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權”必須服務于政權與軍權

　　——關于動用“幣權”解決當前經濟金融問題的建議

　　余云輝

　　【摘要】政權、軍權和幣權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和施政的“三大法寶”，因此，我們需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所謂的政權選舉化、軍隊國家化和央行獨立化。黨不僅要指揮槍，而且要指揮錢；黨不僅要管軍隊，而且要管金融。黨管金融，其核心內容是黨管幣權。當資本市場喪失資源配置的功能、當經濟發生結構性矛盾、當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當經濟和社會的矛盾開始危及政治穩定和國防建設，此時，必須拋棄央行獨立的教條和法條，讓幣權服務于政權和軍權，服務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防建設。

　　一、金融工作必須堅守審慎性原則和人民性原則

　　我們生活在共同的金融空間里。我們對金融既熟悉又陌生。我們在超市買一瓶水都懂得掃碼支付；但是，多數人包括金融監管者和金融從業者，并不了解金融的普遍性原則和中國金融的特殊性原則。

　　金融的普遍性原則是指金融的審慎性原則；中國金融的特殊性原則是指中國金融的人民性原則。審慎性原則和人民性原則是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創新必須遵循的前提，是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創新的兩根約束性軌道。一旦背離審慎性原則和人民性原則，中國金融必然翻車。

　　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我們經歷了2015年的股市大崩盤、互聯網金融P2P爆雷、理財公司爆雷、信托公司爆雷、房地產爆雷、地方債違約和銀行卡電信詐騙等等。我們的金融空間仿佛受到“金融子母彈”的襲擊：無論你是資本市場的股票大戶，還是街邊賣菜的老阿姨；無論你是資深的大學教授，還是剛剛拿到錄取通知書的大學生，總之，總有一顆金融炸彈適合你。上述每一場金融領域的雷暴，都讓我們的人民蒙受數以萬億計甚至十萬億計的財富損失。于是乎，歷經幾十年改革開放和艱苦奮斗，不少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突然發現自己賬戶上的錢沒了。不僅錢沒了，而且還負債累累。所有這一切都源自于中國金融的改革、開放、創新，沒有嚴格遵守金融的審慎性原則和人民性原則，嚴重偏離了審慎性和人民性的雙軌約束。偏離審慎性原則和人民性原則的金融改革、金融開放和金融創新，造成了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危機、資本市場危機和宏觀經濟困境。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目前經濟金融問題類似于遭遇了一場重感冒。如果處理得好，堅決調整糾偏，可以從此提高中國經濟體的免疫力。

　　二、喪失幣權，終將喪失政權和軍權

　　中國經濟可以轉變增長方式，進入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的發展軌道。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具備其他經濟體所不具備的兩大條件：

　　第一，客觀的物質條件：歷經建國以來70多年幾代人的艱苦奮斗，中國建成了完整的產業體系，并且擺脫了經濟的短缺時代而進入了產能和商品相對過剩的時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且人民幣開始國際化。這為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從此，中國不必擔心通貨膨脹。那些時常擔心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專家學者，他們的思維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短缺經濟時代。

　　第二，主觀的制度條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絕不是空話和套話。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手中掌握著現代主權國家的三大核心權力：政權、軍權和幣權（即基礎貨幣發行權）。這是國際敵對勢力時刻都想削弱和剝奪的三大國家核心權力。

　　政權、軍權和幣權是三位一體的權力關系，三權組合，相互聯系，相互支撐，共同構成國家核心權力的有機整體。其中，政權和軍權為幣權的壟斷性和唯一性提供背書；同時，幣權反過來服務于政權的穩定和軍權的鞏固。政權、軍權和幣權類似于硬幣的三個面，其中，幣權是維系政權和軍權的相對隱蔽的側面。

　　中國共產黨人對國家權力結構與內容的認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早期黨的領導人如陳獨秀等只看到國家權力結構體系中政權的重要性，而沒有看到軍權的重要性，更沒有看到幣權的重要性。經過血雨腥風的洗禮，共產黨人終于認識到軍權的重要性。毛澤東主席關于“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第一次把軍權與政權聯系在一起。毛主席不僅闡明了軍權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把軍權作為實現革命目標的手段與工具而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提出“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今天，在黨與幣權的關系上，我們同樣面臨一個現實問題：“是黨指揮錢，還是錢指揮黨”？毛主席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同時，成立了蘇維埃銀行。蘇維埃銀行是完全獨立于國民黨統治區的、具有獨立貨幣發行權（即幣權）的紅色央行，并由毛澤民擔任行長。在井岡山時期，毛主席已經懂得黨管金融的重要性，并把政權、軍權和幣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無論在長征途中，還是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幣權與政權、軍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并構成黨的核心權力的整體。在1995年3月《人民銀行法》頒布之前，中國不存在所謂的央行獨立、幣權獨立之說。可以說，如果沒有解放區獨立自主的貨幣發行權，沒有獨立自主的財政金融政策，沒有幣權服務于政權和軍權的制度設計，那么，中國共產黨是不可能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的。

