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十月民進黨通過「臺獨黨綱」﹐「臺灣獨立」運動可謂達于頂峰﹐此后的「臺獨」訴求﹐漸失其動員號召的力道。一九九六年三月的總統大選﹐旗幟鮮明地高舉「臺獨」大纛的彭明敏僅得到二百二十多萬張選票﹐遭到慘敗﹐「臺獨」氣勢大挫。民進黨的「美麗島」﹑「新潮流」兩大派系與施明德等其它要角在熜統大選前﹐見外有中共飛彈示警﹐內有民眾對臺獨的疑懼﹐已知「臺灣共和國」的主張勢不可為﹐為謀生存發展﹐乃調整策略﹐與國民黨謀求聯盟﹐與反「臺獨」的新黨和解﹐企圖藉「中華民國」式的實質獨立﹐取代不切實際且易立即招來戰禍的「臺灣共和國」。但這種轉變無法為脫離現實的所謂「臺獨基本教義派」接受﹐遂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從臺獨陣營分裂出去﹐成立「建國黨」﹐并嚴詞抨擊民進黨背叛臺獨立場。

　　自民進黨通過「臺獨黨綱」后﹐一九九一年底的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即受重挫。一九九六年的總統大選敗象之慘﹐更是前所未見﹐這反映了多數臺灣民眾對「臺灣獨立」運動的不信任與恐懼。民進黨主流勢力警覺到若不改弦更張﹐則永無執政機會﹐且有禍臺之虞。

　　這種形勢的轉變﹐可由島內與島外因素分別剖析。從島內來說﹐臺灣經濟數十年來在安定中成長﹐鮮見大幅波動﹐社會經濟秩序一直維持基本的穩定﹔政治上﹐自蔣經國掌權后﹐刻意加速提拔臺籍干部﹐推動「本土化」政策﹐并因應反對勢力的挑戰﹐在內外壓力下進行政治改革﹐在一九八八年過世前完成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自由化政策﹐而李登輝繼位后﹐更一一接納反對勢力所提出的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直接民選等主張。國民黨政權經過民主化﹑本土化的洗禮﹐其權力基礎已完全紫根于臺灣。過去國民黨靠國家暴力維持統治﹐中央政權主要由大陸籍權貴把持壟斷﹐并未經臺灣民意的認可﹐于是構成「臺獨」運動攻擊的把柄﹐也是「臺獨」運動藉要求「民主」為名﹐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依據。但是隨著自由化﹐民主化的政治轉型﹐「臺獨」以「民主」之名奪權的策略已逐步被化解。尤其「臺獨」為了想利用多數暴力﹐加速革命建國的步伐﹐高喊「臺灣人出頭天」﹐將省籍矛盾無限上綱﹐大肆煽動「臺灣人意識」﹐形成所謂的「臺灣人情結」﹐化為「臺獨」運動的主要推動力量。但李登輝出任總統后﹐勢單力孤﹐為了鞏固權位﹐不惜利用「臺灣人情結」﹐結合民進黨﹐共同斗倒黨政軍系統中的大陸籍權貴﹐終得盡攬大權于一身。李登輝在臺灣政治市場上﹐取得「臺灣人牌」的正字標記﹐成了正宗的商標代理人?！概_獨」經營多年的品牌竟讓李登輝坐收漁利﹐在總統大選中大挫老牌臺獨彭明敏﹐令臺獨深有「惡紫之奪朱也」之憾。而就在激進派「臺獨」大搞省籍矛盾﹐強以臺灣人建國意識之際﹐常表現出強要以閩南語為「國語」﹐斥責﹑謾罵不說或不會說閩南語者﹐動輒以「中國豬滾回大陸去」辱罵甚至毆打具中國意識者等等「臺獨法西斯」行徑﹐也令許多民眾反感﹑嫌惡乃至恐懼﹐認為他們的本質與蔣氏國民黨沒有兩樣﹐講「民主」是假﹐搞「臺獨法西斯」是真﹐不值得支持。而內部派系惡斗與浮現腐化病癥使其道德形象下墮﹐令民眾離心﹐猶其余事。

