學者也為西方種種錯誤經濟思想在中國的傳統提供了機會，創造了條件。中國近200年的外國經濟思想研究似乎只有讓這些思想把中國學子的頭腦踐踏一遍，才可能讓中國經濟學人獲得充分的理論自覺。這種理論自覺本來是毛澤東早已經無比清晰無比堅定地實踐了的。

　　如果聯系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所起到的指導作用，就很容易認同這里的觀點。如果相信馬克思主義，就很容易認同，歐美經濟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必須批判。如果吸收，也必須在批判的基礎上吸收。只有批判才能深刻。然而，批判也需要深刻，需要從學理的角度令人信服地加以批判。否則，我們就只能在接受還是不接受西方經濟思想這個問題上中心搖搖，就無法克服西方經濟學在中國所產生的強大影響。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至今為止，在我們的理論界的榻旁，都酣睡著西方經濟學。在筆者看來，即使中國有繼續學習西方經濟思想的某種必要性，現在，在馬克思主義邊緣化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代，也需要有一個排斥西方經濟思想的運動，需要有一個建構中國自主經濟學體系的運動。經歷了170多年的開采之后，西方經濟思想中即使有一些精華，也已經趨于被開采殆盡了。而當中國學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西方經濟思想的同時，對我們自己國家的經濟思想的精華卻大大忽視了。現在，到了開始大張旗鼓地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和基于中國成功的經驗進行理論建構了。沒有了西方經濟思想史，并不意味著中國缺乏多元主義科學精神，也不意味著教條主義就會盛行。因為中國的需要、中國博大精深的經濟思想本身就會為中國經濟學的這個運動提供強大的動力。這個運動將會使中國經濟學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誕生出世界級的學術領袖。再退一步講，如果中國人繼續接受西方經濟學作為自己的主流理論，又怎能奉獻給世界一種新的理論呢？

　　第二，要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構中國自主經濟學體系。

　　當前，介紹西方經濟思想已經不再是經濟學界的主要工作，結合中國實際加以批判成為重要任務，而建構中國人的經濟學體系更是當務之急。

　　要建構中國自主經濟學體系，需要來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式的運動。今天的中國的儒術就是馬克思主義[33]。如果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推崇，必然導致馬克思主義失去指導地位。培養經濟學多元主義科學思維以避免理論和政策主張的極端主義的思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多元主義和解放思想很可能變成思想多元論。實際上，中國過去長期不斷有人試圖把西方的各種理論引入中國，扭曲中國的改革。經濟思想史上的混亂太多了。西方經濟思想在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建設中只需要略微提及即可。外國經濟思想史和當代西方經濟學學說研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中或許有一定提供新思路和靈感來源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也并非不可替代。只要是基于中國的客觀需要，我們就能實現這種替代。當西方經濟衰落后，中國更沒有動力去在西方去尋找可資借鑒的經濟思想了。也就是說，外國經濟思想史很難通過發揮理論和政策的批判性功能，啟迪、推動中國經濟理論的創新，并為解決中國實際經濟問題提供真正有效的政策建議。

　　有人會問，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真理，又為什么在十八大前逐漸在學界被排斥，進而幾乎失去主流地位呢？這其中，部分原因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性沒有被充分展現出來。當演繹性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中國以后，它就俘獲了年輕學子的芳心。而政界是需要不斷從教育部門得到思想和人才的。于是，接受了西方經濟學教育的人不斷被充斥到政府部門中，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也就從馬克思主義悄然轉化到西方經濟學了。毫無疑問，中國理論車輪的這樣轉動是與毛澤東逝世后的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緊密相關的。

　　有人說，馬克思創立自己的理論，也吸收了當時西方經濟學界的許多研究成果。馬克思誠然接受了配第、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但馬克思對其前輩的和同時代的西方經濟學進行了大量的批判。我們看到的馬克思的大量作品是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而沒有看到馬克思如中國學者過去170多年所做的那樣的紹介，我們看到的是馬克思經濟學話語的大量的合乎邏輯地建構，而不是中國學者過去170多年所做的那樣的因襲。中國經濟學最重要的工作是在馬克思所開辟的道路上前進，而不是用各種西方經濟理論阻礙我們前進的腳步。

　　如果說佛教引入中國，撼動了儒家的思想地位，引起朱熹發奮辟佛，使得朱熹終成一代大儒[34]，那么，當西方經濟思想引入中國近兩百年后，應該有人發奮辟西，成為引領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學家了。這就是本文看待中國外國經濟思想研究的更高觀點。

　　注釋：

　　[1] 習近平：《加快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2年第6期。

　　[2] 這里的概念界定有不嚴謹之處。比如，有西方著名經濟學者（喬治·阿克洛夫）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古典經濟學就已經不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而只是30余個西方流派中的一個之流了（如果此話為真，那也就是，在西方已經拋棄了新古典經濟學30年后，中國的一批人又把它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了）。此外，中國還有人極端服膺和推崇即使在西方也屬異端的米塞斯、哈耶克經濟學。即使這里的概念有不嚴謹之處，但經濟學領域的讀者應該也不會產生誤解。

　　[3] Trescott, P. B.,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7.

　　[4] 如參見顏鵬飛、李朝輝、王今朝等：《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突破》，《經濟評論》，2004年第5期。

　　[5] 司馬遷：《史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40頁。

　　[6] 鄭元：《略論清朝晚期中國國內經濟思想的轉變》，《人民論壇》，2014年第29期。

　　[7] 有學者主張，中華文化、文明隨著成吉思汗對歐洲的擴張而在歐洲得到傳播。還有學者主張，明朝時期外國傳教士系統地從中國偷竊了文化和文明。如果這些主張為真，我們就可以設想，中國從國外所得甚少而國外從中國所得甚多的可能性。關于西方經濟思想在中國的引入，參見趙曉陽：《西方經濟學的傳入與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產生與發展》，《經濟科學》，2000年第1期。

　　[8] Xu, T.,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review) [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2, 17(4).

　　[9] 這里的各位學者歸國年份來自網絡，可能有不確之處。海外留學歸國的人大致只有20%進入了大學，其他的人則進入了政府、商界等等領域。參見Barber, W. J.,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review) [J].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42(1).

　　[10]熊性美：《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八十五周年感言》，

　　https://bbs.pinggu.org/thread-1575867-1-1.html。

　　[11] 歐自明：《馬寅初的經濟思想》，《學術界》，1996年第5期。

　　[12] 陶大鏞：《〈外國經濟思想史新編〉序》，《經濟學家》，1989年第5期。

　　[13] 有西方學者總結了西方經濟學如何主導了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參見史蒂夫·科恩：《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何主導了中國的經濟學教育？》，

　　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jj/2014-09-22/28135.html。

　　[14] 實際上，馬克思、列寧所使用的勞動生產率的概念就是一種全要素生產率概念。這種全要素生產率概念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全要素生產率概念有根本的差異。

　　[15] 王今朝等：《比較優勢戰略不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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