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筆者主要從事經濟理論、方法論、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發展模式研究，相對許多資深學者，對農村、農民問題了解不深。但筆者出身農村，也看過一些文獻，做過一些調查，接觸過至少兩位對農村極有研究的比我年長的同志。一位是最近剛逝世的北京的張文茂同志。看了他寫的文章和所做的報告，我認為，他是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中國最頂級的中國農村農業農民專家。一位是湖北的葉星同志。他原來是軍人，后來的身份是記者，但是基于自己對中國改革開放之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最好的農村調研，已經撰寫出版一本很厚的調查研究報告。他們比我更了解中國農村，而我非常贊同他們的觀點。我看，就愛國愛黨愛人民而言，他們是非常突出的榜樣。我雖然不大懂得農村問題，但我本科在武漢大學所受的數學專業的教育，使得我非常重視邏輯。我是主要靠邏輯進行研究的。這種邏輯不僅包括推理，而且包括如何看待所謂的事實。我也曾經寫過兩篇關于農業生產制度的文章。在寫這兩篇文章過程中，深刻體會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高度復雜性。

　　近期，看到了微信公眾號“當代農政”發表了題為《萬里：農村改革的頭一個回合》的文章（下稱《回合》；以下引文凡不加另外說明，均引自該文）。這篇文章節選自《改革開放口述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又做了一些搜索，發現這篇文章應該來自《中國經驗：改革開放30年高層決策回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兩本著作實際上都是對歷史當事人的回憶的記錄。

　　萬里同志曾經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本文只是作為一個名黨員，依據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萬里同志追憶中國農村聯產改革歷史的部分內容，也是《回合》的前面部分的內容所做的邏輯分析。這種邏輯分析的必要性在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然而，只有充分理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產生的主觀邏輯，特別是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才能有效推動鄉村振興，才能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獲得一個穩固的農業農村農民基礎。而萬里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和“主要當事人之一”。他的回憶或許是我們所能得到的能夠最好反映中國農村去公社化改革的主觀邏輯的材料。筆者并不認為本文所談都完全正確，因為完全可能有筆者所未能考慮的因素。但是，就筆者所了解的毛澤東主席、鄧小平以及張文茂、溫鐵軍、賀雪峰等學者的理論而言，筆者的觀點與他們的主要觀點是基本一致的。所以，筆者相信，本文所談的觀點應該是有利于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有利于農民利益的改善的，或許會對推動新時代的農村制度改革起到某種積極的參考作用，還可能會對我們整體思考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具有重要作用。

　　《回合》是萬里同志1997年10月10日接受有關單位、學者、記者的聯合訪問所發表的部分談話內容。本文則主要聚焦于《回合》的前面部分的內容。作為曾經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他的敘述，應該能夠讓我們對中國去公社化運動有某種正確的認識。實際上，萬里破例同意接受聯合訪問，也是因為“包產到戶是農村改革的起點，是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段歷史中的一件大事。仔細研究這一段歷史，寫清楚這一段歷史，具有重大意義”。萬里接受訪問，使我們對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形成的過程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然而，萬里的談話似乎也顯示，其主觀邏輯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似乎還沒有學者加以挖掘。而挖掘這些問題可能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具有重大學術和政治價值。實際上，我們國家有關部門出版高級領導的傳記、回憶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讓后人更好地理解、研究、反思歷史。這也是我國高度重視歷史的傳統形成的一個原因。

　　二、關于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形成的初始原因

　　我想，在萬里看來，《回憶》是談及了農村改革的原因的。《回憶》一方面說，“回想一下改革以前，要什么沒什么，只能憑證憑票供應，什么糧票、布票，這個票那個票的，連買塊肥皂也要票。至于水果，什么香蕉、橘子呀，見也見不到。什么都缺，人們把這種狀況叫短缺經濟”。我想，《回憶》這里表達的就是，“要什么沒什么”、“憑票供應”、“短缺經濟”的事實就是農村去公社化改革的依據了。而且，我認為，“短缺經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污名化處理。因為假設那時的經濟可以叫“短缺經濟”，今天的經濟是否可以叫“過剩經濟”呢？孔子說，過猶不及。中國人翻譯出版科爾奈的作品，很顯然許多人并沒有真正認識他的作品的問題。在我看來，科爾耐的短缺經濟理論根本就是缺乏邏輯的。

