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是蔣逆介石終于能夠重新騰出時間精力，來鎖定紅軍為最主要對手，并對蘇區開始實施大規模反動“圍剿”之年。

　　10月蔣逆介石在取得，灑向人間都是怨、雙方投入兵力在百萬的軍閥混戰——中原大戰勝利后，正式對江西中央蘇區實施大規模“圍剿”。

　　當時紅軍的人數和裝備遠不如蔣逆介石的對手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這三大軍事集團中任意一方的實力，更不如擁有艦隊和大炮的張學良東北軍，但卻能在急劇轉化的國內逆勢危局中，在毛主席指揮下主動實施戰略退卻后取得“以弱勝強”的重大勝利！

　　第一次反“圍剿”的成功，是八一南昌起義以來，紅軍大規模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的第一次輝煌勝利，為后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舉行了奠基禮，亦為“農村包圍城市”中國革命道路的確立奠定了實踐基礎。

　　這其中情報工作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黨的隱蔽戰線創始人、奠基者周恩來的親自布局指揮下，以“雨花英烈”胡秉鐸、冷少農為核心的先烈先驅英雄群體，不畏犧牲、前仆后繼，前后經歷六年時間，為奪取黨的隱蔽戰線的首個輝煌作出了重要貢獻，由此誕生了

　　我黨隱蔽戰線史上第一份戰略情報！

　　一、艱難抉擇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國民黨內部爭斗轉化為武力相向，連續不斷，標志著新軍閥混戰時期的開始，直到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

　　新的軍閥混戰給了革命發展的機會，形成了“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局面。

　　國際上，世界性經濟蕭條正在加深，西方列強自顧不暇。

　　這種形勢下，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于6月11日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案，核心精神就是利用當前的大好形勢，希冀像蘇聯十月革命那樣，以“城市為中心”舉行暴動，一舉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提出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

　　“城市中心論”核心思想是：“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頭腦”。

　　為此，李立三起草《中央致四軍前委信》，批評“農村包圍城市”思想，是“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是“躲避和分散觀念”，已經跟不上革命高潮到來的形勢。

　　6月21日，中央派特派員涂振農趕到紅四軍前委駐地長汀，要求紅四軍立即向南昌、九江進攻：“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毛澤東和朱德不贊成李立三進攻中心城市的決定，卻只能執行決議。

　　朱德后來說，“除了毛澤東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立三路線，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接受。”

　　這既有服從中央決定的原因，也有廣大紅軍干部長期地處偏遠農村，對全國形勢缺乏透徹了解，輕易相信“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估量原因，更有對“農村包圍城市”這一道路理論實踐認識體會不深，還一時未能為大家所理解接受，表明理論從形成提出到實踐還有曲折復雜的路要走。

　　7月27日，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襲取攻占長沙；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由紅四軍等組成的紅一軍團則逼近南昌。

　　隨后，紅一、三軍團勝利會師，組成紅一方面軍，毛澤東任前委書記。

　　紅軍首占中心城市，成立主力紅軍，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重要意義，標志著紅軍從地方武裝開始成長為影響全國政局的重要力量。

　　面對中共及紅軍的迅速發展壯大，已經開始威脅到長沙、南昌等中心城市，并有攻取武漢，推翻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具體行動計劃，使蔣逆介石意識到紅軍已經成長發展到足以威脅其政治統治的主要敵人。

　　1930年8月5日，在中原前線的蔣逆介石指示軍政部長兼武漢行營主任的何應欽為“鄂湘贛三省總指揮，主持‘剿匪’事宜。”“圍剿”由蔣介石及南京中央政府直接決策部署，標志著國民黨戰略重心的重大調整。

　　紅三軍團一舉攻占長沙，使得李立三對形勢的估計進一步膨脹，認為不抓住這一歷史關鍵時刻，便是不忠實于革命。

　　為了統一力量和領導，8月6日李立三取消了各級黨、團、工會組織，組成統一的行動委員會組織指揮暴動，并派遣剛從蘇聯回國的

　　劉伯承到武漢，

　　聶榮臻到鎮江，

　　曾鐘圣到南京

　　主持指揮武裝暴動。

　　在中央指示下，由紅一、三軍團組成的紅一方面軍合兵再攻長沙，此時長沙的敵軍已得到加強，紅軍堅持了16天未能攻克。面對敵人可能的南北夾擊，毛澤東9月16日決定主動撤圍。

　　期間，獲知中央指示，提出江西紅軍的任務是“奪取南昌、九江，向右進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漢勝利”。9月28日，毛澤東在江西宜春（袁州）召開總前委會議，

　　會上就紅軍下一步走向產生激烈爭論，

　　有人質問毛澤東：“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行不執行中央的路線？”

