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的美國西雅圖少年尼古拉斯·魯賓。
該照片由尼古拉斯本人提供
一個發現國會捐款玄機的16歲西雅圖少年向本報獨家揭秘
金錢與民主，在美國到底哪個重要?尼古拉斯·魯賓，一個16歲的美國少年，恰如《皇帝的新衣》里的那個小孩，喊出一句讓美國冒冷汗的話：“國會議員有些是紅的，有些是藍的，但都是綠的。”
藍的是民主黨，紅的是共和黨，至于綠色，則是美元的顏色。尼古拉斯發明的“綠色國會”網絡瀏覽器插件，揭開美國國會的蓋子，讓大家看到了金錢在國會中的作用。
“國會議員有些是紅的，有些是藍的，但都是綠的。”
16歲的美國西雅圖少年尼古拉斯·魯賓(Nicholas Rubin)自學網絡編碼，推出了一個名叫Greenhouse(綠色國會)的網絡瀏覽器插件，用以幫助人們瀏覽美國國會議員政治捐款的內容。上述語句就是尼古拉斯為這款插件設計的“格言”。
“綠色是美元的顏色。”8月26日，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訪問時，尼古拉斯談到了這句格言：“這款軟件的意義就是告訴人們，不管議員是民主黨(藍)還是共和黨(紅)，他們都逃不開金錢(綠)的魔力。‘綠色國會’就是要揭開美國國會的蓋子，讓大家看看金錢在其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國際金融報》記者也下載試用了尼古拉斯的這款綠色國會軟件，果然，只要將鼠標放在任何一個國會議員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瀏覽該議員每一筆政治捐款的內容，包括捐款數額、捐款行業等。
尼古拉斯告訴記者，他從7年級的一次演講開始就迷戀政治金錢的話題。“我發現普通人很難了解到有關國會議員捐款來源的信息。我設計的這款軟件，就是為了方便人們追蹤政治捐款的來去。”目前，這一款軟件2012年的數據更新完成，正在更新2014年國會選舉的新數據。
“綠色國會”一經推出，就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尼古拉斯告訴記者，他每天都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郵件。“我了解到的是——無關個人信仰，年齡或者國家，人們總會對政治腐敗的話題產生共鳴”。
當然，“綠色國會”揭開的也只是美國政治捐款的一部分。在這個被獻金籠罩下的國會政治，有著更為豐富的內容，更加長遠的歷史。美國獻金制度的最新變化是今年4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違反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為由，取消對聯邦候選人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款額上限的法案。換句話說，捐贈人想給多少人捐，就給多少人捐。
在兩院選舉如火如荼、政治獻金愈演愈烈的今日，聯邦法院的這一裁決可謂“火上澆油”。美國政治捐款將迎來怎樣的新模式?金錢對候選人事業的影響究竟幾何?企業、PAC們又將如何在新的金錢大戰中平衡博弈，把握國會兩院的政治風向呢?
捐款無上限：“固化”的政治獻金體制
所謂捐款無上限，其實就是對現有獻金政治體制的一種“固化”，這也就說明美國政治對于金錢的依賴，越來越深，不可自拔。
“這跟言論自由沒有多大關系。”美國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律師事務所的一名游說人員對聯邦法院的判決不以為然，認為所謂的言論自由只是一個托詞。
這位來自著名美國游說一條街——K街上有執照的“國會說客”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說：“目前的情況是，只要捐贈人想捐，錢總是有辦法捐出去的。”
既然如此，為什么要多此一舉?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王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4月的裁決是對美國現有政治獻金體制的一種“固化”。
其實，K街“說客”所說的辦法、以及王棟所講的“現有政治獻金體制”，指的就是近年來在美國政治獻金體系內所向披靡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簡稱超級PAC)。
超級PAC的出現，也是美國政治捐款法案推波助瀾的結果。據美國原有法案規定，個人對每位候選人捐款不得超過5200美元，對候選人捐款上限總計不得超過4.86萬美元。算下來，每個捐款人一次只能給9名候選人捐款。
然而，2010年1月的“聯合公民訴訟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個人、企業向獨立的第三方機構“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捐款的上限，只要捐款不直接交給候選人本人或其團隊操作，PAC就可無限制地接受捐款，并可自由分配款額，向重點候選人傾斜。
