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始于李登輝的“認識臺灣”教科書系列

　　臺灣高中歷史、公民、地理等科根據《2012課綱》“微調版”編寫的教科書馬上要在8月上路，這份課綱自始便飽受反彈，先是學界，后是中青年的高中教師，現在則輪到正在放暑假以及剛考完“大學指考”的高中生提槍上陣。隨著22日反課綱高中生包圍“教育部”，24日晚間數十名高中生夜襲“教育部”、并占領部長辦公室，這場挾著去年“三一八太陽花”馀溫、類似香港“反國教”運動的反課綱斗爭，情勢不斷在升高。

　　近來臺灣政壇與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高中課程綱要(簡稱“課綱”)爭議，其實已非第一次。從李登輝執政時代1997年強行推動的國中(“國民中學”的簡稱，即大陸的初中)《認識臺灣》教科書以降，將近20年的時間，經歷兩次“政黨輪替”，教科書的爭議未曾停歇。教科書是當權者意識形態的重要傳輸管道，因而成為藍綠兩黨的兵家必爭之地，由此可見，教科書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客觀歷史事實之爭，在根本上就是政治問題──在臺灣就表現于國家認同與史觀立場的對立。

　　一般認為，當代民族國家的教科書系統，是在日據時期傳入臺灣。日本殖民末期，為配合殖民母國的全面侵華與戰爭動員之需，殖民當局在臺灣開始推動無孔不入的“皇民化運動”，教科書當然也不例外，目的在于將殖民地臺灣人民改造為盲目崇拜日本天皇、為天皇犧牲的臣民奴才。

　　臺灣反共意識形態的濫觴：“國編本”教科書

　　臺灣小學《國語》課本中關于蔣介石的“勵志神話”

　　臺灣教科書中描述新中國的“經典”課文《沒有太陽的地方》

　　1945年臺灣光復、重新復歸祖國，原來的皇民化教育轉變回民族教育，也就是國民黨式的中國民族主義教育。經歷一段磨合期之后，臺灣的各級教科書均由“國立編譯館”負責編纂(稱為“國編本”)，推動反共民族主義教育，通過教科書將臺灣打造成為“反攻大陸”的堅強堡壘。

　　例如小學《國語》課本有一課《先總統 蔣公小的時候》(以前臺灣的公文書或是一般文章，提到“國父”與“蔣公”都一定要“挪抬”)，課文如此描寫“偉大的 蔣公”：“有一天，他到河邊去玩，看見河里有許多小魚向上游。因為水太急，幾次都被水沖下來，但是小魚還是用力向上游。”“蔣公看了，心里想：‘小魚都有這樣大的勇氣，我們做人，能不如小魚嗎?’”“蔣公從小就做事快，不怕難，又有勇氣，所以長大了，能為國家做許多事。”這篇課文成為流傳于臺灣社會的“ 蔣公看魚逆流而上”的“勵志神話”。

　　還有另外一篇經典課文《沒有太陽的地方》：“自從民國38年共匪占據中國大陸以后，……大陸上的同胞一直過著貧窮不安的日子。他們好像住在黑暗森林里，看不見陽光，對將來沒有希望。到過中國大陸的人，都說那里是一個‘沒有太陽的地方’。……滿眼破舊的樣子，一點新的建設都沒有。”再加上國民黨街頭巷尾的口語宣傳：“大陸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下”、“在共匪的暴政下，大陸同胞只能吃樹皮、啃樹根來裹腹”。“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臺灣代代相傳對大陸的偏見有其歷史根源。

　　1988年蔣經國病逝，李登輝掌權后仍沿用根據1983年訂定的高中歷史課綱而編寫的國編本教科書，課本稱北京政府為“匪偽政權”，稱毛澤東為“共酋”。為了突顯國民黨才是中國的“法統”，教科書稱大陸為“敵偽”，強調“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倒行逆施，實行共產制度，實已違反世界潮流”、“共產制度的消滅已成定局”。

　　中國國民黨籍的“總統”李登輝，在黨政軍權力穩固之后，再加上其背后有本土新興資本家支持，在政治經濟結構上開始出現至今仍為人垢病的“黑金”體制，并逐步推動“臺灣國族”建構工程，第一步就是“獨臺”化。1994年李登輝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表示：“生為臺灣人的悲哀”，“中國、中國人都是模糊的概念”;同年發生“千島湖事件”，李登輝又放言：“中國是‘土匪’”。李登輝的“獨臺”工程是有步驟的，先是稱“中華民國‘在’臺灣”，接著又推動“總統”由臺灣全民直選，并將“臺灣省”虛級化(稱為“凍省”或“精省”)。在教育方面，李登輝為貫徹個人意志，特意拔擢主張“同心圓史觀”的歷史學者杜正勝，兩人聯手改造中學社會科教材的史觀論述。