　　毛澤東采取了“不打南昌打吉安”的策略，以奪取吉安，避免與強敵的硬拼。

　　朱德后來回憶，毛澤東“七彎八彎，彎了很久”，終于把部隊帶回了江西，但紅軍下一步向何處去、怎么辦，這一關鍵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紅軍10月4日奪取吉安，何應欽急忙于5日飛赴南昌，與擔任第九路軍總指揮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魯滌平緊急商定“剿匪”方案。

　　面對眼前急迫的現實威脅，以及中原大戰即將勝利可期，何應欽主持擬訂的第一次“圍剿”最初的計劃部署于此形成。

　　第二天（6日），蔣逆介石即在中原前線柳河對五十師師長譚道源說：“你馬上開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請你幫助詠安（魯滌平）負責肅清”。

　　此時金秋10月，稻果飄香，已是豐收季節。豈知風云再變，遠處烏云悄然襲來。面對中央的決議、內部的意見紛爭，以及即將到來的未知危險，紅軍面臨著“向何處去、怎么辦”的艱難歷史抉擇。

　　雖然9月下旬周恩來和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六屆三中全會，開始在實際工作中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但因交通通訊的限制，以及當時只是將李立三的錯誤歸結為“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繼續強調“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受王明、博古等人的挑動干擾，黨內發生激烈的爭論斗爭，因而六屆三中全會糾偏的精神未能及時有效地傳達到紅一方面軍。

　　面對當時變幻莫測的環境形勢和黨內不夠清晰明確的政策走向，紅軍是繼續“進攻”還是“退卻”？是攻打大城市還是主動回到農村主戰場？紅軍面臨著“何去何從”艱難重大的抉擇！

　　就在這形勢險峻、意見分歧的關鍵時刻，10月22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收到了由中央軍委從上海轉來的一份十萬火急的情報（簡稱“十月情報”）。

　　資深隱蔽戰線史專家李凱在其所著《毛澤東與隱蔽戰線》中，

　　為我們作了這樣描述：“這份作戰計劃剛出籠就被我黨打入敵內的情報人員獲悉并迅速上報。

　　周恩來閱后，認為此情報極為重要、及時，立即通過地下交通送往中央紅軍總部。

　　當時蘇區紅軍總部的情報偵察工作還有一定的局限性，尚難以獲得像中央軍委送來的既重要又準確的戰略情報。于是紅軍總部立即召開總前委軍事會議”，進行討論部署。這是第一份戰略情報的提出。

　　那么，這份戰略情報是如何布局獲取的？為什么稱為戰略情報，具有怎樣的價值作用和歷史地位？

　　讓我們將目光投向1924年，從問題的源頭去尋找答案。

　　二、黃埔起勢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后，國共合作正式開始形成，為黨提供了公開活動的舞臺。周恩來高度重視黨對武裝力量的建設和掌握，1924年11月他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不久即成立了黨歷史上最早設立領導軍事工作的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后稱軍委），親任部長，重心投入到黨對革命武裝力量的建設培育和掌握上，原先擔任的區委書記（原委員長）一職由助手陳延年接任。

　　黃埔軍校本部和入伍生部，以及后來的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三、四、六軍中的黨的工作，當時都是在廣東區委軍委直接領導下。

　　為配合黨對武裝力量建設掌握的需要，著眼于未來武裝斗爭的準備，周恩來一手主抓武裝力量建設，一手著眼于隱蔽工作的創建，開啟了為黨的隱藏戰線奠基所作的實踐嘗試和工作布建。

　　1924年5月，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由于掌握了這支由黃埔師生為主的武裝力量，通過兩次東征和討伐楊劉等戰役的勝利，蔣介石逐漸在國民黨中脫穎而出，成為廣東革命政府軍事方面舉足輕重的人物。

　　蔣介石在國民黨的發跡，是靠黃埔軍校起家；國民黨黃埔系黨軍中，何應欽是蔣介石崛起的最大依靠。

　　何應欽，貴州興義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與蔣介石是日本陸軍預備學校振武學校的前后期同學。

　　1924年2月何應欽應孫中山、蔣介石之邀，到廣州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此后擔任軍校首任總教官，9月奉命籌組軍校教導團，出任首任團長。之后以校教導團為基礎組建黨軍第一旅、第一師，何相繼任旅長、師長。

　　1925年8月底，黨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蔣介石為第一軍軍長，何應欽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周恩來為第一軍副黨代表、軍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師黨代表。1926年1月，何應欽接替蔣介石任第一軍軍長，3月“中山艦事件”后又擔任黃埔軍校教育長，進一步奠定了他在國民黨黨軍中的地位，成為蔣介石把持的黃埔軍系“八大金剛”之首，國民黨黨軍中也因此有了“蔣何”之稱。

