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鑒于自身的執著追求，也是基于對時代、對國際的認真觀察，這是本人第二次談同一問題。

　　乾隆雖腐，國力猶存；嘉慶有志，生不逢時。

　　清朝統治者的文化專制主義對漢人的殘酷壓迫于嘉慶年間已漸成強弩之末，“避席為畏文字獄，著書皆為稻粱謀”的長期恐怖加速了知識分子的覺醒，滿人雖“百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但已經無法阻擋愈來愈近的悲風。

　　道光年間，帝國主義已經準備對這個自命“天朝”的帝國進行武力叩門，在前所未有的世變之亟的刺激下，一部分漢人知識分子開始把視野從科場轉向腐朽的社會現實，他們從一點點零星的侵略者資料中窺視了碎片式的西學思想，并決心籍此尋求更多真理以打破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墮落時空。

　　1840年的戰爭失敗，讓思想啟蒙的種子具備了發芽生長的社會條件，經世派開始在中國迅速崛起，龔自珍渴望“開風氣”，魏源倡導“看世界”。

　　開風氣，就是對封建專制主義的腐朽進行批判，整個社會的寂然無聲和漆黑無光，需要不同的聲音來刺破。

　　看世界，就是要學習夷人國力強大的根本之道，“以夷制夷，必籌夷情”的動機就是學習先進文化，沖破思想牢籠，不再以井蛙蝸國的見識自命不凡。

　　思想啟蒙之后，先輩們看到了什么？

　　魏源首先看到了英國侵略致富的現象。他曾直言：英倫三島，不過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員與閩廣臺灣相若，地力幾何？所以驟富，乃縱橫萬里之外，益萬里膏腴之土，驟至不資之富。然后，魏源又研究了英國之所以能迅速富強并進行全世界掠奪的原因：不務行教而專行賈，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島夷。英于新加坡建英華書院，延華人為師，洞悉中國情形虛實，中反無一人瞭彼情酌，無一事師彼長技。此時的先驅還只是把眼光盯在“技”上。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后，中國人開始走出國門闖向世界，啟蒙思想已經從簡單的“技”轉向了對自然科學知識的深刻理解上面，洋人制造，行軍行船，無不從天文和算學中來，若不從根本上下功夫，即習皮毛，仍無實用?？茖W救國的意識開始在很大范圍內萌芽，李善蘭、徐壽、華蘅芳、徐建寅等知識分子在傳播西方科學的過程中有著明顯的主體意識，千古神秘之術，有了西學之后，便能輕易解釋，這對國人思想上的解放具有革命性影響，即使遭遇部分“離經叛道”的指責，仍然能昂首改造舊秩序。

　　在啟蒙的道路上，還有一個湖南人必須提及，那就是郭嵩燾，他是早期關注英國稅收制度和政治制度優越性的重要官僚之一，他認為，國家的富強與政治制度密切相關，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可以保證利弊得失以辯取優，并可以付諸公論。他毫不掩飾地否定了幾千年中國封建專制，極力為西方選舉制唱贊歌，這在清朝官場絕無僅無，故附和者寡，以致其只能哀嘆“能辯者鮮矣！”

　　經過一代代啟蒙者的努力，晚清的精英階層初步認識到了民主與科學之于中國的必要性，但還沒有達到準備用合適手段強力推行的緊迫感。

　　啟蒙之后，維新與革命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甲午戰爭的失敗是近代中國的第二次重大轉折點，李鴻章眼中不足為慮的“眼屎國小日本”竟然是摧毀自己一生心血的禍害，他的失敗，實際上已經預示著滿清的末日不遠，把“洋務運動”扭曲成“洋貨運動”是李鴻章及上層集團失敗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在這一重要關頭，中國大地上又誕生了兩種思潮，一種是維新思潮，一種是革命思潮。