　　《回憶》另一方面又說，“現在完全變了，短缺變為充足，甚至變為飽和。什么票證也不要了，只要一個票，就是人民幣。有了人民幣，什么都可以買得到。按總量計算，我們不少農產品名列前茅，甚至世界第一，但一看‘人均’就成了后列。這是大國的好處，也是大國的難處。要保證這么一大家子人有飯吃，而且要逐漸逐漸地吃得稍為好一點，是很不容易的”。我想，這里的敘述是矛盾的。從1978年到1997年，過去了19年時間，萬里認識到“要逐漸逐漸地吃得稍為好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在1949-1976時期的27年，中國人“逐漸地吃得稍為好一點”就容易嗎？考慮到三四十年代中國曾經的餓殍遍野景象（在斯諾的《西行漫記》中有記載），究竟應該如何評價1949-1976時期的中國農業發展成就呢？我想，就不能用“要什么沒什么”、“憑票供應”、“短缺經濟”來評價了，而應該用取得了偉大成就來評價了。已有許多作者論證了這個偉大成就。我這里就不展開了（但是，對于這種成就的認識需要深化）。當然，你不能把取得了偉大成就，等于中國人過上了西方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生活，等于中國人過上今天所過上的令外國人羨慕的生活。但是，既然取得了偉大成就，“要什么沒什么”、“憑票供應”、“短缺經濟”的事實就不是進行去公社化改革的依據了。因為既然在集體化基礎上的公社化取得了那么偉大的歷史成就，下一步的改革就不應該是對它的否定，而只能是對它的完善。這才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不是根據某種事實就做決定。而僅僅根據某種事實就做決定，在最好情況下也只能是思維的簡單化。

　　《回憶》說，“包產到戶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農產品豐富了，這對保證物價穩定，進而保證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是個根本性的因素。因此，從人民公社到包產到戶不是個小變化，而是個大變化，體制的變化，時代的變化”。我想，說“從人民公社到包產到戶不是個小變化，而是個大變化，體制的變化，時代的變化”確屬事實，“包產到戶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也有合理之處。“農產品豐富”確實對“對保證物價穩定，進而保證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是個根本性的因素”。但如果僅僅說“包產到戶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農產品豐富了”就是極為片面了。從生產形式上看，包產到戶就是恢復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個體經濟。兩千年甚至更長時間中的中國自耕農生產就是家庭生產。兩千多年的家庭生產有沒有積極性？產出又怎樣呢？所以，有同志針對聯產承包保證了中國農業增產的觀點講，毛主席時代進行的水利建設、種子改良、化肥生產等等都是包產到戶后中國農產品豐富的原因。從學理上講，你不能把包產到戶后農產品豐富就歸結為農民積極性提高一個原因。

　　基于以上，《回憶》的上述表述實際上并沒有揭示中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真正原因。那么，中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回憶》接著說，“過去‘左’了那么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現在要翻過來，搞包產到戶，把農民的積極性再提起來，提得比過去更高，這當然不可能那么容易，要有一個歷史過程”。我想，《回憶》在這里至少是認為，毛澤東主席搞人民公社是“左”的表現了，不然，就不用動公社體制了，也不用說這句話了。因此，萬里推動中國農村改革是因為他把公社體制作為“左”的表現。他還認為，去公社化“這個歷史過程，是同‘左’傾錯誤斗爭的過程，應當把糾正‘左’傾錯誤作為主線來考慮”。這樣，《回憶》就把1949-1976年時期的一個主要特征定位為“左”傾錯誤了，而反對者則是實事求是派和正確路線的代表了。對于這個看法是否成立，有興趣的同志可以進一步加以研究。對于1978年后中國農村改革的真正原因，也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三、關于“突破學大寨的框框，堅持以生產為中心”