正因如此，2010年后的PAC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捐款“吸金石”，也被稱為“超級PAC”。據Open Secrets網站數據顯示，在2012年國會政治捐款中，超級PAC捐贈額所占的比例已經接近50%。
“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長期研究美國政治捐款的非政府機構“互動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道格拉斯·韋伯(Douglas Weber)向《國際金融報》記者感嘆。
記者進一步瀏覽Open Secrets網站數據發現，不少國會議員募款的“源頭活水”就是超級PAC。以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凱文·麥卡錫為例，他2013年-2014年總共募集到約413萬美元，其中將近60%來源于超級PAC。另一位共和黨眾議員Steve Scalise，超級PAC的募額比例接近65%。
韋伯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只要最高法院不立法制約超級PAC，是不是取消捐款人數限制并沒有太大關系。”
上述K街游說人員也對記者表示：“捐款者不會刻意要求給1個人還是100個人捐款，他們只在乎自己的錢捐到點子上，捐給該捐的人。”
不過，4月的裁決也為政客們的生財之路開辟了新的可能。韋伯介紹：“目前比較流行的一個‘新玩法’是‘聯合籌款委員會’(簡稱JFC)。JFC一般由幾個候選人聯合組成。讓一個捐款人分別給10個人捐款，他可能會暈頭轉向。讓他給JFC開一張大額支票，再平攤給這10個候選人，就方便多了。”
韋伯說，不僅候選人之間可以組成JFC，超級PAC、候選人、競選委員會之間也可以兩兩合并。“可能性是無限的”。
王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超級PAC的出現為美國大幅度政治獻金打開了一扇大門。對之前的美國政治捐款法律而言，超級PAC可說是一個大漏洞。如今的‘取消上限’裁決等于是變相鼓勵，讓金錢干政的趨勢更為明顯。”
尼古拉斯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他對聯邦法院4月的裁決結果持反對意見。“人們當然有捐款的權力，但重要的是捐款的數額和這些數額對執法者的潛在影響。我認為捐款上限是必要的，這樣才能遏止政治系統中的金錢腐敗”。
錢多贏選舉：金錢權力互為因果
金錢的多少基本上就能決定候選人的命運。雖然不能說一定是錢最多就贏，但按統計概率來算，已經很少有意外
在美國律法的推波助瀾下，近年來美國政治捐款的風氣一路上漲，選舉成本也逐年遞增。據美國國家政治金錢學會官網顯示，2012年美國政治選擇的總花費(總統選舉+兩院選舉)接近63億美元，這個數字是2002年的3倍，是1998年的5-6倍。
而捐贈額不斷上漲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金錢與候選人的勝利與否，乃至仕途好壞，有著密切的聯系。
根據“互動政治研究中心”調查，金錢的多少基本上就能決定候選人的命運。“不能說萬無一失”，韋伯表示，“但通常情況下是這樣。”
根據該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2012年兩院選舉中，勝利者的花錢數目幾乎都超出他們對手的開銷。例如，德克薩斯州眾議員Roger Williams的選舉開銷是落選者Betsy Dewey的10倍;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Joe Manchin的參選花費是落選者John R Raese的4倍。
當然，也有少數“以少勝多”的案例。例如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眾議員Patrick Murphy，選舉花銷僅是對手Allen West的1/4。
“這就像打仗一樣。”王棟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如果你糧草豐盛，贏的概率就大。不過也不是說有了糧，仗就一定能打贏。”
韋伯認為，“金錢等于權力”在美國政界是一條潛規則。“花錢少卻贏得選舉的黑馬一般到了最后都被當成局外人——除非他也學會這套找錢、花錢的本領。”韋伯對記者說。
除此之外，議員在眾議院或參議院中的地位，背后也離不開“金錢本色”的推動。尤其是兩院的頭幾把交椅，在吸金能力上均不落后。
據“綠色國會”和Open Secrets網站數據顯示，兩院的領頭人在今年的選舉吸金大戰中幾乎個個表現出色。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已經募得超過1500萬美元，成為2014年眾議院候選人中的翹楚;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凱文·麥卡錫募得超過400萬美元，擠進2014年眾議院吸金能人的前五強;參議院少數黨領袖Mitch McConnell已募得大約1400萬美元，在參議院募款排名中名列第五。
