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個部分是在閱讀汪老師的文章之后很快寫下的。文句不通或思考不夠透徹的地方所在多有。也許之后有空再修改。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部分關于社會主義統一派的筆記是我寫作過程中最感不耐的部份。因為這部份完全只是臺灣左派內部的事情，他人未必有興趣了解，被敘述到的人事物也未必接受我的分析。

　　汪老師最新文章《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的第一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臺灣的統派及其式微的問題。我自己作為一個統派、特別是社會主義統一派(由于「左統」或「統左」這些概念正在「被」歧義化，我還是盡量使用社會主義統一派這個字眼)，讀來格外有感觸。對于近幾年許許多多已經「被」臺獨派歸類為「統派」的許多臺灣左翼朋友來說，肯定也能因為汪老師的觀察而有所觸動。

　　以下不妨從近年島內社會運動圈爭論不休的「左統/統左」之分的問題談起。

　　如果要考察2008年以來島內政治光譜的變遷，被硬生生切割開來的「左統/統左」是不錯的切入點。這種區分對以下幾類朋友特別具有意義，首先是許多「被」臺獨派劃為統派的左翼朋友，其次則是用「左獨/獨左」困擾自己的臺獨「左翼」青年。依照某種宛若兩階段革命論的邏輯，據說「左統=先左再統」而「統左=先統再左」，依照這個標準，許多左翼朋友忽然都被視為「左統派」，而原來的左統派則進一步被稱為「統左派」。有意思的是，以上區分實際上只是臺獨陣營內部用「左獨=先左再獨」以及「獨左=先獨再左」之自問自答邏輯的類比。而這種兩階段革命論的邏輯正是分離主義把臺灣的社會變革視為遙遠(從而遙不可及)之議程的反映。

　　在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內部，左統與統左實際上是混用的，雖然其中有許多參與者使用「統左」來命名自己的運動，但其真義是「支持統一的左派」，而不是什么「先統再左」。而左統與統左在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內部的混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作為一個「歷史集團」的真實體質。正因為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一代又一代的組成分子經歷了殖民地時代的民族解放斗爭以及中國革命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洗禮，因此左與統始終屬于「必須并舉」甚至「只能并舉」的任務，而不是「有先有后」乃至「或先或后」的工作。在軍事戒嚴時期，如果不主張「反攻大陸」而又主張中國統一，那只能是左派;若是左派，也必然為中國統一預留或大或小的空間，這點在七十年代海外許多具有獨立傾向的「左派」身上都能看到。以七十年代海外臺灣左派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臺灣人民》為例，他們主張臺灣獨立，卻又認為獨立之后的臺灣可以與「中國」談判統一，兩「國」之間應該形成「同志加兄弟」的關系。截至文革結束或改革開放之前，左與統的合二為一是非常自然的看法。這種合一，是中國革命為臺灣社會提供社會變革條件時的必然結論、甚至也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為中介而設下的最高綱領，從而也體現了運動本身有限的高度。

　　以一九八九年建黨的勞動黨為例，其綱領主張國家統一與社會主義必須并舉(一國一制，臺灣高度自治)，[1]但其絕大多數的時局聲明卻又毫不猶豫地擁護一國兩制。如果只是形式邏輯地比較勞動黨的綱領及其聲明，大概無法理解一國一制如何與一國兩制彼此相容。但從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歷史來看，這又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左」或「社會主義」理想始終指涉的并不直接是「社會主義社會」本身，而首先是摧毀現實的、不公不義的臺灣「現狀」，而這個必須摧毀的「現狀」既是新殖民地體制與民族分裂造成的後果，更是通向「社會主義」的中介。比方，許多五十年代被捕入獄的臺灣地下黨老前輩往往喜歡說自己在四五十年代所參與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新民主主義革命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卻是足以充分改變當時臺灣現狀的革命。一國兩制與一國一制的共同點也在于打破任何「維持現狀」的可能。就像盧卡奇當年面對匈牙利革命性質論爭時所說的，「當我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只要它是真正的革命，就沒有隔著一堵萬里長城的時候，我已到了我能夠自由行動的領域，......」(《盧卡奇自傳》)──「真正的革命」自然首先是打破「維持現狀」的革命。