　　頒布《人民銀行法》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盛行的年代。該法是以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的名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專家的指導與推動下制定和頒布的。他們在有關條文中塞進了新自由主義的私貨，即，以金融穩定、防止通脹的名義，推動央行獨立。根據《人民銀行法》第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規定，中央銀行要獨立于政府（部門），依法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央行不得服務于政府財政，不得認購和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提供貸款。在央行獨立獲得法律確認之后，幣權與政權、軍權實現了法理上的脫鉤，從此，基礎貨幣供應量逐步受制于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外匯儲備逐步主導了基礎貨幣發行數量。這意味著美聯儲間接掌控了中國的貨幣發行權，即幣權。中國經濟依附性顯著，海外上市成風，買辦企業盛行，與中國喪失幣權之間存在著直接關系。

　　這里講一個因喪失幣權而加速政權和軍權崩潰的諜戰故事。在間諜的分類中，除了情報間諜之外，還有“影響力間諜”（Agent of influence），他們包括戰略間諜、政策間諜、文化間諜、輿論間諜等。后者一般不以提供情報為主，而是利用自身在敵方陣營中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發揮直接的誤導與破壞作用。冀朝鼎屬于我黨潛伏于國民黨政府中的金融特工。1941年，冀朝鼎被黨組織派到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工作，并得到孔祥熙和宋子文的高度信任。1945年抗戰勝利后，冀朝鼎建議孔祥熙高估法幣與日偽幣兌換的匯率，完美地迎合了國民黨搜刮工商界財富的想法，使得國民黨政府聲譽掃地，民心盡失；1946年再次建議孔祥熙以金圓券代替法幣，制造惡性通貨膨脹，進而導致國統區經濟金融的迅速崩潰，從而加速了國民黨的軍事潰敗和政權崩潰。

　　冀朝鼎的故事至少可以給我們三點啟示：第一，沒有幣權，就沒有政權和軍權；喪失幣權，必然喪失政權和軍權。第二，在當下大國較量中，中國是否應該學習前輩的斗爭經驗，再派幾個當代冀朝鼎到敵對國家的經濟金融系統工作？第三，我們是否應該提高警惕，防止海外敵對勢力派遣各類大大小小的戰略間諜、政策間諜、文化間諜、輿論間諜等“影響力間諜”潛伏到我國黨政、金融、經濟、農業、衛生、教育、科技、新聞、法律等各個領域從事操縱、控制、誤導和破壞活動呢？面對一次又一次金融爆雷，國內金融領域是否需要開展一場反間諜的“排雷大掃除”呢？

　　三、用好“幣權”可以解決金融穩定與經濟發展問題

　　政權、軍權和幣權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和施政的“三大法寶”，因此，我們需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所謂的政權選舉化、軍隊國家化和央行獨立化。黨不僅要指揮槍，而且要指揮錢；黨不僅要管軍隊，而且要管金融。黨管金融，其核心內容是黨管幣權。當資本市場喪失資源配置的功能、當經濟發生結構性矛盾、當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當經濟和社會的矛盾開始危及政治穩定和國防建設，此時，必須拋棄央行獨立的教條和法條，讓幣權服務于政權和軍權，服務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防建設。

　　在紙幣替代了金屬貨幣而步入現代金融的時代，主權貨幣不僅具備傳統金屬貨幣的“五大職能”，而且具備主權貨幣的資本化職能、資源配置職能和財富分配職能，即主權貨幣具有“八大職能”。這意味著基礎貨幣發行權即“幣權”，可以解決經濟結構失衡、社會分配不公、資本金來源不足等經濟社會問題，可以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穩定與發展的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穩定和發展問題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1）地方、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危機；

　　（2）資本市場持續低迷，逐步喪失了資源配置的能力；

　　（3）創新型高科技企業資本金來源不足。

　　這些問題可以通過中央政府行使幣權，實施“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加以解決：

　　第一，關于化解地方、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危機問題。

　　1、對于地方債問題：地方政府經中央財政批準，可以把地方舉債形成的基礎設施資產打包賣給央行，所獲資金用于歸還債務；央行通過發行主權貨幣直接購買該類資產；央行可以成立“基礎設施資產管理公司”，直接持有該類資產所有權。通過央行擴大資產負債表，即可化解地方債危機。