　　馬英九執政將近8年，各級學校教科書仍充滿濃濃的杜氏“同心圓史觀”。什么是“同心圓史觀”?按杜正勝1997年的文章《一個新史觀的誕生》所稱：“以臺灣為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由內到外，從鄉土史、臺灣史、中國史、亞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漸進”。

　　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以學術的名義，做為臺灣國族建構工程的有力背書，將國民意識形態轉型為脫離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杜正勝自己也說，他的“新史觀”是要“對臺灣現實處境和未來提供方針”，“擺脫大中國意識的籠罩，努力建立臺灣的主體意識”。杜正勝認為：“臺灣的中國人既已承認中共政權，不再自命為中國的正統或中國文化的主流。而政治上，不論‘臺灣國’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都是獨立的政治實體”，“政治上與現在中國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認識臺灣》教科書橫空出世：反共、反中、親日三位一體

　　割裂臺灣與中華傳統的“同心圓史觀”

　　“同心圓史觀”的首次實踐，就是1997年李登輝與杜正勝共同主導出臺的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此后教科書中的臺灣史部分自中國史獨立而出，至今教科書仍維持著“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論述順序，臺灣史的地位也由地方史上綱為“國史”。這部《認識臺灣》教科書，歷史篇將臺灣史分為“史前時代”、“國際競爭時期”、“鄭氏治臺時期”、“清領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中華民國在臺灣”等階段，不分本質，將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中國均視壓迫臺灣人的“外來政權”。同時美化日本在臺殖民統治，不再稱之為“日據”，強調日本為臺灣帶來“工業化”以及“守時”、“衛生”、“文明”等“現代化”，避談其中的剝削與民族差別待遇。并且淡化臺灣人前仆后繼的抗日與光復運動，以“接收臺灣”取代“臺灣光復”。全書最后也不忘贊揚“落實民主法治”的“臺灣經驗”，“是中華民國面對中共的威脅卻始終屹立不搖的要因”，以此凝聚臺灣人民的“生命共同體”意識。

　　在歷次的教科書爭議中，很多人只將目光聚焦于歷史科或國文科，而影響也很深遠的公民社會科卻往往遭到忽略。今年的反課綱運動，就是由高中公民老師發起串連，進而蔓延到歷史科，接著通過老師的宣傳與鼓勵，讓受教的高中生踏上抗爭最前線。

　　某位曾任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綱編撰委員的社會學者，曾投書指出：“歷史科目前大體上仍然是根據‘實證論’的知識系統，因此會把意識形態寄托于相關‘史實’的選擇與詮釋問題去進行爭辯。但是‘公民與社會’并不須要這樣。因為‘公民與社會’不但不須要刻意隱藏意識形態，反而根本就是關于現代公民教育的有關的意識形態的問題。”

　　上述這段話就反映在《認識臺灣》(社會篇)，教科書開宗明義即指出臺澎金馬是一個“實質上的命運共同體”，“國際上逐漸習稱‘臺灣’”。第6章第2節《臺灣精神》更是全書“精華”所在，日本民族的“大和魂”精神在臺灣得到了“傳承”，課文稱：“除了有形的文化資產之外，我們還繼承了先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也就是所謂的‘臺灣魂’。”反中與反共的意識形態在這本課本中也得到了華麗且完美的結合：“民國38年以前，無論是在中國或是日本的版圖之內，臺灣一直都是政治權力的邊陲地區”，“直到最近，我們還是不屈服于中共政權的‘文攻武嚇’”，“三百多年來，居于統治地位的族群很少能平等對待臺灣人民，長期的屈辱以及一再的壓制，使臺灣人不斷地要求平等，珍惜自由，維護尊嚴”。第8章《民主的滋味》則搭配李登輝所謂“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強調“悲情的歷史”：“四百年來，大部分時間，臺人民都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臺灣政治史是一部未經當地居民首肯并且參與的悲情統治史”。最末章《營造新臺灣》便寄希望于臺灣學子：“在國際社會中，我們不僅欠缺合理的生存空間，還經常面臨戰爭的威脅”，“到了20世紀末，‘臺灣人’已經成為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名字，一個嶄新的臺灣社會也逐漸成形”，“你我都是地地道道的主人”。

