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共產黨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評王長江的《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2014年2月28日，“中國政府創新網”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長江一篇題目為《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的文章。文章通篇以“現代民主政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標準來評論和勸導中國共產黨唯一選擇的“走向”是要由過去的“革命黨”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執政黨”轉變。

　　毛澤東同志告誡我們：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194頁)

　　一、中國共產黨與西方的“執政黨”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政黨

　　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它是在階級社會中，一定的階級或階層的政治上最積極的代表，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別是為了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而在階級斗爭中形成的政治組織。

　　“政黨”指代表一定階級、階層和集團的利益，旨在執掌或參與國家政權以實現其政綱的政治組織。【2009年版《黨的建設辭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所代表的利益完全不同，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江澤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廣東省考察工作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和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利益完全是不一致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政黨的功能是制定、公布并宣傳其政綱，爭取選民的支持和獲得議會的席位，在議會中致力于國家立法和監督政府，爭取領導或參加政府，在政府中制訂并實施各項決策。【2009年版《黨的建設辭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無產階級政黨的功能，在奪取政權前主要是制訂符合廣大人民意愿和利益的革命綱領，通過黨員的骨干作用，聯系、發動、組織、領導人民群眾，開展以武裝斗爭為主的群眾性政治斗爭，推翻剝削階級的國家政權;在奪取政權后，主要是執掌國家政權，對全國全社會實行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團結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發展社會生產，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2009年版《黨的建設辭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執政黨”是“現代民主政治”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物，是資本主義“憲政政治”的一部份，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政黨。在實行議會制(內閣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是指在議會競選中獲得多數議席，內閣如果由幾個政黨聯合組成，這幾個政黨都是執政黨;實行總統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在總統競選中取得總統職位的政黨就是“執政黨”。與執政黨相對應的就是在選舉中沒有獲勝的政黨則成為“反對黨”或者“在野黨”，執政黨和反對黨、在野黨的關系是相互競爭和對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其本質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關系不是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相互競爭和對立，而是合作和協商的關系，所以在中國不會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出現“執政黨”、“反對黨” 和“在野黨”。

　　王長江在文章中引用了鄧小平1956年黨的八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王長江引用這些話的目的是想用偷換概念的伎倆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從而進一步在中國推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政治”。

　　鄧小平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是說過這樣的話，報告中的原文是：“黨的狀況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已經在全部國家工作中居于領導地位。……”這里所表達的“執政的黨”已經用后面的“居于領導地位”來作了說明。接下來兩個自然段的開頭用了兩個“執政黨”來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領導)的地位受到了哪些挑戰，一句是：“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下一個自然段是：“執政黨的地位，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這兩個“執政黨的地位”與前面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相聯系起來看，后面的兩個“執政黨”的提法和前面“執政的黨”是相呼應的，“執政黨的地位”必然也是指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從語法上來說，前面說的“執政的黨”“黨”是主語，“執政”是定語。而后面的兩個“執政黨的地位”，本意是“執政的黨的地位”，“地位”是主語，“執政的黨”是定語，用習慣的說法把“執政的黨”簡單說成的“執政黨”作為定語，在這里的“執政黨”不是名詞而是一個詞組出現，這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作為一種名稱是完全不同的。從政治上來解釋更是沒有任何聯系，如果從1956年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所說的“執政黨”和王長江所希望的“執政黨”含義相同的話，為什么長期以來在中國沒有實行這種制度?其實王長江對這一點也非常清楚，要不王長江也不會寫這篇文章，也沒有必要提出“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王長江是在西方敵對國家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收買投靠敵對國家的漢奸們在中國大力宣揚西方資本主義“普世價值”，妄圖在中國推行西方“憲政民主政治”制度的形勢下寫這篇文章。王長江不是引用而是盜用鄧小平的的話用偷梁換柱的手段來為他們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憲政民主政治”制度鳴鑼開道，翻出鄧小平報告中說的“執政黨”作為用來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一顆炮彈，其目的就是妄圖把中國共產黨演變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其用心何其毒也!

　　二、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用資本主義的標準來評價共產黨是錯誤的

　　王長江說：“對中國人來說，‘政黨’是一個舶來品。當政黨被引入中國政治生活時，這種政治現象在歐美至少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

　　“共產黨”這一名稱確實是“舶來品”，“共產黨”組織是在前蘇聯“十月革命”馬列主義傳播到中國后于1921年成立的。王長江說“蘇共模式的影響具有決定性意義。這自然首先與它們都把自己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有關。”

　　王長江在說到“這自然首先與它們都把自己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有關”時把“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有關”的共產黨人說成是“它們”就已經表明王長江不是共產黨人的觀點，他在思想并上不認同自己是共產黨人。并且用“它們”而不是用“他們”來作為共產黨人的代詞，是侮辱共產黨，發泄對共產黨的仇恨的做法。

　　王長江言猶未盡，他的目的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受“蘇共的影響”用馬列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受“蘇共影響”和“把自己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明“深刻影響”中國共產黨的“三大要素”中的要素之一，是與“西歐各國的政黨不同”的。王長江這樣說的意思就是預言中國共產黨是受“蘇共”的影響而不是受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民主政治”的影響成立的，更不是中國國內革命的需求決定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所以注定中國共產黨也必然會象“蘇共”一樣的下場。

　　王長江總結“深刻影響中共的三大要素”定性為：“蘇共模式、孫中山建黨思想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三個要素。”這三個因素曾經對中國共產黨產生過不同的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中國共產黨性質和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起來，產生了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如果只憑王長江所講的這“三大要素”，中國共產黨也許會和別的政黨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可能得到發展，不知道王長江是無意遺漏還是故意把這一決定性的因素閹割掉?

　　王長江說：“蘇共模式是深刻影響中共的居第一位的要素。中共甫一建立，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無論客觀上，還是主觀上，中共都非常明確地把蘇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為自己的學習對象。”并引用毛澤東所描述的，“中國共產黨主要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來證明其定性的確。

　　中國共產黨最早是以蘇共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是影響中國共產黨早期奪取政權進行革命斗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是第一位要素，在中國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中，受蘇共影響的前中共領導人聽從共產國際(蘇共)的指揮領導曾經給中國共產黨的紅軍造成過巨大的損失，解放后的蘇共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敵人，這一點相信王長江不是不知道。王長江把中國共產黨強行和“蘇共”拉在一起，把“蘇共”作為中國共產黨成功和發展的第一要素，其用意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寫到這里王長江筆鋒一轉便接下來說：“這種類型的政黨，從一開始就和西歐各國的政黨不同。”意思是說“蘇共”的滅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和西歐各國的政黨不同”，沒有按照西方的“普世價值”實行西方的“憲政民主政治”，所以導致“蘇共”的滅亡。如果蘇共一開始就按西歐國家政黨的標準成立，實行“憲政民主政治”，就沒有“十月革命”，就不會有列寧領導成立的無產階級政權。蘇共的滅亡不是因為和西歐國家的政黨不同，而是“蘇共”后來背叛了列寧建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理想和信仰，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其性質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相同才導致滅亡。

　　王長江說：“在西歐，政黨的產生和民主的發展相聯系。在與神權專制統治的抗爭過程中，產生了近現代民主政治。”

