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新工人權益的人大多對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有所耳聞，它是一家民間非營利性社會公共服務機構，由新工人藝術團的孫恒、王德志、許多等人組織成立。工友之家在2005年入駐皮村之后，先后創建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打工者子弟小學、同心農園、工人大學等多家公共服務機構，并于每年舉辦打工春晚，在社會各界引起過廣泛討論。這一系列的組織是基于新生代工人的自覺，旨在建立一個工人文化社群，以互助和文化教育的方式，維護打工者權益。工友之家曾被北京市政府評為“北京十大志愿者團體”，也吸引了眾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前來開設文學課堂和其它形式的服務。然而，在隆冬時節，傳來了工友之家因和當地村委會之間的矛盾而被迫遷出的消息，目前已被斷電，社群里的人不得不忍受天寒地凍。因種種原因，北京五環和六環間的城中村皮村聚集了北京的外來務工人員——這里有外地人口大約兩萬人，工友之家在此成立的意圖也是立足于打工者聚集區為工人服務，若是被迫遷于別處，其存在的意義則會大打折扣。此消息傳來后，關注工友之家的眾學者紛紛發出呼聲。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青年學者王洪喆通過對工友之家在地文化近距離的觀察以及對“新工人”使用移動互聯網的研究，發現在信息中下層民眾開始彼此連接、生產內容、互相辨認、進而獲得身份認同和生成跨地域的階級情感。數億新興勞動者們的點擊、圍觀、眾籌和討論在改變著中國，移動互聯時代的新工人網絡預示著新的階級力量和團結的潛能，是決定未來中國“國家—社會”關系走向的關鍵所在。因為這種團結既可以是苦難的團結，也可以是夢想的團結。
2015年1月7日，北京，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算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大本營。 本文圖片均為視覺中國資料圖
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始終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根本力量。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成長進步的觀點，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的觀點，那種以為科技進步條件下工人階級越來越無足輕重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有害的。
——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2015年4月28日)
12月的北京，霧霾籠罩、陰冷蕭索，然而在距離市中心30多公里外的皮村社區工會辦公室里，一場別開生面的工人文學小組詩歌朗誦會卻吸引了幾十位工友前來，1997年出生的女工晨晨，打開自己微信朋友圈中的鏈接，開始朗誦一首關于勞動的詩歌：
《吊帶裙》
鄔霞
包裝車間燈火通明/我手握電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溫/我要先把吊帶熨平/掛在你肩上才不會勒疼你/
然后從腰身開始熨起/多么可愛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凈的手/林蔭道上/輕撫一種安靜的愛情/最后把裙裾展開/我要把每個皺褶的寬度熨得都相等/讓你在湖邊/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風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讓裙裾飄起來/帶著弧度/像花兒一樣
我要洗一件汗濕的廠服/我已把它折疊好/打了包裝/吊帶裙/它將被打包運出車間/走向某個市場/某個時尚的店面/等待惟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愛你
