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到今天——21世紀,撥開層層光怪陸離的外衣,世界上實際支配著人類思想和行動的核心價值觀只有兩種。
一種是無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那就是勞動價值論。勞動光榮、勞工圣神,勞動創造了人、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人類社會的一切。所以必然的、合理的、公平的邏輯就是:一切歸勞動者所有、按勞分配,這是無產階級的價值觀。而自從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以來,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就是他的先鋒隊——共產黨。而中國人民一個世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奮斗就是為了勞動者的徹底解放和建設一個尊重勞動者勞動權利的社會主義國家。
當今的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核心價值觀就是資本的價值觀,它集中體現為對資本的迷信和崇拜。資本是資產階級剝削(吸收)活勞動的唯一手段。“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便是資本的靈魂。資本有一個唯一的生命沖動,那就是增值價值,用它的不變部分(生產資料)來吸收可能最大量剩余勞動的沖動。資本是死的勞動,像吸血鬼一樣,必須吸收活的勞動,方才活得起來,并且,吸收得愈是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
這樣兩種核心價值觀的對立就外化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所有制利益的對立,主要表現為分配原則的對立。是按勞分配還是按資分配,這兩種相互對立的分配原則,就體現了他們兩者之間對立的價值觀和水火不容的階級利益關系。
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不勞動者不得食”。生產的目的和本質是為了滿足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生產的目的是“使用價值”,而價值只是作為一種計算勞動量的手段而已。在這一分配原則的支配下,勞動者就可以得到他們勞動的一切,包括個人工資和集體福利以及維持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一切支出,唯一去除的只是壓在他們頭上的、吸血的、不勞而獲的資本家。這樣的社會在我們的世界上存在過嗎?存在過的,那就是列寧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以及今天的朝鮮和古巴。
在我國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最積極搞合作化的為什么是貧下中農呢?因為合作化雖然把各家的土地和一些大的生產資料合在一起使用,但當時規定這些生產資料(要素)是不參加分紅的,按照按勞分配的原則,死的生產資料并不創造價值,在生產中創造價值的只是勞動者的活勞動。所以農業合作化,從一開始就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實行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只按勞動計算工分,進行分配。這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指導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開始。正因為這樣,起初一些生產資料比較富裕的中農覺得不合算,他們采取了觀望的態度,直到貧下中農的集體經濟發展并置辦了足夠的生產資料,這時他們才看到了集體農業的前途,看到了他們的生產資料入了伙也不再吃虧,也才自愿的加入了農業合作化集體經濟。現在想來無論是蘇聯的集體農莊還是中國的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實踐,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決裂,的確是一種偉大的創造,他們的勇氣令后人欽佩。
按勞分配的農業集體化有力的維護了我國勞動農民的根本利益,使我國農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壯大道,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鞏固了工農聯盟,防止了兩極分化,加強了全國人民的團結。使我國經濟第一部類的農業生產不斷健康發展,支撐了我國社會主義的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和文化、教育各項事業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和壽命的延長,應當說是非常成功的,名副其實的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所有制。
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勞動者的集體所有制,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理論指導下,體現全體中國勞動者根本利益的分配制度。它保證了當時中國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全部用來造福全國的勞動人民,除了按照無產階級的政策,對少數資本家的贖買定息之外,不再被少數人不勞而獲地占為己有。因為沒有億萬富翁而被資本主義世界認為“窮”的中國,事實上當時中國的勞動人民應該說是歷史上最富的人民。我們可以自豪的說當時中國的勞動人民擁有了國家的一切,而失去的只是鎖鏈。勞動人民歌頌毛主席,歌頌共產黨,的確是發自內心的深處,只要看看當時的紀錄片,就會感到當時中國勞動者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即使被稱為“浩劫”的文革,也動搖不了人民對黨的信任;只要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就證明了我們的黨,仍然是代表著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無產階級的黨。
那么改革以來我們奉為至寶的“股份制”到底是什么性質的企業制度呢?它姓社?還是姓資?”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它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還是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這是區分它社會屬性的試金石!
