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從某種程度上，已經是一個符號，“煽情公知”，“自由派”，“女文青”，“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赴美生子”...所以“柴靜出品”的確讓我抱著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開始看這部片子。坦率說，這片子里的煽情，我還是不喜歡，也不適應她講話的腔調。

但無可否認，霧霾這個話題，太重要、太緊迫，與我個人的利益、我所關心的人的福祉休戚相關。治理霧霾、保護環境，也與我個人政治立場不矛盾——對環境議題的話語表述固然是充滿階級性的，但環境污染在現實層面，是跨越階級的議題——坦率說，如果完整看完這部片子，還是只能得出一個“這就是中產階級的政治壓迫”，或者“這是‘文傻’的一面之詞樣的結論——我覺得是太輕佻了。

有人說柴靜的片子有喚醒對污染渾然不知的人的作用——讓大爺大媽開始買N95口罩和空氣凈化器。以我個人有限的生活經驗來看，即便大爺大媽們，也早就對空氣問題叫苦不迭。而我的同齡人，則更是對此抱怨連連。但大家是散沙般的個體，我們的不忿消匿在為生計忙的日常，消解在狂轟濫炸的娛樂節目的聲浪；我們除了在特別糟糕的天氣拍照以自嘲，好像真的不知道還能做什么。與幾十年如一日的“國家大計”、"大轉型”比，個人的抱怨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計的。

可是無奈里又夾雜著許多委屈。

2013年秋冬，我在鄭州，每天用AQI APP監測天氣，200以上是常態，動不動就400， 500。我本來是該在鄭州做訪談，但經常絕望地躺在屋里，看著窗外的灰蒙蒙，不想出門。鄭州市民戴口罩的很少。即使天氣再惡劣，中小學還照常上課。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我小題大做。

后來我在微博上抱怨鄭州的AQI爆表，我發現那個季度，鄭州指數排名全國前十，遠高于北京。微博上很多朋友當時很驚訝地問：“怎么，難道霧霾不是你們北京才有的事情？” 那是，我意識到，對霧霾問題的媒體表述，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為是北京，所以得到大量關注報道，而北京周邊更嚴重的河北、河南、山東（那年我自己觀測APP數據得到的經驗），卻鮮有人關心。　

有一年冬天，我在大學朋友聚會上抱怨霧霾問題，在座的都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有些已經有了孩子——大家的態度是：這事兒誰也管不了，這事兒是集體不作為，操心這事兒是閑的蛋疼。

這聽著讓我絕望——當我覺得空氣這件事特別重要、特別糟糕、特別讓人沮喪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是麻木的，無所謂的。我于是常常陷入自我否定——可能只是我太惜命了吧。環境就是如此，結構就是如此，你除了盡量自保（或許就是用腳投票離開這個國家），確是無法做任何事——個人的任何反抗，在這個這么嚴重的問題面前，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計的。

而今天，我不太喜歡的柴靜，卻做了一件讓我十分佩服的事——

問一問到底誰在這個龐大的霧霾制造機理扮演角色，到底誰該負責，為什么不負責，怎么去監督？作為一個微不足道的普通人，除了絕望，可以做什么？

柴靜當然比老百姓更有資源和話語權，她肯定不該算是“大多數”，可是和這個龐大的霧霾制造系統（包括國家、市場、企業、社會，國際產業分布結構)相比，她可撼動的資源和能動性，又算有多大？

柴靜片子里強調撥打12369進行公民監督。她專門錄下環保部門一個工作人員拍胸脯的保證：我們一定百分之一百出現解決問題！——和官僚機構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這個“百分之百”，一般是不可能的；但每個人都行使自己的權利，去監督政府作為，至少是當下有限政治空間里，可以力所能及的事情。 

當然，即便12369暢通無阻，僅僅是監督環保部門，也是不足夠的。還能做什么，我們應該繼續討論。　

為什么此片選擇在兩會前播出？為什么劍指中石油，力推天然氣市場開放，私有化，而不提核能源？為什么宣傳某款環保APP? 呂新雨說，柴靜的片子是在與隱性資本合謀。是的，我們甚至可以從片子里，讀出公民社會倒逼政治改革的意味。

那么，我們當然可以深入分析柴靜片中給出的答案所潛在的政治議程，指出它可能與哪些權力產生合謀，從而帶來哪些新的問題。例如，雖然柴靜的敘事兼顧了平等問題，強調了環境惡果往往也是底層承擔更多；雖然她例舉了那個從小沒有看見過星星、現在父親被強拆打傷的小女孩的例子——但不可否認，整個片子看下來，資產階級政治性還是很明顯的。但就算是這樣，就算此片會為新上任的環保部張背書，為新興小資產階級之“奧森奔跑黨”搖旗，與私有資本形成合謀，但難道她提出的這些問題，不是與我們每個人（不管階級、性別、民族、年齡等）都相關嗎？難道我們深陷其中的每一個人，就什么都不做，等著中國工業自然衰退、等著人口密度自然減小，等著幾十年后一切"按照客觀規律變好嗎”？