　　萬里說，“農村第一步改革過程中怎樣同‘左’的錯誤做斗爭，大體有三個回合。頭一個回合是突破學大寨的框框，堅持以生產為中心”。

　　《回憶》承認，“大寨本來是個好典型。特別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應當認真學習，發揚光大”。我們理解，既然是好典型，就應該樹立。樹立好典型，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的應有之為。毛主席正是這樣做的。我看到，有材料說，當時，有比大寨還好的典型。我想，這可能是這種更好的典型所在的省的領導人沒有及時上報吧。但大寨的典型已經足夠好了。如果比較陳永貴與這些更好的典型的領導人的各方面的素質（比如，有的農村書記并不一定善于講話），也許，推出大寨是最好的選擇。毛主席也可能是綜合了各方面的考慮確定的這個典型。葉星同志讓我了解到，今天中國已經有許多農村的集體經濟發展也具有典型性。然而，新時代還未能樹立一個新的典型。即使現在很難樹立一個固定的典型，也可以將這些典型抽象出共性來制定更好的農村發展文件，指導全國農村發展。

　　《回憶》卻又說，“‘文化大革命’時期，毛主席號召全國學大寨，要樹這面紅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國這么大，農村的條件千差萬別，只學一個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經’，這本身就不科學，就不實事求是”。我想，這種觀念是站不住的。第一，改革開放后，中國依然大，農村條件依然千差萬別，同樣只樹立了小崗村一個典型。而萬里同志在推出這個典型中至少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你不能只允許自己做，不允許毛主席這樣做吧？第二，“毛主席號召全國學大寨，要樹這面紅旗”，與“事情走到反面去了”并沒有必然聯系。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當然深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毛主席當然不是說全國一刀切，大家都完全比照大寨模式來搞，而必然是允許因地制宜的。不可能是毛主席要一個地方沒事找事，先人為破壞自己的家園，再不要國家一分錢地重建。毛主席是抓方向和確定總路線的。具體執行，需要許多機關、領導、干部和群眾介入的。陳云知道“不唯上”，怎么我們許多領導、干部不知道呢？即使一時不知道，發現問題，總結教訓，是領導、干部的應有之責。“毛主席號召全國學大寨，要樹這面紅旗”還不是要中國農村發展好嗎？第三，即使如《回憶》所說“何況這時學大寨，并不是學它如何搞農業生產，搞山區建設，而主要是學它如何把階級斗爭的弦繃緊，如何‘大批促大干’”，也不是說，“把階級斗爭的弦繃緊”就完全沒有必要。即使有過頭，也有反和平演變的大功。大寨自身即使“自我膨脹，以為自己事事正確”，也沒有不重視生產吧？我想，很多同志會認為，大寨處理生產和革命的關系即使有偏頗，也不是完全錯誤，也不能說“把‘左’傾錯誤惡性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的工具”吧？就算“四人幫”把大寨作為了推行路線的工具，總比被資本大佬作為自己賺錢的工具好吧？在我黨歷史上，誰與誰走得近是產生了很多問題的，但很多情況下也是勢所必然。如果誰跟誰都不走得近，我們的黨不就成了一盤散沙了嗎？受林彪牽連的許多同志，不是后來都表示自己至少是有點兒冤枉嗎？第四，萬里同志強調“以生產為中心”，我的理解，也不能說大寨沒有“以生產為中心”吧？“以生產為中心”不是永恒成立的命題。比如，在革命戰爭年代里，你只能以革命為中心，而不能以生產為中心。在革命年代里，生產只能是保障性的，因為根本沒有“以生產為中心”的條件。大寨不要國家一分錢，重建了家園，提高了糧食產量，為國家交了大量公糧，黨組織在群眾中很有威信，這不是很好嗎？不是證明了“抓革命促生產”是正確的嗎？陳永貴也沒有因為當了副總理，就失去了農民本色啊！改革開放后中國私有制的大發展，不是正好證明了“抓革命促生產”所具有的極強的針對性嗎？回頭一看，陳永貴一介農民，不是真正深刻理解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真諦了嗎？第五，萬里同志說，“我為什么會有這樣看法呢？并不是因為我對大寨有什么成見，而是我到安徽工作以后，從農村的實際中逐漸體會到的”。我想，萬里同志對大寨的否定性意見確實不是出于對大寨有成見，但應該也不完全是“到安徽工作以后，從農村的實際中逐漸體會到的”。否則，為什么其他省市長期接觸農村實際的領導同志以及中央許多領導同志就沒有這樣強烈的否定意見呢？難道這些其他同志都體會不到什么嗎？難道這些其他同志體會到了但就是不說嗎？即使有些同志沒有體會，或者體會到了不說，但總是會有不少同志會說的。為什么卻很少聽說這樣的對大寨全盤否定性的意見呢？第六，把“左”傾視為1949-1976年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征，會導致什么結果呢？是否會導致虛無歷史、虛無毛主席呢？當然會。不然，就不會有黃克誠發表《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這個重要講話，來扭轉這個錯誤傾向。而在我們黨內高級干部中間居然出現這么嚴重的傾向，不值得思考嗎？黃克誠認為，否定毛主席，就會否定我們的黨，就會否定我們的國家，就會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否定馬克思主義。鄧小平也是同意黃克誠的觀點的。而《回憶》所持觀點，與黃克誠、鄧小平對毛主席的理解是否在同一個頻率上呢？

