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中國社會存在的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央和社會的廣泛關注。關注平等性問題是重要的，但是不能脫離階級來看待平等。脫離經濟的平等話語可能把好事辦成壞事。一個社會關注平等問題，應該首先關注這個社會是否出現了收入分配的分化。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拿錢過多的有的就是來自于直接的剝削，有的看似來自于巧取豪奪（如受賄、圈錢或利用某種商業模式），其實也可以歸為剝削。我們國家可以允許人們之間有一定的收入差異，但過大的收入差異是與社會主義制度和精神相違背的。收入的產生只能來自于經濟過程。因此，每一個經濟活動都與剝削階級是否形成有關，也就與階級斗爭有關。一個經濟活動如果產生了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就是在養成資產階級分子。少數的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是有益的，因而應該是允許的。但這樣的經濟活動多了，就是在養成一個資產階級了，就是在養虎為患了。所以，姓社姓資問題總是存在的。而從根本上說，平等與效率是共存的。由此，那種認為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平等的說法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不會容許無產階級與它平等，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是否允許私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平等，甚至超越公有制經濟呢？我們國家必須避開此類的平等幻想陷阱。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種系統的關于平等的基本理論。有了這種基本理論，就可以擺脫許多理論陷阱和政策陷阱了。

一、引 言

　　每個社會都有一個平等的維度，都有一個平等性程度的問題，但它首先是相對社會的基本結構，即階級結構而言的，而后才是一個階級內部的平等問題。中國古人早已理解不平等的危害。《尚書》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在既定階級結構的前提下道出了階級統治穩固的基石。《道德經》說，“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表面上是說，在天地看來，所有人都一樣，實際上主張人人都一樣，反對特權，并提出“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理想。這種社會理想至今還以封閉經濟模型的形式存在于許多經濟理論中。《論語·季氏篇》則明確引入了國和家，它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告訴我們，統治者們、上層人士已經知道經濟不平等危害之甚，都害怕分配不均。荀子提出，“雖王公士大夫之子之孫也，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于庶人。雖庶人之子之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干部能上能下的主張，并把禮義作為干部晉升罷黜的標準。所謂義，就是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該怎么辦不該怎么辦的標準。所謂禮，就是義的形式和表現。商鞅提出，“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和“利祿官爵摶出于兵，無有異施也”，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職利祿不論高低，皆不能自動承襲，而是取決于軍功。孟子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第一次清晰概括了社會所存在的不平等，等于是說，社會分為兩大對立的階級，一個階級能夠壓迫另一個階級。在一個形態既定的社會內部，不僅有邦與民的對立統一，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對立統一，還有邦內、勞力者內部的對立統一和民的內部、勞力者內部的對立統一。在這種具體人群內部的對立統一中，就存在一個平等的問題了。在一個人群內部，不平等待人會引起巨大的危險。《禮記》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章太炎總結道，“夫平等者，乃上之人對于下之辭，下之人不得以之而責上也。上之人能以平等待其民而協耦之，是乃所謂仁也。”今天的平等觀念已經較多地變為“下之人”的普遍的訴求了。

　　毛澤東一代人的中國已經把“平等”寫進五四憲法，相對其他國家尤其認可平等的價值，極大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的平等文化，特別是從階級對立的角度看待平等的文化。五四憲法第一段文字描述了中國在平等化上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斗，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制度，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五四憲法規定，“我國根據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同任何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系的政策，已經獲得成就，今后將繼續貫徹”，“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婦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中國1954-1976時期建立了一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國家，真正踐行了馬克思主義所蘊含的平等的憲法原則。從精神上看，五四憲法的這些規定在我國歷次修憲中幾乎一字不動，沿用至今。