　　按照王長江的說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民主政治”是在“與神權專制統治過程中”產生的。這樣的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是“無神論”國家，“基督耶蘇”已經滾出了西方國家;另一種解釋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在的“上帝”(神權)不是“專制統治”而是“民主統治”。如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符合第一種解釋則證明王長江說得很對;如果不是第一種解釋而是第二種解釋，王長江則是在狡辯，因為“與神權專制統治的抗爭”“產生了近現代民主政治”的西方政黨仍然在信仰他們的上帝(神)，西方國家的總統或首相往往都是“上帝”的信徒。與神權專制統治作斗爭的人怎么會成為神的信徒?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上帝”(神)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上帝在教徒面前擁有絕對的權威，教徒對上帝也是虔誠崇拜。王長江的目的是要把他自己個人崇拜西方“民主政治”的欲望而連同2000多年前的耶蘇也納入到信奉所謂的“近現代民主政治”中去，真是荒謬至極。

　　王長江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他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膜頂崇拜，只不過是想用抬高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政治”來貶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取得勝利建立的人民政權而已，通過這樣的“對比之下”，說明西方的政黨是“偉大”的，所以忘記了事實的真偽，這就是立場問題。

　　王長江接著說：“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眾作為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者，決定權力的使用，決定直接執行權力的人選，對施權者進行監督，對施權結果進行評價。民眾直接去做這些事情，就是所謂的直接民主。但在實踐中，直接民主的實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礙，如國家規模，公民素質，操作成本等。作為探索的結果，出現了相對直接民主而言的間接民主形式。民眾不是直接、而是通過選出的代表來代行公民職責，控制公共權力，即代議制民主。代議制民主產生了組織民眾的要求。于是，政黨作為利益表達者，作為民眾政治參與的有效手段，理所當然地成了代議制民主的主角。可見，在西歐、北美，政黨一開始就是作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現的。政黨因發揮連接民眾與公權力的功能而獲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為此，西方學者關于政黨的定義，大多以民主政治為背景。”

　　(“理念”一詞基本上是對應柏拉圖的哲學術語。這個術語有時候也翻譯成理式，相，型相等。是一種抽象的精神存在。一切具體的感性的事物，都是分享了它自身的理念才成為這樣的事物。“理念”一般在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常用，大陸過去很少有人用“理念”一詞。改革開放后，“理念”一詞也跟著許多西方的話語來到中國，中國大陸原有的話語體系也在中國共產黨放棄話語權的的情況下徹底崩潰。)

　　王長江身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按理說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員，不是共產黨員怎么能進中國共產黨黨校任教?不是共產黨員更不可能擔任黨校的黨建教研部主任。可是為什么一個黨校的教授，一個共產黨的干部寫的文章卻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為資本主義國家歌功頌德，變成了一個崇拜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的政客，不知道王長江是怎么混進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的，這確實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

　　王長江把西方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描繪得如此之好，完全是一片謊言。從歐美國家對外進行侵略掠奪，對內進行剝削壓迫的大量事實和黑人無辜被殺害的案例給了王長江一記記響亮的耳光。王長江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信仰西方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為什么還要加入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難道王長江不知道“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君而仕”的選擇，難道王長江忘記了在黨旗下的宣誓?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的誓言?

　　當說到共產黨，王長江中又是怎么樣描述的呢?王長江說：“對比之下，在俄、中等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和目的都迥然相異。共產黨不是要在民眾和現有國家之間起連接作用，而首先是要改變現有國家體制。用馬克思的話說，共產黨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現有的國家機器，而是要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炸毀舊的國家權力”。或者說，是要通過暴力手段推翻現政權，奪取權力。只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政黨的特殊功能，看到政黨可以用來作為組織群眾、實現奪權目標的工具，建立政黨才受到了格外重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毫不隱晦地談到這一點。因此，我們使用‘革命黨’這個概念，來表示這個以領導社會底層進行革命、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一般說來不會引起多少歧義。毛澤東用他特有的語言風格很準確地道出了這一命題。他說：‘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而革命，取其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革命黨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現有國家體制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國家對立面，對待國家的方法非常簡單明了：削弱其合法性，破壞其基礎，摧毀其制度。處在這種狀態之下，中國共產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具有半軍事化組織的特征。這個特點幫助中共干成了建立新中國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其行為方式對后來幾十年都有強大的影響。”

　　王長江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受剝削壓迫描述成為“民眾作為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者，決定權力的使用，決定直接執行權力的人選，對施權者進行監督，對施權結果進行評價”;把拿資本家的錢靠資本家賞飯吃為資本家服務的政黨描述成“因發揮連接民眾與公權力的功能而獲得了存在的理由”是錯誤的;反而把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描述成“不是要在民眾和現有國家之間起連接作用”和“把自己置于國家對立面”，把共產黨發動和領導人進行革命，人民擁護共產黨領導革命誣蔑成“只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政黨的特殊功能，看到政黨可以用來作為組織群眾、實現奪權目標的工具，建立政黨才受到了格外重視”，更是錯上加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王長江用西式語言表達的是“民眾作為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者，決定權力的使用，決定直接執行權力的人選，對施權者進行監督，對施權結果進行評價”)王長江把西方政黨的“特殊功能”誣陷在中國共產黨頭上，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嫁接為西方國家政黨的功能，這是天大的欺騙。也許王長江天生畸形，平時都是用手撐著在地上走路，所以他看到的一切都是顛倒的。

　　三、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本質是完全不同的

　　王長江說：孫中山的“以黨建國”、“以黨治國”思想是深刻影響中共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接下來引用“1941年，鄧小平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尖銳批評了“以黨治國”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現是把黨的優勢建立在權力之上，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于一切”，包辦、代替政府的工作。”借批判國民黨的“以黨治國”、“黨權高于一切”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功勞，造謠“共產黨執政后‘以黨治國’，實際上大多數人，包括黨的領袖，都沒有看到其背后隱藏著的重大問題”，把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奪取政權建設新中國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黨權高于一切”混淆在一起，誣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稍微了解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本質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是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終生的，是要消滅私有制，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神論(馬克思主義是無神論)，是主張辯證唯物主義，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證，把“堅持黨的領導”誣蔑為“黨權高于一切”是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國民黨也好，西方國家的各種社會黨派也好，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在野黨，這些黨派都無法做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都不是為無產階級窮苦勞動大眾利益和全人類的解放而奮斗。王長江在文中始終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以及西方國家的社會黨派等同起來相對比，是別有用心的。

　　毛澤東同志說：“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

　　共產黨是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國民黨是鎮壓人民群眾的，共產黨堅持的是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資產階級專政。如果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不是保護人民利益而是象西方國家的政黨一樣保護的是少數剝削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就變成了國民黨，無產階級的黨就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前蘇聯就是因為蘇共背叛了馬列主義，背叛了共產黨的信仰，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才導致失敗。如果中國共產黨按王長江所說的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和國民黨的價值標準來衡量自己，能夠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國民黨等資產階級政黨認同，則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已經改變成和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政黨相同或者相近的組織。那么，共產黨就不會再是為人民服務的，而是象西方的政黨一樣，為了拉選票必須巴結資本家變成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的政黨。這樣，中國共產黨也一定會步入蘇共的后塵最后亡黨亡國，中國人民必將重新遭受深重的災難。用西方國家的價值觀來衡量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就象是拿著秤桿來丈量長度或者是拿著尺子稱重量一樣，完全是錯誤的。

　　共產黨受到不同階級立場的人反對是正常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涂，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毛澤東：《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頁】

　　四、不要站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上來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是與非