　　就島外而言﹐中共再三警告﹐只要臺灣宣布獨立﹐必以武力保土衛權﹐使數十年來未經戰亂的民眾﹐恐懼「臺獨」會引來兵災﹐破壞長期安定的生活。再者﹐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后﹐實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作為臺灣經濟主力的中小企業由于資本小﹐技術低﹐缺乏研究發展能力﹐無法提升産品層次﹐加以臺幣匯率上升﹑工資增加﹑地價高漲等島內不利因素﹐在大陸﹑東南亞國家也紛紛采取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經濟后﹐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于是紛紛將産業移往大陸尋找第二春。臺灣原有的加工出口主力産業如鞋﹑傘﹑玩具﹑燈飾﹑紡織等幾乎都已轉至大陸生産﹐以投資帶動貿易的方式為臺灣賺取巨額的外匯。近幾年來﹐每年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都超過百億美元。臺灣出口的主要市場已由美國轉為中國大陸﹐臺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度大為增加。兩岸如果因「臺獨」而兵戎相見﹐大動干戈﹐臺灣經濟必將崩潰。再說﹐兩岸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打破過去數十年的隔絕狀態后﹐所謂「看不見也摸不到長江﹑黃河」因此産生不了中國感情﹑意識的論調自然不攻自破。兩岸在經濟﹑文化關系日益密切后﹐「臺灣意識論」與「命運共同體論」的基礎逐漸受到侵蝕。「臺獨」主張之日益失去客依據是理所當然的。

　　前已述及﹐在美國與中共處于敵對狀態下﹐美國的對臺政策是支持「臺灣獨立」或「兩個中國」﹐使兩岸分裂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從五○年代到六十年代艾森豪威爾威爾的國務卿杜勒斯與肯尼迪的國務卿臘斯克﹐多次設法搞「兩個中國」。其方法包括﹕在一九五四年磋商「共同防御條約」與一九五四—五五﹑一九五八年兩次金門炮戰期間﹐力促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以徹底割斷兩岸的連系﹙此即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金馬撤軍論」之由來﹚﹔要求北京承認臺灣獨立﹐美國則以承認北京為中國合法政府并支持北京獲得聯合國席位相交換。﹙Rusk 1990: 284-85; Tucker 1990﹚不過﹐這些圖謀﹐都為國共雙方所反對﹐在毛﹑蔣合作下遭到粉碎。

　　但李登輝上臺后﹐即逐步推動「兩個中國」政策。他放棄由國民黨重回大陸主政的幻想﹐通過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使中華民國臺灣化﹐對外則積極推動重返國民黨﹐向國際宣布希望獲得雙重承認﹐企圖用兩德﹑兩韓的模式處理兩岸關系。呼應美國「兩個中國」論的﹐其實并非始自李登輝。早在一九七二年﹐甫經十年牢獄之災后不久﹐雷震即向蔣介石建言﹐放棄一個中國的主張﹐在臺灣成立「中華臺灣民主國」﹙雷震1972﹚。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臺灣」實與此論有同工之妙。

　　本來﹐蔣介石為求得美國保護而不得不在「對日和約」中﹐默認「臺灣地位未定」﹐又在簽訂「共同防御條約」時﹐承諾未獲美國同意不得以武力反攻大陸﹐就已使臺灣實質上與大陸分裂﹐僅存留形式上的一個中國主張。尤其數十年來﹐蔣氏父子拒不與大陸謀求和平統一﹐偏安臺灣﹐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與臺灣內部政治﹑經濟結構的必然發展﹐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就日益凸顯其虛幻性﹐難有說服力﹐而成為「臺獨」振振有辭地攻擊的把柄。李登輝正是想利用「中華民國式」的獨立﹐對內凝聚「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化解「臺獨」攻勢﹐對外推動「兩個中國」企求國際承認﹐將臺灣問題國際化﹐擺脫兩岸的內戰狀態﹐以便國際干預。是故﹐李登輝自九十年代后﹐即與民進黨合作積極推動加入聯合國。一九九五年六月更訪問美國﹐大言炎炎﹑若有所指地宣稱要「向不可能挑戰」。而民進黨在島內也不斷煽動臺灣民眾放膽支持獨立﹐把臺灣遭逢的國際困境全部歸咎于臺灣沒有宣布獨立﹐更不負責任地叫囂臺灣宣布獨立中共也「不敢打﹑不會打﹑不能打」。然而﹐正當李登輝志得意滿地訪美歸臺﹐猶自躊躇滿志﹐陶醉于自以為勝利的喜悅中﹐中共卻召回駐美大使并開始了一次比一次逼近臺灣的軍事演習﹐令美國愕然﹐臺灣駭然﹐而國際默然。后來美國雖在臺灣總統大選期間﹐出動航空母艦向中共示警﹐柯林頓卻在不久后﹐承認對中國的認知有誤﹐派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到大陸訪問﹐重新學習認識中國﹐以圖修好。美國與中共的關系在不到一年之間出現了戲劇化的急遽轉折。何以故﹖