一輩子很短，反正我不愿意等。

我覺得有必要去分析柴話語背后的權力結構。作為普通人、受夠了空氣污染的人、知道自己一輩子都無法呼吸上特供空氣的人，我更想通過與大家交流觀后感，找尋一些作為行動基礎的共識。例如——

“空氣污染牽涉每個人每天的生活”

“中國為發展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且承受代價的人與獲得利益的人是負相關”

“中國人口規模和密度決定了同樣空間內的污染，我們要死更多的人”

“治理環境問題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任由其惡化”，

…… 

在有這些共識的基礎上，當然要去分析其引發出的階級問題、政策問題、體制問題、甚至性別問題（比如片中自然之友的動畫里，說“讓媽媽做飯注意油煙機”，為什么廚房里的只是媽媽？這里面就還有性別本質主義的問題）。

柴靜走訪英美，試圖為我們找尋可以借鑒的出路。我同意一些政策、管理方式在微觀層面，對我們有一些啟示作用，但她建議的整體解決問題思路——產業升級的同時保障就業——有些想當然了。片中英國環境大臣信心十足地說：“100年前我們有幾百萬礦工，但現在僅剩3萬，但我們整體就業率更高了！因為一個產業退出舞臺，另一個產業會同時興起。” 柴靜的畫外音說，“1960-70年代英國治污的前十年，經濟不但沒有倒退，還增長了。”

這樣的“先例”無法論證急速產業轉型在中國目前是可行的。我們不需要世界-體系理論或者發展社會學的知識，也明白老牌發達國家走的這條工業革命去工業化的轉型之路，是建立在全球政治霸權、海外殖民地和市場的擴張、國際產業鏈分級的前提下的。

20世紀中期，第一世界的勞工運動力量壯大，他們迫使國家與資本對勞工進行妥協，出臺高工資、福利的社會政策，為產業工人提供高消費的生活模式。資本的無法繼續留在第一世界保持高利潤，它的逐利本性使得第一世界的資本家開始在亞洲和拉美找尋更廉價的土地和勞力，從而完成了制造業的空間轉移。而歐美則搖身變為金融資本主義的中心。這一方面保證了他們的去工業化進程不以大面積失業為代價，而另一方面，也確實為2008年那場更大危機留下了隱患。而且，事實上去工業化問題可能帶來的貧困、失業，也并不是完全對第一世界沒有影響。它們更多地以第一世界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形式表現出來——金融家們賺得盆滿缽滿，而本國的窮人卻比二戰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相對貧困。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今天的環境危機和第一世界今天的“天清水藍”，正是全球資本空間轉移后的二分結果。如果中國今天試圖沿著這條“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走，有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如前文所說，中國的污染可能和幾十年前的倫敦、洛杉磯成因相似，但中國的人口密度和污染規模，是與他們當年不可同日而語的。即使是同樣的污染規模，我們也要死更多的人，這樣的一條“老路”，我們真的走的起、走的心安理得嗎？

另外，如果中國現在立刻進行產業升級和去工業化，即使技術上可行，從地緣政治上來看，是否可能？如果是選擇以內部調整的形式進行，即沿海資本轉移到內陸的形式，會否引發大規模的就業問題？如果不同時兼顧環境，轉移到內陸的資本，是否會加劇對內陸環境的掠奪和破壞？ 

如果本國重工業和制造業是更多地轉移到海外（比如現在已經開始的向東南亞和非洲的轉移），我們也將面臨巨大的挑戰。比如，我們把發展成本轉嫁到非洲（片子里顯示，我們已經是在這樣做了，把無質量監督重污染的車賣給非洲），真的是問題解決的最終方法嗎？

那么，如果我們想做一個更負責任的“大國”，首先從根治起，在國內做結構調整，提高企業環保規格，適當均衡各種工業的布局，那么，各種盤根錯節的地方利益如何解決？政府和資本，在這些利益網里，有沒有清晰的邊界？我們都知道，政府和資本常常捆綁在一起出現在地方治理中，寧愿一起沉船，也拒絕改變。 環保這種非短期可見利益的公共事務，能撬動那些堅實的利益鏈嗎？　

這些，是在我看來，柴靜的片子沒有看清楚的問題。或者說，是她為了片子能傳播的更廣，而策略性避開談的問題。但總之，環境治理，不僅僅是一個政策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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