　　王長江說：孫中山“建立政黨的目的就是為了組織革命，而不是象西方政黨那樣進行合法的平等競爭。”王長江在這里再一次繼續吹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爭權奪利的“政黨是合法的平等競爭”。卻不揭露“西方政黨”競爭的目的是什么，是競爭為人民服務還是競爭為自己得到更多的選票。更是在“合法”后面還加上一個“平等競爭”，暴露了他的資產階級政客本來面目及其虛偽性，他是在為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憲政“民主政治”作虛假廣告。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都是由資本家壟斷的，貧富懸殊極大，在貧富懸殊的社會里，窮人和富人之間談何“平等競爭”?外國的情況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看不到，但從中國現在因為學習西方國家走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道路造成的貧富差別懸殊導致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現狀就可以知道西方國家是不“平等”的。

　　王長江在文章中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對國家權力非常警惕，認為若不加以限制和約束，國家權力隨時都有越過邊界侵犯個人自由的可能。在中國，政治則一開始就被看作是善事，崇尚賢人治國。”

　　王長江一直沒有忘記用西方國家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政治，他還說：“孔夫子更以此觀念來解釋政治：“政者，正也”。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政治理念，和西方是很不一樣的。人們很少像西方人那樣千方百計地限制和約束國家權力，而是希望國家權力萬能，最好強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攬下來;人們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樣對掌權者保持警惕，而是希望掌權者集道德、權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為民造福。”

　　王長江口口聲聲說西方國家平等、民主，“西方人對國家權力非常警惕”，能“千方百計地限制和約束國家權力”。事實是這樣的嗎?王長江所說的“千方百計地限制國家權力”中的西方人是指有錢有勢的資本家，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是保護資本家的利益的，總統都是由資本家推舉出來的，由資本家當家作主，沒有錢的窮人是不可能限制國家權力的。當“國家權力隨時都有越過邊界侵犯個人自由的可能”時，黑人布朗和馬丁可以有限制白人警察殺死他們的權力嗎?他們再怎么樣“千方百計”地想限制警察的權力也辦不到，因為布朗和馬西都是黑人，是普通的老百姓，隨時有可能遭到美國白人警察的殺害。在美國，白人警察是可以隨便找個借口殺死黑人的，而且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王長江卻把一個可以任意奴役及殺害黑人的西方國家捧為“民主政治”的國家，不知道王長江信奉的是的是什么樣的“民主”，這樣的“現代民主政治”是血淋淋的啊，可想而知王長江的屁股是坐錯了地方，是在為強盜念經，為魔鬼宣道。

　　王長江批判封建儒家思想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借對封建儒家思想來批判中國共產黨。他說：“中共從批判儒家思想開始其革命目標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話語系統來為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制和領導辯護。”并用引用“鄧小平在他1980年名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文章中仍然強調，我們完成了推翻封建主義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務，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因為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付出很大的努力”。借鄧小平批判封建主義殘余的話來攻擊中國共產黨，詭辯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深刻影響中共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王長江說：“中共一直強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黨的最高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這些內容和論斷，除了極個別提法已不再強調外，至今仍在使用。

　　但是，在不同的語境下使用這些概念，其含義卻有很大區別，有時甚至大相徑庭，這種狀況，往往使許多國外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王長江對中國共產黨的以上提法表現出非常不滿，原因是因為“往往使許多國外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這真是奇了怪了，中國雖然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中國共產黨的提法是在中國實行的，只要中國人民認同就是最好的，為什么一定要因為“國外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就不行呢?王長江在這里所指的國外學者是哪些人?不知道在王長江眼中，美國的埃德加·斯諾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算不算學者?英國著名的學者約翰列文算不算?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算不算?……到底哪些國外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是他們不想了解中國還是敵視中國?如果不是，那為什么會感到困惑和不解呢?當年毛澤東在中國比哪個中國學者差嗎?他為了了解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情況也曾主動地學習英文。王長江口中的學者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國尊重中國和中國交朋友，就應該主動地向中國人學習，向了解中國的人學習，而不應該帶著高傲的有色眼光甚至用敵視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和中國人，或者想到中國來改變什么，這樣的外國學者對中國感到困惑和不解是必然的，中國也沒有必要因為這些外國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而按照他們的要求改變什么。

　　王長江在這篇文章中有一個非常顯明的特點，就是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觀來批判(中國)共產黨，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共產黨的本質，站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上來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是與非。在王長江看來，是非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只要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都是正確的，只要不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都是錯誤的，這就是王長江的邏輯，這就是王長江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五、中國共產黨決不能變成資產階級的“執政黨”

　　王長江最后說：“中共對推進黨的改革、推進自身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既有深刻的認識，也有強烈的愿望。一些已有的改革成果具有實質意義。但是，也應當看到，30年的歷程已經把改革推到了深水區。能不能解決改革的深層次問題，越來越取決于黨的自身改革的進度。通過上面的梳理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共面前還存在大量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的帶根本性的問題。”

　　王長江這段話才是他寫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他是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標準要求中國共產黨自身從無產階級“革命黨”向資產階級“執政黨”轉變(和平演變)。他希望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把中國共產黨帶上資本主義的邪路，從而背叛工人階級的利益，放棄“為人民服務”的原則，最后把中國共產黨演變成為資本家服務用金錢拉選票“普選”出來的“執政黨”，其用心確實非常良苦。他在“同情”中國共產黨，擔心中國共產黨不會這樣做。如果王長江能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立場上，真的出于善意，就應該從加強黨的建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緊密聯系人民群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作為出發點來為中國共產黨出謀劃策，而不應該用西方國家邪惡的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標準來為中國共產黨“號脈”。

　　中國共產黨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在以往的斗爭中取得了非常偉大的勝利，“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毛澤東：《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1957年3月18日、19日】尤其是改革開放后，貧富分化嚴重，差別巨大，由于走資派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私有化”制度，為了“市場經濟”效益，官場變成商場可以賣官買官，法院成了“有理無錢莫進來”的地方，導致中國人民由原來萬眾一心、團結一致的集體變成成一盤散沙、各自為陣，勾心斗角的“角斗場”。人們為了個人和小集團利益拉山頭，鬧派性。黃賭毒黑泛濫，走私販賣人口猖獗，車下掉錢有人搶，路上跌倒無人扶，各種犯罪率飚升，物價，住房、醫療、教育、環境、養老、計劃生育、毒食品……

　　以上例舉的這些問題我相信王長江也會清楚，而且應該懂得這些問題為什么會出現。作為中國共產黨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的王長江按理應該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克服這些問題困難，改變這些問題的狀況，防止這些問題的再發生。可是，王長江在批判共產黨的時候對這些問題卻避而不談，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地宣揚西方的“近現代民主政治”，用西方資本主義政黨的標準來批判中國共產黨不同于西方國家政黨的“錯誤”。 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提出要共產黨由“革命黨”向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轉變，把中國引入資本主義災難的深淵，這還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所作所為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不同，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王長江所崇尚的西方國家是以資本家壟斷，靠戰爭發財，靠剝削起家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而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主席說：“人民是什么? 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20日】

　　資本主義國家是在資本家的壟斷下，選舉符合資本家利益的政府，向著勞動人民和一切被壓迫和剝削的階級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如果人民有所反抗或者宣揚共產主義，就會立即遭到取締，予以制裁。對資本家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資本家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權。這和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正好相反。毛澤東同志在這里特別強調了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必須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管制下執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絕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得非常清楚：

　　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

　　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西方國家的“政黨”會“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嗎?西方國家的“政黨”正好相反，西方國家的政黨是為他們國家的資本家服務的。

　　《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革命奮斗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