　　2、對于大型房地產企業和商業類金融機構的債務問題：經政府有關部門綜合審核與評估之后，央行可以發行主權貨幣直接向該類企業和金融機構注入資本金，降低其負債率，修復其資產負債表，化解其債務危機。

　　央行向該類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所形成的資產屬于國有股權類資產，此類資產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國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可見，央行注資和人民幣資本化，是對危機中的私人企業和金融機構實施社會主義改造的和平手段，有利于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基礎。

　　對于一部分被央行完全接管的房地產企業和實體企業，可以委托專業的產業管理公司進行管理；房屋資產可以作為廉租房出租給城鎮缺房居民，而不必炸樓。社會主義處理經濟危機的方式，必須區別于資本主義，必須以人民為中心。

　　3、對于首套貸款購房家庭因長期失業而產生還貸危機：可以向政府公租房機構申請出售部分房屋產權，所得資金用于償還銀行貸款。政府公租房機構可以向央行發行低息債券或零息債券，所籌集資金用于購買該類購房家庭的部分房屋產權，實行家庭住房的國家與私人的共有制或混合所有制。通過出售部分房屋產權籌措資金還貸，困難家庭不再承擔房貸的還本付息而改為向政府公租房機構繳納少量租金，以此解除城鎮困難家庭的債務危機。此項政策可以體現中國央行的人民金融屬性，增強廣大群眾的國家歸屬感。

　　政府、企業和家庭是市場經濟體系中基本的經濟活動主體。只有把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從債務困境中解放出來，才能從根本上恢復市場經濟的投資、消費與創新的活力。

　　第二，關于解決資本市場低迷問題。

　　資本市場是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是中國的“經濟心臟”，是主權貨幣發揮資本化職能、資源配置職能和財富分配職能的樞紐，是黨管金融、行使幣權并服務于政權、軍權的主戰場。證監會和交易所不能動輒對中國的“經濟心臟”按下“暫停鍵”。如果出現交易“熔斷”、IPO暫停、再融資暫停、大小非減持暫停等現象，就意味著中國經濟體出現了“心臟病”。“經濟心臟”病了，必然導致宏觀經濟缺乏活力和動力。中國經濟金融問題與國有經濟的發展無關，而與債務問題有關、與“經濟心臟病”有關、與科技創新資本短缺有關，與基礎貨幣發行權即幣權旁落有關。

　　在目前國內輿論場上，公知經濟學家們開始借題發揮，把當前的經濟金融問題歸咎于政府打壓民營經濟，歸咎于公有經濟的健康發展，以此配合美國財長兼美聯儲主席耶倫對中國公有經濟的施壓，企圖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黨的執政基礎。這種輿論甚囂塵上不是好現象。這一現象也給我們一個警示：如果執政黨忽視幣權、不理解幣權、或者用不好幣權，終將危及政權和軍權。

　　黨管金融，意味著黨要以政權、軍權為后盾，牢牢掌控幣權，發揮主權貨幣的資本化職能、資源配置職能和財富分配職能，主導資本市場的穩定與發展，讓資本市場服務于中國的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黨要管金融、黨要管幣權、黨要主導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發展，而不是由各種社會資本力量和境外資本力量來主導中國金融市場的基本走勢。這才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金融市場的應有本色，這才是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特色。如果丟失了這一本色和特色，中國金融市場就被“顏色革命”了。當下中國資本市場是否被“顏色革命”了？這是一道現實的思考題。

　　解決資本市場低迷問題，讓“經濟心臟”恢復活力、滿血運行，需要從資本市場多空雙方的兩個角度對癥下藥：

　　1、發揮主權貨幣的資本化功能，通過央行直接入市購買開放式股票指數基金（ETF），向資本市場直接提供流動性。當前資本市場低迷的病根在于流動性匱乏。在政府、企業和家庭普遍高負債的情況下，資本市場必然缺乏流動性，必然出現IPO和再融資的困難，必然出現“虧錢效應”并影響社會總消費。如果向資本市場定向投放5萬億到8萬億人民幣，讓股票指數穩步上升30-50%，逐步增加25-40萬億的市值財富，那么，國內經濟大循環的缺血狀況就可以得到根本改變，投資和消費將得到同步拉動，中國經濟必將恢復正常增長。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有利于改善政府、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減輕各類市場主體的負債壓力，增強各類市場主體的投資與消費的動力。

