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8日，“和訊”公眾號發表錢穎一教授題為《市場經濟搞得好壞，取決于政府扮演的角色》的文章（下稱《市場》）。筆者絕不能茍同，而且認為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十分危險，特此加以商榷！

　　一、問題的引出

　　《市場》的第一句話就稱，“中國以往的改革開放經驗表明，內部利益、外部壓力加上知識，這三種力量的結合將中國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進”。錢教授的這一說法是過于籠統的。內部利益是指內部誰的利益，是老百姓的利益還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呢？外部壓力想必是主要來自于美國的壓力。知識是指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還是西方經濟學的知識呢？這樣一分析，就有這樣一種可能的組合，即錢穎一教授實際可能認為，“中國以往的改革開放經驗表明，中國內部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美國的壓力和西方經濟學的知識的結合將中國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進”，然而，這種推進是否真正符合中華民族利益，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是值得思考的。畢竟，過去的市場化改革在相當程度上推進了私有化，產生了大規模的腐敗，即使這種腐敗與其它國家的腐敗相比可能在整體上還是小的。那么，《市場》一文所主張的改革理論又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呢？——《市場》一文后面的主張正好印證了筆者的這種擔憂！

　　二、駁所謂“新比較經濟學”的命題

　　錢教授稱自己研究的是轉軌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在我看來，看起來比較中性的比較經濟學一點兒都不中性，它所得出的結論往往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社會主義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軌。所以，錢教授的研究至少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那么的中性、那么的純學術。當然，我對錢教授的其它成果了解甚少，但如果錢教授認為，市場經濟就是優于計劃經濟，甚至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優于社會主義制度，錢教授的研究和觀點就一點兒不是中性的，不是純學術的。如果錢教授只是普通學者，而中國這樣的普通學者還不多，就倒也還無所謂，但錢教授不是普通教授，而是大牌教授，持有與錢教授相似或相近觀點的大牌教授至少也有那么幾位，普通教授也不少。因此，就有必要進行學術上的爭論了。

　　《市場》雖然也承認中國有特殊的問題、事情、約束，但也表現出錢教授對許多人強調中國情況特殊很不以為然。《市場》說，“中國面臨的許多問題和其他國家和地區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比如公司治理結構問題、金融市場問題、勞動力問題、腐敗問題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很多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并認為，這些共性產生于“市場經濟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和“中國的經濟現在日益與國際接軌并融入全球化體系”。《市場》一文這里表達得很有點兒學術化，一般人不容易懂。讓我翻譯一下。錢教授在這里的大致意思就是，西方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就是中國發展的范本，中國發展就是要重走西方道路，就是要采用西方模式。更簡單說，錢教授還是認為，西方月亮比中國圓得早。只不過錢教授沒有用20世紀80年代中國一些不學無術的西化派的很直白的語言罷了。而且，錢教授很清楚，只要搞市場經濟，中國就一定會出現如美國實業家利蘭·斯坦福夫婦欺騙政府補貼、拿了錢不辦事、“把債務放進一家公司，把盈利放進另一家公司，并且讓放債務的那家公司破產”之類的事情，并且把它作為市場化的必要代價。而馬克思會怎樣看這樣的事情呢？馬克思不會把它們看作是市場化，而是會說，這就是資本原始積累。《市場》一文說，“中國在2001年加入了WTO，不僅要建立市場經濟，而且要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因此面臨的問題更多是與其他國家相仿的”。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是什么呢？接軌最重要的是制度接軌。與國際接軌，就是與資本主義制度接軌，也就是說，中國人所搞的市場經濟、加入WTO，在如錢教授這樣的大牌教授看來，都是為了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在中國搞資本主義不能直接說，因此，就說是搞市場經濟。看來，錢教授的理論功底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也根本不可能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一文說，“我們應該汲取世界其他國家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教訓”。什么是其他國家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教訓呢？在毛澤東主席看來，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此路不通。這是西方發達國家給中國的最大的經驗教訓。然而，錢教授的頭腦根本沒有往這方面想，錢教授所謂的共同問題就是把中國統一到資本主義制度去。