　　王長江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難道不清楚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嗎?不明白共產黨人是要消滅私有制嗎?要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共產黨人就必須繼續革命，革舊思想的命，革自己的命。如果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革命，就不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勝利以后，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私有制還沒有消滅，共產主義還沒實現，階級敵人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的，共產黨人就要繼續革命。千萬不要有“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松懈，“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共產黨決不能因為勝利奪取政權后受到資產階級的腐蝕由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向資產階級的“執政黨”轉變，中國共產黨如果由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轉變成資產階級的“執政黨”，就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階級，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民將重新起來“革”假共產黨的“命”。

　　真正的共產黨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是永遠為人民服務的。

　　附：王長江的文章《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王 長 江

　　在中國政治體制中，共產黨居于核心地位。這不僅僅是憲法條文中的規定，更是一種既成事實。中國共產黨的一舉一動，都會給中國的發展進程帶來深刻的影響。當下的中國共產黨正處在變革之中。這種變革，既是中國改革的決定性推動力，是理解整個中國改革走向的鑰匙，又在改革的帶動下發生，是中國改革大潮推動下的一個必然結果。這種交互作用，使得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這個黨何以如此特殊?它究竟依循什么樣的規則運行?在現代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中它將有什么樣的走向?本章力圖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簡潔回答，勾畫出當今中共自身變革的軌跡和大體輪廓。

　　一、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形態

　　對中國人來說，“政黨”是一個舶來品。當政黨被引入中國政治生活時，這種政治現象在歐美至少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因此，中國的政黨，在組織理念、組織原則、組織形態、活動方式等等方面，都不能不受到當時已有政黨模式的深刻影響。具體到中國共產黨，蘇共模式的影響具有決定性意義。這自然首先與它們都把自己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有關。此外，已經在政黨政治道路上探索了二十多年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建黨思想，以及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傳統政治文化，都在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可以說，蘇共模式、孫中山建黨思想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這些因素，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深刻影響中共的三要素

　　蘇共模式、孫中山建黨思想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三個要素。

　　蘇共模式是深刻影響中共的居第一位的要素。中共甫一建立，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無論客觀上，還是主觀上，中共都非常明確地把蘇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為自己的學習對象。如毛澤東所描述的，“中國共產黨主要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

　　這種類型的政黨，從一開始就和西歐各國的政黨不同。在西歐，政黨的產生和民主的發展相聯系。在與神權專制統治的抗爭過程中，產生了近現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眾作為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者，決定權力的使用，決定直接執行權力的人選，對施權者進行監督，對施權結果進行評價。民眾直接去做這些事情，就是所謂的直接民主。但在實踐中，直接民主的實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礙，如國家規模，公民素質，操作成本等。作為探索的結果，出現了相對直接民主而言的間接民主形式。民眾不是直接、而是通過選出的代表來代行公民職責，控制公共權力，即代議制民主。代議制民主產生了組織民眾的要求。于是，政黨作為利益表達者，作為民眾政治參與的有效手段，理所當然地成了代議制民主的主角。可見，在西歐、北美，政黨一開始就是作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現的。政黨因發揮連接民眾與公權力的功能而獲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為此，西方學者關于政黨的定義，大多以民主政治為背景。

　　對比之下，在俄、中等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和目的都迥然相異。共產黨不是要在民眾和現有國家之間起連接作用，而首先是要改變現有國家體制。用馬克思的話說，共產黨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現有的國家機器，而是要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炸毀舊的國家權力” 。或者說，是要通過暴力手段推翻現政權，奪取權力。只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政黨的特殊功能，看到政黨可以用來作為組織群眾、實現奪權目標的工具，建立政黨才受到了格外重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毫不隱晦地談到這一點。因此，我們使用“革命黨”這個概念，來表示這個以領導社會底層進行革命、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一般說來不會引起多少歧義。毛澤東用他特有的語言風格很準確地道出了這一命題。他說：“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而革命，取其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革命黨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現有國家體制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國家對立面，對待國家的方法非常簡單明了：削弱其合法性，破壞其基礎，摧毀其制度。處在這種狀態之下，中國共產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具有半軍事化組織的特征。這個特點幫助中共干成了建立新中國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其行為方式對后來幾十年都有強大的影響。

　　孫中山的“以黨建國”、“以黨治國”思想是深刻影響中共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孫中山最早在中國進行了民主革命的實踐，屢試屢敗，但愈挫愈勇，被中國共產黨尊崇為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是向往美國等國的民主制度的，懷有在中國推行民主政治和政黨政治的強烈渴望。同時，他也深知，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在中國行不通。經過不斷思考，他逐步形成了比較系統的關于中國政治發展路徑的思想，即“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思想。

　　“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是孫中山建國思想的核心。他認為，建立政黨的目的就是為了組織革命，而不是象西方政黨那樣進行合法的平等競爭。按照孫中山的看法，黨是未來國家的雛形，人民掌權要通過政黨來體現。作為這一思想的具體化，孫中山把黨設計成政府的模式：設“總理”為黨的領袖，在總理之下分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一旦取得政權，黨就轉而為“國”，代替人民直接行使國家權力。他進而解釋道：“所謂以黨治國，不表示要黨員都做官，然后中國方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后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并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 據此，《中華革命黨總章》把原來所劃分的“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的革命程序改為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統稱為革命時期。在這個時期，“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黨員負完全責任”。 與此相聯系，總章把黨員分為三等：“凡于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于革命軍起義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進黨者，名曰普通黨員。”三種黨員地位不同，享有的權利和待遇也不同。“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勛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秀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之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布之后，始能從憲法而獲得之。憲法頒布以后，公民一律平等。” 至于“國”的樣式，孫中山認為，“此后欲以治國，應效法俄人。”因“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俄國“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政體”，“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 孫中山表示，要“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

　　孫中山“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思想雖然體現了他的革命民主精神，但無疑也有明顯的局限性：他沒有看到政黨和國家的本質區別，似乎認為黨執政后可以和國家是一回事。這個局限性后來不但深刻影響了國民黨執政集團，而且也深刻影響了中共。中共旗幟鮮明地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早在1941年，鄧小平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尖銳批評了“以黨治國”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現是把黨的優勢建立在權力之上，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于一切”，包辦、代替政府的工作。他強調，“‘以黨治國’的國民黨遺毒，是麻痹黨、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的辦法。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我們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 但從后來實踐看，共產黨內更多反對的其實是“以國民黨建國”和“以國民黨治國”。對于共產黨執政后“以黨治國”，實際上大多數人，包括黨的領袖，都沒有看到其背后隱藏著的重大問題。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深刻影響中共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對國家權力非常警惕，認為若不加以限制和約束，國家權力隨時都有越過邊界侵犯個人自由的可能。在中國，政治則一開始就被看作是善事，崇尚賢人治國。中華民族的祖先，也是最早的掌權者，像炎、黃、堯、舜、禹諸帝，他們的權力是和親自嘗百草、造舟車、治洪水這樣一些業績聯系在一起的。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孔夫子更以此觀念來解釋政治：“政者，正也” 。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政治理念，和西方是很不一樣的。人們很少像西方人那樣千方百計地限制和約束國家權力，而是希望國家權力萬能，最好強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攬下來;人們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樣對掌權者保持警惕，而是希望掌權者集道德、權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為民造福。

