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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久:以“交心為上”構建新疆共識路線圖

唐立久 · 2015-04-17 ·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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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新疆暴恐分子在春城昆明實施了致29人死亡,傷140余人的“3·01”暴力恐怖事件,震驚國人。

 

  原題:新疆問題生成緣由和求解探索

 

  我們在強烈譴責暴恐分子的同時也應冷靜思索,為什么會發生如此慘烈的暴恐事件?

  我們認識新疆嗎?我們能走近新疆嗎?究竟何謂新疆?認識新疆,或許我們不僅凝視更要反思和透視,才能找到解決新疆問題的思路。

  當下的新疆,對外形象展示就是簡單的大美和遼闊,或是反分裂、反恐的決心和行動。夜深人靜,每當我細細沉思,這些年來,新疆人群中,“你們”和“我們”二元結構不是弱化了而是強化了。

  近5年發生的一系列涉疆暴恐事件需我們沉思:新疆問題是政治經濟問題還是文化沖突問題?新疆問題的成因是什么?露頭就打,以暴制暴,以血還血是唯一的路徑嗎?新疆問題是可逆轉還是不可逆轉?

 

  新疆問題歷史追溯

 

  新疆,先秦稱之“柱州”,漢朝始改為“西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統一天山南北,之后建省“新疆”。新疆位居東西方交通孔道,歷史上十分頻繁的民族遷徙和交往,導致了新疆古代原住民錯綜復雜的種系族屬和民族關系。

  早在先秦時期,《穆天子傳》等典籍里就記載了新疆情形。古代中國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東海指今日東黃渤海,北海指貝加爾湖,西海就是指里海,這“四海”之內,包括新疆地區。前101年,漢朝在西域的輪臺、渠犁等地駐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開始了對西域的管轄。公元前60年,駐扎西域的日逐王賢撣降漢,天山南北諸地均歸漢朝統屬。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標志著西域諸地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版圖。

  西域都護府斷斷續續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長史,此后,西域長史府作為中央政府管轄西域的行政機構持續到魏晉時期,樓蘭城則是西域長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管理新疆地區,自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起,到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護府共存在約170年。

  此后,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長期中斷。北宋時期,西域存在著高昌回鶻王國、于闐王國、喀喇汗王朝三個并立的地方政權。到了南宋時期,于闐王國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現了西遼王朝。蒙元時期西域大部分地區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的封地。明代,西域在東察合臺汗國統治之下。明朝中葉,東察合臺汗國演變為葉爾羌汗國。

  即使是中央政府沒有管轄西域的時期,也與新疆保持著一定的關系。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國請復置都護,甚至要求以送兒子到洛陽學習當人質。632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為咄陸可汗。泥孰被推舉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內附。在北宋時期,962年、965年以及981年和983年,高昌回鶻皆遣使獻方物于宋。981年其王向宋太宗上書時,自稱“西州外甥”。

  新疆問題早期生成與“雙泛主義”相關。突厥原是公元5世紀前后,生活在阿爾泰山地區的游牧民族的名稱。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國,其鼎盛時期疆域遼闊,后分裂為東、西兩個突厥汗國,隨著東西突厥汗國的相繼滅亡,其后裔逐漸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紀以后“突厥”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對突厥語系諸民族的統稱。

  “雙泛主義”,即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從20世紀初開始傳入新疆。泛伊斯蘭主義是19世紀中期阿富汗人馬丁魯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聯合所有伊斯蘭國家,建立統一的伊斯蘭政治實體;泛突厥主義的宗旨是要聯合從小亞細亞到中亞的所有突厥語系民族,建立一個統一的突厥帝國。

  “東突厥斯坦”是19世紀末期西方者提出的,他們把俄羅斯中亞地區稱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國的新疆稱為“東突厥斯坦”,并制造新疆是“東突厥”人家園的概念。因此“東突厥斯坦”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成為一個政治概念。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發祥于奧斯曼土耳其和俄國喀山的韃靼人社會的泛突厥主義思想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而讓泛突厥主義思想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能夠在維吾爾族社會中成長的搖籃,就是大量接受了奧斯曼土耳其和俄國喀山的韃靼人社會影響的“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維吾爾族社會的“新型知識分子階層”、“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興的工商業資本家們之所以要發起“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就是出于對于民族的危機意識。在當時新疆特殊的雙重社會結構下,地域社會中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不斷加劇;在傳統的維吾爾族社會公共管理體系下,民族社會層面上的階級分化日益嚴重,所以造成了這種危機意識。