　　在新中國建立70多年后，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平等接近于實現了。然而，從1978年到2012年，由于改革開放中引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國內部的不平等大大發展了。這就說明，僅僅在憲法中規定平等是不夠的。一個國家如果預設了一種不平等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平等就必然重新出現，重新發展。它也說明，依法治國是有條件的。這就表明，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對于平等的認識是極端重要的。如果低估了平等的重要性，即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也可能加深。而在中央提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之后，中國學界對于是否重新啟動平等化進程有著激烈的爭論。一些學者堅持分好蛋糕以做大蛋糕為前提的機械唯物主義觀點。而同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在爭取政治上的認可。一些人意欲推出私有化立法以平等觀念看待私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關系，則已經不是在階級對立的層面看問題了。試問，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談何人與人的平等？這說明，中國的平等化進程還存在著極大的變數。

　　習近平總書記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從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性層面看待平等的。他將平等稱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屬性，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要求。……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和權利、履行職責和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任何人違反憲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強調“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須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黨的規矩，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必須遵照執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要強化監督，著力改進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行使權力的監督”。他要求“該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習近平還提出了全過程民主的理念。全過程民主當然要以平等為基礎。習近平總書記不僅重視法律上的平等，而且重視經濟領域的平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

　　在今天中國的學術界，許多學者在關心平等問題。有的關心經濟平等，包括財富平等、收入平等、收益平等、福利平等、權益平等、消費平等、基本品平等、交換平等、稅負平等、自愿平等。有的關心社會平等，如政治平等、權利平等、規則平等、性別平等（進而學術界的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意識）、保護平等、健康平等、民族平等、種族平等、地位平等、能力平等、優勢平等、機會平等、代際平等，有的關心區際、國際平等，如城鄉平等、國家平等。有的關注文化方面的平等，如審美平等、文明平等、教育平等、平等待人。這些學者為中國的平等化事業做出了貢獻。但如果不關心公有制經濟必須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據主體地位問題，不能“見諸相非相”（見《金剛經》），即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而且閉口不談產生這個結果所需要的原因和條件，只想在某個方面要一個平等的結果，就會或多或少落入了空想的范疇。就中國現在的經濟情形看，“主體”一詞太過于模糊了，甚至把“經濟主體地位”與“市場主體權利”混為一談。

　　本文對平等的探討既不是從模型、想象出發，借用自然科學原理對平等進行描述，也不是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從外面強加于社會，而是把平等視為真理，為內生的平等制度的誕生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本文是從現實出發，“多識故事”，“躡尋元始”，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基于無產階級的立場，把平等視為一種具有現實可能性的狀態，采用齊物哲學極其情，務窮其柢的“破執證真”方法，建立一種關于平等的理論，試圖終結平等理論中“不定一尊，故笑上帝，不邇封建，故輕貴族”的現象。只有別黑白而定一尊，發展一種關于平等的科學的理論，才不會脫離階級去抽象地談論平等，去追求絕對的或反智的平等或把平等作為理論的空談，才不會把關于平等的論說通過允許例外變成對明顯不合理的不平等的辯護，才能抵制錯誤觀念，防止理論混亂和發生顛覆性風險。

二、平等的本體

　　平等可以是觀念、價值觀和主義意義上的，也可以是權利和社會制度意義上的。但真正的平等首先主要是社會（廣義的）狀態意義上的，是指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將矛盾的觀點應用到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能動性的主體時，就會發現，在他們之間必然在這方面或那方面或在整體上發生平等或不平等的關系問題。有了不平等，就有對平等的訴求。“平等”的訴求，就是減少乃至消除不平等的訴求，就是主觀上對剝削和奴役的一種反抗。面對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對平等的訴求是人們的自發反應和革命本能的表現。

　　（一）絕對的平等和相對的平等

　　在絕對的意義上，平等是指某個人群（組織、國家）的成員在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方面處于完全相等的狀態。很顯然，絕對意義上的平等在任何時代都沒有實現過，在未來也不可能實現。沒有什么人去追求絕對平等，但可以追求相對的平等，從而趨于大致的絕對平等。