　　這部橫空出世的媚日反華教科書，在當時臺灣社會引起相當程度的反彈，例如1997年7月20日TVBS與《新新聞》雜志合辦“認識臺灣教科書大辯論”，由支持《認識臺灣》的陳文茜(時為民進黨主席特助)、王拓(時為民進黨“立委”)、段宜康(時為民進黨臺北市議員)對辯反對《認識臺灣》的李慶華(時為新黨“立委”)、尹章義(時為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與陳昭瑛(臺大中文系教授)。臺灣著名的排灣族詩人莫那能，更是以其原住民的身分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認識臺灣》教科書，疾呼：“立即修正所有即將印行的教科書，‘認識臺灣’必須認識真實的臺灣，不是強迫下一代認識虛構的臺灣”。幾位臺灣文史學者王曉波、李維士、曾健民、黃麗生、潘朝陽、陳昭瑛、劉孝春等人，逐頁逐句完成《認識臺灣》歷史篇與社會篇的修訂與批駁，由王仲孚教授主編為《認識臺灣教科書參考資料》，1997年9月由臺灣史研究會出版。臺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以許南村筆名，邀請兩岸學者完成《認識臺灣教科書評析》一書(1999年臺灣人間出版社)，批評這部教科書有著“大量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干預，民族分離主義的宣傳和新殖民地觀點，使歷史教科書充滿了欺罔和錯誤”，并且逐一反駁教科書中的“臺灣文化多元論”、“明鄭獨立王國論”與“日本殖民有功論”等謬論。

　　在“反共反華”與“親美親日”的政治正確之下，“同心圓史觀”、“日本殖民有功”與分離主義的傾向就此主宰臺灣的歷史教科書書寫。李登輝卸任前夕，1999年臺灣修法通過教科書“一綱多本”，也就是根據“教育部”的課程綱要，開放民間出版社編寫教科書。原來“一綱一本”制度下肩負教科書編纂的“國立編譯館”于2004年正式退出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并于2011年與“國立教育資料館”合并為“國家教育研究院”。

　　此后，臺灣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編寫過程成為“三級制”：先由“教育部”邀集專家學者訂定“課程綱要”，再由民間書商分別邀請學者教師根據“課綱”編寫教材，完成之后送交“國家教育研究院”小組審查，審查通過始發給審定執照。

　　以《認識臺灣》教科書為例，歷史篇課程標準制定小組包含以下成員：黃秀政(召集人，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下稱人指會〕推薦)、李永熾(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立法委員”推薦)、李國祁(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指會推薦)、李筱峰(世新學院副教授，“立法委員”推薦)、江如雪(臺北市景興國中教師，臺北市教育局推薦)、呂實強(“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人指會推薦)、吳密察(臺大歷史系教授，“立法委員”推薦)、張玉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人指會推薦)、張炎憲(“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立法委員”推薦)、黃鼎松(苗栗縣鶴岡國中校長，省教育廳推薦)、溫振華(臺灣師大歷史系教授，臺灣師大推薦)。其中大多數是獨派學者，更不乏臺獨立場堅定的“臺灣教授協會”成員。

　　民進黨執政：中國是“外國”，教科書禁用“古今中外”

　　2007年臺灣“教育部”推出的《海洋教育與教科書檢核用詞計畫》

　　2000年民進黨籍陳水扁執政之后，教科書的課綱、編寫、審查等三道關卡全面“獨化”。2003年9月臺灣“教育部”公布《高中歷史新課程綱要草案》，仍維持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甚至將明代中期以降的中國史列入世界史的范圍。2004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再度修訂高中歷史課綱，預計2006年實施，稱為《2006暫綱》。該《暫綱》將臺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開，臺灣史獨立為第一冊;將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列為中國史，1945年之后的部分列入臺灣史;同時，也將確立臺灣復歸中國的《開羅宣言》定位為“新聞公報”，要求《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納入教材，教科書中正式記載西方與臺獨派所炮制的“臺灣地位未定論”。