　　美國與中共的關系自一九七九年建交﹐中共進行經濟改革后﹐在八十年代﹐大抵處于平穩的和緩狀態。此其間﹐美國為主的西方商品﹑思潮大量涌進大陸﹐在知識青年中掀起一股強勁的西化浪潮﹐終因官倒﹑通貨膨脹問題的惡化而發生風波。中共又重提反對美國的和平演變﹐與美國關系陷入低潮。此后﹐美國不斷以人權﹑經貿等問題對中共施壓﹐并寄望中共內部親美勢力復出﹐使中國大陸出現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權。但江李體制下的中共卻對美國持不妥協態度﹐美國面對綜合國力增強﹐政治上卻不甘雌服的中共﹐滿懷戒慎恐懼﹐于是右翼保守人士在政界﹑學界﹑新聞界泡制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倡議恢復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尤其自一九九○年東歐﹑蘇聯的共黨政權相繼垮臺﹐倒向西方之后﹐中共成了美國最不放心的對手﹐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問題上屢生摩擦。美國于是又有意利用臺灣這顆棋子來與中共作對。李登輝與民進黨誤以為中共既著力于經濟建設﹐又面臨鄧小平將逝的接班問題﹐必不致輕易對臺動武﹐更何況他們認為美國與中共不睦﹐一旦有事﹐美國這個總后臺大靠山也必將出兵保護臺灣。這就是一九九六年之前﹐李登輝與民進黨何以敢捋中共虎須﹐屢屢向中共「一個中國」政策挑戰的原因。然而﹐中共在一九九六年的飛彈演習中﹐向美國﹑臺灣與國際社會明確表示了不惜與美國一戰解決臺獨的決心﹐而國際社會卻未見強烈反應。美國雖有遏制中共之心﹐眼見中共護士衛權之心堅決不可動搖﹐歐亞各國又無共同遏制中共之意﹐美國若與中共正面沖突將得不償失。過去美國之所以處心積慮地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主因之一即不愿卷入中國內戰﹐避免與中共發生全面戰爭。今日在勢單力孤之下﹐當然更不愿冒巨大損失之險﹐為了臺灣與中共一戰。在評估得失之后﹐唯有改弦更張﹐由遏制中共轉而與之積極交往。甫卸任的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弗已公開宣稱﹐美國不應幻想將美國價值觀加諸中國大陸上﹐明白表示了這一看法上的轉變。

　　美國與國際社會對中共態度的轉變主要是由于自七○年代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生了結構性的巨大變化。

　　首先是美國經過多年的對外插手干預﹑參戰﹑對內實施大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國力耗損過巨﹐不堪負荷﹐造成貿易﹑財政雙赤字與日俱增﹐連年居高不下。自七○年代后﹐國勢已日漸衰落。反之﹐日本與歐洲的德法等國則在戰后既獲美國經濟援助﹐軍費負擔又大多轉嫁給美國﹐經濟因而得以快速增長。九○年后﹐歐洲市場的統合更見成效。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由戰后初期的美國霸權﹙hegemony﹚轉化成美國﹑日本﹑歐洲三足鼎立的爭雄﹙rivalry﹚局面。

　　再者﹐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后放棄了毛澤東時期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挑戰的嘗試﹐改采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軌的經濟改革。而蘇聯自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也積極與美國和解﹐至八○年代后期冷戰終止﹐一九九○年東歐﹑蘇聯共産政權更相繼垮臺﹐引進資本主義。美國對社會主義遏制的戰略可謂已經大功告成﹐社會主義國家既紛紛解體﹐兩大陣營的對峙即不復存在﹐沒有共同的敵人﹐原先以美國為首的聯盟也就無從鞏固。

　　最后是中共的經濟改革﹐自一九九二年后﹐加速融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成為整個體系發展最快最大的市場﹐世界各中心國﹑半外圍國無不爭相搶食。中共非但不再是毛澤東時期令資本主義國家畏懼的洪水猛獸﹐中國大陸反而成了各國競相奔赴的投資樂園。各國非但不可能再與美國聯合遏制中共﹐法國﹑德國﹑日本等甚至還可能利用美國與中共交惡﹐在中國大陸獲得龐大的商機。面對歐洲﹑日本各中心國家的壟斷資本﹑跨國公司大舉進軍中國大陸﹑美國的壟斷資本自然也全力搶進﹐唯恐喪失先機﹐在世界市場競爭上落于下風﹐當然也就不會允許美國政府與中共關系惡化﹐以致阻擋財路﹐故而必然要對美國政府施壓﹐要求改善與中共的關系。美國政府在此新形勢下﹐若還想重施遏制中國的故技﹐只能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注定要失敗。