  由于“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與“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間的這種思想傳承關系,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深受泛突厥主義思想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的影響,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國的統治”和爭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動特征,就是攻擊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國”符號的東西。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第一個重要的組織特征,就是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和參加者為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另一個重要的組織特征,是通過“伊斯蘭教圣戰”的口號來號召維吾爾族民眾。形成這些特征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影響的部分,更是緣于當時的維吾爾族社會的現實。

  清王朝在新疆所構建的政治體制,是把維吾爾族民眾看做是滿族統治者的屬民而禁止他們與漢族社會接觸,將維吾爾族居住的新疆看作是滿族的領地而禁止漢族向這里遷移,目的就是把維吾爾族納入到為牽制內地漢族而建立起來的藩部體制里。此體制讓維吾爾族身處在伊斯蘭教的“烏瑪”與中華文化間的夾縫中,同時阻止了維吾爾族民眾形成中國人和中國國家的意識,變成一個孵化獨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維吾爾族社會的肌體里。這是新疆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

  滿清王朝和民國政府治疆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胡蘿卜加大棒,卻未真正解決新疆根本問題。真正使新疆問題得到控制和改善是建國后,黨組織建在基層特別是鄉村+政治思想+階級關系統領。但改革開放之后,泛突厥主義思想的侵入和深化,加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及極端宗教思潮的滲透,讓新疆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當代新疆問題的緣由

 

  人們不解和困惑,為什么近5年來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頻發?新疆為何突然間變得愈來愈不穩定?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代新疆問題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嚴格的說,在新疆問題上出現嚴重的失誤始于改革開放前的1975年。當時,在中央及新疆高層部分人打著“全面整頓”的旗號,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的民族政策及方針,在新疆問題上犯了兩個嚴重的失誤。

  一是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于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

  195410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于同年11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后,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32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卻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制,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并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1112日,與歷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于1112日建立)是同月同日。1968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干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19698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并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兇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余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余人。

  然而,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19758月自治區革委會卻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

  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懾“疆獨”的力量,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國成立以來反“疆獨”斗爭的成果喪失殆盡。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疆獨”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動,但是一旦政治情勢發生變化,大的分裂活動就很難避免了。

  盡管后來鄧小平聽從王震建議,指出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錯誤的,而且鑒于新疆農墾事業面臨的實際狀況和兵團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123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元氣已大傷,損失無法挽回,時到今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與新疆地方在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

  總體來說,1949年后30余年,新疆民族關系相對融洽,暴恐事件較少發生。毛澤東時代治理新疆具有八大特征:階級關系和斗爭遮蔽民族宗教等關系和矛盾;多種文化有基本價值認同:奔向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目標;工資福利與西藏成為全國最高地區;各族人民特別是支邊知識青年有建設邊疆、保衛邊疆光榮感和神圣使命;糧票布票等票證在全國高標準;黨群關系一條心,這是各族團結的核心;對少數民族生活必需品茶葉糖布匹等實行低價優惠供應;公社化后自留地未“割掉尾巴”,城鄉差距較小。

  改革開放初期10年,新疆生產力得到解放,開放態勢明顯,新疆問題一度緩解。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后,民族宗教體制和政策的固化及雙泛主義思潮的滲透泛濫,新疆問題有惡化發展的態勢。

  首先是民族宗教關系高于法律法制關系。在改革開放以前,階級關系地位最高,民族和宗教問題暫時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實施高工資政策和利益分配較為公平,使得新疆問題相對緩和,呈現穩定祥泰的氣象。改革開放時期,階級斗爭和階級關系被經濟建設取代,但未建構法律至上的機制和公民社會體制。事實上,在新疆民族宗教關系至高無上,甚至大于法律法制關系。

  同時,新疆伊斯蘭教發生了巨變,據統計,新疆伊斯蘭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發展到現在的2.43萬座(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的迅猛增長),教職人員由3000多人增加到2.8萬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擁有一座清真寺,而中東平均1200人,伊朗約1.1萬人,埃及約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學校及大中專院校近5000余所,新疆清真寺的數量是學校的5.3倍。新疆有8921個行政村,平均每個村擁有2.7座清真寺。特別是極端宗教思潮進入新疆對信教人士影響較大,不少人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動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尤其是這幾年,在國內外環境共同作用下,極端原教旨主義在新疆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惡性發展。一些穆斯林連伊斯蘭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禮功、齋功、課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經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義都不知道,更不知曉伊斯蘭教的教規,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漢人不一樣”。