　　由對政治的上述理解，產生了一種與西方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徑庭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平等的概念幾乎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森嚴的等級概念，強調的是人們之間的差別。有了差別，人們之間就不是用契約聯系在一起，而是用等級秩序聯系在一起，這種等級秩序的基礎是道德。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儒家思想，表達的就是這套理念。就象林語堂先生60多年前一針見血地指出的：它“向統治者宣傳仁慈善行，向被統治者宣傳恭順服從，老年人要慈祥和藹，青年人要尊敬老人，哥哥要‘友與兄弟’，弟弟要謙恭。”即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這種等級秩序進而被類比為家庭中的關系，于是，由血緣關系而形成的倫常關系成為調整個人行為、維系社會穩定的紐帶。在中國古代學者眼里，國無非是一個擴大了的家(而且是父權制的家)，所以叫做“國家”。這種詮釋，西方人很難理解，因為他們的“國家”(nation，state或country)概念中并無任何“家”的內涵。既然國即家，那么，統治者就是家長，黎民百姓就是子女。君主是國土及其附屬物的所有者，是所有臣民的主人，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龐大的行政系統只不過是至高無上的皇權的延伸，各級官吏都是皇帝的奴仆，貫徹皇帝的旨意，管理廣大民眾。對于廣大民眾來說，皇帝及其下屬官吏都是民之父母，必須服從其管理，社會每個成員無不處在宗法與政治等級關系網絡之中。

　　中共從批判儒家思想開始其革命目標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話語系統來為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制和領導辯護。但是很遺憾，傳統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及其頑強地在各個方面體現出來，以至于鄧小平在他1980年名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文章中仍然強調，我們完成了推翻封建主義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務，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因為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付出很大的努力”。

　　蘇共模式，再加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以黨治國”思想的影響，再加上各種外部的和內在的因素，造就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活動的特有形態。

　　(二)黨組織及其運行的主要特點

　　革命過程中形成的特有模式，在中共獲得執政地位后出現了轉型的機會。黨內一些有遠見卓識的領袖也敏銳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開始進行新的思考。鄧小平就是其中一個。例如，他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于黨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不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 黨的其他領袖也有類似的認識。從這個角度講，后來的發展，包括“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廣義地被看作是這種新探索的一部分。遺憾的是，這些探索都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黨的意識形態是其中最為穩定、迄今最少變化的內容。中共一直強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黨的最高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這些內容和論斷，除了極個別提法已不再強調外，至今仍在使用。

　　但是，在不同的語境下使用這些概念，其含義卻有很大區別，有時甚至大相徑庭，這種狀況，往往使許多國外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在領導革命和實行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以上思想合乎邏輯地以所有權力高度集中于黨的形式體現出來。特別是計劃經濟時期，全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都被納入統一管理的制度，要求黨事無巨細、包攬一切，實行黨政不分的一元化領導，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如鄧小平后來指出的，過度集權的體制是成了所有問題的總病根。“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性質，其具體形式實為由黨來代替人民當家作主。這樣的政黨，被學者稱為“全能主義政黨”。

　　具體說來，這個時期的中共主要有如下特點。

　　在組織構建上，形成了權力高度集中、多層級的組織體系，黨組織和黨員都根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要求開展活動。按照“支部建在連上”的歷史經驗，這種組織網絡擴展到國家和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擴展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種類型的組織中，領導那里的各項工作。在中共十一大通過的黨綱中，黨更被描述成“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一表述，后來被看作是完全把執政黨與革命黨混為一談的典型。當然，具體到各個環節，情況也不完全相同。在技術性業務性比較強的單位和部門，業務決策仍由行政負責人主持，黨組織只起“監督保證作用”。

　　在與國家的關系上，“黨的領導”被當成了黨組織以組織形式直接參與政府事務的代名詞。和蘇共一樣，中共也有一套與各級政府及其部門相對應的組織系統，它們同樣參與履行國家權力的各項職能。這就使如何處理黨的系統與政府系統的關系(即人們常常提及的黨政關系)成為共產黨執政特有的一個難題。解決這個難題，通常的做法是把黨的各級組織(它們的領導機關是黨的各級委員會)也作為行使政府權力的主體，爾后把政府權力按照重要和相對次要分成兩部分，由黨委和政府分別掌握。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帶來更多的矛盾。其一，對政府權力的人為分割，往往使權力邊界模糊，黨委與政府越過邊界相互干擾對方事務的事情時有發生，相互掣肘，極大地影響了執政效率。其二，授權關系紊亂。按照憲法規定的原則，行政機關的權力來自人民代表大會，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現在，黨委直接掌握了那部分最重要的決策和行政權力，但黨委和人民代表大會之間并無權力授受關系，權力的來源、性質都很難確定。其三，行政機關掌握的是相對次要的決策權和執行權，卻又與本級黨委形成了事實上的上下級關系，這使得行政機關處在一種兩難困境之中。在理論邏輯上，行政機關只接受人大的授權，向人大負責;在實際運行中，它們則完全聽從黨委的指揮，行政機關和人大之間的權力授受關系變得徒具形式。而且，人大也必須在黨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這又使得人大和行政機關更像是執政黨的兩個執行部門。

　　在與社會的關系上，由于執政黨全面控制了國家權力，社會訴求也被全面包辦，實際上無法產生一個相對獨立于國家和政黨的社會。國家和政黨合為一體，社會又和國家合為一體。社會也因此沒有自己的利益需要表達。所以，雖然由于歷史傳承，也能看到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形式(它們在整個國家體系中被稱為“群眾組織”)，但這些組織不是利益團體，主要目的不是維護各自利益，而是作為貫徹執政黨意志的工具，按照執政黨設定的目標把群眾組織起來，為更好地完成黨的任務而奮斗。這些組織分布甚廣，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例如，除了人們熟知的工會、共青團、婦聯、青聯之外，還有作協、記協、工商聯、殘聯等等。這些組織絕大部分都具有官方半官方性質，其各級機構從國庫中領取活動經費，各級負責人和政府官員一樣確定級別，領取薪酬。

　　中共與社會的關系，還包括一個很特殊的方面，就是與民主黨派的關系。在中國大陸，不只是存在共產黨一個政黨。除了共產黨之外，同時還有八個政黨參與國家事務。這八個政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就和共產黨站在一起，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爭取民主，并因此而獲得了“民主黨派”的稱呼。特殊情況下產生的政黨關系，后來定格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這是一種既不同于西方多黨制、也不同于蘇聯單一政黨的特殊的政黨體制。這一體制強調共產黨是領導者，其他黨派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政治上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共產黨擁有獨享性的執政權。民主黨派不以獲得執政權為目標，而是幫助共產黨執政，相互之間是合作和協商的關系，而不是競爭的關系。當然，如果這些原則在實踐中能夠充分體現出來，這種政黨體制還是很有優勢的。但從當時實踐看，由于這一體制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在相當一個時期發揮作用并不明顯，“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完全停止了。

　　(三)簡短評價

　　以上是對改革開放前中共執政形態的大體概括。總體看，中共執政后，雖然看到黨的活動必然會相應出現新的變化，但遠未達到意識到黨進行改革和轉型的必要性的程度。革命黨的基本特征不但被保留下來，而且由于和權力結合，在某些方面還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從本質上講，這一模式基本上是蘇共模式在中國的翻版。蘇共從一開始就沒有解決好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問題。1917年，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通過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權。掌握政權后，執政黨如何領導國家、以何種形態領導國家的問題擺在列寧黨的面前。不可否認，列寧在實踐中提出了許多有重要價值的執政黨建設思想。但是，由于國內外緊張的特殊環境，列寧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探討這個問題。列寧去世以后，蘇共雖然曾經有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大好機會，可惜的是，蘇共領導人把“革命黨”建設的成功經驗神圣化、教條化，確立了一套在思維方式、目標任務、組織運作等等方面實際上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了“革命黨”特點的傳統模式，還強行把這套模式推銷給了各兄弟黨，包括中國黨。