　　平等是相對的，是相對不平等而言的。平等與不平等既對立又統一。從對立的角度看，平等是對不平等的否定。但這種否定不是完全否定、絕對否定。結果上的不平等是目前無法完全消除的。已有學者指出，權利平等無法保障條件平等，條件平等無法保障結果平等，僅僅是機會均等更是不夠的。在一個特定人群中所實行的某種平等從另一個維度看可能是不平等的。因此，平等需要有其它的觀念來制約。比如，結果的不平等可能需要結果正義或結果公平來制約。從統一的角度看，平等可能與不平等共存。現實的世界既有平等，也有不平等。沒有不平等，也就無法產生對不平等的否定。有時候，為了達到某種結果的相對平等，需要采取某種不平等（所謂損有余而補不足），比如土地改革中的抽肥補瘦。在這種情況下，權利確實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在未來，當人類實現了大致平等之后，依然需要有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真善美的統一，與過去的真善美割裂的不平等不同。比如，共產主義社會的按需分配就意味著一種真善美統一的不平等。我們總是要在與不平等的辯證關系中把握平等，因而只能相對地談論平等。所謂相對地談論平等，是指我們既要把握關于平等的一般理論，又要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還不要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變成否定關于平等的一般理論。

　　在當前的中國，平等與不平等的對立是主要問題，它們的統一性是次要問題。中國有必要去追求“真正的普遍平等”。

　　（二）平等的維度

　　由于觀念、主義、權利、制度是多維的，平等也是多維的。平等所涉及的維度包括在什么社會形態、什么經濟社會條件、人們的范圍以及既定范圍內的人們應該享有的和實際享有的權利的種類（如選舉權、受教育權、擔任公職的權利）、邊界以及對權利的解釋與保護等等。我們可以把某種社會形態中的“平等”分為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社會平等、法律平等四個維度，分別對應四種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民事權利。而這四種維度的平等還可以再細分。平等是多維的，因此平等“應當不僅僅是表面的，不僅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

　　平等雖然是多維的，但這些維度之間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經濟平等是最重要的，具有基礎性的地位。雖然不能說，只有經濟維度的平等問題解決了，其它維度的平等問題才能解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某些方面的平等走在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面，資本主義甚至按照資產階級的標準部分解決了馬克思所說的干部能上能下問題，但經濟平等確實能夠為其它維度的平等提供基礎性條件，而且經濟平等必然要求法律平等、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與它相適應。只要沒有經濟平等，就沒有政治平等。而在經濟平等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平等又是最基本的平等。沒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平等，就必然發生少數人通過控制生產資料所有權來剝削、壓迫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就必然發生勞動者與生產資料脫離，就不可能有經濟平等。

　　在上述每一個維度上，平等都是能夠得到大致準確的衡量的。這種大概的衡量就足以能夠防止社會出現重大矛盾。馬克思說，“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而勞動，要當作尺度來用，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按勞分配以勞動為尺度來確定個人消費品的分配，雖然沒有防止分配的不平等（因而毛澤東認為具有資產階級法權性質），卻因為防止了按資分配而成為相對資本主義分配（三位一體公式）更加平等的分配制度，從而成為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由于平等是多維的，而且這些維度往往無法通約，因此，在平等的衡量上就需要存在多種標準，而且這種標準之間可能會存在矛盾。因此，對一個社會的整體上的平等程度只能大概地加以衡量。在大概衡量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一切人，或者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者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無論這個國家是貧窮還是富裕。