　　在社會各方壓力下，時任“教育部長”的黃榮村不敢貿然實施《2006暫綱》，因此陳水扁撤換黃榮村，延攬杜正勝為“部長”，強行貫徹《2006暫綱》的施行。陳水扁卸任前的2007年，臺灣“教育部”委托獨派色彩濃厚的“臺灣歷史學會”完成《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下發各家教科書書商，依此“標準”編寫教材。這份報告檢核了當時自小學至高中各領域各版本的教科書，包含國語文、社會、歷史、地理、自然、生活科技、健康、體育、藝術與人文、地球科學、美術、音樂等科目，列出五大“不適合用詞”的“標準”：(一)“不客觀歷史價值標準、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匯”，例如將“日據時期”改為“日治時期”，并禁稱孫中山為“國父”。(二)“自我矮化為地區或主體意識不清”，例如禁用“臺灣地區”、“全省各地”與“兩岸”等詞。(三)“臺灣與中國大陸分屬不同政權時期的敘述，對中國的地名、歷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國名”，例如要求將“今山西省新絳縣”的敘述改為“今中國山西省新絳縣”，又如要求將“春秋戰國時代”改為“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四)“敘述日治時期臺灣的人、事、物，卻使用大清帝國、中華民國紀年”，例如要求將“中華民國16年”改為“大正5年”。(五)“對于特定詞匯的使用不夠精確”，例如規定不可使用“國字、國畫、國劇、京劇、古典詩詞”等詞匯，來描述“中國特有的文物、文字、書畫、戲劇、詩詞等”;又如規定不得使用“歷史上、古時候、古代、上古時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詞匯，來描述“時間或對象泛指中國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

　　在此情形下，“古今中外”這句成語在教科書中被禁用，1945年臺灣“光復”變成了“戰后”，“中國人”被“漢人”取代，“中國文化”變為“漢文化”，“中共”被“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法戰爭”改稱“清法戰爭”，“我國的元朝”改為“中國的元朝”等等。當然，“詩人李白”也要寫為“中國的詩人李白”。翻開厚厚的《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各種“不當用詞”可說是“罄竹難書”(2006年杜正勝曾稱“罄竹難書”沒有負面之意，指的是“事情多到連紙張都寫不完”)。

　　這份以政治力強行推動的“不適合用詞檢核報告”，威力驚人，不過是一兩字之差，但已經有效將“臺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政治宣傳灌輸給臺灣學生。當前臺灣的社會各階層，早已將“一邊一國”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例如臺灣青年到大陸參訪工作求學一律自稱為“出國”，稱“陸生”為“中生”等等。現在臺灣中小學主要的新進教師，都是使用1997年之后的反中、反共、臺獨化、皇民史觀教科書的一代，分離主義的種子就如此繼續傳播。

　　國民黨執政：無法扭轉臺灣學生根深柢固的“兩岸兩國”觀念

　　2008年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但獨化教科書并未因此而改善。不只歷史科因襲原有教材，地理科的地圖將臺灣與大陸之間標注“國界線”。公民科的課本同樣問題叢生，例如內容談及釣魚島主權爭議，非但未交代日本無理占據釣魚島，反倒引導學生將該問題思考為三國紛爭(中、臺、日)。又如教科書談到國家與政府型式，仍比照過去，將“我國”列為民主政體，將“中國”列為獨裁政體;并設計問題，要求高一學生討論“為什么中國有成文憲法，卻沒有被列入憲政民主國家?”再如教科書以不小的篇幅，論述了“中國武力仍威脅我國國家安全”，并鉅細靡遺地列出“中國武力犯臺的可能模式”：“以飛彈攻擊臺灣”、“封鎖臺灣對外交通”與“突襲占領”等，并搭配一張飛彈照片，輔以圖說：“目前中國瞄準臺灣的飛彈已達千枚以上”。我們不得不問，這究竟是課本，還是劇本?

　　馬英九執政之初，當時“教育部長”鄭瑞城公布沿用扁政府時期修訂的《2009課綱》，引發學界與社會輿論的不滿與批評。后來“教育部”暫緩實施國文與歷史兩科課綱，暫時沿用《2006暫綱》;其他科使用《2009課綱》，但往后延一年才正式上路(因此《2009課綱》直到2010學年度才施行)。為研擬國文與歷史新課綱，教育部組成課綱小組，但成員多數仍為扁時代原班人馬。