  其次是民族政策出現了諸多的偏差和失誤。在落實政策上,大力拉攏少數民族上層,如以前的貴族(農奴主、巴依)和他們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層人士等,為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和一系列社會改革中的“擴大化”“平反”,卻把一批擁護中央的少數民族積極分子打成極左分子。僅僅在宗教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就為1500人“平反”并恢復了教職。少數民族上層并未因落實政策對中央懷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勢力。

  另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于共和國初期新疆違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漢族干部也進行了“平反”,例如19793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對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央當時撤銷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財委主任,是不公正的”。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漢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干部,使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再次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和內地以及新疆內部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在毛澤東時代,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內地大力支持新疆,新疆地區的工資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維吾爾族人的生活質量和當地的漢族人也差不多。改革開放開始以后,由于實施優先發展沿海地區戰略,使新疆各民族和內地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劇拉大;“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新疆少數民族中除了少數人先富起來了,大多數和漢族人一樣,其生活水平和質量與這些人的落差很大。而新疆漢族由于在整體文化層次方面還是要強于少數民族,又實行了計劃生育,人口的增長比少數民族小,還有一些內地富人來新疆經商,這使得少數民族和當地漢族的貧富差距拉大。

  新疆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少數民族對生活的不滿必然高于其他地區。上世紀90年代進行的國企改革,大批職工下崗失業,新疆地區是國企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加之,實現少數民族人口差異化政策,新疆南疆人口增長迅猛,使得新疆大批“富余”勞動力被迫外出打工,尤其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外出謀生、奔波操勞在社會最低層的新疆少數民族,由于民族、文化及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原因,他們很難融入到客居地的社會中去,他們有著比漢族地區外出謀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困難。像在深圳很多新疆來打工人員受到歧視,找不到工作,為生活所迫轉而偷竊的事情比比皆是。但當地打擊偷竊治標不治本,導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當地的企業為了防止工人團結反抗,更極力煽動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劇。

  第四是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加劇新疆問題。由于新疆民族宗教問題復雜,抓了漢族腐敗分子怕少數民族借此掀起對中央的不滿搞分裂,抓了少數民族腐敗分子又怕少數民族認為是民族歧視,結果,“疆獨”分子一宣傳“漢人和維奸貪污腐敗,欺壓維吾爾人”就能引發少數民族的共鳴。

  第五是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新疆少數民族的不滿。部分漢族人宣稱從“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從未中斷過”,把突厥汗國、高昌回鶻王國、于闐王國、喀喇汗王朝、西遼王朝、察合臺汗國、葉爾羌汗國的新疆地區的地方政權的歷史一筆抹煞,這種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

 

  新疆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暴力和恐怖活動?還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立法?抑或極端宗教主義的盛行?族群的隔膜和經濟發展不平衡?民族間不平等、不尊重、不信任和世代生活方式的改變?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

  我以為,新疆問題的表象是暴力和恐怖活動,實質是泛伊斯蘭、泛突厥和泛民族主義的疊加共振及法制至上理念的缺失。加之,貧富懸殊、利益對立、文化隔閡、公民意識不足等,這一切也給新疆不穩造成較大的影響。新疆問題的求解不僅是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提升之路,更是法制、平等、尊重、信任、公正和思想及文化認同之道。

 

  國家認同下新疆主體意識

 

  新疆發展,促使我們思量一個問題:實施新疆發展主要依靠何種力量?中央,兄弟省市區,抑或新疆自身,誰是新疆發展的“主角”?更進一步的問題:新疆發展的驅動力何在,外部依賴還是新疆主體意識建構?

  誠然,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新疆政府和新疆各族群的努力,新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方可實現。

  關于“援疆”有著不同的聲音,“援疆小恩小惠換取穩定論”、“資源開發抵消援疆成就論”、“誰援助誰論”等等。我以為,在祖國大家庭里,只有互相尊重和相互支持,沒有“支援”一說。“援”字本身就是對我們新疆人的歧視。

  當下新疆社會撕裂的兩個現象:一是漢族群體把新疆所有問題都與“三股勢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掛鉤,一出問題首先想到的是“三股勢力”;二是維吾爾群體把新疆所有問題都與民族和宗教聯動,維護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傾向更為激烈。維漢矛盾對新疆的負面影響是難以低估的。

  60年來新疆進行民族團結教育,是強調“你屬于什么民族”?“你的母語是什么”?“你所屬宗教信仰”?“你所屬民族的生活習俗為何”?總是在強調各民族之間的區別和差異,而不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共性,不是強調各民族的共同發展歷史和長遠的共同利益。

  我們需要反思:把所有新疆問題都往“三股勢力”這個大“口袋”里裝,把所有新疆問題都貼上“民族”、“宗教”的標簽來說事將會帶來什么后果?