這首《吊帶裙》來自1982年出生的詩人鄔霞，她14歲隨著母親從四川內江南下深圳打工，在辛苦的工作之余創作了大量詩歌，通過工人們的手機網絡流傳到全國。出來打工才一年、老家遼寧撫順的晨晨從這個比自己大15歲的姐姐那里，讀到了生產和消費的分隔、車間工作的繁重、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是北京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東北部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在“城里人”看來，這里是城鄉結合部，混亂骯臟、荒涼閉塞、了無生氣;可十幾年前，工友之家的成員們在這里通過集體勞動、一磚一瓦地建起了工人劇場、子弟小學、打工博物館和社區工會，讓這破敗的遠郊逐漸熱鬧了起來。通過工人們手中的廉價智能手機和線下的工人文學小組，各行各業的工友們像晨晨一樣，正每天同遙遠地方素未謀面的中國數億打工者在線上和線下相遇。在這個全民搭建自媒體、申請公眾賬號時代，流動工人們也悄無聲息地加入了移動互聯的浪潮，涌現出基于各式技術和社會創新的網絡化交往方式，開始訴說和傳播他們的工作、生活、尊嚴與夢想。
劇場是由一個臨時建筑改造而成，是新工人藝術團組織文藝活動的主要場所，每周六在這里會組織工友KTV。
中國新工人網絡的崛起不在一朝一夕。與當代“數字鴻溝”的普遍認知相悖，改革開放以來新興的打工群體，并非我們想象中對信息傳播科技完全陌生的落后人群;恰恰相反，在過去的30年間，他們如同候鳥，于內陸鄉村和沿海工業帶之間遷徙往返，在為全球消費主義生產訂單的同時，也成為了中國跨地域社會網絡創新的最活躍生產者。他們對信息科技進程的參與和塑造可以追溯至網吧、小靈通，甚至尋呼機這些早期接入技術在中國社會中的采用。正如邱林川在《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中所寫道，在中國的信息社會分層結構里，廣大的流動打工者群體，恰恰是介于“信息擁有者(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缺乏者(have-nots)”之間的中堅力量——信息中下階層(information have-less)。他們的高度地域和行業流動性、不穩定的雇傭狀況和分離式的家庭構造，使得他們必須依靠各類移動和互聯技術，去處理如情感溝通、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等不斷升級的基本生存議題(existential issues)。
正是在信息中下層民眾基于生存需求的技術應用和創新中，他們開始彼此連接、生產內容、互相辨認、進而獲得身份認同和生成跨地域的階級情感。于是，新工人的網絡交往開始從被動的求存回路，進化為主動的文化表達和身份建構，上升到政治和經濟的集體訴求，于無聲中深刻塑造了中國信息社會的基本面貌。
勞動者贊歌
新工人藝術團
離開了親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戰的路途/為了生活而奔波/為了理想而奮斗/我們不是一無所有/我們有智慧和雙手/我們用智慧和雙手/建起大街橋梁和高樓
風里來雨里走/一刻不停留/汗也撒淚也留/昂起頭向前走/我們的幸福和權力/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勞動創造了這個世界/勞動者最光榮
這首《勞動者贊歌》來自新工人藝術團——工友之家的前身。建立超過10年的皮村工友之家就是這種新型勞工文化表達和組織網絡中的一個典型節點，他們不僅依托自己的網站、QQ群組、原創工人民謠MP3、詩歌和網絡視頻接入新工人的網絡社會，更重要的是依靠在地的打工博物館、工人文化藝術節、打工春晚、和社區工會、各類工人文藝小組和經濟合作社組織獲得了工人文化和互助經濟如何在流動人口社區落地生根的物質經驗。正是由于不可見的虛擬網絡與線下物質空間的協同生產和聯動，才使得這個緊鄰首都機場的偏遠“城邊村”，成為了全國流動工人的“精神家園”。
工人文學小組的組員王春玉，是名復員軍人，來北京務工近20年，干過快遞、保安、搬運、洗車等十幾個工種。為了能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工友之家搬到哪里，他就跟著找活干到哪里。每周末的晚上，他都要步行往返一個小時，來皮村社區工會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在《快遞員的心思》中，老王寫道：
我在這浩浩蕩蕩的打工大軍中，感覺自己是一顆小草;在建設首都的過程中，我是一粒石子;而在國家領導人的親切稱呼中，我是這個國家‘新公民’的一員。
然而，在另一篇《衰落的故鄉》的結尾，老王又寫道：
故鄉的一個個老人們，如夕陽西下，用他們最后的光芒，掙扎著照亮這里即將黑暗的天空。我無力回天，也無法改變家鄉的境況，只能嘆息地看著房倒屋塌、十室九空，再過幾十年，這個村莊將不復存在，我疑惑，到那時，故鄉沒了，我會在哪里落腳?