“股份公司是資本家聯合經營的企業。”“購買股份的人都是股份公司的股東。憑股票可以從企業獲得股息,還有權參加股東大會,討論和決定公司的主要經濟活動。從形式上看,凡是股東都是公司的主人,但實際上真正操縱公司一切權力的只有一小撮大資本家。因為股東大會上的表決權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股一票。所以,在表決權上占優勢的只是那些掌握大量股票的大股東。......。所以,股份公司實際上是大資本家控制和利用中小資本,擴大資本支配權利,實現資本集中的工具。”
從這里我們可看到,股份公司的分配和權利是按資本(股份)的大小決定的,這里完全沒有勞動一絲一毫的位置。在這里不僅中國的勞動者,而且現在領導我們的中國共產黨在以資分配的董事會,也是一點權利也沒有的。即使是作為大股東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因為承認了資本的絕對權威,在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分配關系中,也不得不被迫的由社會主義國家蛻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國家了。在股份制的改革中,社會主義全民交給社會主義國家代管的全民所有制的企業,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股份制以資分配原則的屈從而導致國家性質的改變,而使全國勞動人民的全部資產被蛻變為資本主義的國家圈走了,黨和全國的勞動者立即變成一無所有的真正的無產者。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失去了黨對國家經濟的領導權,而社會主義的國家就蛻變成為資本主義專靠剪息票為生的十足的寄生蟲,成為了資產階級最腐朽、反動的食利者階層。這就是厲以寧等設計的“混合制改革”的階級實質。
我們這樣說是不是冤枉了他們的好心呢?請看看他們自己是怎么說的吧!
在2014年12月19日舉行的第五屆財新峰會中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室特邀研究院保育鈞稱,本輪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進一步打破壟斷;第二個是要實行政企分開。
其實打破壟斷是假,因為資本主義的競爭,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壟斷。問題只是由中國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壟斷,還是讓外國的跨國公司來壟斷而已;而政企分開實際就是股份制按資分配的資本權威把黨所代表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排擠出去而已。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宋曉梧在他的文章:《新一輪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說:“中外的經驗都說明,混合所有制的基本實現形式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指的是出資主體多元,而股份制指的是資本的組織形式。”“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引入非公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已占總企業戶數的52%。”他用很大篇幅說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的合理性。甚至把馬克思也搬了出來。他認為商品作為價值形態和實物形態的雙重存在,其所有權自身是可以分離的,不僅所有權和經營權可分,所有權自身也出現了分離。資本家分為“貨幣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所有權分為“自有資本的所有權”和“借入資本的所有權”。貨幣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法律所有者,產業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職能所有者,或者叫“經濟上的資本所有者”。發生這種分離的原因就在于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其價值形態可以為貨幣資本家所有,其實物形態可以為產業資本家所有。
一個只是把資本貸出去,另一個則把資本用在生產上。
他認為:“貨幣資本家貸出資本以后,不直接干預企業的具體生產過程。產業資本家付足利息以后,合法擁有剩余利潤。這種“兩種所有權分離”內涵明確、界限清晰。”而在他的規劃設計中,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就應當成為“不直接干預企業的具體生產過程”的貨幣資本家,成為真正的食利寄生蟲。請問這樣的國家還是勞動人民當家的社會主義國家嗎?!
他津津樂道于一個資本可以同時以三種形態出現的資本分身術。資本家既可以是價值形態的所有者——貨幣資本家或股東;(不勞而獲最腐朽的食利資本家——引者注);又可以同時由另一個以資本的實物形態所有者出現的產業資本家或法人企業;(直接實行剝削職能的資本——引者注)另外還有資本的現實運動指揮者——經理或董事長成為資本運行剝削勞動的具體執行者(為直接剝削勞動服務的資本代理人——引者注)。
請問:全國勞動人民的資產,如果變成了這樣的用來剝削自己的資本,這樣的改革只有誰會感到高興呢?!