  當下,新疆各族群間的交融程度高于歷史上任何時代,其主要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各民族的往來和交流。現在的問題是,隨著民族意識的增強,民族內部的認同逐步加深,再加上剝削階級的消亡,各民族由階級依附轉化為民族依附,刺激了民族主義的增長,形成了在民族認同感上的“人文生態失調”。

  新疆社會撕裂趨勢加劇的成因,既有伊斯蘭教的影響力日益壯大——“全世界有15億穆斯林兄弟”,也有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迷失及貧富懸殊的原因,更重要是缺失以法律法制為綱的制度。彌合新疆社會分離,從國家層面上講,法律不能被政策左右,政府權限、民族關系和宗教管理必須置于法律關系之下;從新疆層面上講,需要構建新疆認同及新疆人主體意識。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疆各級政府和新疆各族群必須擔當發展的“主角”,建構新疆主體意識,并使之成為新疆發展的驅動力。

  早在1982年我20歲,從新疆財經大學畢業時,由于主修經濟統計學,當時我想對新疆經濟做一個綜合研究。在以后幾年里,在遍閱新疆各類圖書館和烏魯木齊為數不多的幾家書店的圖書和期刊后,發現有關社會科學領域的書刊,基本全是內地或國外的“泊來品”,充斥著空泛的內地、國外經驗,即依照他們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新疆問題,而這些對于新疆本土發展來說,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

 

  一個問題常常困擾我,我是哪里人?我的根在哪里?

 

  1986年,我對全疆30多個縣市跑了一圈,實際上,截止目前,我已經在新疆廣袤的土地上探訪和實地調研不止三圈。我認為,新疆和內地省區差異明顯,應該依據新疆實情,進行針對性研究。新疆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一大命題。地緣的多元性,決定新疆的發展必須在世界系統中求解;生態環境平衡是新疆發展的底線;資源的全面性、生物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新疆的發展是多維的、動態的,體現人文精神價值。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近四年來,新疆經濟發生了結構性和系統性的變化,2012年新疆非石油工業增加值1463.89億元(石油工業增加值1386.17億元),占全區工業增加值的51.36%50年來新疆非石油工業增加值占比第一次超過石油工業增加值,即從資源大區轉向經濟大區的第一階段,向追求效益、質量、環保的第二階段邁進。未來新疆建構現代產業體系,要重點發展以物流、旅游、文化、金融、特色農業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和裝備制造、污染小吸納就業多的輕紡服裝工業。對消耗大量水資源,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重化工如煤化工、PTX等高污染產業要非常慎重、科學規劃、提高技術和環保準入標準,并在規模上適度限制,避免由于技術落后和開發粗放對新疆環境社會造成不可逆的永久傷害。

  從地緣區位和成本管理以及保障新疆經濟社會體系的高效運行角度透視,新疆經濟重點為鐵路、公路和航空產業。新疆還需要與央企等各類經濟組織組建合資的石油公司、天然氣公司、能源銀行、輕紡和旅游產業等,因為這些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公司的組建和運營區別于現在的分公司,更利于增加和促進新疆本地的就業和稅收,提升新疆自身造血能力和民眾分享資源開發成果。

  有觀點認為,“新疆一些大學生由于沒有就業和工作,他們迷惘、彷徨,甚至對生活失去了信心。學生家長為此而多方奔走,政府面對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焦慮之心不亞于學生家長。”我以為,如何建構體制和政策,可能是解決新疆大學生就業難的關鍵。比如,在疆央企員工本土化率的制度安排,引導大學生創業的政策制定等。

  如果不改變“政策依賴型”思維模式,克服“等靠要和拿來主義”思想,全面實現新疆發展恐將成為空話。在這種思維定式下,對新疆優惠政策越多,人愈加變得懶惰,實際上對新疆越是有害。

  此外,還要轉變四個方面的觀念:一是由“單純供給型發展方式”向“民生改善、消費者主導發展方式”的轉變;其次是是由“全力支持大企業大集團發展”向“支持大企業大集團與中小企業,特別是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中小企業發展相結合”的轉變;再次是由“聚焦疆內”向“以區內為主并開拓中西南亞市場”的轉變;最后是由“注重經濟發展”向“注重經濟社會全面進步與發展相結合”的轉變。