　　本來，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有共性，有特性。錢教授為什么只講共性，只以那樣的方式講共性，不講特性，而且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提出以后？這難道不令人深思嗎？《市場》說，“比較經濟學有舊比較經濟學與新比較經濟學之分。舊比較經濟學是比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差異。因為現在仍然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已經所剩無幾了，新比較經濟學應運而生，它研究的是不同的市場經濟的比較”。朋友們，你們是否覺得這是純學術史的一種描述呢？在我看來，這句話根本不是純學術，而是妥妥的政治語言。錢教授的意思是，他從事的舊比較經濟學已經把原來的社會主義給摧殘得差不多了，現在，需要用新比較經濟學的話語來繼續摧毀如中國這樣的國家還剩余的社會主義因素了。——錢教授是西湖大學校董會主席呢！發表《市場》一文時還表明了這個身份。

　　《市場》舉了10個例子來闡釋所謂“新比較經濟學”。它們是：1、不開放的經濟一定落后；2、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經濟效率較低；3、新生的私營小企業是發展中國家增長的動力；4、高福利、大鍋飯的體制無法維持；5、受管制的行業沒有競爭力并缺乏創新；6、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使企業失去競爭力；7、政府監管不力的金融市場發展不快；8、沒有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經濟不能繁榮；9、法治和產權保護促進經濟發展；10、土地所有權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礙經濟發展。

　　朋友們，錢教授這里很謙虛，說它們是例子。這不是10個例子，而是促進中國進一步市場化、私有化的10條方案。這10條有的是直接錯了，有的表面上正確，一旦聯系中國，就出問題了。所以，我們應該10條全部否定。下面，依次簡要分析。

　　（一）駁“不開放的經濟一定落后”

　　看起來，“不開放的經濟一定落后”似乎與我國的開放國策是非常吻合的，其實不然。不同人的嘴里講同一句話的意思都可能正好相反。如果錢教授的這句話成立，就必然得出中國必須開放的結論。然而，錢教授所主張的開放與我們國家的開放政策是一回事嗎？根本不是一回事。錢教授從美國回來，他所主張的開放極有可能是中國對美國開放。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給美國資本。而我們國家一直在對美國金融資本的開放上保持較為謹慎的態度。

　　而且，從學術角度看，只講“不開放的經濟一定落后”就有片面性。難道開放就一定好嗎？美國開放、西歐開放，如果開放就好，為什么還跟俄羅斯過不去，不允許俄羅斯開放呢？為什么不讓北約對俄羅斯開放呢？為什么美國現在要對中國不開放呢？為什么克林頓后悔讓中國加入WTO呢？克林頓讓中國加入WTO是好心嗎？如果不是中國具有特殊性（如人口規模龐大，堅持獨立自主），也許，今天的中國就會成為美國的附庸國了。

　　我認為，正確的命題應該是，中國需要開放，但中國的前途命運也并不唯一地寄托于開放，更不能寄托于對美歐開放。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錢教授把開放不開放與中國先進還是落后建立了一種強聯系，豈不是讓中國去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嗎？歷史唯物主義還認為，內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錢教授的這個觀點豈不是意味著要把外因放在第一位嗎？外因放在第一位對于小國或許適用，對于大國是絕不適用的。

　　（二）駁“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經濟效率較低”

　　錢教授做比較經濟學研究，應該深知，運用比較法去得出可靠的結論，必須建立在可比性的基礎上。比如，你不能拿一個小孩子與大人比力氣大小看誰更有本事；你也不能認為，一個小孩子今天比另一個小孩子力氣小，未來就一定還是這樣。歷史已經表明，理論上也可以證明，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有其特殊的機制，能夠產生出比私有企業和私有銀行更高的效率。試想一下，假設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相比西方私人企業和私有銀行經濟效率較低，中國怎么在短短的70多年中就有了許多世界五百強企業？又怎么可能有華為等民營企業？這說明什么？這說明，中國的特性是不容忽視的。不要在與西方的比較中喪失了自我，不要把與西方的比較變成用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進而要中國邯鄲學步。

　　即使中國單個企業、單個銀行比西方私有企業和私有銀行效率低，中國企業和銀行整合起來也可能比西方企業和私有銀行整體效率要高。

　　另外，錢教授單獨拿效率說事情不是有點兒形而上學嗎？效率不是全部，而且，錢教授也沒有說明，到底是用什么來衡量效率的。抗美援朝時，想必麥克阿瑟對中美軍隊戰斗力是做了比較的。毛澤東主席出兵朝鮮的戰略決策一定也是比較了中美軍隊戰斗力的。可是，他們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而錢教授進行比較所依賴的變量體系及其合成公式到底是麥克阿瑟的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呢？我懷疑是前者的。