　　蘇共模式的“新型政黨”和國家權力結合，形成了黨政高度合一、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西方學者稱為“黨國體制”。我本人對“黨國體制”的概括持保留態度，并且對把這一概念是否可用于中國表示懷疑。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和國情、黨情相結合。在民主革命時期，這種結合是成功的，可以說是圓滿地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處在小農經濟汪洋大海包圍之中、工人階級占人口少數的國家，如何建設一個領導革命斗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以及這個政黨如何領導革命取得勝利、成為執政黨的根本問題。但在后來的近30年執政過程中，雖然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執政黨建設問題作了大量探索，進行了大量實踐，取得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但是，總的說來，由于蘇共的強大影響，由于認識上存在片面性，未能對“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黨” 的問題給予系統、科學的解答。

　　因此，整體說來，這30年中共在體制上處在一種過渡狀態。即使把它概括為“黨國體制”，也只能作為某一特定階段的過渡形態來描述，既不能把它看作成熟、固定的形態，更不能當作后續發展的框架和方向來研究。這一體制的突出特點是缺乏穩定性：一是邏輯上，它是一個充滿內部沖突的矛盾體，缺乏一貫性。它力求把政黨的邏輯和國家的邏輯融合在一起，但卻始終因這兩個邏輯的不一致而無法成功。二是實踐上，它難以定型，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嘗試。除了在具體操作層面靠大量的政策、指示乃至革命時期留下的潛規則來推動落實外，整個執政過程缺乏制度保證，只能由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來維持和延續。而運動這種方式的不可靠、不可控性，最終在“文化大革命”上充分體現出來了。

　　這樣一種形態，在執政出現危機時，就出現了變革的要求。這種危機在計劃經濟時期逐步積累，在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日漸暴露，給黨自身的改革提供了契機。

　　二、問題與挑戰

　　對于一個革命黨來說，執政的意義在于，國家公權力不再作為政黨要反抗的對象存在，而是和政黨一起進入到被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系統中。這就使得共產黨處在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狀態，需要扮演執政黨的角色，重新界定與和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遺憾的是，照搬計劃經濟模式沒有為中共朝這個方向探索提供動力。計劃經濟為執政黨設定的全能主義任務，和革命時期奪取政權的任務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在黨內許多人眼里，革命黨既然能夠完成奪取政權的任務，它同樣能夠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這種心理，是在執政后30年繼續沿用革命黨模式的認識論基礎。

　　由此而論，正是改革開放、逐步明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有了現實可能性。轉向市場經濟意味著：第一，執政黨已經意識到，把黨的意識形態作為發展動力是不成功的。歸根結底，還是要充分發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場的推動來實現財富的增長和國力的增強。盡管執政黨和政府可以對市場經濟進行調控，但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本質不同在于它有自己的運行規律。它不再由執政黨和政府去規定人們做什么，而是人們根據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自主地決定做什么。由執政黨掌握的國家權力只是對人們的活動進行規范，防止和解決社會沖突，使社會穩定、健康、協調地向前發展。第二，社會成為除了政黨、國家之外生長起來的另一個領域，即公共領域。市場的發育，公民社會的成長，均是公共領域發展的內容。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社會這一部分是被遮蔽了的，或者說，社會為國家和政黨所取代、吞噬。現在，公共領域的重現，使執政黨面對的關系由一對(政黨與國家)變成了三對：政黨與國家，政黨與社會，國家與社會。第三，市場天然具有超越國界發展的特性。所以，經濟全球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其他方面的變革，國際社會的各種活動，也必然直接或間接地對正在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及其執政黨產生重大影響。

　　從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報告可以看出對這種轉變的完整認識。同時也表明，正是這時，中共對作為執政黨與革命黨的不同有了比較深刻的把握。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 報告認為這是“黨的歷史方位”的深刻變化。面對這種深刻變化，已經在執政中探索了近30年的中共，在黨的活動的方方面面都遇到了新的問題和挑戰。

　　(一)黨的執政合法性

　　中國共產黨是由革命獲得執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執政合法性，首先來自人民對統治集團的反抗。中共在組織人民反抗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并因這種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認同。從這個角度講，共產黨執政的確是經人民同意的，是歷史的選擇。這種說法并不夸張。但現在的問題是，首先，人民的選擇往往是定期的，而不是一次性的。歷史上選擇的結果，不等于人們永遠認同這個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參與到革命中去或耳聞目睹了革命的一代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對曾有的革命越來越陌生的新生代。盡管可以用宣傳教育的方式強化對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的汲取，歷史之頁終歸要翻過去。當革命帶來的政治紅利逐漸消失時，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礎便成為越來越迫切的要求。其次，合法性基礎會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人們之所以支持和參與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因為共產黨許諾要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讓全體人民都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社會。因此，對執政黨的認同，必然逐漸轉向對新社會的期待。黨的執政合法性的高低強弱，取決于黨實現這個承諾的程度。這意味著，在經濟上，共產黨必須通過推動發展來提高自身的合法性。計劃經濟無法為它提供這種合法性，市場經濟成為必然選擇。在政治上，共產黨必須把人民當家作主真正落到實處，繼續用包打天下、包辦一切的方法來執政已經無法贏得支持。民主政治意味著公共權力來自于人民。人民是權力的主人，掌權者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權力。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制度、體制和機制，來反映和體現人民和執政黨之間授權與被授權的關系。這就是民主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制度本身就會越來越成為政黨執政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已有的模式對此顯然是不適應的。

　　(二)黨的功能

　　政黨具有其他組織不能替代的功能，例如利益表達功能、利益綜合功能、政治錄用功能、政治社會化功能等。政黨雖然都履行這些功能，但受黨的目標的引導，這些功能具有強烈的指向性。例如，在不執政、特別是與執政集團進行對抗的情況下，政黨履行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的功能，往往是為了把本階級、階層和集團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充當與其他政黨和階級進行斗爭的工具，以維護本黨所代表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不受損害，其基本指向是斗爭和沖突。在執政的條件下，情況就不同了。由于政治權力表面上是超越社會各種利益之上的力量，掌握了公共權力的執政黨就不能不承當利益協調者的角色，設法調和各方面的利益，鼓勵社會各方的合作，其基本指向是整合。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各種訴求被刻意壓抑，利益被人為地簡單化了，執政者可以輕而易舉地、而且經常是強制性地要求人們的利益整齊劃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情況已經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各種利益迅速分化，人的利益意識不斷增強，多元化趨勢明顯。加上新興傳媒的發展，社會自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即使在西方國家，也普遍地出現了政黨活動空間受到壓縮、政黨地位日漸衰落的趨勢。與利益多元化相應，人們的思想也多元化了，各種意識形態相互影響、相互接近，使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意識形態因素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和作用，強調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往往難以吸引民眾，贏得支持。這種情況，使得以突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優勢為特點的政黨在政治動員、政治社會化方面的功能都大受影響。

