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馬克思之前，就有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發現，私有制的根源不變，任何試圖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辦法都是徒勞的。
消滅私有制這件事，即使從理論上去看，也不是馬克思的專利。
馬克思在私有制問題上最偉大的貢獻，是他論證了消除私有制的力量源泉，只能來自無產階級。
在此之前，空想社會主義學家們早就試過無數種辦法試圖解決私有制問題，有辦合作社的，有辦集體工廠的，有搞公有制社區實驗的，有試圖說服群眾覺醒的，還有試圖說服統治階級改革的，可以說但凡能嘗試的辦法都嘗試了。
但是所有的這些辦法又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要落實這些辦法的力量源泉無一不來自“上層”，也就是說無一不是自上而下的。
或依靠官員、或依靠資產階級改良家、或依靠開明人士、或依靠教育家、科學家等等。
依靠哪個階級來推動變革，才是一切制度是否能真正變革的根本所在。
國民黨政府依靠地主階級搞土地改革，依靠銀行家們搞金融改革，依靠軍閥力量搞軍事改革，依靠官僚力量搞社會改革，這些事聽上去很諷刺，但民國的改革實實在在都是這樣去進行的。
而在危機加劇階段，社會矛盾逐漸由非對抗性矛盾演變為對抗性矛盾的時候，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但連改良的作用都沒有，而且無一例外的都變成了殺雞取卵、涸澤而漁的政策。
比如民國的土改和金融改革。
民國土改搞零首付改革，不需要錢就把土地租給農民，農民耕種一定年限后，付清租金，土地就可以歸農民所有。結果實踐后發現，租金是根本還不清的，欠地主的錢越來越多，別說種幾年以后能獲得土地了，單單是欠地主的租金，家里最后的那點薄產，那點盆盆罐罐都還不夠抵債的。
民國的法幣改革，一開始是為了抑制白銀外流，保護自己的市場，維持金融穩定，但結果變成了開啟印鈔機瘋狂印刷的局面。僅僅十年時間，生活品物價以萬倍的規模上漲。可以說，如果沒有法幣改革，蔣很可能都不敢發動內戰，因為連掠奪物資支持戰爭的渠道都沒有。
為什么越是危機時期，這種改革就越是表現得涸澤而漁？
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越是危機時期，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越是人人自危，越要給自己留后路，因此就越要趁機撈夠本，好為跑路作準備，很多發國難財的就是這樣。如果不能繼續撈，那么至少也是把現有的資產儲藏起來，流動性沒有了，生產不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加速危機。
第二，越是危機時期，統治階級的統治反而越是依賴上層的官僚、軍閥、地主和資本家，因此也就越縱容他們，至少也是一切的改革都不能真正的觸碰到他們的利益。比如，陳誠去東北反貪，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都是這樣，要么搞不下去，要么搞下去了也只會加速危機。因為你依靠哪個階級去改革，這種改革就不能真正觸碰這個階級的利益，而不觸碰這個階級的利益，所謂的“改革”要么變成一紙空談，要么進一步飲鴆止渴。
第三，一切危機的根源，無一不是建立在剝削制度之上的。不管是封建時代的小農經濟，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這一點上都沒有什么變化。因此，越是危機來臨，統治階級就越是需要依靠這種剝削制度來緩解危機。比如蔣需要大量軍費來支援戰爭，他獲取軍費的來源要么是美國援助，要么就只能是繼續加大剝削程度，從百姓身上掠奪。于是法幣改革也好、土地改革也好，無論怎樣改，最終都會因為要服務于蔣的軍費開支這個目的，而實際上變成涸澤而漁的效果。
這些未必都是改革者的主觀愿望，但是任何的改革，無一不需要推動它實現的力量源泉。
正是因為一切可能觸及私有制的改革辦法都嘗試過了，馬克思才得出結論：這個力量源泉只能自下而上的來自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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