　　最后，如果錢教授的這個邏輯成立，就可以打著效率的旗號減少、消滅國企和國有銀行了。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就已經這樣做了。這也就意味著錢教授很可能主張今天的中國繼續這樣做。

　　（三）駁“新生的私營小企業是發展中國家增長的動力”

　　中國今天有上億家私營小企業，有的在死去。能籠統地說“新生的私營小企業是發展中國家增長的動力”嗎？而且，中國經濟現在經歷著困難，卻有這么多的私營小企業，動力為什么顯現不出來呢？只強調新生的私營小企業，卻不承認占據市場份額較大的大中企業的作用，豈不是也有片面性嗎？

　　（四）駁“高福利、大鍋飯的體制無法維持”

　　“高福利”可能與當下中國沒有多少關系，但錢教授可能害怕中國將來是個高福利社會哩！可是，按照馬克思的“按需分配”的觀點，在共產主義社會必然是高福利的。共產主義體制無法維持嗎？如果無法維持，共產主義理論就錯了。那到底是馬克思錯了，還是錢教授錯了呢？

　　國外是真的高福利嗎？我看，美國的福利水平也不高。如果福利水平高了，歐美人干嘛還造反呢？在中國，改革開放伊始，香港的大車司機月薪2-3萬港元，現在福利又怎樣了呢？

　　“大鍋飯的體制無法維持”？所謂大鍋飯，就是一種平等的分配制度。如果認為大鍋飯的體制無法維持，就是否認一個社會可能有平等的分配了。可是，中國打破了大鍋飯就好了嗎？那些下崗工人就是社會的耗材了嗎？究竟是“大鍋飯的體制無法維持”，還是如錢教授“大鍋飯的體制無法維持”的謬論導致了大鍋飯體制沒有維持下去呢？難道打破大鍋飯不是成了私有化的先聲和代名詞了嗎？錢教授真的是關心中國效率問題嗎？我想不是的。錢教授回國后好像也沒有什么好的作品問世，至少我沒有聽到過。也許，錢教授已經基本不做學問了。如果真是這樣，就可以懷疑錢教授是否真的是一個理論家了。因為真的理論家做理論是到死方休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席都是戰斗一生，而且每天都在戰斗的。

　　（五）駁“受管制的行業沒有競爭力并缺乏創新”

　　錢教授應該知道，美國政府對美國企業的管制是很厲害的，即使美國不斷在管制與去管制的政策中搖擺。于是，按照這個命題，美國企業沒有競爭力并缺乏創新。事實好像也不是這樣。

　　錢教授似乎沒有意識到世界上的國家貧富兩極分化的原因，既沒有意識到西方國家富有的原因，也沒有意識到如中國這樣的國家貧窮的原因。富有、貧窮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是富裕的國家管制了對中國這樣的國家的技術出口，因此長期在國際貿易中享受了技術紅利、壟斷紅利等等。你能籠統說“受管制的行業沒有競爭力并缺乏創新”嗎？如果中國相信了這條教條，中國任由企業去生存、競爭就有了競爭力了嗎？就有了創新嗎？當然不是。人家美國在創新領域設置了強大的封鎖墻，中國企業能夠輕而易舉地突破嗎？我相信，真正了解華為發展史的人也不會同意錢教授的這個觀點。

　　（六）駁“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使企業失去競爭力”

　　想必，錢教授是認為，管制勞動力市場會照顧工人利益，從而減少企業利潤，進而降低競爭力吧！我想，錢教授根本不了解社會主義企業史。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可以說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可以說是對勞動力市場的最大管制吧！然而，正是有了這種管制，激發了廣大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在建國后短短27年就建立起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反而是，改革開放三四十年了，中國對勞動力市場減少管制了，就業自由了，卻至今還沒有量產高度自主知識產權的大飛機，沒有量產高端芯片，沒有量產操作系統。不知道錢教授所說的競爭力究竟是個什么東西？！

　　（七）駁“政府監管不力的金融市場發展不快”

　　首先，發展是個很復雜的概念（我把發展定義為科學目的的達到；按照列寧的定義，發展是向對立面的轉化），所以，錢教授這里的金融市場發展一定是個非常狹義的概念。其次，美國金融界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共識是政府監管過度（如隔斷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阻礙了美國金融市場發展，因而發起去監管運動。第三，金融市場發展快也不見得是好事啊！中國不是就在脫虛向實嗎？美國金融厲害是好事嗎？