　　周恩來與何應欽，在黃埔軍校、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及主政東江地區期間，兩人先后一起搭檔共事合作，并在兩次東征中有著一同浴血戰斗的生死經歷。

　　1926年8月8日，周恩來在廣州與鄧穎超完婚。他們在離住處不遠的太平餐館請了兩桌西餐，應邀參加的國民黨人有鄧演達、何應欽、張治中、錢大鈞。

　　因周恩來與何應欽的往來關系，周恩來對于何應欽與蔣介石的關系及其重要性早就了然于胸。

　　蔣是何的權力來源，何是蔣在軍中最大的依靠，掌握了何應欽就掌握了蔣介石的動向，甚至命脈。

　　從那時起，何應欽即已成為我黨積極關注和需要掌握的重要目標對象。

　　在黃埔軍校期間，周恩來通過何應欽的同鄉好友、在黃埔軍校有“青年領袖”之稱的中共黨員

　　周逸群，

　　運用同鄉學誼關系，在以何應欽為同心圈的貴州同鄉中進行發展布建！

　　先后發展介紹了圍繞在何應欽身邊的貴州籍重要親信幕僚秘密加入黨組織，成為黨的隱蔽戰線初始的重要力量。

　　周逸群是黨的隱蔽戰線早期實踐的開拓者和領導人之一。1925年9月周逸群黃埔軍校二期畢業后，周恩來留他在校政治部工作，專門主持黨領導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簡稱“青軍會”）工作，周逸群想去帶兵抓槍桿子，周恩來對他說，你現在去帶兵，至多帶一營一團，

　　而做青年會的工作則是兩萬人以上的工作，其影響還不止這兩萬人。“青軍會”除下設組織、宣傳兩科外，還專門成立有調查科，專責調查事宜，由后來周恩來在東江主政期間擔任他秘書的

　　關學參

　　負責；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過的

　　冷少農

　　后來擔任“調查小組長”，深入軍校實地調查學生的思想動態，開啟了黨的隱蔽戰線早期情報實踐的先河。

　　1924年底，周逸群先后秘密發展了其好友同鄉、相繼擔任何應欽機要秘書的李俠公、胡秉鐸加入共產黨，打入何應欽身邊。

　　1925年底，因國民黨右派策動的“君偉”（軍委）事件，致使李俠公的秘密黨員身份及工作暴露，李俠公被迫辭職，后去蘇聯留學，“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被蔣介石通緝，被迫隱姓潛藏。

　　李俠公暴露后，胡秉鐸接續工作，暗中積極配合黨對國民黨右派的斗爭，多次挫敗國民黨右派陰謀，并為推動奪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提供了及時有效的情報支持，之后又及時通報了蔣介石白崇禧密謀策劃“清黨”動向。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在掌握蔣介石密謀背叛革命，“即將謀解決我們”之際，周恩來3月30日在上海中央特別委員會上明確提出：“胡秉鐸要調到何應欽方面，這樣有極大作用！”

　　可惜沒幾天，胡秉鐸即被捕，不久在南京慘遭殺害，年僅25歲。1927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第十一期）發表了紀念胡秉鐸的文章：“他實是中國不可死的青年……一位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先鋒。”

　　三、接續前行

　　1927年7月15日，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汪精衛也背叛革命開始“分共”，向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

　　為反抗國民黨的兇殘屠殺，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舉行武裝暴動。在緊張籌備武裝起義之時，著眼于未來武裝斗爭，時任中央軍事部部長、擔負領導起義的前敵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在顧及眼前的敵人汪精衛、唐生智、朱培德等的同時，自然會將目光投向更遠的南京方面，他的老對手蔣介石及其身旁的何應欽。

　　這時，何應欽已成為蔣介石身邊、南京國民黨政府軍方的核心實權人物，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一路軍總指揮。在李俠公被通緝，胡秉鐸不幸犧牲后，黨在何應欽身邊的布局接連遭受挫折和損失，周恩來手上還有牌可打嗎？

　　其時，在周恩來腦中早已浮出中共秘密黨員、時任第一路軍總指揮部中校參謀

　　鄭仲堅的影子。

　　鄭仲堅，貴州貴陽人。1917年，貴州陸軍講武學校創立，何應欽為首任校長。已在黔軍任連長的鄭仲堅，以第一名考入貴州講武學校第一期，兩年后又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加之一手好字，深受何的賞識，被任命為何任旅長的黔軍第五旅副官長兼警衛連長。