還有木工苑偉，他眼看工友的手指被立刨機打的粉碎，和木屑混在一起，連渣都找不到，于是寫下了《漂亮的背后》：
廠里的下腳料、鋸末、木屑、灰塵被收走了，它們和那根手指，那根20歲的手指，那根打得粉碎和木屑混在一起的手指，一起壓成板材，做成高檔別墅里一個漂亮的柜子……
皮村商業街，東西向，集中了皮村絕大多數的商戶，解決了兩萬人的吃穿用和娛樂消費。
兩年多以來，老王、苑偉的故事連同其他工友的作品一起，集結成20多萬字的兩期《皮村文學》文集，其中數篇作品同時發表在網易人間、正午故事、尖椒部落、當代文化研究等不同的網絡媒體上，這些作品觸及并撥動了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的多根琴弦，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和聲”與“共振”。
富士康工人許立志
流動工人的網絡接入、社會交往和文化表達，不僅僅改動了中國線上文化生態的生產與流通狀況，更是解構了互聯網所代表的傳統中產市民社會的概念理想型，激活了一種關于“無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實踐路徑。出租屋里翻唱《春天里》的“旭日陽剛”組合，在視頻網站上借由億萬勞動者的下載與分享，登上了作為民族國家儀式的央視春晚，同時也出席了皮村工友之家主辦的打工春晚。富士康工人許立志寫下的“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幾乎成為了中國網絡詩壇的年度金句。詩人的墜樓離世引發了全社會的震動和對當代勞動者精神狀況的大討論，他的詩集《新的一天》更是通過網絡眾籌的方式獲得了出版。許立志、鄔霞和其他打工詩人的詩歌被拍成記錄電影《我的詩篇》而廣為流傳，甚至在2015年五一勞動節期間登上了央視的《新聞聯播》。
《我的詩篇》海報
新工人的技術創新比其他階層更具有想象力。借助網絡眾籌的不僅僅有工人的文學作品，還可以是他們的集體行動。2015年6月，深圳慶盛服飾廠的數百名工人因工廠搬遷發起了維權，這些為優衣庫生產成衣的縫紉女工們，通過多個關注勞工權益的微信公眾號發起眾籌募捐，支援他們維權。而這些默默無聞的勞工權益賬號正在將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工運動動態在社交網絡中擴散，甚至制造出爆炸性的話題。我們很難相信，一個由關注人數不足數百人的微信公眾號“勞工互助網”發布的東莞制衣廠千名工人維權的報道，竟然會在三天內獲得10萬以上的點擊量。
由此可見，數億新興勞動者們的點擊、圍觀、眾籌和討論無疑在改變著中國，移動互聯時代的新工人網絡預示著新的階級力量和團結的潛能，是決定未來中國“國家—社會”關系走向的關鍵所在。因為這種團結既可以是苦難的團結，也可以是夢想的團結。鄔霞因《我的詩篇》成名后，出席了多個光鮮的頒獎典禮，跟娛樂明星一起紅毯走秀，然而這至今不能幫她獲得一份寫字為生的工作;王春玉在北京工作近20年后，面臨的是回不去的故鄉——國家“新公民”的理想能在何處安放?新工人藝術團主唱許多在最新創作的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民謠《紅五月》中唱到：
那么多兄弟姐妹在流浪/那么多絕望掙扎在沸騰/那么多人終將走到一起/火紅的五月/只有你我新的登場
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認為，“未來”蘊藏于向現實中被壓抑的、尚未被意識到的東西的“復歸”，這正如新工人的希望被壓抑在苦難之中。為這苦難現實帶來希望的，不可能僅僅是新工人群體的自我救贖與權益抗爭，而必須是向著那“尚未被意識到的”大同理想的“復歸”——那個民族崛起，國家富強，人民平等、自由發展的中國夢想。在那個夢想里，沒有工人和農民、城市和鄉村、窮困和富有之分，而只有自由的分工、火紅的五月、每一個你我新的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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