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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靖:面對資本化的全媒體,我們需要謹慎--評《穹頂之下》

吳靖 · 2015-03-05 · 來源:烏有之鄉
柴靜霧霾調查 收藏( 評論() 字體: / /
以名人效用代替體制化新聞所提供的信用保證,這后面資本操控的隱患值得警惕。

  作者:吳靖,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打開紀錄片《穹頂之下》,不少對環保運動和環境文藝有些了解的人都會不約而同想到美國前總統戈爾拍攝的那部環境紀錄片Inconvenient Truth(《不方便的真相》,又譯《難以忽視的真相》)。兩者的可比性并不局限于題材的相似,而是兩片異曲同工的制片背景和名人策略:前者是政治家“轉 型”做公民環保運動家,后者是體制內媒體人變身“自媒體”拍攝紀錄片;兩人都使用了之前身份所獲得的聲譽、名望、社會資本和動員能力來推進自己的“全新” 事業,又都或多或少強調了自己當下的成功完全是出于“公民的責任”、“個人的恩怨”、“想做就做的勇敢”和“深入處理材料的能力”,總之和他們之前所享有 的平臺、資源,背后為他們服務的團隊,以及可能的利益集團支持,毫無關系。這樣的“切割”對于二人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商業包裝是有效的、方便的,但是對于 公眾理性地看待和回應他們所提供的觀點卻制造了華麗的煙霧和誤導性的框架。正如華師大呂新雨教授所提醒的:以名人效用代替體制化新聞所提供的信用保證,這后面資本操控的隱患值得警惕。

  作為一個媒介研究的學者,我想提醒公眾的是,這是一個媒體全面產業化、資本化的時代,也是媒體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充分相互滲 透、相互交換、相互關照、相互轉換的時代。網絡上一片歡呼《穹頂之下》的超高點擊率是“自媒體”的勝利,是“劃時代”的標志。但是,我們需要去思考一下這 個“方便”的結論背后那些“不方便”事實:所謂的“自媒體”成功如果不是前央視著名主持人的聲望、這么多年新聞調查工作帶來的制作團隊、人脈資源、社會關 系,以及各大主流媒體不知是出于真誠的欣賞、對前同事的善意,還是有什么政治任務而一致的深度報道與推廣,還有可能發生嗎?所謂“自媒體”的概念出現也該 有十幾年了,“成功”的到來如此突然又如此美麗,難怪許多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接受一個“方便”的解釋:是柴靜的愛心、理想、執著、優秀,加上自媒體的技術潛 能,造就了這個“公民行動力”的奇跡。相信奇跡是方便的,但是思考的任務卻如戈爾所說,需要追尋“不方便”的真相。

  有人可能要問我們為什么要關心片子制作背后的復雜事實,只要片子的內容數據真實、充分,揭發了重要的問題、引發人們的關注就可以了。這聽上去確實很方便,因為我們都有自己的經驗和判斷力,我們有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自己的大腦可以判斷。但不方便的事實是, 現代傳媒可以制作非常強大的視覺效果、畫面剪輯、聲音組合,同樣的原始素材在經過不同的編織組合之后,會表述出全然相反的意見或結論。當一個片子動用所有 的聲畫資源、所有的修辭手段,用來營造一個我們熟知的世界和習以為常的邏輯,就對我們批判性地回應此片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我們很難在信息完全不對稱的情況下意識到哪些關聯是巧妙嫁接的、哪些數據和意見是被掩藏的、哪些人說的話經過了剪輯和處理,從而制造出一些特殊的效果。比 如那段對貼假國四標的車企老板的電話采訪,語無倫次的聲音之上用字幕營造出特殊的滑稽效果,我們方便地鄙夷和嘲笑這個在記者連珠炮似的追問下丑態百出的、 看不到面孔的聲音,方便地認可90%的車輛油品標號全都是假的,我們之所以受霧霾困擾,就是因為有唯利是圖的車商、石油企業和監管不嚴的政府與法律。至于 貨車環保裝置不合格率是怎么得出來的、車的油品到底對霧霾貢獻程度有多大,油品升級的成本扯皮背后的實際情況是什么,機動車過多、我們依靠私家車的生活方 式是否就不成其為問題了等等等等,這些不方便的議題就在片子的情緒引導下被方便地輕描淡寫或者干脆忽略掉了。它給了我們發泄的對象、指責的標靶和行動的快感,但卻沒有提供真正的解題思路。我們在演講臺上風姿綽絕和鏡頭中犀利睿智的記者的帶領下,完成了對于困難問題的想象性解決和對霧霾風車堂吉訶德式的進攻。