以上就是宋曉梧顧問對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資本可以同時以不同形態存在,并發揮自己不同作用的分析。也就是說國企混合制改革中的“國有資本”可以分身,主要參與G—G’的資本增值活動,至于G—W—G’的生產指揮、管理,即剝削勞動者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就可以不管了。
他批判“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是單純的產品生產單位,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所有權、實物形態所有權和經營權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其實對于以生產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社會主義企業和國家來說,只有生產過程才是最重要的,虛擬資本對勞動者來說,毫無用處。在他看來所有權和經營權可分是資產階級了不起的發明。在此啟發下他們也就不斷擴大了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一直發展到今天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見即使在改革的初期,他也早已忘記了社會中主義國家對勞動者負有的責任。
他認為:“既然私人資本通過法律所有權和職能所有權的分離創造了新的企業產權關系形式,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復雜的資本運動形態(包括股份制),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就可以設想國有生產資料也通過法律所有權和職能所有權的分離來明確國家和企業之間的產權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多種運動形態。
“無論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和實物形態分離后各自如何獨立運動或相互組合、相互作用,從國家的角度說,是價值形態的積聚和實物形態的離散,并能保證其總體價值增值;從企業角度說,則是實物形態的積聚和價值形態的離散,且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還可以從集體、個人以及私人資本、外國資本等方面籌集資金,把不同性質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轉化為由企業統一經營的實物形態,并保證其國有資產增殖。”看來“保證國有資產價值增值”是他心目中特色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存在的唯一目的了。
雖然在資本主義國家,不論是私有經濟還是國有經濟都是資本主義經濟;他們生產的目的都是為了資本的增值,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們的國家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職能重要的一條就是要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不變。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全國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不是無限的追求資本的增值。
這就要求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抓好使用價值的生產,而不是僅僅關心價值的增值;關心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的安全,身體和精神的健康,他們在勞動中的福利和他們的家庭生活,他們孩子的培養和成長,以及他們主人翁精神在生產和管理中的發揚,這一切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所難以做到的;但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必須做到,因為只有做到了這一切才能體現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本質的不同。否則它們之間就沒有什么區別了!
宋曉梧說:“應當強調的是,從理論上說,全民所有生產資料的‘兩種所有權分離’也是發生在生產過程之外,因而生產經營的全過程都由企業負責,這將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政企不分的問題。”“國家要確保的是它作為全民所有生產資料價值形態所有者的收益,即G國’。同時G國’也成為國有資產的利潤沖動,而能否把準投資方向,就成了國有資產的市場風險。”
這里他也提到了所謂的“解決政企不分的問題”,當然資本主義所有制只承認資本的絕對權威,資本可以支配一切,資本越大,權威就越大,在財富分配方面必須以資本的大小為原則的,股份制因此也只承認股份的權威,只有股東才是公司的主人。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如果實行了股份制,沒有或有一點股份的企業工人就一定不是企業的主人,而社會主義的國家即使控了股,因為它承認了資本的權威、以剝削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為生產目的、按資分配它也就變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了。
看來在混合制的改革中,除非中國共產黨親自掌握中國的國有資產所有權,成為了國有股份制的控股大股東,共產黨對中國的國有經濟才可能有領導的資格和權利。就算中國國有經濟幾十年來都是在黨的領導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又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戰天斗地,創建了我國的國有(全民所有)的經濟,在混合制的改革中,黨和勞動者就統統失去了他們應有的權利,成了混合股份制的局外人和雇傭者。中國的國家性質也就變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這就是厲以寧等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專家,拼命鼓吹國有經濟股份制改革的奧妙所在吧!
宋曉梧認為混合所有制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產權組織方式,僅從資本結構分析,混合所有制突破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無論資本的價值形態是公有還是私有,都已融合為企業的法人財產。也就是說,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對這樣的股份混合所有制,是既無領導權也無控制權了,他們成了撒出去的鴨子了,除了資本,誰也管不了了,那么企業的勞動者呢?他們的利益又有誰來代表呢?!