　　1921年冬，貴州發生五旅軍變，何應欽被迫逃離貴陽。不久在昆明避難遇刺，鄭只身營救何脫險，對何有擋槍救護之恩。

　　1924年2月，何應欽應邀到廣州，協助籌備黃埔軍校。6月黃埔軍校成立，何應欽任總教官，鄭仲堅為總教官辦公室參謀。

　　此后，鄭仲堅跟隨何應欽，相繼擔任軍校教導團少校參謀、第一旅長中校參謀、第一師中校參謀、第一軍軍部參謀。

　　北伐軍進占南京后，何應欽成為南京方面的核心實權人物。8月13日，因何應欽未公開表態力撐，促成蔣介石被迫下野，何應欽開始與桂系一起把持南京國民黨政府大權，成為灸手可熱、各方矚目的一方中央大員。

　　著眼未來長遠的武裝斗爭，爭取革命斗爭的勝利，在籌備舉行武裝起義時，周恩來自然想到了還在何應欽身邊的鄭仲堅。

　　現在是啟動早已布局、蟄伏在何應欽身邊的“閑子”的時候了。而重新聯絡起用鄭仲堅，最好的聯絡人就是其入黨介紹人冷少農。

　　冷少農，貴州甕安縣人。貧寒的家境和艱困的成長經歷，使其自覺與貧苦大眾結合，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

　　冷少農后來得悉曾在貴州法政學校擔任軍事教官、教過他的何應欽，現在廣州黃埔軍校擔任總教官，為此毅然辭去公職返鄉。

　　1925年7月，冷少農辭別寡母、妻子和不到半歲的兒子，離家赴廣州投身革命。

　　臨行前他給母親寫了一封辭別信：“兒此去的目的，完全盡忠革命，為國家為人民盡應盡之能力。”真切表達了一位“醉心革命事業的人”盡忠革命、為民盡力的意志和決心。

　　冷少農到達廣州后很快找到何應欽，經何應欽推薦介紹，并由何安排同鄉鄭仲堅帶到黃埔軍校政治部報到。

　　因“少農出專業學校早，社會工作經驗多，即被軍校本部分配到政治部周恩來主任辦公室里工作，并擔任調查小組長”。

　　為籌備“第二次東征”討伐軍閥陳炯明，9月周恩來被任命為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二次東征”前夕，冷少農經周恩來、周逸群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并隨周恩來到東征軍總政治部工作。

　　“二次東征”勝利后，周恩來調冷少農到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任技術書記。

　　期間，冷少農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做了其同鄉、時任何應欽重要親信、國民革命軍第一師中校侍從參謀

　　鄭仲堅

　　的培養發展工作。

　　鄭仲堅晚年回憶，192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八周年之日，周恩來、冷少農介紹，以“鄭堃（坤）”的化名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北伐開始，冷少農隨周逸群被派到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鄭仲堅所在的何應欽部則編為東路軍，兩人隨軍分離。

　　此后冷少農隨軍進駐武漢，并參與貴州辛亥革命元老陳純齋等貴州籍同鄉在武漢發起創辦的《長江怒潮》日報工作。

　　此時鄭仲堅則隨何應欽在南京轉為第一路軍總指揮部參謀。

　　因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安排，當起義部隊向南昌會集之時，在武漢的冷少農卻受命逆行東下前往南京，設法以何應欽師生、同鄉的背景，打入國民黨軍中，與潛伏在何應欽身邊的鄭仲堅取得單線聯系，就地指導鄭搜集情報，并負責交聯傳遞，以配合黨即將開展的武裝斗爭，發揮內線作用。

　　冷少農到南京后，經早年曾資助何應欽留學的陳純齋、同學劉健群等人幫忙，聯絡上何應欽，并與鄭仲堅接上聯系，恢復了關系。

　　1928年12月何應欽任南京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總監，鄭仲堅為中校步兵監員。

　　經劉健群等人向何舉薦說明，冷進入訓練總監部任上尉，何應欽“派少農做貼身秘書，他的家信都命少農先摘由方交閱”。

　　1929年5月，何應欽陸續兼任武漢行營主任等職，鄭仲堅跟隨何相繼出任行營司令部主任辦公室中校參謀、作戰科長等職，步入軍事核心要害部位。

　　1930年3月，蔣介石調任何應欽為軍政部部長，成為國民黨僅次于蔣的軍方二號人物。

　　冷少農情報小組隸屬于中央軍事部（中央軍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

　　當時陳賡擔任中央特科二科（情報科）科長，同時兼任中央軍事部諜報（情報科）科長，主持軍事情報工作。

　　當時中央軍事部諜報科的工作人員有劉仲華，1929年夏天周恩來又調盧志英到軍事部諜報科工作。

　　由于冷少農情報組后來提前預報了蔣介石對紅軍實施第一次“圍剿”的重大動向，為進一步做好搜集應對工作，1930年11月周恩來將曾希圣從武漢長江局調到上海，專職擔任中央軍委參謀部諜報科科長，加強軍事情報工作的部署指導和搜集研究。