　　唯物主義的觀點有時要受到辯證法的限制。按照唯物主義，平等無論是作為一種生產關系，還是作為一種上層建筑，當然要受到物質條件的制約。比如，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還不可能保障住房平等。然而，也不能過分強調物質條件對平等的制約作用。比如，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就確立了官兵平等的原則，大大發展了士兵的權利。建國后，毛澤東推出鞍鋼憲法，大大發展了工人的權利。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特別提到了井岡山時期的“士兵委員會”。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雖然已經大大發展，但總體而言，還是不發達的。井岡山根據地的社會經濟結構更是不發達的，但中國人的平等權利已經大大發展了。因此，馬克思“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可能過于絕對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表明，政治平等確實可能比經濟平等更重要。這說明，同一種或類似的經濟結構、文化水平確實可能對應兩種根本不同的政治權利。當共產黨內部出現了資產階級，政治權利就可能發生顛覆性變化。而至今為止的資產階級政黨內部一直存在無產階級，政治權利卻一直保持相對穩定。這就說明，無產階級還不善于進行統治，因而還沒有完全學會統治。諸如赫魯曉夫這樣的蘇共領導人熱衷于權力和自己個人的統治，而對階級的統治幾乎是一竅不通。這樣，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對資產階級做出了不必要的讓步。而在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必要的讓步中，這些社會主義國家被顛覆了。——蘇聯出現了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

　　（三）平等的本質

　　經濟的平等是最重要的平等的觀念可以進一步發展為平等的本質的觀念。在階級社會里或在剝削階級正在生成的社會里，真正重要的平等問題歸根究底是階級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一貫強調、列寧一再堅持的：如果不把“平等”理解為消滅剝削階級，平等就是一句空話。列寧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平等概念不同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平等概念的起碼真理”。總之，無產階級必須消滅剝削階級，——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的自由和無產階級的平等（不是階級的平等，而是推翻資本和資本主義的勞動者的平等）的真實內容。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衡量平等的根本標準。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不是偏愛階級斗爭，而是階級斗爭就在那里，不容否認，而且，“隨著階級差別的消失，一切由這些差別產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所以，只有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才能將人類平等的事業進行到底。

　　社會是人的社會，國家卻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一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失敗了，這不僅是人類政治周期的歷史，也是人類社會形態的歷史。列寧指出，“階級是這樣一些集團，其中一個集團可以靠另一個集團的勞動為生，可以把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攫為己有”。能夠靠另一個階級的勞動為生，能夠把另一個階級的勞動攫為己有的階級就是統治階級。就現代社會來說，依靠利潤生活的就是資產階級，依靠工資生活的就是工人階級。資產階級依靠生活的利潤是對無產階級勞動的無償占有。國家是資產階級無償占有無產階級勞動的工具。列寧因而總結道，“只要階級存在，自由和階級平等就是資產階級的欺人之談。”“平等”如果同勞動擺脫資本的壓迫相抵觸，就是騙人。所以，只有抓住階級問題，才能抓住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無論這種人類社會發展是指人類社會形態的變遷，還是指一個社會形態內部的發展。

　　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存在人民內部矛盾，而且存在階級矛盾。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被消滅，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建立后，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對立看似消失了，但實際依然存在。在資產階級不再存在之后，還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存在，還可能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和新的資產階級。不僅“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至今為止的現代人類的許多經濟發展（無論是大生產還是小生產）也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這就像對癌癥做了外科手術，但癌癥因病灶依然存在有可能復發一樣；也像人類對細菌、病毒只能控制，不能消滅，使得它們只要條件合適就能再次發威一樣。只要沒有徹底的揚棄私有制，人就無法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會的存在復歸，就存在階級斗爭。這種階級如果不加遏制，就會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瓦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在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重新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并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而且，這種新的資產階級立刻對這些國家產生了強大的控制。這說明，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階級對立意義上的不平等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西歐一些國家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后也發生過封建君主復辟。因此，如果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就徹底解決了階級問題，那是幼稚的，就過于托大了。第二個歷史決議雖然肯定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現在的中國，哪里還能見到什么階級話語呢？如果不把平等問題理解為消滅剝削階級，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平等問題，就不可能使平等得到真正的推進，就可能使已經取得的平等事業出現倒退。

　　中國建立市場經濟有平等化之功（它限制了政府的權力），但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不平等問題。它不僅不能真正地解決不平等，還可能創生出新的不平等。列寧說，“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列寧的觀點得到了西方學者的響應：“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經常地對某些公民造成嚴重的傷害，通過在公民之間制造大量的不平等，資本主義在民主社會的公民中間也帶來了政治不平等”。市場經濟不僅不能解決平等化問題，而且還造成不平等。中國經濟的不平等就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的。