　　（八）駁“沒有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經濟不能繁榮”

　　這一點似乎是對的。但是，仔細分析，也會發現問題。第一，是否有了政府，就能維持社會秩序呢？并不一定。蘇聯解體前是有政府的，可是，蘇聯解體導致了多大的社會秩序混亂呢？第二，社會秩序究竟是有利于窮人的社會秩序還是有利于富人的社會秩序呢？社會秩序到底是無產階級掌控還是資產階級掌控呢？第三，經濟繁榮有虛假和真實之分，有共享和獨享之分。如果一個國家僅僅是主要有利于少數人的繁榮，有多大意義呢？第四，在這個世界的所有國家里，都是有政府存在的。因此，問題不是有沒有政府，而是有什么樣的政府。

　　（九）駁“法治和產權保護促進經濟發展”

　　這個命題與第七、八命題緊密相關。第一，究竟什么是經濟發展，或者說法制和產權保護促進的是怎樣的經濟發展？僅僅是GDP的增加而不管GDP的分配嗎？一般來說，法治和產權保護都不是有利于普通百姓的。第二，在這個世界上，有資本主義法治和社會主義法治。兩種法治的本性是不一樣的。第三，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法治和產權保護都屬于上層建筑。很顯然，錢教授把這個命題孤立出來加以強調是片面的。錢教授試圖唯心地讓中國按照他所主張的道路走下去。而這正是馬克思所批判過的唯心主義。

　　（十）駁“土地所有權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礙經濟發展”

　　這個命題看似正確，但錢教授所舉的例子是“北美（加拿大和美國）的發展比南美快得多”，因為“南美的土地資源分配高度不平等，這極大地阻礙了教育的投入以及金融市場的發展，進而阻礙了后來的經濟發展”。也就是說，還是北美好。

　　而如果聯系中國來看這個命題，有什么含義呢？其可能被理解為，它主張，中國土地革命是不必要的。中國似乎可以允許土地私有，只要不是高度不平等就可以。反過來，如果中國保持土地公有，就沒有土地所有權分配問題。

　　綜合以上，所謂新比較經濟學對于中國沒有什么積極的意義。不僅沒有什么積極意義，而且消極的意義非常大。只是錢教授的語言比較謹慎，如果我們不做一些引申，一般的讀者或許根本看不出來。我這種引申是給錢教授做莫須有的指責嗎？我想不是的。我想，錢教授在美國多年，應該知道美國有一種修辭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認為，既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根本不是在做論證，而只是用學術修辭來誘導讀者、聽眾贊同他們的觀點。也就是說，西方經濟學家們實際上根本沒有在做追求真理的學術，而只是在做潛移默化的宣傳誘導工作。錢教授似乎在這方面的功力是上乘的。

　　三、駁“如何造就好的市場經濟”

　　第一，錢教授說，“總體而言，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好，這是我們過去幾十年已經達成的一個共識”。錢教授錯了。錢教授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絕對對立起來。這關系到如何定義市場經濟的問題。如果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那么，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對立起來是正確的，但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比計劃經濟好就是錯的了。而如果市場經濟不是指資本主義經濟，僅僅是指（較）自由地進行交換，說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好也是錯的。很顯然，蘇聯靠市場經濟無法提供對抗希特勒德國的物質基礎。中國1949-1976時期靠市場經濟，一定建立不起來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更不用說建立起初步完備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了，這就如沒有一個國家是依靠市場經濟的辦法進行戰爭一樣。中國的獨立和發展對世界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怎么能夠說“總體而言，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好”呢？而中國改革開放后選擇市場經濟道路，是否與美國的存在有某種關聯呢？

　　第二，如果市場經濟僅僅是指（較）自由地進行交換，那么，由于計劃經濟時期有大量的交換（城鄉、城城、國際），計劃經濟就是一種市場經濟；反過來，中國改革開放后，也有強大的政府計劃、規劃，因此，也可以叫計劃經濟。只是隨著經濟發展，政府不斷放權罷了。這只是一種數量的差別，為什么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作為兩種不同的體制對立起來呢？——列寧是把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典型特征來與計劃經濟對立的。中國改革開放至少在理論上都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進行的。是否在錢教授的心目中，建立市場經濟的終極目的就是搞資本主義，所以才和計劃經濟對立呢？