　　雖然按照《反分裂國家法》的邏輯，實際上肯定了目前兩岸的現狀為一國兩制，也就是「維持現狀=一國兩制」。但若還是要把一國兩制當成有待實現的目標，就必須承認一國兩制必然改變臺灣的現狀;至少，實現真正的一個中國，將美日帝國主義勢力從臺灣島上排斥出去。而社會主義統一派存在的意義，就是要力爭臺灣的現狀在改變之后能往更好的方向發展。無論兩岸之間的制度差異是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在歷史實踐的積累中成長起來的臺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已經認識到「臺獨/獨臺=維持現狀」而「統一=改變現狀」;前者追求的是拒絕未來的「小確幸」，后者則是唯一可能的社會變革。如果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9月底所說的「『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是肯定的，那么，對于同時承認一國一制與一國兩制可能性的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而言，完全可能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在臺灣提出以社會主義為最終目標的非資本主義愿景，徹底改變臺灣目前的現狀，而這種同樣指向社會主義的愿景并不必然必須與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一致，而可能是另一種水平的社會主義，水平可能比較高，也可能比較低。這個突破一國一制與一國兩制分野的嶄新愿景，始終蘊含在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既有的思想積累與路線定勢之中。

　　然而問題也就在這里。由于運動長期的弱小化，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自我定位與理論思想不但無法讓外界的人們所了解，反而因為外在的政治版圖的變化特別是認同的變遷而被相對化，變成其他政治力量代為描繪其形象的對象。一定程度上，這種現象來自于社會主義統一派的空間正在被急遽龐大的、各種新興的、獨或非獨的、自我指認或可被指認的「左翼」的力量所擠壓，而這些形形色色「左翼」力量卻不能或未能與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所代表的傳統臺灣左翼實現「接續」。他們或者拒絕被傳統左翼所代表，或者只愿自己代表自己。

　　從臺灣的社會主義運動史來看，世代之間的「接續」是最重要的一個現象。這里所謂的「接續」是指，在每一個運動因為客觀上的鎮壓以及主觀上的「轉向」而出現斷裂的時刻，前一代幸存且不改其志的運動者繼續參與到下一代的運動，而下一代的運動者也接受了前一世代或犧牲、或幸存者的思想路線而投入運動，由此，不同世代的運動者之間實現了工作上的協作與內部的路線爭論、實現了老中青三結合，甚至實現了一定的組織關系。這樣的接續往往是非血緣性的。在臺灣的環境里，血緣性的繼承有相當部分通過運動者二、三代親屬個人的負面體驗而轉化為后革命敘事乃至反革命敘事。[2]由于一百多年來的臺灣經歷了多次政權轉移以及多次的白色恐怖鎮壓，因此臺灣的左翼運動者往往因為不同時代賦予的不同條件而形成各自的世代特色。二十年代為日本殖民者所鎮壓的運動者，比方臺灣共產黨、新文協、農民組合、赤色救援會，其經驗肯定與四十年代作為中共地下黨身分而反抗蔣政權的運動者不同;六十年代如陳映真之類的左派、七十年代「成功大學共產黨」、「淡江大學臺灣人民解放陣線」之類的左翼組織，乃至八十年代伴隨著工人運動高漲而形成新一代左派，不同世代之間的經驗以及對于「左派」或「社會主義」的想像也肯定不同。這種不同固然可以用「復雜」來概括描述，但僅從「復雜」出發，卻不能說這種復雜性為什么可以長期得到保存。就此而言，必須討論的問題就是不同世代的左翼運動者如何在彼此之間實現世代「接續」。

　　在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中，臺灣部分的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特殊性無疑是顯著的。由于臺灣島內能夠回旋的腹地狹小，臺灣的運動不可能形成革命根據地(一九五○年代陸續遭到國民黨勦滅的幾個島內地下黨基地就體現了這層困難)，從而也不可能在島內存在一個能夠持續存在的革命指導部──「黨」──于是難以在穩定存在的黨組織的領導下，對運動本身有效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意義上的自我更新與發展。這種困境與戰前日本共產黨的狀況非常類似。至于「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之類的革命經驗，在二十世紀臺灣島內更是幾乎失敗或無法實現。