　　講到維新思潮，當以康、梁為標。不能不說，雖然這批人仍然是趴在滿人腳下跪求進步，但終究是本著改革朝廷的宗旨，這比不敢直面皇權的先人仍是前進了一大步。維新派的最大貢獻是提出“沖破羅網”的口號，這個羅網不只是含有思想的羅網，還在很多人心中包含皇權的羅網。

　　對思想羅網的突破，最猛烈的莫過于對儒學的強力批判，激進的維新者提出，對中國人禁錮最深的莫過于古代圣賢，孔教，自可娛，與世事無補，靠舊學治國，就好像“蒸砂千載，成飯無期”。

　　對皇權羅網的突破，最猛烈的莫過于對民主與科學的呼喚，嚴復曾公開宣稱：“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國之公仆也。”這是對君權至上的徹底背叛，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嚴復甚至在君主與民主優劣上面做出與歷史割裂的表態，他強調“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不過，嚴復僅僅是表態，他們在最后的維新方案中卻給出了“君主立憲”的版本。毫無疑問，民主已經非常鮮明地走進了中國政治的大舞臺，滿清遺貴雖懼卻難拒。

　　講到革命思潮，我們最要推崇的就是孫中山、黃興等先生。在維新設想無法付諸實施之后，孫中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革命道路，沒有絲毫反悔和退讓。孫中山先生的貢獻并不是同盟會之類的組織作用，而是其堅定的革命思想，不管是站在推翻滿人政權的角度還是站在推翻帝制的角度，歸根結底，他就是要推翻腐敗的封建政權，這不僅給維新運動失敗者提供了醒腦之藥，還給沉睡的國人打進了死亡線上自救的強心劑。

　　在革命思想和革命運動的合力作用之下，辛亥革命成功了，封建帝制終成為歷史。

　　革命成功為中國又帶來了什么？

　　朝也思，暮也想，四億三千萬人民總思想革命成功后的解放與幸福。然而，事與愿違，革命的成功迎來了一個新的、令人恥辱的中期陣痛——軍閥混戰和任人宰割的34年。1912年至1927年，中國是既無人權又無國權的時代，1927年到1945年，中國是人權混亂國格喪失的時代。

　　軍閥割據的時代到底有多壞？壞到與日本侵略者并無二樣。

　　袁世凱篡權與復辟帝制傷害的不是國民黨和革命人士的共和努力，最要命的是踐踏了民主成果和民主精神，“二十一條”之惡，惡不在條款本身，而在于這是一個滿足軍閥私欲的賣國條約，它讓“守家天下”變成了“賣家天下”。

　　軍閥戰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燒殺奸擄”，北軍同南軍在長沙交戰的時候，屬于湖南的地方軍閥唯一好于北軍的承諾是“不奸淫婦女”，即使就這一點“承諾”，都能贏得長沙市民的“感激”。孫袁之爭，袁黎之爭，黎段之爭，馮段之爭，徐段之爭，段張之爭，兩廣之爭，西南之爭，南北之爭，幾乎所有的軍閥之爭都伴隨著屠殺和賣國。這就導致一個新的災難：“一戰”的取勝地位沒換來成果，卻品嘗了苦果。所有的軍閥，手上都只有兩樣東西：黃金與白刃。黃金用來收買走狗，白刃用來屠殺人民。

　　蔣介石，一個以“中山先生繼承人”自居的國民黨新領軍者。必須承認，他的時代比軍閥時代要優良，至少他手上的中華民國整體上能讓中國以“國家”的身份茍活于世，屈辱雖不少，還不至于給外人以“大卸八塊”的分裂感。蔣家政權，1927年至1937年，對待日本是消極的，尤其是對日本侵略東北是默認的，只是不肯以白紙黑字承認而已（詳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這期間，蔣唯一的“強硬”只體現在消滅紅軍身上。如果沒有“蘆溝橋事變”，如果沒有“二戰”的全面爆發，如今的東北恐怕早已經不是中國的東北。換一個角度看，“七.七事變”真不完全是壞事，它間接成為促成中華民族自救的機會。