　　(三)黨的活動方式

　　在民主革命和計劃經濟時期，中共為自己設定了確切的指令性任務和目標。黨圍繞這些任務和目標調動資源、動員民眾，以便最終完成這些任務，達到預定目標。計劃經濟時期，更是利用行政命令手段，來強力推動執政黨各項決策的實現。市場經濟改變了這一切。市場經濟按照其固有的邏輯運行。除了上面所說的執政黨不能隨心所欲地干預經濟外，還衍生了一系列其他的問題。例如，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由過去公社社員身份變成了獨立的經營者，過去以村為單位的黨組織對農民的吸引力和號召力都大為下降。而在人民公社時期，大量資源，包括土地、生產資料、交換的權力等都是掌握在黨組織手里的，農民對黨組織有強烈的依賴。在城市，企業成了獨立的法人主體，其產品和目標都依據市場、而不是由黨的指示來決定，黨組織不可能再對企業發號施令。相應地，個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也高度合同化了，除了工作關系，個人不再受企業約束，人的流動性大大增強。這種變化實際上也蔓延至整個社會，包括政府機關，個人的角色由依附于單位(有人形象地稱之為“單位所有制”)的“單位人”越來越變成了“社會人”，使得主要依托“單位”存在的黨組織開展活動的效果越來越不如人意。不能否認，由于依然保留著龐大數量的國有企業，執政黨手中可供調動的資源之多，是實行多黨制國家的執政黨所無法相比的。但是，即使如此，由于這些企業也必須按市場基本規則運行，黨的活動也已無法按照過去的方式展開。相當數量的基層黨組織處于癱瘓狀態，說明了情況的嚴重性。

　　(四)黨與國家權力的關系

　　市場經濟使人們的利益訴求落到了實處，從而激發了人們參與民主政治的熱情。這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對“黨執政=人民當家作主”的等式表示懷疑。在黨與國家權力的關系中，最容易受到質疑的是兩條：第一，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怎樣體現人民對國家權力的控制?革命黨的模式不但有替代性民主的特點，而且并未為民主參與留下足夠的渠道。普通民眾感受到了執政黨對國家權力的控制，但執政黨如何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工具、而不是執政黨自己在當家作主，卻缺乏體制的支撐。因此，在人們民主意識日益覺醒的情況下，原有的關于黨的領導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解說似乎以極快的速度變得脆弱起來。第二，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的國家權力會不會腐化變質?如何防止權力腐敗?成為執政黨后，黨手中掌握了權力，由過去處處受權力的壓制，變成了權力的主人。對于權力集中，中共黨內普遍認同毛澤東的說法，認為權力大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與此相反，對權力的約束卻完全被忽視了。根據黨的傳統理論，權力為什么人服務，關鍵在于權力由誰來掌握。共產黨掌握政權，能夠保證權力掌握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中的先進分子手中，也就能夠有效地防止權力的腐敗。雖然根據這一理論，中共向來極其重視各級執政骨干的培養、選拔和教育，但帶來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整個政治體制中缺乏對權力運行進行監督的系統。于是，隨著經濟發展、國民財富增加，腐敗現象便不可遏制地蔓延開來。如何有效地遏制腐敗現象，實現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制約，更進一步說，如何防止黨因為掌權而成為用權力來進行自我服務的既得利益集團，至今都是困擾中共的執政難題。此外，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公共管理革命，也給黨和國家權力的關系帶來了新課題。公共管理革命的基本趨勢之一，就是權力向社會分散，權力主體日益多元化。即使公共權力，也不都由政府一個主體來行使，而是更多的公民成為行使權力的主體。它賦予作為唯一執政黨的中共以更大的責任：它既要主導政府管理從人治模式走向法治化，同時又必須主導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革命黨的模式顯然難以勝任這種轉變。

　　(五)黨與社會的關系

　　社會動員曾經是中共最為得心應手的手段，在組織力量對抗國民黨統治過程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計劃經濟時期，和政黨本身一樣，群眾組織也是被當作階級斗爭的工具來使用的。對社會進行高度行政化的控制，是黨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主要特征。市場經濟的發展，民主政治參與熱情的高漲，公民社會的成長，無疑對這種狀況直接構成了挑戰。民間組織迅速發展，是公民社會興起的標志。據有關統計，僅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基金會、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就已經近43萬家，這里面還不包括比這個數字多數倍的未登記的各種組織。但執政黨發現，這時候的民間組織，已然和革命時期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完全不同。人們為維護自己的利益或為了某種公益目的而成立了這些組織，因而很難再像過去一樣，把它們當作執政黨或政府執行自己意志的工具來操控和利用。面對迅速興起的公民社會，執政黨甚至在思想和觀念上都缺乏準備。不少人較多地看到公民社會發展過程中負面的東西，比較關注它們的非政治性和疏遠黨組織的趨勢，甚至傾向于把它看作動搖黨的執政地位的潛在威脅，把公民的政治參與要求和削弱黨的領導聯系起來，和可能造成局面失控、影響社會穩定聯系起來，因而傾向于采用壓制的辦法，給民間組織的發展設置各種障礙。繼續沿著這樣的思路進行應對，很可能使執政黨和社會的關系進一步惡化。

　　三、黨的改革

　　面對上述挑戰，中共采取了積極應對的態度，與時俱進，選擇了改革、創新的道路。這是一個對黨自身改革必要性的認識逐漸深化、并在實踐中逐漸加大改革力度的過程，帶有典型的漸進特征。最初，改革著眼于類似改進工作方法這樣的細枝末節，到現在，改革已廣泛涉及黨的活動的方方面面。我們可以把迄今為止已有的變化作一個簡單梳理。

　　(一)轉變觀念

　　“黨的改革”這個概念，在黨的正式文件中至今沒有正式使用過。只是在涉及黨的活動的具體方面，才會把它和改革相聯系，例如鄧小平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共極其謹慎地避免用“改革”這個詞來描繪黨內的變革。改革開放初期，在大張旗鼓地談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黨自身的改革只被描述成“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后來，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后，出現了“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提法。 2007年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把這兩個詞疊加在一起，顯然是為了使改革的取向更明確。2009年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總結黨建經驗部分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了黨的建設要“堅持改革創新”，認為這是執政黨建設的一條基本歷史經驗。

　　其實，這種在提法上不斷加重分量的過程，恰恰是黨的執政危機感不斷增強的過程，也是對黨自身改革必要性的認識不斷強化的過程。改革初期，對黨自身的改革，黨內普遍缺乏深刻認識。甚至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經濟上向西方國家學習，搞市場經濟，與此同時，在政治上堅持黨的領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蘇共大張旗鼓地推進“黨的革新”，接下來便喪失了執政地位，這一出人意料的劇變深深地震撼了中共，更使不少人堅信，對黨自身進行改革無異于自取滅亡。這種觀念發生改變，是在改革全面走向深入的過程中。隨著在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中國逐漸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共開始意識到前所未有的新的考驗，開始意識到，即使是由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的工人階級先鋒隊，也面臨能不能經受住這些考驗的問題。改革越走向深入，這種憂患意識越是不斷增強。2004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作出的概括，標志著這種憂患意識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執掌好政權尤其是長期執掌好政權更不容易。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再度強調黨“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黨的執政地位“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并把面對的問題概括為四大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日益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是黨的改革得以進行的前提和基本動力。

　　(二)擴大組織開放度

　　克思主義認為，政黨總是代表特定的階級、階層和集團。根據這一理論，中共把自己定位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 ，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隨后，“工人階級先鋒隊”一直是黨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中的習慣用法。執政后，知識分子和干部都被作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納入“工人階級”的概念，以保證黨的廣泛代表性。在改革開放后社會利益分化、社會階層多元化的情況下，這種“納入”的方式顯然難以反映社會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

　　作為應對，中共提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這一理論的官方表述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一理論的含義非常明顯，就是要“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它承認，“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使用“建設者”的提法，一方面充分肯定這些社會階層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回避了“勞動者”概念會引起的敏感話題，以示和作為“推動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力量”的工人、農民有區別。

