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30日，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燒炭身亡，希望藉此方式“讓輿論燃燒”，反對課綱微調的學生和團體旋即在深夜占領教育部，現場一名自稱是林冠華男友的學生呼吁大家，正視林所提出的訴求，而不是他的死亡本身。筆者認為，這位青年說的話有其道理，此刻我們只有冷靜地分析反課綱運動的訴求，以及運動根本的性質，而不是將這樣的行為一味地道德化、神圣化，才有助于我們厘清課綱爭議，并做出真正有益于臺灣的政治判斷。

　　首先，很明顯地，反課綱運動不只是抗議“程序黑箱”的運動，它基本上延續了去年(2014)反服貿運動的操作方式和意識形態，即表面用程序問題來包裝，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因“中國”而起，透過排斥“中國”、召喚“臺灣人”認同政治為核心的運動。不同之處在于，反服貿是在經貿議題上反對中國“以經促統”吞并臺灣，反課綱則是在教育議題上，試圖阻擋國民黨政府的“大中國史觀”微調課綱，主張回復到微調前的課綱，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捍衛民進黨執政時去中國化的成果。

　　當然，批評學生簡單地受到民進黨或綠營操控并不準確，但若是說這場運動和現正如火如荼進行的總統和立委選戰毫無關聯，卻又未免一廂情愿。早在上月23日學生沖撞教育部的隔天，蔡英文臉書就發出和全臺綠營縣市首長的聯合聲明，聲援反課綱學生的訴求，8月1日新課綱上路的當天，民進黨執政的12個縣市宣布沿用舊課綱，和反課綱學生的主要訴求不謀而合。除了傳統綠營勢力的相挺之外，反課綱運動也受到各路新興臺派政黨的奧援，如時代力量黨“退回課綱”的聲明、自由臺灣黨協同學生占領教育部等等。從客觀形勢來看，無論反課綱學生主觀上是否愿意，這場運動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反國民黨政治勢力累積實力、合縱連橫的舞臺。

　　用“思臺”認同檢驗歷史

　　不過，反課綱運動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還是在于以高中職學生為主體的青年參與者與前述政黨勢力的差異。目前為止，反課綱運動的核心爭議點都圍繞在歷史問題之上，那么這些正值青春的高中職學生，究竟如何看待歷史?主導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又是什么?我認為，運動當中一句廣為流傳的標語──“汝思華，吾思臺”，足以標示出這些青年的歷史認識和政治傾向。

　　盡管反課綱青年們義正詞嚴地反對政治力介入歷史，他們所標舉的“汝思華，吾思臺”，卻恰恰就是透過認同政治的操作去認知歷史、劃分敵我。當新課綱凸顯臺灣人抗日事跡，他們會說怎么不提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當反課綱學生被批評美化日本殖民統治時，他們會反射性地用“國民黨也鎮壓臺灣人”來反唇相譏，彷佛臺灣歷史上的日據時期和國民黨威權時期存在矛盾對抗的關系，只能選一邊站，不能同時反思。這顯示出他們眼中的歷史只有兩種：一種是“思華”之國民黨的大中國史觀，強調日本殖民臺灣和抗日戰爭;一種是“思臺”的反國民黨的臺灣人史觀，著重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而運動的目的就是反對“思華”的史觀，用“思臺”的史觀取而代之，為此可以忽視前者所提出的歷史事實，甚至不惜合理化日本殖民和侵略的歷史。

　　由于反課綱青年“思臺”的認同情感，是建立在敵視“思華”的認同情感之上的，又由于他們是從這種排他的認同情感出發，來建構自己的歷史認識，這使得臺灣歷史當中帶有“思華”成分的、和中國相聯系的、或是微調課綱凸顯的歷史議題，都成為質疑或反對的對象。正因如此，反課綱青年才會語出驚人地嗆聲：新課綱在慰安婦問題上加上“被迫”兩字，但要如何證明慰安婦全都是被迫的?此處的癥結，不在于反課綱青年對日本軍國主義戰時體制的無知，而在于青年問出這種問題的心態，是因為慰安婦乃是“思華”的敵方陣營課綱微調的內容，所以“思臺”的我方必須加以反駁。于是，我們看到“思臺”的認同情感成了檢驗歷史的標準，而歷史本身，以及歷史中的人們，則徹底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

　　臺灣民族主義不是出路

　　反課綱的青年學生雖然意識到微調課綱是國家機器灌輸意識形態的手段，卻不愿面對自己也在利用“思臺”的史觀，打造所謂的“臺灣民族”、宣傳“臺灣獨立建國”的意識形態。接續去年反服貿運動的香火，當下的反課綱運動無疑能被擺進近年興起的一系列以反對“中國因素”為核心的運動系譜。在同性質的運動基調下，我們得到的是一種排除中國的歷史認識，以及“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而由于這種臺灣民族主義與20世紀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歷史的徹底斷裂，和日本殖民主義的交纏共構，以及和現實中右翼勢力的互通聲氣，使得它必然走向了右翼民粹。

　　反課綱運動的右翼意識形態，清楚表露在青年們對幾個歷史問題的立場。首先是慰安婦的歷史問題，慰安婦制度之所以存在，根本非關個人的意愿，而是日本軍國主義結構性的產物。日本二戰時透過強征拐騙等手段，迫使殖民地的婦女為日軍提供性服務，并在臺灣、香港、中國大陸、朝鮮、菲律賓、印尼等地設置慰安所，由此可見，慰安婦制度不僅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一環，也是日本帝國行使國家暴力、蹂躪殖民地女性的明證。但是反課綱青年對慰安婦的漠視和詭辯，竟和日本右翼如出一轍，暴露出內在于臺灣民族主義的日本殖民性。另一方面，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給了青年反對國民黨的天然理由，他們卻沒辦法從國共內戰的脈絡和社會主義的角度批判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性質，指出美國帝國主義對國民黨等右翼政權的包庇，而只能用“‘中國’國民黨壓迫臺灣人”的認同邏輯解釋這段歷史，從而急速靠向代表本土資產階級利益的民進黨和新興臺派政黨。

　　不可否認的是，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本質上也是右翼的，但要反對國民黨，是否只能走上沒有歷史也沒有未來的臺灣民族主義一途?若我們回顧日據時代以來臺灣人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就會發現除了國民黨代表的右翼民族主義，還存在中共為代表、被包含在社會主義革命綱領之內的左翼民族主義，認同后者的青年包括二二八時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暴政，之后從“白色祖國”轉為認同“紅色祖國”的陳明忠、1957年跑去美國大使館抗議美軍槍殺臺灣人，時為成功高中學生的陳映真、乃至于1970年代激起海內外大學生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保釣運動......。這些青年追求的不只是被帝國主義所分離的中國民族的統一，還懷抱著更大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理想，完全迥異于反課綱運動的臺灣民族主義──亦即某種去歷史化的、附和帝國右翼的、沒有階級視野的民族主義。

　　經過數十年的兩岸分斷，臺灣青年一代大多都深化了李登輝“兩國論”式的思維方式，是否能夠重新面對與臺灣歷史存在深層內在聯系的中國，進而找回對中國的認同，似乎已無法強求。但至關重要的是，如果反課綱青年們為之呼喊的臺灣民族主義，是企圖合理化殖民歷史的，是在現實上背靠帝國主義的，是排除無數“思華”的臺灣人的歷史經驗的──那么，或許就該想想，為了這種無損于臺灣統治階級的地位，卻明顯不利于兩岸人民的和平的右翼運動犧牲奮斗，值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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