從單個議員的職業生涯分析，也可以看出吸金能力對仕途的重要性。以約翰·博納為例，從1998年到2012年，他的募款金額幾乎呈一路上升的趨勢。隨著職業生涯的延續，不少投資者也“緊緊跟隨”，并“添加籌碼”。
例如，美國AK鋼鐵公司從博納職業生涯伊始就捐款投資，早年間是博納最大的募款來源之一。另外，該公司幾乎逐年增加對約翰·博納的捐款數額，這一趨勢一直延續至今。只不過AK鋼鐵的捐款增幅不大，近年來其光芒已經被各路“新貴”的大手筆所掩蓋。
“金錢和權力往往是互為因果的”。王棟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資深議員的位高、職業生涯長、人脈廣，捐款人也樂意在他們身上砸錢。因此，很難說是金錢決定權力，還是權力誘引金錢。”
企業“墻頭草”：雙邊投資動態押注
“企業捐款卻是一個反復衡量的行為。一般來說，企業捐款者是很務實的。他們哪一方都不得罪，在平衡兩黨捐款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獲利點。”
個人捐款單邊投資，企業捐款雙邊押注，這已經成為美國政治捐款的一個常態。
王棟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個人捐款往往注重信仰、喜好。企業捐款卻是一個反復衡量的行為。一般來說，企業捐款者是很務實的。他們哪一方都不得罪，在平衡兩黨捐款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獲利點。”
從“綠色國會”和Open Secrets的數據來看，2012年，許多大公司都選擇了雙邊押注。例如，美國康卡斯特公司的捐款，61%流向民主黨，39%流向共和黨;摩根大通集團則相反，38%流向民主黨，62%流向共和黨。
韋伯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如果把這些公司合并成行業看，那么雙邊押注的趨勢更加明顯。“這種捐款比例的轉移，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國會中政黨權利的轉移”。
以醫藥行業為例，2008年，醫藥行業公司押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比例是1.37∶1;2010年，這一比例接近1∶1，以民主黨微弱優勢勝出;2012年，醫藥行業的“翻云覆雨手”又將這一比例改為0.78∶1，醫療公司的“寵兒”由民主黨轉為共和黨。根據2014年的數據顯示，醫藥公司對共和黨的傾斜率“有增無減”。
據《華盛頓日報》報道，醫藥行業在2010年前后對民主黨的支持和民主黨的醫療改革措施密不可分。但近年來，特別是2014年兩院選舉，共和黨在國會中呼聲高漲，醫藥行業的錢袋子隨之傾斜，不可不謂是美國兩院權力分布的“晴雨表”。
從Open Secrets網站的數據來看，今年如醫藥行業這般倒向共和黨的行業數量不少，例如保險、地產、能源、建設、交通、農業等。律師和電子通信行業則偏向民主黨。
韋伯不愿就目前數據預測2014年美國兩黨在國會的權力爭奪結果。他只表示：“共和黨來勢洶洶。”
小額捐款：更代表民意但難成氣候
200美元以下的捐款多是來自個人，這些小額捐款帶有強烈的民意。但看看現在美國政壇上的明星們，有幾個是靠小額捐款活著的?
除了來自企業、超級PAC的大宗捐款，小額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也在美國的政治捐款版圖中有一席之地。
在“綠色國會”的設計中，尼古拉斯特別突出了小額捐款在國會捐款中的比例。他不僅標出每個議員收到的捐款中小額捐款的占比，還以該百分比統計出國會議員在2012年的“小額吸金率”排名。
根據尼古拉斯的統計，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民主黨議員Alan Grayson擁有最高的小額吸金率。在給他的捐款中，64%來自于200美元以下的“零錢”。
“諷刺”的是，許多“募款健將”在尼古拉斯制作的這份排名中卻名次靠后。例如，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的小額捐款比率是26.7%，排名第19位。
如果說這個排名還不算太糟糕，那么眾議院少數派領袖Nancy Pelosi的小額捐款比率僅為4.8%，排名第292位，就顯得有點“寒磣”。
尼古拉斯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這個排名的數額差距很大(0-64%)。“比較起來十分有趣。”他說，小額捐款是“透明捐款”理念中十分重要的數字。“我強調小額捐款而不是大筆捐款或者PAC，也是因為‘綠色國會’提倡的就是透明、公正的政治捐款。”
小額捐款雖然是星星之火，它的力量也不可完全忽略。據外媒統計，2012年美國政治捐款中，小額捐款的數額約占37%，小額捐款者約占捐款者總人數的87%。
王棟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小額捐款在總統大選中的作用會發揮得更加明顯。奧巴馬就是著名的“零售政治家”。“2008年奧巴馬對陣希拉里，就是小額捐款戰勝大財團獻金的一個例子。”王棟說，“那時我在美國教書，走在街道上，校園里，到處都有志愿者舉著牌子為他籌款。”
那么，小額捐款能否在兩院捐款中發揮類似的作用?民意能不能對抗“一擲千金”?