　　中共在一九七○年之前﹐受到美國遏制政策的影響﹐經濟被封鎖﹐于是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delink﹚﹐實行自力更生政策﹐因此而自行發展出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基礎科學上打下深厚的根基﹐并擁有了一些世界先進的高科技﹐科技研究發展的潛力十分雄厚。以中國大陸市場的廣大﹐技術潛力的雄厚﹐配合充沛的各級人力﹐多樣的資源﹐極有可能發展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新的中心國。

　　反觀臺灣﹐由于企業以中小型的為主﹐資金﹑研發能力都不足﹐而大型企業也多半缺乏遠大的眼光與氣魄﹐不肯投資于資金大﹑風險高的高科技産業﹐因而産業升級叫喊多年卻成效不彰。前經濟部長趙耀東就曾感慨臺灣的企業主大都短視近利﹐只想賺錢﹐卻不肯將賺來的錢大筆投資于研究發展﹙劉玉珍1995: 107-8﹚就以臺灣列為高科技明星産業的信息業與半導體IC來說﹐到今天在技術上仍仰賴歐﹑美﹑日等技術大國。IC業最重要的八項材料中﹐有七項由日本廠商﹐一項由德商掌控﹐技術的基礎研究明顯不足﹐尚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階段﹐只能在技術先進國后追著跑﹙楊丁元﹑陳慧玲1996: 202-8﹚。八○年代后﹐在技術能力不足﹐産業升級不易﹐內部市場狹小﹐而土地﹑勞力等各項生産成本節節升高﹐政府效率又不彰﹐兼且社會風氣不良﹐環境﹑生活質量不佳等各項病癥雜陳下﹐對臺灣經濟增長造成極大的傷害﹐臺灣的競爭力正在下降。近年來若非與大陸進行經貿交流﹐經濟早由中度成長跌為低度成長﹐從而引發失業﹑通貨膨脹等社會經濟難題。尤其﹐臺灣在政治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會同時也正在發生利益的重分配。一方面是薪資勞動者會要求分享更多的經濟利益﹐另一面是資本家們想擴大利潤﹐而生産力增長卻有限﹐雙方面的利益沖突會通過政治對抗表現出來。隨著經濟的自由化﹑國際化﹐競爭日形激烈﹐破産﹑兼并日益增多﹐貧富差距加大﹐失業問題也必日益惡化。近年來﹐在野政黨與民間要求社會福利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財政赤字有增無已。一旦産業技術遲遲無法升級﹐生産力停滯難前﹐而階級矛盾與人民的就業生活無法有效解決﹐政權必然發生合法性危機。這在外圍在半外圍資本主義國家屢成嚴重問題﹙Prebisch 1981﹚。臺灣若不能與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合作善加利用大陸的資源﹐恐將在競爭力衰退下﹐跌回外圍地位﹐難再翻身。

　　近年來﹐「臺獨」論者經常夸夸其談所謂「臺灣主體性」﹐屢發仇視﹑丑詆中國﹙包括歷史﹑文化﹚之語。其實從臺灣戰后依附于美﹑日等資本主義中心國家才得以生存來看﹐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方面﹐臺灣都沒有所謂「主體性」可言。李登輝與「臺獨」論者口中所謂的「普遍的文明價值」﹑「人權」等等﹐不過是毫無批判思考地照單全收美國販賣的貨色﹐是一種徹底臣服于美國式價值觀的奴化思維。他們仰望﹑敬畏美國﹑日本等中心國家卻蔑視非西方文明﹐他們無視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支持獨裁政權﹙包括臺灣的國民黨﹚﹑搞政變﹑暗殺﹐販賣毒品支持反共勢力而國內則廣泛存在的種族歧視﹑階級壓迫。對美國他們充滿了諛頌之詞﹐對于中共﹑馬來西亞﹑乃至新加坡這些敢于批判美國霸權主義的國家﹐則反唇相譏﹐指責他們的亞洲價值觀﹐視美國為文明﹑人權的「上國」﹐為美國回護唯恐不及﹐充滿了奴顏與媚骨。這充分顯現了攀附權貴諂上而欺下的豪奴心態﹐也很符合客觀上臺灣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然而﹐如前所述﹐未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新一輪的競爭中﹐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在重新調整的過程中﹐臺灣還能繼續像過去那樣依附著美國﹑日本而保持地位甚或向中心躍升嗎﹖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看不到這個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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