  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多小時酣暢淋漓的視覺震顫和追擊罪證的狂歡之后,有多少人只記住了12369和那個能顯示周邊排放超標企業的APP,而沒有精力跳出這個片子的強大氣場,仔細回味一下片子中的每一個細節,想想在其剪輯和編排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的聲音、其他的生活、其他的利益、其他的訴求、其他的合理性?比 如那個山西小女孩對著鏡頭說從來沒有見過白云的催淚橋段,是不是有可能找到更多更可愛的小女孩對著鏡頭哭訴因為北京治霾的政治壓力導致河北鋼廠強制關閉, 父母下崗,自己有學不能上、有病沒法治?河北的鋼鐵產業是幾十年積累布局所致,涉及到多少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結構和集體記憶,其意義肯定并非超標排放和低 端落后產能這種冷冰冰的標簽所能窮盡的。如果鏡頭也能像愛撫柴靜的女兒那樣愛撫這里的鋼鐵工人,煽情的方向和效果恐怕就要有所逆轉。再比如那個在鏡頭中只 會惹人厭惡地說“不是什么阿貓阿狗都能談標準制定”的石油行業標準負責人,他和柴靜就說了那么幾句話嗎?其他還說了什么?他有沒有更充分地解釋石油的戰略 重要性和市場化可能面臨的問題?我們無從知曉,因為鏡頭中的他是一個在記者追問下理屈詞窮的形象。

  回到上一段提出的問題,正因為整個片子的生產過程與展示形式是封閉的、單向度的、居高臨下的、獨白而非對話的,我們確實需要在激動之余扒開幕布的一角,去探查一下后臺的狀況。是 誰、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與哪些人合作、獲得了哪些資料、哪些機構的支持,怎樣完成的制作、怎樣確定的發行時機與方式、怎樣制定的傳播策略……只有知道這 些,我們才能合理分析出為什么片子的視角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一些人是正面形象而另一些人是反面形象;我們只有了解創作者的階層、經歷、趣味、視角,才能理 解片子所呈現出來的美學趣味和價值引導。因此,當有些評論者聲稱片子的主要出品人柴靜的私生活——她在哪里生的孩子、開的什么車、是否抽煙——與片子的觀 點無關時,我并不同意。是柴靜本人把一次精心制作的公共傳播產品描述為一個與霧霾的“私人恩怨”,她也確實在片中全方位地精致塑造了“柴靜”這個個體的私 人形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紀錄片的最終產品有兩個,一個是作為公共話語資源的霧霾調查和討論,另一個就是這個調查的執行者與傳播者——柴靜的個人形象。面 對公共傳播的話語,我們有義務去探查話語生成背后的權力機制和資源配置,以確定這種話語的指向與怎樣的利益訴求有關;而面對自我塑造的個人形象,既然這個 形象成為了公共傳播的發出者,我們也需要質詢這個塑造背后的真實性??上У氖?,在早已準備好的各類主流媒體推廣與訪談中,我們只能得到進一步神秘化了的、 帶有光環的主創者的媒體形象,這個媒體形象和紀錄片中所展演的形象完全是互文的、一體的,無法區分臺前臺后,真實和表演。如 果對比一下做了同樣事情的崔永元,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差異。崔的紀錄片的生產過程更加開放,他事先張揚,在論辯中生產,并且把未完成品放入公共領域,因 而他對最終產品和傳播效果的把控遠遜于全程隱秘、震撼出場的柴靜。但是對于公眾來說,崔永元是一個具體的人和主體,有性格有特點有缺陷,可以與之論辯、爭 吵或對話,而柴靜更像是一個膜拜和消費的符號,所有的細節都是裝飾過的,不是一個平等對話的對象,而是需要去仰視的客體。如果柴靜的紀錄片能夠更加開放一 些,她是有這個條件的,讓她片子里出現的人物和機構不僅僅作為記者本人英雄行為的見證者和反襯者,而是作為言說的主體多表述些復雜、不方便的事實:環保專 家的持續努力與困擾、汽車、石油、鋼鐵行業轉型面臨的具體條件和阻礙,北京的中產階級和河北的鋼鐵工人對霧霾的個人體驗,觀眾會得到更豐富的有關霧霾問題 的知識、辯論、語境和思考框架。但是,拋棄了這些不方便,公眾得到的,便只剩下一些關于霧霾的震顫性信息,和對于紀錄片制作者鶴立雞群、眾人皆醉我獨醒的 仰慕。公共傳播的產品成了個人形象產品的墊腳石。