“難!”道格拉斯·韋伯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坦言：“小額募款和向大財團募款是兩種不同的籌款方法，一般不能兼而有之。”
他說，相較于總統候選人，國會議員沒有那么大的知名度，最多也就是在自己的選區內比較出名。“要靠積少成多的方式籌一大筆錢，可能性很小。”
韋伯還表示，近年來超級PAC大行其道，再加上法律的傾斜，相比于蜂擁而來的大筆資金，小額捐款往往是微不足道。
“而且，這也要看候選人采取的是什么策略。草根策略也不是人人能選擇的。相應地，候選人也要拿出為民請命的姿態，這可不是容易兌現的諾言”。
錢不夠花：獻金政治無盡的“錢欲”
在獻金政治的體制下，捐款多就是選舉勝利的標志。他們的邏輯是：如果民眾不支持我們，為何我們的捐款最多?因此，在選舉之前，錢當然是越多越好
2014年中期選舉，“美元大戰”的硝煙味已經再濃不過了。
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報告，在這一輪財力PK中，個人捐款者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共和黨陣營中，兩位身家億萬的對沖基金大亨Paul Singer和Seth Klarman分別簽下了一張35萬美元和45萬美元的支票，貢獻給效力于共和黨的超級PAC“終結政府開支”組織。
Paul Singer和Seth Klarman只是眾多“金主”中的兩位。根據共和黨州長聯合會與美國國稅局聯合公布的第一季度募款報告顯示，Citadel咨詢公司CEO格里芬及其夫人、著名對沖基金“Third Point Capital”經理勒布等人均“慷慨解囊”， 捐款力度較之往年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在這一片金錢助力的吶喊聲中，卻出現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據互動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Russ Choma在個人專欄中透露，因為不滿意捐款額落后于民主黨，共和黨幾位領袖近日向黨內成員施壓，要求他們給共和黨眾議院全國委員會繳納“份子錢”。
Choma在文章中透露，在共和黨234個席位中，只有120人“完整繳納”了份子錢。一些黨內的領導人，如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Bob Goodlatte，也身負“債款”。
Choma還透露，議員能否在國會里坐上一把好的交椅，和他們的“交錢態度”以及“交錢數額”息息相關。
外部捐款者如此賣力捐獻，共和黨還要逼內部成員繳納份子錢“遮羞”，聽起來似乎不合邏輯。難道說，對共和黨而言，捐款再多，錢還是不夠花?
韋伯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募款需求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如今的政治選舉中，金錢就代表著人氣，影射著選舉勝利。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在向對方炫耀自己的籌款能力。“籌的款項多，就代表你的勝算大，捐款人也會對你更大方，就像滾雪球一樣。”
王棟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兩黨募款供不應求，一方面也是選舉成本上升的原因。“募得的錢有很大一部分用來買廣告時間。”王棟說，“廣告時間越長，塑造的影響力越大，對對手的攻擊也越徹底。而廣告時間的購買費這些年來直線上升，再加上其他一些成本費的增加，造成現在選舉特別‘貴’的現象”。
“再說，錢難道不是越多越好嘛!”王棟說。
不過，也有不少專家認為為選舉募集大量資金是必要的。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專家Richard Bush就對媒體表示：“金錢是資源，是動員選民必不可少的部分——有時候，選情甚至就取決于你是否有錢租足夠多的巴士去拉那些窮人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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