　　可以看出，冷少農情報小組是周恩來同志在籌備南昌武裝起義之時，著眼未來重大軍事斗爭需要同步進行的情報戰略布局，是針對國民黨軍隊高層實權人物何應欽情報工作承前啟后系列布局中的重要一環。

　　冷少農肩負的使命與黨的武裝斗爭相伴而生，責任重于泰山，他和鄭仲堅可以說是黨的隱蔽戰線最早打入敵人心臟的先驅！

　　四、冷劍出鞘

　　因紅三軍團攻占長沙，1930年8月8日，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南京政府國務會議發布特派何應欽辦理湘鄂贛剿匪事宜，何應欽成為授權策劃“圍剿”的主要負責人。

　　此時，鄭仲堅正擔任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司令部武漢行營作戰科長。

　　據當年曾與冷少農結識的同鄉牟龍光回憶：“1930年春，我們到達武漢時，鄭已隨何應欽到武漢，何做行營主任，鄭做何的行營司令部的作戰科長。我與鄭見面，問冷少農的情況，他說（冷）還在訓練總監部，還常常通訊。”

　　牟龍光回憶：解放后他與鄭仲堅在勞改單位相處在一塊十多年，我們之間無話不談，他曾對我談到：“黨交給他的任務是從何應欽那里得到蔣介石對共產黨的軍事計劃。他隨何應欽到武漢行營、南昌行營、臨川前線指揮部，都當作戰科長。”

　　“蔣介石、何應欽在江西對紅軍的一、二、三次圍剿的計劃，以及作戰命令，都是鄭仲堅擬訂，經何應欽發布出去的。在擬定計劃后，鄭仲堅就按冷少農約定的秘密通訊方法，照抄一份給冷少農，轉寄給上海……再轉交周恩來同志。”

　　因而，何應欽10月5日到南昌與魯滌平剛剛商定好對紅軍及江西蘇區實施“圍剿”作戰的計劃部署，很快即

　　由在武漢的鄭仲堅

　　轉遞到冷少農手中并迅速送到上海，

　　周恩來閱后，認為情報極為重要及時，立即指示將情報從上海發電到香港，再通過人力地下交通轉贛西南特委送往紅一方面軍總部。毛澤東10月22日收到情報后，第二天（23日）即召開總前委會議進行討論部署。

　　1930年1月，中央在上海與香港兩地實現了電臺通報，但發給贛南、閩西紅軍的電報，

　　還需由“香港地下交通站交給地下交通員，由他們派人送往大埔，再轉永定”。

　　“這一過程一般需要將近10天，比過去從上海至香港的航運快捷了一個月”。

　　以此推算，從10月5日形成“圍剿”計劃方案，到情報的獲取、傳遞至送達，到23日太平圩會議通報，時間用了18天。情報傳遞的時間、過程與當時實際情況基本相符，契合一致。

　　可以看出，中央軍委于10月上旬獲悉，紅一方面軍總前委10月中下旬收到，并于23日在太平圩會議上通報的情報，即為鄭仲堅搜集獲取、冷少農指導傳遞的情報。

　　第一次“圍剿”失敗后，1931年2月蔣介石即任命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南昌行營主任，統一指揮湘、鄂、贛、閩四省部隊，策劃對紅軍及江西蘇區實施第二次“圍剿”，

　　鄭仲堅也隨何應欽調任為南昌行營參謀處作戰科長，并經何應欽推薦，同時擔任南昌行營參謀處新設立的第二科——調查情報科（簡稱“調查科”）首任上校科長。

　　南昌行營調查科是國民黨軍政部直接領導的情報組織，也是國民黨軍事情報系統設立的首個情報機構，是國民黨“軍統”的前身之一。

　　據鄭仲堅晚年回憶：“我旋因調南昌行營參謀處第二科上校科長（即專辦情報事宜，搜集江西紅軍情報，以供這次即第二次的所謂‘圍剿’的中央陸軍二三十萬人大部隊參考應用極反動的具體情況）。另一方面，我經常將中央軍的一切動態、兵力部署、師旅長姓名，以及其他一切有關事項，按事前與冷少農在南京秘密預定的通訊辦法，不失時機地用快函由郵件寄與冷少農，轉報給上海方面周恩來總理。冷當時系中共駐南京的一個地下小組負責人。這是1931年五六月里的情況。”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導致上海、南京等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同志撤離，被迫隱蔽。

　　6月1日，冷少農在給大哥冷良晟的信中提到：“我這一次準備離開南京，照了一張單相來留紀念。”