三、平等的價值

　　所謂價值，是指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意義關系。平等的價值就是平等對于人、階級和國家的意義。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對于不同人、不同階級、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階級作為統治階級），平等的價值是不同的。不平等越發展，對于被統治階級，平等的價值就越高。

　　（一）平等的內部價值

　　經濟平等與否，對政治平等、法律平等與否具有決定性作用；政治平等、法律平等與否，對經濟平等與否也具有反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只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上的平等才能為真正的平等提供物質基礎。因為只要有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不平等，就有了不同的階級，就必然導致一方擁有生產資料，另一方不擁有生產資料。生產資料是擁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建立自己階級地位的物質工具。并且，這種物質工具還必須尋求其它物質工具（軍隊、警察、監獄）和意識工具（精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來加以保障。不擁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只能接受剝削，并且與擁有生產資料的階級的不平等的不斷拉大。因此，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平等。

　　在階級對立的情況下，那些提高工資、限制勞動時間、建立法律等等改良主義的平等化政策是無價值的。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工資與私有財產的統一性。他說，“對平等工資的要求（也）是基于一種錯誤，是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妄想。……在雇傭勞動制基礎上要求平等的報酬或僅僅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基礎上要求自由一樣。什么東西你們認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這與問題毫無關系。問題在于在一定的生產制度下什么東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他還說，“我們也看到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一的……強制提高工資（不談其他一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制提高工資作為一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曾經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斗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但無論是爭取工資提高還是限制勞動時間的斗爭都是有限的，它們只能作為更大的斗爭的一個前奏或部分。罷工只能作為階級斗爭的一種輔助形式。反過來，如果一個國家連工人罷工的權利，一種表達工人意愿的起碼權利，都無法保證，就更不可能有工人的真正權利了。這是因為訴諸罷工一般是工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訴諸的最后手段。

　　政治上的平等與否對經濟上的平等與否所具有的反作用極端重要，甚至具有決定性意義。一個建立了內部經濟平等的國家，既可能在政治的推動下走向更高水平的平等，也可能在政治的推動下再次出現經濟不平等。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對工人維護自身權利的行為（如討薪、罷工等）予以充分保障，否則，自殺、殺人之類的個人反社會行為就必然層出不窮。

　　（二）平等是廣大人民群眾獲得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一，平等與效率是高度統一的。平等能夠比不平等更有效地促進效率，從而為人民群眾獲得美好生活提供最好的物質基礎。英國幾百年經濟年增長率僅僅是2%，美國兩百年經濟年增長率僅僅是3%。而中國過去70多年的經濟年增長率達到8%以上。所以，用經濟年增長率來衡量，資本主義是無效率的，而社會主義是有效率的。這就實證地證明了平等能夠比不平等更有效地促進效率。從理論上說，平等能夠比不平等更有效地促進效率，是因為它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在這個世界上，廣大人民群眾還在遭受著不平等的待遇。而他們中蘊藏著無窮的活力和主觀能動性。平等地對待他們，就可以調動起他們進行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就可以將經濟增長率提高到最大可能的數值。反過來，不平等對待他們，經濟建設就主要是少數人的事情，其增長速度又怎么可能高呢？當廣大人民群眾得不到足夠的收入后，又怎么可能提供對生產的需求呢？而且，社會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建設。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社會發展又怎么可能好呢？新中國革命的成功歸功于平等化的政策已經證明平等能夠促進革命。新中國取得的建設的成功歸功于平等化的政策已經證明平等能夠促進建設。這說明，那種將平等與效率割裂起來對立起來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第二，平等直接提升人民群眾的滿足程度。只要有私有制，勞動者在經濟上就會受到生產資料占有者的支配，其美好生活就難以實現。這是因為生產資料占有者會盡力榨取勞動者的剩余勞動，直到不能繼續榨取為止。在封建社會里，一些勞動者無衣無食，只能求私有者開恩，為私有者服務，希望得到私有者的庇護。只要活著，就聽候私有者的使喚，終生不脫離私有者的權力支配。資本主義雖然實現了人類的一次大解放，但這種解放是有限度的，它只是把純粹的奴隸轉化為工資奴隸，使得奴隸的境況得到稍微的系統的改善而已。他們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服務，并且要一天又一天地干一輩子，每天從日出一直干到精疲力竭，干到為了恢復精力必需睡眠時為止。既沒有美好生活的物質基礎，又沒有享受生活的時間，私有制怎么可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呢？就連資本家的美好生活需要，私有制都可能無法滿足。而當社會充滿了仇恨之時，資本家怎么可能穩如泰山呢？