  一切都被完整包裝和設計好的產品都會引發拜物教,尤其是當產品本身與其生產過程被精心隔離和隱藏的時候。在公共傳播中,批判的公眾 在不斷打破拜物教,把產品的生產過程置于理性批判之下,而消費的公眾在不斷維護拜物教,閉上眼睛捂上耳朵拒絕看到和聽到與心目中的神話不相符合的畫面與聲 音。我努力做批判的公眾,也選擇公開喚詢批判的公眾,因為“穹頂之下”的問題不是一個私人消費選擇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更好的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問題。

  附文:李希光:中國出現了政黨化媒體

  過去十年來,隨著整個社會走向媒體化,一方面出現了社會階層分化、各階層之間話語權失衡和汪暉提出的“代表性斷裂”問題;一方面,媒體化社會不斷削弱黨組織對于全體黨員和整個社會的組織力、動員力和凝聚力,黨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綱領在群眾中的感召力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執政黨某種程度上更多地關注網絡輿論,太多地被利益集團利用網絡輿論設置的議程牽制,比如大搞“微博問政”和與網民對話,陷入了媒體集團設置的政治議程圈套,忽略了田野里的群眾工作,出現了“政黨媒體化”現象。結果,國家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出現真空,黨在政治上衰退。而與此同時,本來作為政黨與群眾聯系紐帶的媒體集團演變成了新的政治參與者、議程設置者、政治動員者和政治活動組織者,出現了“媒體政黨化”的現象。

  政黨一旦政治上衰退,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就會出現真空,媒體集團將作為新的政治力量去行使政黨的功能,形成政黨化的媒體。

  政黨化媒體是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有著明確的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為實現其政治理想,通過報道什么、不報道什么,通過屏蔽什么、不屏蔽什么,刪什么貼、不刪什么貼,制造民意、引導輿論,營造政治氛圍,已經成了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但是,由于有的媒體集團常常在政治目標上半遮半掩,大眾和網民并不清楚政黨化媒體的政治意圖,結果在一些重大的輿論事件中,民意被綁架。

  作為政黨化的媒體,有著先天優勢。他們在與其政治對手對壘時,通過過濾民意,制造輿論,在今天這樣的媒介化社會里,會很容易地擊敗對手,實現其政治目的。政黨通過去政治化,失去了政治動員力。政黨放棄的政治空間被媒體集團掌握。某類網絡媒體集團政黨化的具體表現:媒體成了政治活動人士的重要武器,媒體本身一方面謀求物質利益,另一方面,代表著某個社會階層或團體,有著明確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并間或有街頭政治行動。例如,重大事件或突發事件發生后,政黨化媒體通過制造議題,發動社會輿論和網絡輿論運動。政黨化媒體通過對信息和微博有選擇的封鎖和政治推廣,制造了一種虛假的主流輿論。

  在政黨的政治衰退的同時,伴隨著媒介產業化,媒體、資本與某些權勢結成了緊密的政治同盟,取代原先由政黨承擔的政治角色。汪暉說,“在今天,壓制公民言論自由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媒體權力也常常是壓抑性的機制之一。在這場斗爭中,呼之欲出的是政黨化的媒體與滋生這一媒體權力的傳統政黨之間的政治競爭,如果說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點,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個喪失了意識形態功能的、左支右絀的權力機器。”在政黨化的媒體上,幾乎很難有理性討論的生存空間。媒體集團和網絡公司通過持續創造新聞和社會議題,設置和左右政策性議題,已成為實際上主導現實政治,能夠呼風喚雨的政治力量。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例展示,媒體通過挖掘隱私、制造輿情、引導輿論,不僅聚集了大量缺乏媒介素養和政治敏感的普通網民,更令黨內很多人對未來感到迷茫,紛紛在私下甚至公開場合歸邊站隊,倒向政黨化媒體。