　　這顯示冷少農已接到指示，做好長期離開的準備。當時正是第二次“圍剿”剛結束，蔣介石正在積極部署第三次“圍剿”的重要時刻，

　　冷少農毅然選擇了留下，沒有輕言撤離。

　　早在年前他在致姻叔曾春如的信中即提到：“革命系一偉大工作，非短時間所能成功，非少數人所能勝任，從事者只問工作需要而定其動作，在短時間無所謂成功，更不容有身退。”在反圍剿的關鍵時刻，冷少農選擇留下堅守，繼續戰斗在敵人的心臟。

　　自1930年10月起，在周恩來及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指揮下，冷少農通過就地指導鄭仲堅，及時獲取了蔣介石、何應欽策劃對江西中央蘇區進行三次大規模“圍剿”的作戰計劃及大量軍事情報，如同冷劍出鞘，在關鍵時刻為黨和中央紅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贏得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在三次“圍剿”失敗后，蔣介石被迫暫停了對紅軍的傾剿。為躲避敵人的內部排查，周恩來先安排鄭仲堅以母病為由，請假回到貴陽。年底周恩來、陳賡、曾希圣等受顧順章叛變牽連的共產黨人相繼轉移到了蘇區。但冷少農堅持留了下來，他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南京市委的重建和南京的兵運工作。由于工作交叉，由此埋下了嚴重隱患。1932年二三月，因南京黨組織遭到第七次大破壞，冷少農的黨員身份也由此暴露，于3月不幸被捕。如果當時冷少農能及時撤離，也許不會被抓捕，但他的被捕卻是黨的隱蔽戰線莫大的損失。

　　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保護戰友，在獄中冷少農備受酷刑，堅貞不屈，面對游說，大義凜然。最后因敵人一無所獲，惱羞成怒，于1932年6月9日，將年僅32歲的冷少農和南京特委書記李耘生等人一起槍殺于南京雨花臺。

　　五、霜天爛漫

　　1930年10月6日，蔣軍攻占馮玉祥大本營鄭州，宣告以軍閥混戰為標志的中原大戰結束。10日蔣介石即在南京發表告國民通電，將“肅清匪共”列為最切要的五項工作中的頭等大事。“期以三月，最多六月，限令一律肅清”。

　　此時，借中原大戰勝利之勢，蔣介石“圍剿”紅軍的信心決心、規模層級大有“黑云壓城”之勢。凜冬將至，關系到剛剛崛起的紅軍及其紅色根據地的生死存亡，以及中國革命的發展存續，紅軍及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向何處去、怎么辦、以及中國革命走什么樣的道路”三大問題。

　　途中毛澤東先后主持召開了峽江會議（17日）、太平圩會議（23日），以及羅坊會議（25日至30日），討論解決紅軍“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

　　10月22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收到了中央軍委轉來的這份“十月情報”，為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回答這三大問題提供了銳利武器，為毛澤東反復用“敵情變化的事實”，最終教育說服紅軍廣大指戰員，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發揮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一）“十月情報”及時精準反映了蔣介石集團戰略重心調整，將紅軍作為主要對手，實施大規模“圍剿”的重大戰略動向。為在歷史重大轉折關頭，毛澤東帶領紅軍主動糾正“立三錯誤”，及時實施戰略退卻，促成紅軍轉危為安，重新回到“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上來，最終取得勝利奠定了決策基礎，解決了紅軍“向何處去”的方向問題。

　　“十月情報”反映的背景是：1929年以來軍閥混戰為主的局勢已經發生轉變，敵人的戰略重心開始轉移到對付紅軍上來，革命面臨新的轉折點。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明確指出：“我們發展的命運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圍剿’。首先而且嚴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機破敵。”而當時，“由于‘立三路線’的影響，干部的意見，在沒有被說服以前，不是退卻而是進攻。”

　　因此，袁州、峽江會議就紅軍何去何從發生了激烈爭論。時任紅三軍團紅八軍軍長何長工回憶：由于“當時‘立三路線’的蓋子在下面還沒揭開，打南昌，攻九江，取得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份的首先勝利的影響還嚴重存在，所以會上的爭論，使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沒為大家所接受。”

　　22日，紅軍收到“十月情報”，23日總前委立即在太平圩召開擴大會議，根據“十月情報”，毛澤東在會上向大家通報了敵情。何長工回憶：“因為敵情較前嚴重，大家深感大敵當前，形勢逼人，現在不是進攻大城市的問題，而是如何積極防御的問題了。”

　　為此，26日在羅坊召開的總前委與江西行委聯席會議上，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決議，確定了紅一方面軍“不打南昌、九江”，實施戰略退卻的方針，促成了紅軍主動擺脫了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羈絆，重新回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上來，避免了紅軍可能遭受的重大挫折，解決了紅軍主力——紅一方面軍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行動方向問題。

