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江西南昌清明紀念毛主席和革命烈士的活動上,核工業退休職工王清泉同志以自己對三個不同時代的感受,對比了1949年前后和文革前后三個不同歷史時期情況,用事實說明了九十年來的階級變化,認為烈士不能白流血,社會不能再倒退。
同志們、父老鄉親們:
今天,又是一個令人心碎難忘的清明節。我自小離開父母,從江蘇老家來到江西南昌成了一名進口老表。由于接受的教育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家鄉觀念比較淡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父母相繼去世回家安葬后,每逢清明節從未回老家祭奠,真是個不孝之子。然而,我從五十年代初中時期開始參加紀念革命烈士活動,從學校組織到單位組織的,我都積極參加。現在沒有人組織,就和朋友們同志們自己組織起來,像今天這樣和大家一起緬懷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犧牲了生命、包括江西方志敏在內的兩千八百萬革命烈士,緬懷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和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們。這樣做已經堅持好多年了。
我檢討自己確實是個不孝之子。但是,我對毛主席和他的親人、戰友,以及兩千八百萬烈士從心底里的崇敬,絕不亞于對父母的尊敬,是他們給了我人民共和國國家主人的地位。所以有了我以往的選擇。
我是解放前生活過的人,雖然那時候還小,卻已經懂事。比較突出記憶猶新的,那時候有堂班和野雞、有吸毒、賭博,國民黨政府也會三令五申禁毒、抓賭;還有抓壯丁,只要有青壯年的家庭,經常會雞飛狗跳,我父親四十多歲了,還多次到野外躲壯丁;還有拐騙小孩,有黑社會暗殺,綁架勒索;有用金圓券騙人的鬼蜮伎倆等等。1949年解放以后,這些東西就慢慢絕跡了。不料毛主席逝世以后,經過二三十年變化,除了抓壯丁、金圓券外,現在兩極分化、黃賭毒、坑蒙拐騙等等社會丑惡現象,比解放前更加嚴重。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上講:按聯合國貧困線標準(每人每天收入一美元),中國還有貧困線以下兩億人。也就是說中國還有兩億人每天收入只有6元多一點,那么每天收入6元到10元之間的還有多少人?每天收入10元到20元以下的人有多少?不得而知。估計這個數字可能很嚇人,那么他們是屬于哪個范疇的呢?小康嗎?恐怕不是。相反年收入百萬以上的也有不少,千萬以上的肯定存在,譬如平安保險總裁馬明哲一年固定收入6600多萬元。中國還有不少新生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在拿了國家工資以外,還有霸占國有資產為己有的產業利潤,更是無法估量的。他們的收入與每天收入一美元的人相比,兩極分化到了多么嚴重的程度?
造成如此嚴重的兩極分化,不是革命先烈之所愿,他們本來就是為了鏟除人間不平而獻出寶貴生命的,怎么允許剝削階級卷土重來呢?毛主席就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平等,不讓革命功臣享有特權、不讓他們變成新的地主老財重新爬在老百姓頭上,所以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也因此深深地得罪了一批老革命、老干部。他們當中確有走資派,而且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經過改革開放,他們的子孫后代現在已經是億萬富翁、十億、百億、千億富翁,已經富可敵國。他們并不是勞動致富。他們不顧廉恥地成了國家政權的繼承人,國家財富的繼承人,終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官僚主義、復辟殖民主義、復辟封建主義的反革命。
中國人民是善良的,在毛澤東時代,那時我們還年輕,我們看到老革命后代和高干子女上好的學校、分配好的工作崗位、獲得比一般人更優厚的待遇,覺得這是應該的,他們的父輩為革命流血犧牲,得到比常人更好一點的機會和照顧是應該的。所以,毛澤東時代任何時候,人民群眾都是選擇站在共產黨一邊。鎮反運動、三反五反、合作化運動、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斗爭、大躍進、四清運動、文革運動等等,都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那時候的干部相對還是比較好的,今天來這里參加紀念活動的人當中,或許就有當年的干部。大家都知道,他們對老百姓不敢過分亂來,總體上還是循規蹈矩的。有些干部越軌了,是要被大字報貼上街的。人民心中有桿秤,干部做事還算有分寸。
有人說:改革是改掉一些社會主義制度,革掉無產階級文化。說的不錯啊!確實有人極端痛恨社會主義。逼迫幾千萬工人下崗,就是一個仇視社會主義的典型事例。今天借此機會說一說我對下崗的看法。首先聲明我沒有被下崗,但有看法。全國工人下崗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蔓延到本世紀初,總共有6千多萬工人被趕出自己的工廠失去崗位,這是誰主導誰親自搞的?他為什么要讓工人階級下崗?這么一搞,下崗失業給社會制造了多少矛盾?破壞公有制給國家造成多少損失?直到現在也未能治癒下崗工人經濟上、中國人民心靈上的創傷。因為幾千萬工人下崗這個違法憲法的罪惡舉措,取消了工人當家做主的法定權利,打散了工人階級隊伍,打斷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脊梁。
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那里的工人覺悟高、思想先進,科技也相對發達,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現實條件比較,上海都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堡壘。上海是一月風暴的策源地,也是中國工人階級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前沿陣地,是走資派最早落馬之地,是走資派全面敗退的起點,是走資派喪魂落魄傷心地。走資派與上海工人階級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所以,必須拿上海工人開刀,方解心頭之恨,也是斬草除根以絕后患的果斷之舉。因此,上海是工人下崗最早、相對數量最多、受害也是最深的地方。我告訴大家一個公開的秘密:上海工人下崗、待崗生活補貼只有每月幾百元,一旦自己另外找了一份工作,無論工資多少,立馬把補貼取消。所以上海下崗工人氣不過,寧愿呆在家里,也不去再就業。相比其他城市,下崗工人自找門路再就業,是不會取消那個下崗補貼的。為什么上海工人那么倒霉,就是因為他們死心塌地跟著毛主席得罪了走資派。