　　在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廣大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也難以得到滿足。一旦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就必然出現一個依靠利潤生活的階級（本文稱之為“企業家階級”），這個階級與依靠工資生活的階級形成對立。這種對立表現在，企業家要提高利潤，往往依靠壓低工資。只有少數企業家從創新中要效益，能夠同時實現高利潤和高工資。但即便是這種情況，利潤也比工資高很多。中國目前存在的企業家階級因此又可以分為紅色企業家和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這是有很大不同的兩類人。資本家在企業家階級中所占比例越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就越難以保證。

　　資本家又分為大資本家和小資本家。只有極少數小資本家能夠上升為大資本家。資本家越大，就越有能力表達他們的訴求，而且他們的各種訴求很容易得到政府的采納。現代國家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越來越依賴“聰明的”“理性的”專家和精英。而這些專家和精英一般都采取親資本的立場。超級企業政治游說的重要目標就是提高市場準入門檻，減少政府對反壟斷的審查，從而有利于大資本家鞏固和壯大其優勢地位。

　　當一個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后，如果不加遏制，這種不平等就會自我加強。因此，20世紀80年代后，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出現了不平等加劇。這種自我加強的趨勢，或許將來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繼而公有化的方式才能得到遏止。沒有暴力（可能采取國家強力反腐或人民革命等形式，依不平等的程度等因素而定），人類就難以從不平等的此岸到達平等的彼岸。

　　（三）平等是社會穩定和社會制度穩定的需要

　　不患寡而患不均作為一條社會定律已經為中國的歷史所證明。如果分配比較均等，人民安居樂業，誰會起來造反呢？誰能鼓動人民起來造反呢？反過來，分配不均確實具有鼓動人民造反造成一呼百應的能力。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個社會越不平等，對不平等的反抗就越強。雖然從歷史上說，農民起義總是發生在人民活不下去的時候，但這絕非一朝一夕造成的。一個社會一旦允許不平等的存在和發展，由于不平等有自我加強的趨勢，這個社會的穩定性就會不斷遭受侵蝕。最終，不平等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當貧困、被剝奪感和被排斥的感覺達到一定限度，顛覆性行動將會成為自然的選擇。西方資產階級在發動和進行革命時期，平等思想曾是擊破諸多封建思想堡壘和現實壁壘的重炮。回望歷史，我們就可發現，即使在私有制條件下，人類的平等程度還是有了巨大的改善。地主階級剝奪了奴隸主階級對于奴隸的人身和生命的控制權，建立了封建社會，實現了人人平等的一次大進步。資產階級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作為一個階級打出了平等的旗號。可以說，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全部斗爭，都是在“平等”的口號下進行的。列寧指出，“平等思想在反對舊的專制制度、尤其是反對舊的農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爭中是最革命的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學中，一種觀點甚至認為，平等比自由更重要。因此，那種認為一個社會可以允許不平等存在，只要它不超過人們能夠容忍的范圍的觀點是荒謬的，是形而上學地看待不平等，連資產階級都不如。