　　朱德后來說：如果不是這樣而真照李立三的錯誤指導做下去，“把部隊開去打武漢、九江，結果是難以設想的”。

　　同時“十月情報”，為印證毛主席運用調查研究對形勢變化所作的科學判斷提供了客觀依據。

　　毛澤東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通過調查研究來分析掌握形勢，把握時代特征，以此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他在1930年5月所作的《反對本本主義》（原題《調查工作》）中提出：

　　“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

　　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國內形勢正發生變化，嚴肅指出嚴重的局勢即將到來。

　　他在10月19日致中共湘東特委信中指出：“我們認為統治階級的軍閥混戰，暫時決不能調和和停頓，但也不會繼續擴大到底。”“要知道階級矛盾超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時，反動統治階段必須聯合的來進攻革命。”

　　在“紅軍何去何從”問題上，同樣也面臨著如何對待組織原則和處理利益格局等問題。

　　毛澤東指出：“人民由于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莫過于江西第一次反‘圍剿’的時候。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卻。”

　　毛澤東思想上不贊成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鑒于服從中央的大局，不可能從組織上予以對抗，因而只能在討論及實踐中去說服教育干部。

　　何長工回憶“毛澤東同志反復用敵情變化的事實，階級力量估量的觀點來分析形勢，教育大家”。

　　但在當時紅軍內部普遍存在相信李立三關于“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急性冒進認識和盲目機械執行上級命令的情況下，顯然僅僅依靠運用“階級力量估量”的觀點分析來教育說服大家是不夠的。

　　羅坊會議上，有人提出：“不打南昌，會師武漢，就是違背中央精神，就會斷送中國革命。”

　　因而“十月情報”反映的敵情嚴重變化的事實，成為說服教育和團結廣大紅軍指戰員重要的思想武器。

　　毛澤東指出：“政治動員是反‘圍剿’斗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這即是說，明確、堅決而充分地告訴紅軍人員和根據地的人民，關于敵人進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敵人進攻危害人民的嚴重性”，

　　“重要的關節是說服干部。”

　　毛澤東、朱德同志在紅軍內部存在嚴重分歧的處境下，做了大量艱苦的說服教育工作，耐心細致地糾正部隊內相當普遍的盲目執行上級命令和急躁情緒，使得紅一方面軍，尤其是紅三軍團的絕大多數領導干部思想發生了轉變。

　　時任紅三軍團政委的滕代遠回憶：“我們的轉變并不是開一次會議解決問題的，而是毛主席費了很大的功夫，盡了最大的耐心，開了許多次會，我們的思想才通了。”

　　特別是后來紅三軍團主要領導彭德懷鮮明的團結意識、大局意識，使得紅軍主力團結在一起，彭德懷明確說：“總前委的這個決定是正確的。紅軍要打遍全中國，不要地方主義。”

　　此時，毛澤東同樣面臨著國恨家仇和親友的生離死別。

　　為報復紅軍攻占長沙，何健派人到韶山挖了毛澤東的祖墳；10月24日，在長沙縣抓捕了楊開慧和年僅8歲的毛岸英，并于11月14日將楊開慧殘忍殺害。

　　從紅四軍6月奉命離開長汀西進，到10月紅一方面軍召開羅坊會議，毛澤東率領紅軍走過了一條充滿驚濤駭浪的歷程。

　　毛澤東指出：“戰略退卻，在干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戰略退卻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手里而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干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

　　羅坊會議前，正是有了中央軍委送來的這份戰略情報，找到了“問題的‘來源’”，把“‘現狀’弄明白”，為毛澤東反復用“敵情變化的事實”，最終教育說服紅軍廣大指戰員，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發揮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時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參謀處處長的郭化若回憶：“這就是毛澤東團結、爭取和誘導三軍團回到江西，在戰略上集中兵力，準備好粉碎敵軍‘圍剿’的曲折過程，也是毛澤東領導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同‘立三路線’作激烈的曲折的勝利的斗爭的過程。這一斗爭的勝利，保證了反‘圍剿’斗爭的勝利。”

　　羅坊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就在羅坊做了有名的“興國調查”，他在《興國調查》中指出：“過去紅色區域弄出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

　　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

　　情報來源于調查研究，是調查研究的結果，既是黨制定政策的基礎，決定行動的依據，也是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有力武器。

　　（二）“十月情報”及時反映了蔣介石的部署計劃安排，為紅軍反“圍剿”創造了準確的戰略退卻時機，爭取了充裕的戰略準備時間，為最終取得第一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奠定了戰略基礎，解決了紅軍下一步“怎么辦”的具體行動問題。

　　毛澤東指出：“反‘圍剿’斗爭勝利的程度，是和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系著。”“及時退卻，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動地位，這對于達到退卻終點以后，整頓隊伍，以逸待勞地轉入反攻，有極大的影響。”為此，“開始準備的時機的選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十月情報”的重要意義在于，提前通告了形勢的轉換，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為紅軍爭取了有效應對“圍剿”的戰略決策時機和退卻準備時間。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當時接到情報后，“認為此情報極為重要、及時”，并以“十萬火急”“日夜兼程”形式緊急轉送紅一方面軍，有著深沉的戰略處置意涵。