　　今天的很多人，歌頌民國兩大美事：一說民國民主多；一說民國大師多。這是何等可笑的結論！蔣介石比軍閥好一點的地方在于不敢大規模對平民燒殺奸淫，但對于他想要干掉的“敵人”是絕不手軟的，他發動的“政變”、“事變”和“圍剿”不計其數，他也喜歡“堅壁清野”和“淹民救軍”，“左翼六君子”的入獄，申報老板在滬杭公路上喪命，聞一多、鄒韜奮的犧牲，國民黨三全會的個人指定，對共產黨人及共產黨員家屬的血腥屠殺等等等等，何處能看到民主？所謂的“蔣民主”不是民主，是能力不足所致的社會混亂和逼宮自救，1928年的《訓政綱領》實際上已經宣布了民主死刑，嘴上贏得假民主，心里都是真獨裁。我對“民國大師說”前面已有專文論述，此處不表。

　　如何給“蔣時代”做一個比較恰當的結論？

　　“二戰”給足了蔣機會，它促成中國成為“盟國”一員，但蔣卻沒有給中國帶來真實的尊嚴，在戰爭即將結束時，給戰爭做總結、給未來劃主權的“雅爾塔會議”再次出賣了蔣政權，再次蔑視了中國。你無法用實力打出尊嚴，就無法在“協定”上捍衛尊嚴。

　　兩黨兩軍之戰，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什么？

　　客觀地講，資產階級革命派在近代中國舊民主革命中是做出了很大貢獻的，尤其是對封建思想文化批判與拋棄的方面影響較大。但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步很晚且成長發育畸形，導致在這樣一個環境里成長起來的新權貴缺乏足夠的民主思想和科學精神，他們在遇到自身利益與人民利益有矛盾沖突的時候，習慣性又退回到以封建思想愚昧人民的老路，習慣性又過上腐朽墮落、奴役人民的生活，招牌雖換，共和是假，貨色也照舊。

　　共產黨，一支以共產主義為理想和初心的新政黨自誕生之后就悄悄在中華大地上成長，雖九死一生，卻又星火燎原，有服從，有合作，有反抗和突圍，也有獨立地構建自己的隊伍，當它把自己交給國民黨統帥抗日的時候，雖不敢講百分百心甘情愿，卻毫無疑問地拋卻了私心，若不是腐敗集團的頹廢，斷不會有徹底分手與刀槍相見。

　　四年新內戰，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選擇，從初期的力量懸殊到后期的秩序顛倒，這中間的轉變過程，最重要的決定力量是人民，是人民的選擇決定了力量轉變，是人民的選擇決定了中國的新主宰，任何“假如”都無法給這次歷史選擇做涂脂抹粉的虛妄注解。

　　毛澤東同志曾經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對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概念，他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民族的，就必須是反帝的，就必須是獨立的，所以，毛澤東的治國強調獨立自主。

　　科學的，就必須是反迷信的，就必須是反封建的，就必是實事求是的。

　　大眾的，必須是民主的，必須是為多數人服務的。

　　這是對中國近代以來啟蒙思想和革命思想的一個集大成的歷史總結，也是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出的早期規劃，毛澤東同志大眾化的民主與科學實踐逐步與各個時代的發展緊密結合，最終構成了中國現代新文化的雛形。

　　新中國對近代二百年歷史做出的重大改變集中表現在：

　　第一次將中華民族獨立自主決定未來的夢想變成世界接受的現實；

　　第一次主動走出國門打擊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并且打出了尊嚴，捍衛了朝鮮半島的中國傳統影響力；

　　第一次將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社會變成在中華民族身上得到體現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讓“rebellion makes sense”成為世界曾經的流行語，新中國對各類封建舊文化的改造和對人權的解放最具普遍性；

　　第一次讓男女各頂半邊天；

　　第一次讓相當大比例工農代表坐到了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大會上，農民可以直接升至副國級，這是人類歷史上所有民主模式創新發展過程中都未能實現的民主范式突破；