四、平等的現實性

　　（一）實現人人平等是一個長期過程，但它決不僅僅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

　　維系不平等的力量是很強大的，所以，人類在平等化進程中取得每一個顯著性成就都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從今天動物之間存在的關系看，我們可以推測，在動物變成人之后，就存在著人與人的不平等。這種人與人的不平等在相當程度上是動物的不平等關系的延續。在人類發展的初期階段，或者說，在原始社會，人類之間的不平等或許距離動物之間的不平等并不遙遠。私有制出現后，人類社會的不平等雖然迥異于動物界的不平等，但還是有極強的相似性。比如，今天自然界的老虎、獅子還是要劃定它們的屬地，并為了爭奪屬地而進行殊死的搏斗。今天的人們也劃定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同國家有其劃定的疆域，并為爭奪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國家疆域進行激烈的斗爭。馬克思認為，“私有制只有在個人得到全面發展的條件下才能消滅”，“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恩格斯說，“要從這種相對平等的原始觀念中得出國家和社會中的平等權利的結論，要使這個結論甚至能夠成為某種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東西，必然要經過而且確實已經經過幾千年”。諸如此類的自然史觀點不是否認平等的可能性，而只是承認了實現平等的困難性。真正的平等并不一定需要生產力的絕對發展。

　　人與動物畢竟不同。人可以追求更高等級的平等。而且，既然動物之間的不平等不是永恒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更不應該固化。即使在中國古代社會，許多王朝建立的初期和末期所實現的平等程度是不一樣的。這蘊含了平等性程度與生產力的發展的非線性關系。在今天的社會，人類的意識已經空前覺醒，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已經大大上升。對此，毛澤東提出了共產黨人要不斷革命的理論。雖然毛澤東對他身后的中國會走怎樣的道路是比較擔憂的，但他認為，即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后人還是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今天的人們完全可以有理由從道德上批判資本主義。這是因為，由于革命的經歷、教育的發展，人類的道德水平相對于馬克思時代人們的道德水平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道德在改造社會方面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同的道德產生不同的輿論，而輿論可以顛覆一個國家，完全可以改變一個社會的根本制度。道德作為上層建筑，來源于經濟基礎。因此，不能認為道德的研究對于社會是不重要的。道德越來自于對現存事物的全面系統的研究就越重要。基于平等主義道德，可以產生出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可以弄清楚為誰扛槍，為誰打仗，從而具有戰勝一切敵人的勇氣。中國共產黨就通過訴苦運動等形式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而且，隨著解放戰爭的展開，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了摧枯拉朽般的能力。這種能力甚至使得中國軍隊能夠打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這說明，道德并不虛弱。因此，在考慮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結構時，既要尊重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又要充分重視發揮先進的執政黨和用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所具有的可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主觀能動性。

　　（二）人人平等一定會在極大范圍內實現

　　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馬克思就設想，“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的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現代社會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心，正是基于這個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剝削的無產者的頭腦中的、可以感觸到的物質事實，而不是基于某一個蟄居書齋的學者的關于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可能實現”。但馬克思并沒有坐等生產的高度發展的階段到來，而是積極投身到推進人類解放事業的革命斗爭中去。馬克思沒有認為共產主義是遙遠的未來，而是認為它是一種現實。他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也就是說，共產主義運動在近200年前的歐洲已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因而必然是現實了。馬克思說，“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舊的生產和交往的關系的基礎，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產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馬克思為了為共產主義運動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花費巨大心血撰寫了《資本論》。為了防止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誤解，馬克思鮮明地指出，“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甚至西方的理論家也承認馬克思的觀點。比如，羅爾斯在《政治哲學史講義》中將平等框架概括為三個要點：一是所有的人都擁有平等獲得和使用社會生產資料的平等權利；二是所有的人都擁有與其他人一起共同參與到制定經濟計劃的公開而民主決策中去的平等權利；三是所有的人都平等地分擔那些任何人都不想去承擔的工作。