　　等到蔣介石12月7日抵達南昌進行“圍剿”最后部署，最終確定12月16日實施總攻時，紅軍主力已經退到根據地腹地做好了充分準備，待敵前來。郭化若說：“反‘圍剿’的準備工作，做得相當理想。

　　紅一、三軍團主力已經集中整訓，政治動員工作做得比較普遍深入，財糧已有相當的征集準備。”對此，毛澤東高度評價：“退卻開始時機的問題是具有很重要意義的。我們在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的退卻，如果不恰在那種時機，即是說如果再遲，那至少我們勝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響的。”

　　正是有了“十月情報”的預警，毛澤東率領紅軍主動實施戰略退卻，集中主力，避實就虛，以逸待勞，

　　始終掌握戰爭的主動權，最終于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紅軍以五天兩仗，殲敵一個半師的輝煌戰果，“以弱勝強”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為中央蘇區的建立擴大和中華蘇維埃政權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為此，心情愉悅的毛澤東揮筆寫下了《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

　　（三）“十月情報”為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以反“圍剿”勝利的豐碩成果，為促成“中國革命道路”在中央的確定奠定了實踐基礎。

　　毛澤東指出：“不答復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以羅坊會議為代表的“十月抉擇”，表面上看是形勢問題，深層次卻是道路方向問題。在當時形勢環境下，毛澤東面臨的不僅僅是單純地如何看待形勢、轉變策略，解決紅軍眼前的行動方向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問題，是事關中國革命能否長期發展的戰略問題，直接關系到當時紅軍及蘇區的生死存亡，決定中國革命的命運。只有回答解決了中國革命究竟走什么樣的道路這一發展的重大課題，紅軍及蘇區才能生存下來，才能面對敵人長期的“圍剿”而不斷取得勝利，實現中國革命的成長壯大。

　　如果說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于1月致信林彪提出的“鄉村割據”的思想，還只是黨內同志之間的思想討論。那么這之后毛澤東通過尋烏、興國等開展調查研究，對階級估量、國情特征及時局變化所作的科學判斷，為這一道路思想進一步提供了理論基礎。

　　同時，根據情報反映的敵情變化，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召開的羅坊會議，于10月26日審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明確作出了“不打大城市”的戰略調整，重新回到農村主戰場，從實質面上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的“城市中心論”，以黨內決議的形式明確了以“鄉村為中心”的發展道路。之后，第一次反“圍剿”勝利所取得的實際成果，從實踐成果上證明了“農村包圍城市”這一理論道路的正確，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實際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式革命道路。

　　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具體實踐成果，證明了“農村包圍城市”思想路線的正確，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并據此對中國革命道路方向作出了新的判斷。

　　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的訓令指出：“紅軍一、三集團軍與江西勞動群眾，在偉大的革命發展史上，已經寫上了新的光榮一頁。”

　　4月，新成立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第一號》決議明確指出：“這個轉變正式形成，是新余的羅坊會議，這就已經在黨的文件，明顯確定了這個轉變”，是經過了袁州會議、峽江會議、太平圩會議“許多嚴重斗爭才有這個結果”。

　　1930年9月，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在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基礎上，做出了高度重視紅軍和蘇區的新戰略，革命重心開始從城市轉移到蘇區。

　　1931年1月第一次反“圍剿”，剛結束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中國革命的戰略重心向蘇區轉移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中央大批骨干被派入蘇區，成立了蘇區中央局和其他根據地的中央分局，形成了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中央與各地紅軍逐步建立起無線電聯系，從而最終在部署落實上實現了黨及紅軍工作重心轉移到“以農村為中心”這一中國革命的道路上來。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明確指出：“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羅坊會議的轉變和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為毛澤東思想開始在中央的形成和立足奠定了基礎，“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此時雖是嚴冬，東方高山之巔，一輪朝日卻已噴薄而出，霜天紅爛漫，萬木生光輝！

　　“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

　　“十月情報”在歷史重大轉折關頭，有力印證了毛澤東對形勢所作的科學判斷，引導紅軍實行戰略轉移，促使紅軍轉危為安，重新回到農村主戰場提供了重要決策依據，并以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成果，為最終形成中央決策，確立“中國革命道路”奠定了實踐基礎，起到了重要的促進推動作用，提供了重要決策依據。

　　一份情報凝聚了黨的隱蔽戰線先烈先驅的心血，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命運和道路方向，反映出黨的隱蔽戰線的發展歷程，展現了戰略情報具有的歷史價值和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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