 

  “交心為上”的思想建構

 

  20世紀80年代,一位詩人寫到:“讓教育之風,吹掉南疆婦女臉上的面紗。”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曾說過一句話:“我們的先輩從來沒有遮蓋過自己女兒們的臉,所以我們這代人在尊重伊斯蘭規則的同時也應該尊重自己民族的傳統”。但現在,不僅是南疆的鄉村,就是烏魯木齊這樣的大都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面戴黑紗,身穿黑裙的女人們。維吾爾的艾德萊斯服飾的確很美,可在某些人眼里“不清真”,鼓動穿黑袍、蒙面紗。

  從2012年起,新疆經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在許多人看來,新疆經濟發展了,社會結構等其它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其實,跨越式發展并不等于長治久安,在戰略和政策不變的情形下,經濟發展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

  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區域,新疆社會結構的變革需有一個綱,我以為那就是對新疆各族群一視同仁,讓他們不僅感到有尊嚴、被尊重,還有被尊敬的感覺。新疆的穩定首先是人心的穩定。

  “交心為上”的思想是:以法律法制為核心,平等公正博愛,民族間互尊、互信,新疆人皆兄弟。

  7世紀漢傳佛教最偉大的譯經師玄奘把佛教融入了中華文明;11世紀維吾爾族詩人﹑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寫的《福樂智慧》把伊斯蘭思想注入西域文化。今天,我們需要當代的玄奘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伊斯蘭教和維吾爾文化契入并創新中華文明,這就是“交心為上”之思想。

  近代歷史上,封疆大吏楊增新口碑最好,可為“交心為上”的楷模。他崇尚老莊哲學,無為而無不為,“圣人不死,大盜不止”。維吾爾兄弟都稱老將軍,樹大拇指。對宗教、楊是逢節去拜,隨喜,宗教界也稱贊。

  由國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吳忠信也頗得人心,他是1944104日赴迪化(烏魯木齊)上任的。吳從1936起一直擔任蒙藏委員會——國民政府處理民族關系最高機關委員長,中國民族專家。1945年初他對當地各名族領袖們說:過去把漢回強分為二,認為漢族和維吾爾、哈薩克族等是不同的種族。這種論調是不合理的。實際上我們的祖先都是一個種族,一個血統。哈薩克為突厥族的一個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卻是夏禹王,夏禹王也是漢族的祖先。據歷史的考證,維吾爾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維的后裔。由此看來,夏禹王是維吾爾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為黃帝軒轅氏,故維吾爾族同漢族一樣為黃帝的子孫。從而可知,漢族維族同是一個祖先。

  我的解讀是:吳忠信之漢、維哈同緣說可能未必科學,但其用心則是真切而誠懇的。他想以此來確認新疆突厥系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表達出對兄弟民族間的信任和尊重,進而強化國家認同以抵制可能出現的獨立思潮。

  “交心為上”需要確立法律法制至上的理念。然而,“兩少一寬”(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號文件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造成民族間司法地位不平等,使得對于少數民族的刑事犯罪難以處理,使少數民族遭受“污名化”,從而強化民族間隔閡,最終起了挑撥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關系的作用。

  “交心為上”需要體現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的思想。如果把恐暴分子與一個民族掛鉤,沒有信任和尊重,新疆問題只會惡化而不會諧和。按照“交心為上”的思想,把暴恐分子和民眾區分開來,暴恐分子再危險,如果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就不會有前途。

  信任是交心的首要條件。近幾十年來,新疆地州市的中共黨委書記只由漢族擔任的制度干部制度就是民族歧視的主要表現。從現代史上看,鐵木爾·達瓦買提在上世紀60年代就擔任過托克遜縣委第一書記。在新疆他是第一位擔任縣委第一書記的維吾爾族,而賽福鼎·艾則孜在上世紀70年代,更是擔任過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由此可見,關鍵還是在于對少數民族干部究竟如何正確認識和使用。

  經濟發展未必能夠解決新疆族群和睦、交融,如果沒有價值觀和文化引領,反而會加劇社會分化,制造族群緊張的狀況。新疆的歷史不應該是仇恨、暴恐、殺戮和戰爭的歷史,“交心為上”,真正為民生考量才是治疆之道。保衛共同的家園是我們新疆人的責任。因為我們及其子孫要一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很久很久。

 

  新疆共識路線圖

 