　　第三，如果市場經濟僅僅是指（較）自由地進行交換，那么，由于生產比交換更重要，如果中國過度重視交換，是否會導致對生產的忽視呢？忽視了生產，還怎么談更好的發展呢？比如，中國如果自己不搞研發，能夠用市場或金錢買來美國的最先進技術嗎？在技術等領域，美國人是不采取自由市場原則的。

　　第四，錢教授說，“把視野放到全世界之后，就發現市場經濟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場經濟中其實也有好有壞”，就請問，美國的市場經濟搞得是好，還是壞呢？美國在市場經濟下，兩三百年GDP平均年增長率僅僅3%的樣子，這在資本主義國家還算好的。中國要趕超美國，而且有許多不利條件，能夠用市場經濟的辦法趕超嗎？

　　第五，錢教授說“市場經濟搞得是好是壞，很重要的一條是取決于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并由此把政府分為“支持市場的政府”和“摧毀、扼殺市場的政府”。錢教授的這個命題屬于新比較經濟學嗎？在我看來，一點兒不屬于。它只是反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基于過去中國搞市場化在相當程度上等于私有化的經驗看，錢教授的這個命題可以翻譯為“私有化搞得是好是壞，很重要的一條是取決于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取決于政府究竟是支持私有化還是反對私有化。支持私有化的政府在錢教授那里就是“支持市場的政府”，反對私有化的政府在錢教授那里就是“摧毀、扼殺市場的政府”。我想，錢教授不會那么單純，不了解中國市場化之下所隱藏的私有化的事實；不會那么單純，不了解他的話語實際上是為中國進一步私有化提供理論基礎。而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私有制的世界里，只有推進公有化的政府才是好政府。錢教授的這個所謂新比較經濟學不是在反用馬克思的理論，跟馬克思主義對抗嗎？

　　有人可能會說，王教授，你這里是靠猜測來進行分析了。我說，我不是靠猜測，而是靠推理。許多真相掩蓋在各種各樣的表象之下。只有使用推理，才能挖掘出真相。假如在錢教授那里，市場僅僅是交換的場所，市場經濟僅僅是允許有更多交換、更多交換自由的經濟，那么，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換的場所應該會越來越發達，交換的技術會越來越發達。哪個政府會摧毀或者扼殺這樣的市場經濟呢？現在，老美連大麻都合法化了，推進了大麻的市場交易。據我的觀察，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很善于搞錢。因為沒有錢，政府就根本運轉不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也不例外。善于搞錢的政府會摧毀或者扼殺帶來金錢的市場交易嗎？

　　而且，錢教授沒有分析，市場交換的雙方并不是對等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中一定會出現壟斷。而壟斷對市場具有控制力，甚至能夠操縱市場。請問，這時，政府是支持私人壟斷控制市場，還是反私人壟斷呢？連美國都不敢放下反壟斷大旗。

　　我在前面駁斥了錢教授的“法治和產權保護促進經濟發展”的命題。一些朋友對此可能很不以為然，認為我是在強詞奪理。但是，請朋友們看錢教授的如下說法。錢教授說，他們發現，“持市場的政府都是一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毀、扼殺市場的政府或者是無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無效政府”，“歷史經驗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關重要的制度基礎。我們甚至可以說，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目前人們所實踐的、能夠維持一個有限和有效政府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們所談論的如何實現好的市場經濟這一問題的一個核心”。哈哈！錢教授做了一個關于法治本質的絕妙的供述。原來，在錢教授的思維中，市場化就是私有化，因此，市場化就是好，因此，就要限制政府權力，因此就需要法治。我們原來以為，法治就是要人人守法呢！原來，法治在一些人那里是為私有化保駕護航的，防止私有化之后共產黨算后賬的。所謂摧毀、扼殺市場化，就是共產黨明白過來，搞公有化。于是，錢教授的新比較經濟學是什么貨色，也就清楚了吧！新比較經濟學的衣服之下，藏的還是舊比較經濟學的舊東西。我前面駁斥他那個“法治和產權保護促進經濟發展”的命題也就對了吧！我前面只是簡略地進行駁斥，沒有想到錢教授在這篇文章的后面有這么好的一個供述。朋友們，我就請問，中國有多少人是如錢教授這樣看待法治的？這些人都是什么樣的人？這些人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是可靠的人嗎？如果我們國家的領導層出現這樣的領導，我們國家就危險了。請大家還是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吧！在中國，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國家不可能主權獨立，只能被西方列強殖民，成為附庸性的資本主義，人民不可能共同富裕，只能兩極分化，逼得人民造反！