　　四、關于1977年安徽農村的情況

　　1977年6月，黨中央派萬里到安徽去當第一書記。萬里承認自己“不熟悉農村工作”。《回憶》說，“我又不熟悉農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農業、看農民，用三四個月的時間把全省大部分地區都跑到了。我這個長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雖然不能說對農村的貧困毫無所聞，但是到農村一具體接觸，還是非常受刺激。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么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么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問題？”

　　上述談話當然反映了萬里同志憂國憂民的精神，但是，里面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

　　第一，即使1977年安徽的農村很窮，可以想見，那些農民已經世代那樣居住了，已經習以為常了。萬里同志在心理上非常受刺激，除了對農民命運的真正關切之外，是否還有一個比較的標準問題呢？如果拿城市的標準，當然是非常驚訝了。但據人民網介紹，萬里“1916年12月出生于山東省東平縣一個貧民家庭，早年在家鄉接受小學和初中教育”（見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23/c1001-27346577.html）。按道理，1920年代的山東貧民生活應該也是不好的，對1977年的安徽農村的貧窮應該不是太出乎意料的。畢竟，中國1927-1949年打了22年的仗，死了很多人，沒有條件做大的建設。而且，作為1936年即參加革命的干部，領導了地方軍民反“掃蕩”、反“蠶食”（見上述人民網網址文章），又應該走南闖北，對農村的貧困應該是很有了解的。即使我們國家到1977年已經建設了28年，由于底子薄、重工業優先發展等原因，一些農村的貧窮很難得到改善，應該是可以預料的。大約在2000年前后，我聽有博士生說，她在西南山區調研，還看到了一家人沒有足夠的被子、衣服，兄弟姊妹幾個人合穿一件衣服（誰出門誰穿）的情形。

　　第二，追問貧困的原因是正常之舉，貧困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但像中國這樣的在經濟非常落后的基礎上，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難免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貧窮，社會主義創業階段與貧窮共存必然是常態。我記得我小時候，還穿打補丁的衣服，即使在高中階段（20世紀90年代）所穿的衣服也不是那么合心合意。但是，能用我們學生時代沒有穿上自己滿意的衣服，就否定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嗎？能用北方的學生還沒有多少大米飯吃，就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嗎？20世紀80年代，我在《參考消息》報上多次看到報道西方人來到中國，發現中國女人的服裝樣式非常單一，顏色是灰色的，結論是中國還是多么的落后。毛主席1972年接見尼克松，里面穿的是打補丁的衣服。毛主席會因為自己在1972年穿的還是打補丁的衣服，就否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嗎？大躍進時期中國出現饑荒，毛主席不吃肉，腿上一按一個坑，高度營養不良。毛主席會因此而否認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嗎？所以，怎能在1977年的安徽農村看到貧窮就發問“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這樣簡單的發問，反映了一個主觀思維缺乏客觀的歷史辯證法。