　　雖然，恰恰是上述革命經驗決定了中國革命在大陸的部份能夠形成直觀的質的連續性，但臺灣也因為特殊的歷史環境而為不同世代的社會主義統一派之間提供了「接續」的條件。由于臺灣經歷了長達一百年與祖國大陸相分離的歷史經驗(其間只有五年統一)、經歷了殖民地(日據時代)和新殖民地(臺灣光復迄今的整個歷史時期)的歷史經驗，以及相對于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史而言比較連續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也就是說，缺乏以生產資料集體化為主的社會主義經驗)，這些客觀條件都決定了二十世紀臺灣的社會主義運動即便無法克服世代之間的差異，但世代與世代之間往往能夠共享相同的、來自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的剝削感。也因此，在民族認同與階級認同的問題上，不同世代的運動者往往能夠在大方向上有所共鳴。甚至，就在臺灣光復后的五年之間(1945-1949)，島內的運動者也因為臺灣社會的客觀環境類同于當時的中國大陸，而與來自大陸的運動者成功實現接續，成為全國民族民主斗爭的一部分。用當時臺灣地下黨秘密文件的說法，臺灣在光復之后也成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部分，因為日據時期臺灣只走到半封建社會，未能資本主義化。

　　目前為止，已經組織起來的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比方勞動黨、夏潮、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是唯一實現一九二零年代以來不同世代島內左派之「接續」的政治力量，接續的程度也相對完整。在各種工作中，經常能夠看到七十年代、五十年代，乃至二十年代的老運動者的身影。──雖然這些前輩都已日漸凋零。然而，這種接續又不只是因為一九八零年代解嚴前后逐漸寬松的氛圍所致。除了前面已經提過的因素之外，一個重要的前提是：由于運動本身已經在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就不斷促成不同世代運動者之間的接續，所以才能為后來一切關于「接續」而投注的努力創造條件。另一個值得一提但極少為人所意識到的接續成果，就是一九四七年成立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從整個臺灣史來看，臺盟正是迄今為止存續時間最長久的臺灣人政黨。曾經與臺灣省工委領導人張志忠共同戰斗的老地下黨人石聰金先生曾有個有趣的主張，記得他是這樣說的：既然長年盤據美國的臺獨聯盟可以回臺灣參政，我們也應該主張讓臺灣史上存在最久的政黨──臺盟──從大陸返回臺灣參選。雖然石老的論點不無莞爾之處，卻隱隱刺中了目前日益以「一島史觀」把握臺灣史而不斷產生的種種破綻。當然，臺盟不可能返回臺灣，從而也不可能返回臺灣重新與新的運動者產生接續。無論是臺盟或者目前的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他們在歷史上為了克服斷裂、實現接續而不斷付出的努力，都充分體現出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主體性。

　　確認這份主體性很重要。

　　第一，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并不只是因為其他政治力量的出現才被相對化為另一種力量，并不是因為拒絕被臺獨代表才要凸顯自己的統一派立場，因為她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是一種政治力量，一種能夠在方方面面「自洽」或「自我完成」的政治傾向。當然，正如很多人所知，一些被目為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人物經常用這種敘述方式來講述自己的認同歷程。但這種敘述本身，往往只能說明近三十年來愈見激化的「統獨」矛盾，而不能說明為何「被」歸類到統派的人還必須是「左派」。換句話說，這種敘述所體現的恰恰不是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普遍」的形成過程。應該這樣說，正因為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已然頑強地存在，才有條件讓形形色色的「非臺獨派」被歸類到特定的某種運動主體之上。──至于被歸類者是否認同這樣的歸類，自然還須其他主客觀因素的作用。

　　第二，與七十年代釣運=統運不同的地方在于，釣運雖然以認同社會主義祖國為「主流」從而不需要用「統派」追認主流自身(這是汪老師很精辟的見解)，但島內的社會主義統一派無法用主流或非主流來界定她在統運之中的地位，因為客觀上只有社會主義統一派才是「真正的統一派」。雖然一般民眾往往把各種與「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糾纏不清的藍營勢力歸類為「統派」(比方政治上的「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或者學術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完全繼承中國論者」[3])，但藍營實際上只是獨臺派，不是統一派。