我們廠有個上海市到江西農村插隊的知青,大約1971年招生進廠,就在南昌成家,后來被提拔為中層干部。前幾年退休,按政策可以回上海定居,但他對江西產生了感情,決定兩頭居住。因為他保持了學雷鋒做好事的習慣,所以他在上海市居民小區被選為代表,經常為社區做些幫扶工作,因此接觸到一些生活在上海最底層居民的痛癢。有些當年被下崗的工人,如今十分憋氣、郁悶,悲慘地生活著,天翻地覆的境遇扭曲了他們的心靈,不少人變得脾氣怪誕,情緒低落,憤世嫉俗,仇視當局。甚至公開抵觸小區服務人員,聲稱隨時準備殺人。他們已經完全沒有當年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豪情壯志和大無畏精神風貌。這就是改革開放當中的錯誤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人生道路,錯誤的指導思想迫使他們改變了人生觀。就這樣把國家的主人逼成了社會“不安定”因素,強行把他們逼成革命的潛在力量。
今天祭奠革命烈士英靈,聯系可怕的實現,總結經驗,得到一個結論:“吃了二遍苦,受了二茬罪,先富路上掉了隊,原來白貓黑貓在犯罪,想想還是毛澤東思想對。”這就是我們老百姓的切身體會。
我們回到前面的話題,我們的國家首先在經濟上已經基本回到了解放前。這里所指的經濟,不是經濟總量,經濟總量確實有了超百倍的增長,這里所講回到解放前的是一些人諱莫如深的剝削制度,就是已經嚴重地出現了和解放前基本相同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存在了比1949年以前更大的資本家階級,比解放前更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比解放前更黑心的漢奸賣國賊。而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地位,已經徹底回復到了解放前。這些難以否認的客觀事實所以發生,必須對人民群眾有個合情合理的交代,再也不能用荒唐離奇、卑鄙無恥的謊言,來欺騙和搪塞全國老百姓了,把自己犯下的罪行,隨隨便便嫁禍給前人這種掩耳盜鈴的把戲,人民群眾已經再也不會相信。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改革開放三十年,改變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那么,現在還是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的上層建筑嗎?這是勞動人民最需要了解的問題,也是最最擔心的問題。
由于長期以來的倒行逆施,中國經濟在總量高速增長的掩蓋下,出現了難以逆轉的危機,表現在房地產的泡沫;土地財政;過量的地方債務;農村政權大面積失守和黑幫化;醫療、教育的黑社會化;金融體系的殖民地化;官僚體系的全面腐化;生態環境高比率惡化;加上道德淪喪、良心滅絕等等,整個社會呈現出一個癌癥擴散的局面。
十八大以來,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政治上表現了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立場,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舉措,人民群眾對黨的信心有了一定改善。尤其是對官僚階級的腐敗,采取了持續不斷堅決打擊的措施,這是深得民心的,給了老百姓一個寬慰和希望。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人民真正深惡痛絕的大老虎,西方帝國主義豢養的洋奴走狗大老虎,還安然無恙,他們的勢力范圍還是那樣固若金湯,極右派依然得意洋洋,西化分子還是那樣跋扈囂張,繼續制造謊言,丑化共產黨、抹黑黨的領袖、否定并歪曲黨的歷史、否定并歪曲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英雄和歷史人物等等。而且讓反共反毛的無恥讕言依然堂而皇之占據媒體、文藝界和課堂;經濟領域的私有化依然昂首闊步……人民群眾心頭充滿了憂慮。
因此,在祭奠先烈的莊嚴時刻,我們大聲疾呼:“先烈不能白流血,工農不能白流汗,人民不能再流淚,社會不能再倒退!”
當前我們應該更加積極地“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發展壯大紅色陣營力量,努力促進科學社會主義的回歸,”如果要講政治,這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壯大了紅色力量,組成了浩浩蕩蕩的人民群眾大軍,才能真正給予決心回歸毛澤東思想正確路線的黨中央以有力的支持。所以,我們堅決響應烏有之鄉的倡議:在共同對敵斗爭的過程當中爭取實現左翼的大聯合大發展。
我們的敵人就是企圖顛覆我社會主義政權的西方帝國主義及其國內走狗漢奸買辦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官僚資產階級走資派和一切反共極右派勢力。
所有反帝反修反賣國賊走資派的愛國同胞,都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要在爭取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同存異,和五湖四海的同志朋友團結起來,繼承烈士遺志,為捍衛革命先烈光榮犧牲換來的紅色江山、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向中國人民的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吧!
退休職工:王清泉
201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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