宋曉梧說:“我在研究美國社會保障問題時,注意到美國員工按稅法401K條款建立的養老基金,控制了大量美國公司的股份。這些養老基金應屬于社會基金,其規模要比我們城鎮或農村的集體經濟大得多。為此,許多國外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悄悄發生了革命性變化。1976年,美國管理大師德魯克發表了《看不見的革命:養老基金社會主義是如何來到美國的》,按他的計算,當年美國補充養老基金控制了全美公司35%的股權,已經超過了相對控股所要求的比例。德魯克驚嘆,養老基金成為美國企業的新大亨,并沒有經歷任何危機和斗爭,這是一個出人意料的成功案例,而如此巨大的產權變動居然沒引起人們的足夠注意。當年德魯克預測,到1985年美國養老基金控股的比例將達到70%,并斷言:‘如果社會主義的定義是生產資料工人所有,那么美國就是第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盡管美國的養老基金后來放慢了前進的步伐,但到2005年美國養老基金總資產高達14.5萬億美元,超過當年美國12.5萬億美元的GDP,持有美國40.7%的股權,極大地改變了公司的資本所有權結構,使其社會化、多元化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其為混合所有。不僅美國的養老基金在公司股權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歐洲一些國家也如此。“
“如果有人認為養老基金參股不算典型的混合所有制,那么國有資本與私人資本合股在發達國家也是普遍存在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都有國有企業,多數在通信、能源、鐵路、航空、機場、公共交通、郵政服務、軍事工業、健康管理等行業或領域,一般可以分為國有全資公司和國家部分所有公司。例如,根據美國國家公共管理研究院(NAPA)對國有企業的定義,大致可分三類:
第一,完全政府所有企業(Wholly-owned Government Corporation),這類企業實施授權法令中政府所安排的任務而成立,由政府提供經費,資產歸政府所有,由總統或部長任命其董事會或行政官員;
第二,政府部分所有企業(Partly-owned Government Corporation),這類企業的產權由總統和私人股東所選擇的董事會支配;
第三,政府贊助企業(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GSEs),這類企業雖然由私人投資、私人擁有(如聯邦住宅貸款銀行),但由于是政府特許,服從聯邦政府的監督管理。
法國國家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2012年網上公布的統計數據,法國國有企業總數1143家,其中絕大多數是參股企業,國家獨資或控股的為少數。國家控股管理局(APE)主要管理全資國有企業和25家控股企業,其中全資國有企業包括法國國營鐵路公司、巴黎自治港、國家印刷局等,控股企業有法國電力公司(84.4%)、國家郵政公司(77.1%)、法國博彩公司(72%)、阿海琺公司(14.33%)等。
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是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調整的,歐州一些國家“二戰”后建立了不少國有企業,上世紀70年代后大大縮小了國家控股的比例。挪威北海石油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初按法律規定由國家百分之百控股,后來修改法律向社會轉讓出40%的股份,但仍然是國家絕對控股,高管參照公務員工資標準執行。
由此可見,混合所有制是現代市場經濟重要的企業產權組織形式,我們堅持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可以也應當借鑒。”
在這里宋顧問,的確是把中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完全等同于美國、英國、法國、瑞典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了。
最后他說:“其實,正是混合所有制為國家資本進入或退出競爭領域提供了極大的靈活性,既然在競爭領域民營企業可以很好發揮作用,國家就沒必要去經營實體企業,還要承擔競爭風險,但國有資本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參股競爭性企業,從中獲得的紅利再用于國計民生。”¢看來這位宋先生頭腦中已經充滿了紅利,他對資本已經崇拜得五體投地,事實上已經成了地地道道資本的人格化身!讓他們設計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不大可能的了。
本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就是資本靠吸勞動的血而存活、而壯大;勞動靠擺脫資本的吸血而解放、而自由。他們的關系本質上是水與火的關系,利益互不相容。這就是為什么蘇聯解體了,俄羅斯人民和美帝國主義的利益仍然是那樣尖銳的原因;這也告訴我們即使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美國也不會讓中國崛起,俄羅斯就是前車之鑒。從改革中失去生產資料的中國勞動人民和失去對中國經濟領導權的中國共產黨和它的上層建筑,將成為沒有社會主義經濟之皮可以依附的毛,將何去何從呢?!
希望我們黨要懸崖勒馬,三思而后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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