　　四、駁西方經濟學家的法治觀

　　錢教授同意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理論有重大局限。這是對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大問題就是盲目信任價格機制。一些人把諾斯、科斯等人的貢獻理解為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市場機制是資源配置最好機制的神話。然而，即使錢教授承認這些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貢獻，也并沒有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至上的觀念走出來。錢教授的理論的核心依然是市場化，依然是私有化。而科斯等人的產權概念不過是把私有化這個概念給中性化，實質依然是私有化。因為在中國，許多學者應用產權概念就是為了論證私有化是好的。所以，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理論其實并無深淺之別，而是互為表里。中國很少有人看到這層關系。

　　錢教授說，“產權對人的激勵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好的產權制度，人們就沒有激勵去投資和工作，即使價格正確也沒有用，甚至根本無法形成正確的市場價格”。中國過去的產權制度好不好？二三十年前，許家印就有激勵去做恒大，而且看來是期望永恒偉大。許家印的投資激勵可謂瘋狂，所受的投資約束比錢教授曾經接受的科爾奈的預算軟約束都要軟，可是，恒大所參與的中國房地產形成了正確的市場價格了嗎？沒有！甚至連樓都不建設。我們這幾年見到類似許家印的人不是一個兩個吧？朋友們，再請問，錢教授說，“產權對人的激勵非常重要”，產權對你重要嗎？對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重要嗎？所謂產權，難道不是對巨額資產的支配權才有意義嗎？在農村，“產權對人的激勵非常重要”代表著一種什么情況呢？它代表著一種為了蠅頭小利不惜將兄弟關系、妯娌關系、父子關系、母女關系搞得雞飛狗跳的愚昧觀念！中國一些聰明的老百姓都知道，“家和萬事興”，都知道，如果一個人不孝順父母，對朋友斤斤計較，就很難賺到錢。因為他們太把對一些東西的占有視為權利了。他們實際上把其他人都看作是敵人、對手了，沒有看到人們之間的統一性了。所以，產權概念是什么東西？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是割裂人們之間關系的東西；在民族關系上，是導致民族分裂的理念。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產權觀念非常強，強到認為天下所有的財富都可以占為己有。可是，幾十年后，蔣宋或許還有財富。孔祥熙晚年哀嘆孔家后繼無人了。中國曾有幾多巨富，有多少保留了自己的產權呢？

　　錢教授把諾斯和科斯并列。可是，就我的理解，諾斯對馬克思的尊重程度遠比科斯對馬克思的尊重程度高。而且，諾斯明確指出，他只是研究資本主義的興起，只是研究資本主義如何相對封建社會更有效率，而沒有打造一個普適的產權概念，說私有產權就是好。科斯之流的意圖卻是想說私有產權就是好。這樣的話不好說，于是，就改變為說“產權重要”。“產權重要”實際上就是私有產權重要，就是否定公有制，因而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科斯定理的一個版本說，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權利的初始界定不重要。如果放在中國，它意味著什么？權利的初始界定不重要，也就是權利給誰都行了，給地主行嗎？給資本家行嗎？顯然是不行的。所以，科斯定理是用來干什么的？是用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制重要的，是用來否定公有制好的。科斯定理至少是西方人用來在中國故布理論的疑云的。

　　綜合以上，我認為，我們今后要對那些按照西方范式將經濟與法律、制度聯系起來的理論要提起高度的警惕了。

　　五、駁所謂“推動法治建設的三種力量”