　　第三，1964年12月，周總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號召，并把大寨精神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1977年距離這次號召已經過去了13年。萬里同志視察的安徽農村的資源稟賦是否與大寨的資源稟賦有天壤之別呢？如果不是，那么，既然大寨能夠發展生產、改變貧窮面貌，即使有些地方把大寨精神理解偏了，想必也有許多地方正確理解和學習大寨精神，為什么萬里同志視察的安徽的那些農村（不知范圍到底有多大）就沒有學點大寨發展生產的精神呢？安徽的那些農村是因為學習了大寨的“極左”、搞階級斗爭才貧窮的嗎？朱元璋出自安徽鳳陽，劉邦出自沛縣，兩個地方相距不遠。出了兩個皇帝的地方，按道理，教化水平、聰明程度應該是不低的。為什么不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呢？大家都知道，既然有組織，就必然有斗爭。有斗爭，就應該有革命。而且，即使毛主席樹立了大寨這個典型，也沒有說，只學大寨啊！毛主席周總理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1964-1977年安徽的那些農村學習了人民解放軍嗎？怎樣學習的呢？大家可以想想，如果安徽那些農村學了人民解放軍，生產會怎樣？——人民解放軍是革命的武裝集團啊！為什么不這樣思考問題，反而去思考貧窮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了？

　　第四，毛主席為什么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因為社會主義道路可以比較迅速地改變中國的貧窮面貌。怎么能把貧窮作為質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依據了呢？中國整體上是社會主義，并且正在迅速地解決貧窮問題，但貧窮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得到解決。這才是正確的結論。如果因為1977年的安徽某些農村貧窮就可以試圖對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整體進行否定，進行解構，那么，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將不復存在。按照這個邏輯，那么，既然改革開放后，中國已出現兩極分化現象，人們是否可以質疑中國已經不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了？關于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貧窮問題，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有大量的文獻做了回答，也有中央的論斷。在這里，我們就不用展開了。

　　第五，萬里同志因為安徽一些農村貧窮而發問“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問題？”難道毛主席不正是基于廣大人民搞公社的積極性而提出“人民公社就是好”的命題嗎？這個命題在理論上不對嗎？它當然是對的。因為它符合辯證法普遍聯系的原理。它在農業生產組織這個問題上，把政治與經濟緊密地結合了起來。將政治與經濟割裂開來，正是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表現。當然，在工作實踐中，人民公社會不會存在問題？當然會。但即使存在問題，也比分田單干好。鄧小平都承認，從長遠看，農民分田單干沒有出路。而且，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也會在發展中得到逐步解決。人民公社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不能因為人民公社有細節上的、執行中的問題而根本否定人民公社。否則，人們可以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沒有問題？它不是產生了一系列“三農”問題嗎？不是過于強調“分”而忽視了“統”嗎？不是迫使中央提出了鄉村振興嗎？不是迫使中國大量進口糧食嗎？廣大農民家庭的子弟不是上學難、就業難嗎？廣大的農民工不是在城市落戶嗎？不是出現了大量土地的拋荒和轉租嗎？赫魯曉夫說斯大林有問題，不是導致蘇聯解體了嗎？這樣看來，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瞎問的。

　　五、結 語

　　萬里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參見上述人民網網址文章）。我想，萬里同志一定具有超越于我的見識，是他沒有講明中國去公社化的根本原因，還是他想要通過這個回憶給我們留下進一步研究的資料，寄托希望于后人呢？這個問題的回答將會深刻影響中國當下農村發展改革決策，也會對中國全局產生影響。一個客觀事實是，正是有了萬里同志的回憶，本文才能做出一些邏輯的分析。這種邏輯的分析決不是可有可無的。

　　基于本文的分析，既然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改革是從農村改革開始的，那么，在新時代，農村改革能否成為中國深化改革的一個契機呢？我們應該確立怎樣的戰略方向呢？怎樣解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統的不夠”的問題呢？什么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呢？怎樣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呢？等等。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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