　　第一次將科學精神付諸到偉大的科技實踐中來，實現了國防、科學和工農業等全面獨立自主化，讓中華民族擁有了足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看家本領，這是近兩百年由口號式“民主與科學”變成可見、可用、可依賴的“民主與科學”；

　　第一次實現了對世界秩序的共建和共管，中國可以給世界畫框架，可以在聯合國高調地三分世界，在曾經的幾十年，不用看強權臉色行事，沒有國家層面上的恐懼感。

　　必須承認，雖然新中國曾經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但是，觀望時空，不能不說，在民主與科學問題上至今仍然沒有達到預期目標，仍然沒有找到一條寬敞明亮的大路可供國人舒服地行走。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在經歷了短暫的獨立創新之后戛然而止，重新又回到“洋貨運動”的羊腸小道上。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國家沒有為世界貢獻出公認的原創，也沒有貢獻出世人公認的范式，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遺憾。

　　任何事情都有曲折過程，并不總是一帆風順，一旦國人的私心重新出現惡性膨脹，一旦社會發展到兩極分化足以產生權貴與賤民分層，一個封建制度久遠的國家就無法避免舊文化的殘渣泛起，倘制度性安排未能做到有效肅清腐朽生活的那個權貴階層，毫無疑問，近代啟蒙思想家畢身痛恨的封建道德篇章必然又會重入教材和重入人心，這個過程若再因經濟因素混雜著西方強國的打壓，那么，再次從舊文化中尋找出路的聲音又會變得嘈雜不堪，對國民整體再啟蒙的任務會比以往更加艱巨，因為新官僚和新權貴的力量較之于國破家亡的時代要強大得多。不敢傷筋，不能動骨，何以去疾？迷戀祭神祭孔，試圖從圣賢身上求索新的秘方，決不是新民主主義者，決不是科學的精神。

　　未來中國，只師夷長技，無制夷長技，縱科學繁榮，亦不能體現科學精神。

　　新時代又來了！

　　我們需要凝神回顧近二百年的曲折經歷，我們需要反思近二百年的求索道路，如何讓民主與科學變成更現實、更有肉有骨的東西，還有許多新的革命性轉變需要付諸實施。

　　中美沖突和各類國際壓力是新挑戰，是新契機。

　　迎接新挑戰，不能靠表面功夫，而是要下決心求索真理，有民主的精神，我們才能找到正確的道路，有科學的精神，我們才能鑄就過硬的本領。

　　對近二百年中華兒女求索真理已獲成就進行準確回答的難度反映了真理獲得的真實性，這就是近二百年數代中國人的求索結果，我對任何不真實的繁榮都不會有真實的認同。

　　我的含糊膚淺表述只能到此，更深刻且更直截了當的回答可能要留給后人。

　　附言：

　　1.網傳中華兒慈會河南負責人誘騙患兒母親陪睡，陪一次捐一次。評：無恥！無恥到了極致！作惡到了極致！

　　2.河南兩女童光著身子在路邊玩耍引全網關心。評：也許大家可以批評村干部，但事實上，如果你在農村呆過，大家應該從更多方面考慮，因為結婚難，導致部分特殊家庭生育太多不可控后人，村干部未必有精力時刻關注。

　　3.在外面呆了四天，熟人問了我兩個問題，一問伊朗和以色列會不會開啟全面大戰？二問會不會打那邊？我對兩個問題都是堅定回答“不會”。前面問題能來小的就不錯，后面問題連小的都不會有。

　　4.山西14歲女孩遭毆打后跳橋 16歲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評：希望不只是有強制措施，更要有強制服刑，不能放縱犯罪年輕化。

　　5.看奧運會的感覺：雖然賽場上的觀眾也有局部不好的表現，但整體上可以看出中國人在進步，有精神，有自信，有成績，西方人也不是公知宣傳中那么有品味，更談不上有覺悟，敢平視他們，是個好訊號。

2024年8月1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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