　　2010年當時“教育部長”吳清基改組課綱小組，歷史課綱修訂直到2011年上半年才完成并公告，預計2012學年度施行，稱為《2012課綱》。《2012課綱》雖然仍維持“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敘事順序，但主要有以下五個修訂部分：(一)說明三國時代以來中國大陸與臺灣的關系;(二)加入日據時代臺灣同胞參與祖國大陸抗日的內容;(三)課綱中注明中國史在1949年之后之所以只寫中共的歷史，是因為中華民國的部分已經寫于臺灣史之中;(四)刪除“臺灣地位未定論”內容;(五)中國史課時增加為一個半學期。《2012課綱》出爐后，各家書商不愿大幅度修改課本內容，將舊課本簡單修改送審，居然還有版本稱日本侵華戰爭為“圣戰”，稱臺灣慰安婦是“自愿”的。

　　馬政府對于課綱的修訂，事實上無濟于事。因為教材的編寫，以及事后的審查，基本上仍被獨派所掌握。例如負責審查教科書的“國家教育研究院”，其中高層還包括了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時代的主任秘書，以及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任臺北縣長時代的教育局局長。2013年9月開學前，有3個新版本歷史教科書送交審查，因其內容使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以及稱臺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等理由，便遭到“國家教育研究院”轄下的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封殺。

　　為了因應2014年上路的“12年國教”，以及修改前次課綱的不足之處，臺灣“教育部”遂針對《2012課綱》進行“微調”，并在今年8月正式實施。課綱只是各家書商編寫教科書的大綱依據，因此力求簡明但突出重點，此次微調幅度不大，主要是幾處用字的修改。以歷史科課綱為例，“國際競逐時期”改為“漢人來臺與國際競逐時期”、“荷西治臺”改為“荷西入臺”、“鄭氏統治”改為“明鄭統治”、“清代治臺”改為“清廷治臺”、“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慰安婦”改為“婦女被強迫做慰安婦”、“接收臺灣”改為“臺灣光復”、“多元文化發展”改為“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發展”等等。同時，新課綱也要求寫進清廷治理臺灣期間使臺灣成為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省分，以及日據時期臺灣人民遭受日本統治者的剝削與擠壓，也要求說明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對臺灣的影響等等。至于被高度質疑新課綱刪除“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更屬謠傳，因為它們都明列在歷史課綱而不于公民課綱之中復述，其中還將“二二八事件”由“說明欄”調整為“重點欄”。就是這份課綱引起當前大規模的反彈，被貼上“去臺灣化”的標簽。

　　宣揚臺灣人“認同”日本統治及奉李登輝為“知識家”的教科書

　　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稱慰安婦是“自愿”的

　　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經過數次的課綱爭議與抗爭，必須追問的是，現在臺灣社會高漲的反課綱情緒背后，反映出來強烈的“臺灣主體意識”，真的是原來就素樸的存在著?還是其實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呢?

　　總的來說，臺灣教科書的爭議不能僅僅歸咎到李登輝與陳水扁20年的“去中國化”教育，必須往上追溯到國民黨在臺灣的“反共”教育，“反共”與“反中”的延續、融和與升華，結晶成為今天排山倒海的“反課綱”勢力，這是臺灣政治結構與社會性質所形成的必然結果。眾所周知，近20年來，獨派掌握臺灣文史學界的學術資源，以立場來決定學術的走向以及評斷學術成果的標準，上起“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分離主義史觀早已盤根錯節，更何況受“反中”教育的一代已經從師范體系畢業，大量進入中小學校園任教，繼續把對立壁壘的歷史意識傳給更年輕的一代。因此有人認為太陽花以來到反課綱，反映了臺灣世代沖突的問題，如此說法當然有其根據，但應該這樣理解臺灣的世代沖突：下一代認為上一代不夠“反共”、不夠“反中”。

　　對執政的國民黨而言，因長期偏安一隅，早已歷史虛無，自馬英九以降的政府體系只能以行政程序來對抗意識形態的斗爭，必然敗得一塌糊涂。而馬政府的課綱調整，只是在用字遣詞上動手腳，原來的冷戰思維、反共意識等等還是充斥在教科書的論述之中，無法更無力提出超越的、進步的新史觀，課綱爭議仍舊只是藍綠格局之下臺獨與獨臺的斗爭。

　　臺灣社會對于課綱調整的反彈，正好說明了分離主義史觀(其中還包括親美、為日本殖民統治擦脂抹粉等種種問題)經歷若干年的發酵，已經取得了現階段的勝利。這場斗爭接下來要直面的問題，是如何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并且全面清理日本殖民與其后兩岸內戰、東西冷戰所遺留下來的負面遺產，并且尋求建立新的、進步的史觀的可能性。

　　圖為反課綱學生包圍并闖入“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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