  其實,2012年和田劫機事件、2013年巴楚縣色力布亞鎮4.2311.16案、鄯善縣魯克沁鎮6.26案及疏附縣12.16案、莎車縣12.30案等暴恐事件等的發生,已釋放出新疆問題正在升級的信號,有演化為“文化沖突”的態勢。

  新疆問題已呈現三個趨勢:一是暴恐活動范圍從南疆、向全疆,進而向全國發展,手段從砍刀、鐵棍、土制爆炸品向信息化技術化發展,對象從主要針對在疆漢人,到包括軍警系統、政府部門、公共區域、人員密集場所、具有政府和漢族象征意義的標志性場所發展;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于極端宗教思潮的泛濫,不僅政府擔憂,部分維吾爾群體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似乎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20136月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后,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干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復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復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

  新疆暴恐勢力第一次在北京實施恐怖襲擊,使得困擾新疆的一個區域問題瞬間具有了全國性的意義。雖然新疆問題求解復雜,但不能過于悲觀。維吾爾族并沒有中東那種極度主義文化基礎,遜尼派是屬于比較世俗的一派,講究發家致富,喜歡物質精神享受并重,絕大多數人并不支持疆獨,更不支持恐怖主義。即使新疆歷史上極少數的幾次極端原教旨主義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因為維吾爾族整體唾棄極端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沒有民族,也代表不了任何宗教。

  在當下,哈薩克人可以自由選擇留在中國還是投奔哈薩克斯坦,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人也都如此,他們留在中國是誠心誠意和漢、維吾爾等其他民族共處,他們不再有文化自卑感,同時也沒有阿富汗和伊朗那種原教旨主義文化,樂于在大中華文化中享受生活,另外,回族人口在新疆增加迅速,且文化與漢族親近程度較高。

  反恐是維護穩定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把維穩等同于反恐;要把一般民眾的不滿、發泄,以及少數犯罪份子的刑事犯罪,同有組織的恐怖犯罪活動嚴格區分開來;要分清恐怖份子、恐怖組織與恐怖行動之間的區別;不要把對恐怖分子的憤怒,扭曲成對一個民族的恐懼和隔膜;不要避免將恐怖主義同特定地區關聯,造成某地區的污名化;不要把對暴力的還擊,扭曲成對一個民族的歧視和敵意,那正是疆獨分子想要的效果。

  新疆問題的解決之道可否是“交心為上”,建構新疆共識和新疆認同的機制?

  新疆共識的路線圖是:由民族認同過渡到新疆認同、公民認同、國家認同的進程,期間需要采取政治制度創新、“交心為上”、新疆主體意識培育、公民教育推進、生態環境保護、族群平等交融、資源合理開發、增加民生收入等主要措施。

  北京大學馬戎教授認為,“在解放初期,我們的解放軍和干部到新疆之后,哪有今天援疆的財力?但是我們很快就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持和擁護,憑什么?就是憑人家看你是真心實意地尊重人家,真心幫助人家,真心地把少民當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我覺得這一點是最最核心的、彼此信任與溝通的基礎”。

  新疆進步的標志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永遠不說不可能;時時找問題,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都應該進行自我反省;克服并減少狹隘偏見和民族本位思想,凡事都應養成多從對方考慮的思維習慣,出現問題第一反應找方法,學會傾聽和溝通,而不是找借口推卸責任或指責對方。

  達成新疆共識和新疆認同,必須改革和調整現有的政策法規,新疆不是漢族的新疆,也不是維吾爾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加快發展各類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可否在新疆規模以上的企業要按一定比例招收民族勞動者,這要立法成為硬性指標,在疆央企要主動承擔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利用央企強大的教育系統,培養民族現代產業工人和管理者?能否著力實施公立民漢學校合并,達成相互學習語言,強化溝通,以實現新疆人認同和獲得公平教育的目的?在新的歷史時期,民漢教育分離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必須清除人為設置的族群差異,否則,孩子從小培養的族群記憶,會增大日后社會交融成本。

  從“7.5事件”發端,至恐襲天安門和“昆明3?01”暴恐事件升級為全國性問題,此亦不是終點,而是新的開端。新疆問題已不是簡單的壓制能解決的,還需中央層面對新疆政策有立意高遠的根本性改革——不僅是政經方案,更不是暴發戶思維——而是結合宗教的和文化的系統集成解決之道。這恐怕是世界難題。

 

  (作者為新疆東西部經濟研究院院長、現代新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經濟學家;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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