  政黨化媒體利用其市場化占有的優勢資源,大力通過媒體產業化,推動媒體娛樂化、媒體暴力化,讓沒有思想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消解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在形象的包圍中,把社會的主要矛盾,如三個差距問題,引導到娛樂上。政黨化媒體通過學術和媒體陣地,占領啟蒙陣地,搞歷史虛無主義,重寫古代史、近代史、黨史、抗戰史、內戰史、抗美援朝史。政黨化媒體與社會的鏈接紐帶是那些活躍在媒體上的明星政治活動者、明星學者、明星主持人、明星記者、明星演員、微博上的大V。在共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下,圍繞某位媒體明星般的政治人物或社會活動家,聚集著大批的追隨者或微博粉絲。這些追隨者和微博粉絲視這些媒體名人和微博大V為政治領袖,維護著他們的政治領袖。從這些政治領袖的網上追隨者看,目前聚集在政黨化媒體周圍的大量追隨者并不是按照階級聚集,而是嚴重的階層分化。其政治領袖多是資本的代言人,精英色彩濃,但從廣大的追隨者言論判斷,其跟隨者更多地是來自底層社會。

  在媒體政黨化后,媒體和記者變成了黨派斗爭的工具。越來越多的記者只報道跟自己政治觀點不一樣高官的丑聞,掩蓋政治上跟自己政治觀點一致的人的丑聞。為了打擊政治對手,有的政黨化媒體有組織地給政治對手制造罪名,設置圍攻的靶心,發動政治同盟者屬下的全部宣傳機器,聯手制造聲勢浩大的輿論浪潮。一些門戶網站管理者甚至憑著個人的好惡,隨意加密、刪帖、封號,充當著其所屬利益集團的新聞檢察官角色。按照戴旭的分析,政黨化媒體制造和引導輿論的做法通常為三板斧:一些大V以民生民主的代表者自居,設置議題,聯絡同盟者統一發力進行網絡動員;各大網站主頁力推,形成看似洶涌澎湃的網絡輿論嚇唬政府部門;然后以民意為由,要挾政府部門或被指責人的單位“撤銷、開除”等等。媒體政黨化后,輿論不是基于常理,甚至不是從基本事實出發,沒有解決問題之欲望,而是不斷給政敵和執政者制造恐懼。給政敵編制“罪名”圍繞“罪名”打造輿論,從微博到傳統媒體大造輿論,制造黑云壓頂的恐懼。在媒體政黨化的環境里,面對各類輿論事件,越來越多的官員不表態,不顯露立場,怕樹敵,擔心前程莫測,上級不保護下級。

  最希望看到媒體實現政黨化的利益集團是那些依靠媒體的力量擴大自身權勢的金融資本、商業資本、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權貴知識分子等。這些利益集團希望通過資本媒體的政黨化,變人民群眾的言論與出版自由為政黨化媒體所代表的政治黨派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媒體作為資本企業的言論自由與人民群眾作為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雖然中國的傳統媒體表面上是被政府和商業兩只手牢牢地把控,但是在資本操控的網絡媒體環境里,無論是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員,還是各界的知識分子,更不用說平民百姓,要想在這樣一個網絡媒體環境里發出獨立的聲音是十分艱難的。表面上看,網民有使用幾大社交網站的自由,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網民在這些門戶網站和它們麾下的微博上有傳播獨立思想和獨立觀點的自由。一些社交網站其能量已經遠遠超過新華社作為“黨和國家喉舌”的傳播力,成了“超級政治性通訊社”。在龐大的資本支持下,政黨化的媒體與境外資助的某些華文網站,如《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站,形成政治上的合作默契,聯手進行議題設置和網絡政治動員。有的網站其雄厚的財力和技術手段制造出天量粉絲和點擊率,以影響輿論走向。

  由于媒體的政黨化,媒體的新聞報道立場和選題多是政治劃線,新聞報道越來越從打壓政治對手進行主觀選擇,不給理性的政治討論以任何空間。由于政黨化媒體無視中國社會的分層,而執政黨本身的國家化和官僚化,在政治上又多不表態,輿論上的各階層斗爭和官民矛盾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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