　　以上我們已經指出，錢教授所謂的法治就是推動中國私有化、鞏固中國私有制成果的法治。那么，錢教授所謂的“推動法治建設的三種力量”都是什么貨色呢？

　　第一，錢教授說，“法治不會自動實現”，“推動法治建設的力量首先來自利益相關者的自身利益，這其中包括經濟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對于經濟人而言，有財產了，財產多了，就要求更多的法律保護”。聯系中國實際，就可以知道，這句話是錢教授供述的點睛之筆。按照錢教授的這個邏輯，那就是說，中國法治化首先是由中國有錢人推動的。為什么呢？因為只有有錢人，才需要法制去保護自己的產權。錢教授問，“法治經濟特別強調約束政府的行為，為什么政府會有積極性建設法治呢？”他的回答是“法治也會提高政府的利益”。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如果政府代表了有錢人的利益，有錢人需要什么樣的法治，政府不就會推出什么樣的法治嗎？所以，政府推進法治的積極性與錢教授所說的稅收、社會穩定、內部監督等等沒有多少關系。它只與它所代表的人群有關。美國的政府也沒有因為法治獲得充分的稅收。美國政府也沒有受到民眾的多少監督，反而是美國政府監控民眾，而且濫殺民眾。所以，中國法治如果是有錢人推動的，中國法治就走入歧途了。

　　第二，錢教授認為，推動法制建設的第二種力量是來自外部的壓力。他拿了WTO規則來說事情。有資料指出，中國加入WTO后，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即使我們承認這是事實，這也不是全部的事實。按照美國的預測，中國加入WTO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增長的，而是要作為附庸被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國加入WTO，自然就要遵守WTO的規則。但中國加入WTO，是中國人自己所追求的。也就是說，我們國內有一些人想要中國遵守所謂的國際規則。不是有人提出以開放促改革嗎？而按照美國的意圖，它是要中國將國有企業降低到極低限度的。于是，這種來自外部壓力將會推動中國法治建設向哪里發展呢？是否向私有化發展，向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呢？假如中國不頂住這種壓力，不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嗎？

　　第三，錢教授認為，“第三種推動法制建設的力量來自知識”，并認為“知識是一種不能忽視的力量”。錢教授說，“計劃經濟這一想法阻礙了中國經濟發展20余年。而市場經濟這一想法帶來了隨后40多年的經濟繁榮。現在，市場、競爭、價格、激勵、產權等重要經濟概念已經深入人心。類似的，法治也是一個想法，與之相連的關于有限政府、程序、透明化等觀念，也逐漸深入人心”。計劃經濟這一想法阻礙了中國經濟發展20余年？原來錢教授這樣看待我們的計劃經濟時期的。市場、競爭、價格、激勵、產權等概念真的“深入人心”了嗎？是深入了錢教授這樣的人的心了吧？而且，干嘛不說是“私有化深入人心”呢？因為一旦說私有化深入人心，錢教授的學說就站不住腳了。錢教授這種所謂“深入人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只能表明，在錢教授看來，中國的私有化無疑取得了重大進展，但還遠遠沒有掌控局面。于是，錢教授的這篇文章就是借所謂新比較經濟學的學術在中國繼續推進私有化，推進私有化的人去掌握中國政權，去顛覆黨的領導，顛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除此之外，再無其它！而且，錢教授還設計了推動私有化的三大機制：內部利益、外部壓力和知識。他說，“中國以往的改革開放經驗表明，內部利益、外部壓力加上知識，這三種力量的結合將中國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進”。也就是，中國的私有化勢力、外部干涉加上錢教授等人的知識結合起來，持續不斷地努力，就一定可以最終達到顛覆中國社會主義的目的。這怎么看起來像是把中國資本主義化的戰略呢？

　　六、結 語

　　本來，我在學生時代對一些海歸學者是不乏敬佩的。那個時候，覺得他們就是先進。還閱讀他們的文章，試圖學到點兒什么。結果卻一無所得。我起初覺得疑惑：為什么總是從西方那里學不到東西呢？后來，做研究多了，就知道，至少在經濟學領域，西方主流學者和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訓練的學者實際上沒有什么學問。很多人的地位是自封的或是被人為加封的。從純學術的角度看，我們不少海歸教授過了耳順之年還好像是沒有開化的二愣子一般。

　　這兩年，我發現，中國一些留學者被嵌入了極強的西方文化基因。因為他們試圖炮制各種理論，拋棄剝削，擁抱市場，等等，試圖把中國拖向資本主義。他們占據了中國大學的高位，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流毒可能很深，很廣。而且，在十八大后還公然提出各種謬論。這表明什么？這表明，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還非常激烈。我們國家需要解決這個問題。這也表明，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仍然對中國有很強的適用性。我們中國人想問題，不要看西方什么理論，那很難看出來，很可能要被他們繞進去；要看它的對立面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要看它是否要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這樣，就很容易識別其真假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