　　“三個代表”理論使中共向全社會敞開大門，各個階層的精英都有了進入執政黨的機會。從傳統理論出發，中共曾明確宣稱，“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 根據“三個代表”的理論，則“要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增強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至此，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的“私營企業主能否入黨”的問題通過突破傳統觀念得到了解決。當然，對于“全民黨”的概念，中共依然是不接受的。

　　(三)發展黨內民主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相應產生了對民主政治的強烈要求，中共對民主的認識也由此大大深化了。鄧小平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名言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以至于在黨的文件中出現了“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的論斷。與此相應，發展黨內民主的問題也一再得到強調。從實踐看，黨內民主總體上不及社會民主發展得快，但在黨內權力運行的各個環節上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推進。例如，在授權民主方面，中央對改革完善黨內選舉制度、擴大選舉中的民主和發揮黨代表大會的作用等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在決策民主方面，重視發揮各級黨委全體會議的作用，推行全委會票決制。在監督方面，針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干部這些重點對象，出臺了若干規定和條例，同時各級地方黨委領導班子向同級黨委全委會述職和報告工作，接受全委會的監督。還逐步推行黨務公開，建立和完善黨內情況通報、重大決策征求意見、領導干部重大事項報告和收入申報等制度。財產公開制度也呈呼之欲出之勢。發展黨內民主被看作民主有序推進的關鍵環節。中共認為，黨內民主對社會民主起示范性作用，黨內民主發展了，可以用來帶動和促進社會民主。

　　在發展黨內民主方面，廣大地方和基層的黨組織有著比較強烈的創新愿望和沖動。這些年來，地方和基層的黨組織在黨內改革方面作了大量探索。例如，針對村民自治組織和黨支部之間關系不協調的狀況，不少地方和基層黨組織積極進行了支部書記“兩票制”選舉，旨在增加村民對黨組織負責人的認同感。針對黨代表發揮作用不如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情況，一些地方黨組織進行了黨代會常任制的探索。還有些黨組織更進一步，試行鄉鎮領導班子“公推直選”，增強地方黨組織執政的合法性。這些嘗試，都取得了積極成果。地方和基層黨組織對創新比較積極，原因在于，執政黨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帶來的壓力，首先需要這些黨組織和干部來面對。這可以看作是執政黨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做出回應的具體體現。

　　(四)轉變基層黨組織功能

　　執政黨擔負的責任與革命黨不同，其組織形式也必然要求有相應的變化。革命黨和計劃經濟時期由于黨內權力集中的需要而形成的高度等級制的組織系統，在市場經濟和信息社會的條件下無論如何也難以滿足黨與社會進行溝通的需要。所以，這方面的探索也比較普遍和迫切。

　　這類改革和創新主要發生在地方和基層層面。扭轉基層黨組織渙散、無力的局面，通過轉變功能來恢復和增強它們的活力，在許多地方都成為重要的創新點之一。這自然與執政黨建設遇到的問題首先在地方和基層黨的工作中體現出來有關。中共向來把基層黨組織視為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直接威脅黨的執政地位。所有探索和創新，都圍繞改變那種過時的、按單位和區域建立黨組織來指揮、命令、督促和監督黨員執行上級機關指示的模式而進行。

　　在探索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模式。很難用一一列舉的方式窮盡這些模式，這里僅舉幾種。例如，在基層黨組織的組建方式上，有的地方打破過去地區或單位的局限，以樓宇為單位建立黨組織展開活動。類似的聯合支部在一些地方也出現在若干個規模較小的企業之間。有的地方某種產業發展形成規模，原有的行政區劃已經不能容納人們之間出現的新的聯系。根據這種情況，不少地方進行了把黨組織建在產業鏈上的嘗試。有的把黨的工作與農業的規模經營相連接，把黨的工作落到了合作社、專業協會等新的農業組織載體上。在基層黨組織的活動內容上，有的黨組織著眼于改變過去長期形成的行政化傾向，把黨的活動與社區的服務中心相結合，開發為公眾服務的功能。有的黨組織著力于在企業中協調企業各種利益關系，建設企業文化，增強企業軟實力。目前，上述各種嘗試在各地都有，但比較成功、定型的仍然不多。

　　除了上述四個方面之外，在改善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方面，這些年來更加強調發揮政府、人大、政協等政權機關的作用，強調發揮各民主黨派的作用，強調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其基本方向是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之間尋求協調和統一。但這一探索仍在進行過程中，成熟的成果尚不多見。

　　四、結語

　　總體上說，中共對推進黨的改革、推進自身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既有深刻的認識，也有強烈的愿望。一些已有的改革成果具有實質意義。但是，也應當看到，30年的歷程已經把改革推到了深水區。能不能解決改革的深層次問題，越來越取決于黨的自身改革的進度。通過上面的梳理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共面前還存在大量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的帶根本性的問題。

　　(一)黨內改革創新仍以“外圍戰”、“運動戰”為主，攻堅戰尚未開始。表現在，人們對一些與傳統的原則和做法沒有直接沖突的問題探索較多，如常委會向全委會報告，改主要領導個人說了算為全委會票決制，進行黨代會常任制試點，巡視制等。而對于一些和傳統觀念有矛盾、但又不得不面對的深層次問題，則往往避重就輕，甚至繞著走。例如鄧小平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提出的黨政關系問題，幾乎已不再提及。這使得改革很容易出現變形。

　　(二)制度、體制、機制建設仍有不少空白點。雖然隨著不斷探索，黨內有了越來越多的要求、規定和條例，但這些要求和規定充其量只能叫做制度的要素，因為它們之間往往缺乏有機連接，甚至相互矛盾。形成制度不能缺少要素，但制度絕不僅僅是要素的堆積，而是要素之間有機連接形成的體系和系統。制度建設不能停留在制度要素建設，而應把重點轉向制度體系的建設。中共黨內改革目前似乎尚未完全走出這一誤區。

　　(三)一些舊的觀念依然在黨內有強大影響。這些觀念有兩種類型：一是本身已過時的觀念，例如，依然把對公眾的控制看作基層黨組織的根本任務，就屬于這一類。相當一部分基層黨組織難以發揮作用，很大程度上和沒有改變這種觀念有關。二是原則本身沒有過時，但人們賦予它的內容已經跟不上時代的要求。“黨管干部”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等，都存在這方面的問題。改革越深入，這些未加清除的觀念對改革的阻礙作用越明顯。

　　(四)黨內民主的各個環節發展不均衡。雖然把民主有序發展作為重要的原則一再加以強調，但對社會民主和黨內民主如何互動，授權民主、決策民主、參與民主、民主監督等環節之間如何互動，都缺乏統籌設計，相互之間無銜接、不配套，反而相互掣肘，形成了許多瓶頸，使改革難以推進。乃至一些地方已有的探索，也由于無法突破舊的體制而停止下來，成果難以保留，有的干脆退回到改革前的狀態。

　　(五)既得利益越來越成為對中共執政的現實威脅。體制不科學，本質是權力配置的不科學，在長期運行中必然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這是產生既得利益的肥沃土壤。雖然作出中共黨內已經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的判斷為時尚早，但一些部門、群體的既得利益逐漸形成，并在政治博弈中越來越占據強勢地位，卻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不能針對這種情況，盡快找到相應的對策，改革就可能出現兩種結局：一是改革由于既得利益的阻礙而無法繼續;二是改革由于既得利益的強勢操控而留下大量后遺癥。這對執政黨是極其不利的。

　　(本章作者：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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