　　既然確認了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主體性，就可以進一步討論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與其他左派之間的關系了。雖然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也與海外臺灣左派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接續，但并不全面。合作與分裂呈現為漫長歷史過程常見的畫面。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伴隨著臺獨/獨臺青年搶奪「左翼」符號的態勢空前升高，許多因此「被」排斥開來的左翼朋友──其中有相當部分正是在海外臺灣左派傳統下成長起來的后人──也「被」歸類到與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相接近的政治光譜，而這些朋友甚至可能并不認識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到底是些什么人或什么主張，或者拒絕被他們所代表。對于不屬于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這些左翼朋友而言，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繼承下來將近一百年的歷史是否重要，應是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因為路線是否應當辯論，經驗如何總結，一概蘊含在尚未清理的實踐歷史之中。島內整體的社會主義運動能否整合、能否再生，與此密切相關。對于被視為「老左派」的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而言，如何在新的世紀實現新的運動「接續」、與新世代的左翼青年結合在一起，也將決定「老左派」是否終將被邊緣化，還是重新奪回臺灣的階級斗爭與民族解放斗爭的領導權。

　　由于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是臺灣本土歷史最悠久的政治力量;相對于國民兩黨而言，這支本土的政治力量也擁有臺灣史上最多的死難者和政治犯(日據時代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是高峰期)，客觀上形成了臺獨派久攻不下的歷史陣地。然而，近年以來，新一代的臺獨派學者已經開始以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為對象，試圖重塑這股政治力量的歷史。其論述策略之一，就是把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形成──特別是其中意識形態最為強烈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的政治認同──說成是因為外在的他者的的形成而導致的偶然后果，這個他者當然就是臺獨運動。與此同時，這種論述又強調這個派別的形成過程充斥著自我說服、自我安慰、自欺欺人，以及消滅運動內部異質性等等現象，于是導致某種特定形象的「左統派」的產生。如果要擬造一個詞，姑且可以將之稱為一種從「被左統派」的角度展開的后革命敘事。臺獨派的這種論述策略的最大問題，就是忽略運動本身的主體性與接續并忽略運動內部長期得到保存的異質性，然后用某種臺獨派所選定的「左統派」形象套到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身上。因為種種原因而被過度放大的陳映真及其論述，就是這種已經被結構在臺獨論述結構中的「左統派形象代言人」。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所面臨的危機之一即在于此：臺獨派正努力把始終無法編織到臺灣統治結構中的這股政治力量徹底消滅，但消滅的方式不再是正面對抗，而是通過重新敘述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形成史，進而塑造一個可以適應于這個統治結構的「左統派」形象，然后把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邊緣化，以便從臺灣社會中徹底排斥出去。這種「制造一個你，然后把你消滅」的現象，宛若鬼故事或恐怖小說的情節。而此正是無視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主體性，并用「被左統派」來解釋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形成而發生的后果。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同樣從「被左統派」的角度產生一套回顧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史的敘述，但汪老師的敘述卻與臺獨派的敘述得出不同的結論，并賦予了不同的期待和判斷。一定程度上，在「被左統派」的敘事中消失的，是社會主義統一派敘述自身的合法性。對于一個持續將近一百年但多數處于失敗經驗卻又頑強存在著的政治力量而言，應該如何敘述自己的歷史呢?是否已經到了敘述自己的時候呢?當自身成為被敘述的對象時，究竟是意味著運動的終結，還是再生的契機?對于運動本身而言，總結自身是前進的前提，這是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比較少做，實際上也很難做的。任何形式的總結都將重新塑造出一條線性的時間，同時把無法適應這條時間的異質性存在排斥出去，從而也隱隱蘊含著種種時間的斷裂。于是，運動對于運動本身的拒絕總結或者難以總結，實際上正是包容運動內部種種異質性的唯一方式。如果這些異質性對于當下的運動而言是可寶貴的，也許我們還得形成新的敘述方式。就此而言，汪老師把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放在更大的歷史脈絡之中加以敘述──特別是中國革命勝利與挫折的歷程──相當程度上能夠克服「被左統派」敘事所隱藏的諸種問題。汪老師是這樣說的：「臺灣『統派』的概念形成于與『獨派』的斗爭之中，但其歷史地基卻廣闊深厚得多。從1895年淪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臺灣光復，對民族解放的探尋從未停息;冷戰時代，兩岸分治的局面同時帶動著兩岸對于統一的探索;后冷戰時代，這一探索從以武力解放/光復(不排斥和談)為主導向以和平統一(不排除武力統一)為主導轉變是一個重要的進展。」但是，中國革命在文革結束以及改革開放之后所遭遇的種種挑戰是否能夠全面說明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發展狀況，尤其是其所遭遇的困境與挫折?這將是本文所要繼續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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