　　2、在資本市場的制度上，取消一切通過打壓指數、做空市場就可以掙錢的制度設計。打壓指數、做空市場可以掙錢的制度設計，本質上就是鼓勵機構投資者做空市場、做空中國。這種制度設計與實體企業需要資本市場提供資本金的補充、與廣大中小投資者需要股票上漲提高消費能力的愿望背道而馳。股指期貨、融券交易、高頻交易實屬機構投資者針對廣大中小投資者的財富收割機。此類金融交易工具的推出，雖屬金融創新，但卻嚴重背離了中國金融的人民性原則，應該盡快全部廢除。

　　也許有人擔心一旦市場過熱怎么辦？如果資本市場過熱，央行可以停止購買股票指數基金（ETF），甚至可以反手拋售ETF來抑制過熱，同時，交易所也可以加快新股發行節奏，減少創投機構拋售股票的限制，從而為實體經濟和高科技型初創企業提供更充裕的資本金來源。

　　總之，資本市場是中國的“經濟心臟”，黨管金融就是要掌控幣權、用好幣權，管好資本市場，主導資本市場總體趨勢和資產定價權。黨管金融，需要旗幟鮮明地保持特色，避免變色。

　　第三，關于解決創新型高科技企業的資本金來源不足問題。

　　長期以來，以海外美元資本為主的風險投資引領著中國的高科技企業的孵化和發展，“美元投資+境外上市”成為中國新經濟的發展模式。聯想、小米、百度、騰訊、阿里、京東、美團、字節跳動等一大批海外上市公司是這一發展模式的歷史性產物。借助這類公司的投資，美元紙幣完成了在華的資本化，并攫取巨額的中國財富。比如，阿里、美團、京東等線上電商的崛起，分流了大量線下商業客戶，而線下商家丟失的銷售和利潤轉移到了境外上市的線上電商企業手中，其中，海外美元資本又切走了這些海外上市電商企業的大部分利潤。美元紙幣與信息科技的組合，瓜分走了眾多中小商業企業的財富。這正是“現代金融+現代科技”的財富騰挪之魔力。這場財富大騰挪實現了眾多中小商家的財富向個別壟斷性企業的轉移，也實現了中國財富向境外的轉移。可見，一切背離人民性原則的改革、開放、創新，并不會帶來共同富裕和社會穩定，而是會帶來日益嚴重的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

　　隨著中美科技逐步脫鉤，在華的美元資本開始退潮。對于中美科技脫鉤，短期看是利空，長期看則是利好：它為中國科技企業發展騰出了市場空間，也為人民幣替代美元紙幣在中國科技領域實現資本化騰出了金融空間。美元早已不是美金，而是紙幣。在中國，美元是錢，人民幣也是錢；美元紙幣可以成為創投資本，人民幣也可以成為創投資本。在建設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歷史背景下，幣權必須回歸于政權和軍權的同等地位。我們不僅要強調黨的領導，強調“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而且要強調“黨指揮錢，而不是錢指揮黨”，強調黨管金融、黨管幣權。

　　在科技創新領域，可以成立多類別的國家級科技產業創投基金。央行可以通過發行主權貨幣直接認購此類基金的主要份額，并交給專業化的創投基金管理公司進行投資與管理。借助科技產業創投基金這一金融工具，央行可以把人民幣轉化為科技創新資本，實現人民幣的資本化，為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本金來源。

　　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量來解決債務危機、股市危機和科技創新資本不足問題，不會帶來通貨膨脹和匯率波動，更不存在央行投資股市虧錢套牢問題。這是因為：

　　（1）中國具有完整的產業體系。從經濟角度看，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其生產能力可以支撐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中國已經從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此外，增加基礎貨幣發行量可以有效降低貨幣乘數，減少M2總量。

　　（2）匯率水平主要取決于中國外匯儲備與境外人民幣拋盤之間的較量。中國的外匯儲備足夠抵御境外有限的人民幣拋盤；此外，通過擴大人民幣結算規模，解除境外人民幣進入國內資本市場的投資限制，增加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量，可以有效地減輕人民幣的空頭力量，有利于穩定人民幣匯率，從而為國內的貨幣政策預留出足夠的操作空間。

　　（3）央行發行基礎貨幣投資于股票市場和股權市場，屬于人民幣資本化的金融操作。即，以零成本的紙幣符號換取股權資產和債權資產，屬于無本買賣，不存在虧錢和套牢問題。基于上述前提條件，重新認識幣權，用好幣權，可以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問題。

　　中國經濟的前途本該光明，中國經濟的前途一定光明。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鄭州大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福建藍田書院理事長；來源：昆侖策網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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