　　實現平等不會一帆風順。人類的平等化事業可能遭遇挫折。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是迄今為止人類平等事業遭遇的最大挫折。但挫折只是人類思維坎陷的一種表現。只要有不平等，就會產生焦慮、憤怒、絕望。不平等越發展，人們的焦慮、憤怒、絕望就越發展，焦慮、憤怒、絕望的人們的數量就越多，就越會促進人類的覺悟。在人類徹底覺悟之時，人人平等的人類理想就會實現了。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平等看作是一種社會的正常狀態（或健康狀態），而把不平等看作是社會的非正常狀態（或不健康狀態），從而我們可以說，不平等就是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平等主義的精神是不會死的，不平等終歸是要被消滅的。

五、結 論

　　綜合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平等與不平等是對立的。因此，否定平等是不可能的。平等為什么成為人們的執念？就是因為存在不平等。對立有時意味著并存，意味著一種統一，而這種統一總是要打破的。平等是多維的，但一般說來，最重要的平等是經濟平等。因此，平等只能被首先理解為消滅剝削階級。消滅階級可能需要暴力，也就是說，不平等可以成為達到平等的手段。這顯示，平等與不平等又是統一的。平等不是絕對的。在經濟領域，平等并不意味著收入絕對平均分配、財富絕對平均分配，并不意味著在企業之間，不管經濟效益高低，要求得到同樣的物質利益。為了應對這種平均主義，社會主義國家采取按勞分配的制度。當然，按勞分配也可能導致收入的過度分化。總的來看，平庸、平均主義雖然是問題，——“平庸的心智盡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卻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庸的權利，并把它強加到自己觸角所及的一切地方”——但并不是主要的問題，它們很容易得到解決。而主要的問題依然是不平等。過分反對平均主義必然導致不平等。平均主義、大鍋飯并不是中國經濟最主要的危險和威脅，經濟不平等才是。

　　第二，平等是可欲的。當我們把平等首先理解為消滅剝削階級時，我們可以說，對平等的追求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追求平等幾乎沒有終點。在某個方面實現的平等會凸顯其他方面的不平等。有西方學者說，“如果說存在著一個使人踏上無盡歷程的理想，那就是平等”。平等的比較徹底的實現是需要一代代人努力。每一代人人總是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空間內談論平等問題的。今天，有時，我們談論平等是在民族關系上討論平等問題，有時是在男女關系上，有時是在國家關系上，有時是在一個人群的關系上。這就使得在平等的實踐中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第三，平等是具有現實性的。如果說，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那么，經濟平等更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要求。沒有經濟平等，就沒有共同富裕。承認這一點，可以防止借口生產力低下來推進部署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經濟的不平等首先表現為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繼而表示為收入的不平等，最終表現為財富的不平等。在歷史的某個時刻，收入的不平等可能還是財富不平等的初級階段。當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發展起來，不平等的交換就會發展起來，而維護不平等交換的法律制度就會發展起來，財富不平等就具有了一種馬太效應，共同富裕就難以實現了，社會主義就越來越不成其為社會主義了。因此，平等是社會主義的最基礎的倫理。

六、本文的兩個重要推論

　　在我國經濟學界，存在著大量的粗制濫造的學院派理論，其中不少是照搬西方的。比如，有人以為可以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炮制中國經濟學的自主知識體系。毛澤東主席在1942年《整頓黨的作風》中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基于本文的理論，所有不承認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而諱言平等的學院派經濟學理論都是言不及義的理論，都不是中國人應該學習的理論，更不是中國人應該信奉的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了許多宏觀經濟政策。這些經濟政策有許多是所謂專家制定的，其中不少是短視的、顧此失彼的，甚至是糟糕的。基于本文的理論，經濟政策必須防范階級分化、防范不平等發展，否則那就是只顧一點不及其余的帶有錯誤基因的政策，都不能正確科學地指導中國改革，更不代表社會主義中國應具有的政策水平。因為中國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群眾路線和錢學森群策群力（錢學森思維科學理論的一部分）這樣的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這兩個推論可以顯示本文理論探討的應用價值，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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