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個啥?

　　【民主】(democracy)一詞最初源于古希臘語demos和kratia,前者意指“人民”，后者意指“統治”，合在一起構成“民主”，意即“人民的統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也就是說，該詞組的本來書面意思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當家作主”。

　　然而，由于這個清晰的概念被歷史上的剝削階級歪曲和篡改得面目全非，因而【民主】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世界上只有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民主。只有歷史的民主，沒有純粹的民主。自人類產生私有制和階級以后，就只有階級的民主，沒有超階級的民主。

　　“民主”和“專政”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特定的民主要求和依賴于特定的專政，特定的專政保障和服務于特定的民主。

　　“民主”與“自由”都是歷史范疇，但二者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概念。人民的民主意志(在剝削社會中則是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意志)經過集中，上升為法規、紀律、秩序，界定了允許的“自由”內涵和外延。即是說自由不得抵觸民主的意志。

　　一、現實中的“民主聲浪”

　　當代中國社會把“民主”炒得很熱。這是因為:

　　(一)民主的缺陷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民主制度的構建和執行中有很大的缺陷。

　　(二)工農基本群眾呼喚“民主”

　　他們要求改變弱勢群體地位，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行使領導階級和國家主人的政治權力，增強自身意志對國家大政方針的影響力，并要求他們的根本利益通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予以保障。他們強烈的憎恨叛國、賣國、腐敗、剝削、壓迫的反人民罪惡，他們急切盼望要把若明若暗的賣國、殘酷剝削的資本和違法亂紀的權力都“關進籠子里”。

　　(三)愛國知識分子呼喚“民主”

　　他們要求堅決反腐敗、肅漢奸，增強人民民主專政，維護國家統一、主權獨立、領土完整、民族尊嚴。他們盼望在國家決策中能夠認真的聽取和考量其心聲。

　　(四)廣大青年學生呼喚“民主”

　　由于現實教育思想的混亂，盡管青年學生對“民主”概念和內涵的理解難免迷惑甚至錯誤，但是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本來愿望是為了民族強盛和社會進步。

　　(五)新生的民族資本要求“民主”

　　當著他們的生產、經營在國內市場受到外資的擠壓;當著他們的產品在西方國家受到無理的制裁、虐待時，他們就更加對我國招引外資的優惠、寬松政策憤憤不平。他們盼望中國政府“先疼自己的孩子”，從嚴節制外國資本，保護民族資本，對等、對稱的設立外資、外商、外貿政策。他們由衷的希望中國“把外資關進籠子里”。

　　當著他們的產品遭遇國企的市場競爭時;當著他們的生產經營想打進國有企業早就占優勢地位的領域時，他們就會指責 “壟斷經營、起點不平等”，就會抱怨政府“應該對兒子和外甥一視同仁”。他們要求政府給私有制企業更高的權益、更大的優惠。他們要求把國企及整個公有制“關進籠子里”。

　　當著他們的意志和權威遭遇雇傭勞動者的合法意志和尊嚴的反抗時，他們忌恨“企業不自由、企業主權力太小”，要求按資本家自己的認可標準，把“刁民”和勞動者的“額外權益”都“關進籠子里”。

　　當著官場來向他們耍腐敗時、當著政府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騷擾了他們時;當著國家的某些法規增大了他們的成本、削減了他們的利潤，給他們制造了獲取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麻煩”時(如:對消防、環保、稅收、勞動安全、勞動保障、雇員待遇等法規要求)，他們就會耿耿于懷的期盼“把權力關進籠子里”。

　　他們要求繼續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以保障自己的資本安全運行，以保障資本最大化增殖。

　　(六)外資和買辦資本喊叫“民主”

　　他們對中國眼下的資本輸入、商品輸入的優惠、寬松政策，仍然不滿。為了加速掠奪中國的資源、環境和低成本的勞動力血汗，他們要求把中國的國家主權和法規“關進籠子里”，以徹底享受中國在半殖民地時期，洋鬼子曾擁有的“治外特權”。

　　這幫真、假洋鬼子狐假虎威，牛×得很。美國股份的【康菲公司】在渤海灣發生大面積漏油事故，照成了渤海大面積的重度污染。漏油之初【康菲】置之不理、明知故縱。面對中國官方的追究，它們傲慢無禮的戲耍、欺騙、對抗。并且在漏油期間，利用自身在渤海灣漏油罪行造成的國際影響大做品牌廣告，慶賀自身的知名度、業務成交量在渤海灣漏油后皆大幅度增加。像美資【孟山都】……

　　(七)色彩顛覆分子叫囂“民主”

　　我國的色彩顛覆分子多為“政界裸官、商界老板、文化精英、社會公知”，他們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宿敵。他們就是西方在華的特洛伊木馬——“第五縱隊”。他們多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有深刻的淵源，甚至或有西方國籍或有西方準國民的身份，此點正逐漸的被剝露出來。

　　他們依仗西方勢力叫板“獨裁、專制”，要通過他們要求的“民主線路和程序”，“理直氣壯”的恭迎“八聯”主宰中華，急不可耐的賣國投敵。所以他們公開歪曲歷史、編造謊言給“八國聯軍、半殖民地時代、民國、帝國主義”平反;給“秦檜、李鴻章、汪精衛…”正名。

　　他們仇恨四項基本原則，和西方一唱一和，利用“改、開”的名義，要完全改掉姓“社”的制度;要徹底推翻姓“共”的政權;要原滋原味的翻版西方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他們猖狂得很，羅援將軍在微博上一句“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話，就招致他們氣勢洶洶的圍攻。

　　(八)叛國分裂分子叫囂“民主”

　　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公開扶植下，我國的“臺獨、藏獨、疆獨”分子以及潛在的“自治”分子，也在頂禮膜拜“民主”。他們認賊作父、內外勾結、狐假虎威，首先想試圖利用“民主形式”搞叛國、搞分裂，殺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分子和色彩分子是美帝豢養的兩只潛華奸狗。如果說色彩分子的任務是使祖國“大腦癡呆、神經錯亂”;那么，分裂分子的任務便是肢解祖國的“軀干和四肢”。

　　(九)美國和西方叫囂中國必須實行“民主”

　　這些年美國戰略重心移向西太平洋，在中國周邊緊鑼密鼓的部署導彈、建設機場、游弋軍艦的同時，和西方勢力、中國內奸在中國境內撥弄是非、制造動亂，威脅中國必須翻版西方的“民主、人權”。美國把敢于公開叛國、反華、反共、反毛的中國民族敗類統統戴上“民主斗士”的花環，儲備、保護、豢養起來，并盡力募集、收買、擴大在華的“第五縱隊”勢力，作為西方滅亡中國的內應。

　　美國和西方恫嚇中國必須實行“民主”，是要中國的色彩分子、分裂分子盡情賣國、盡情腐敗、盡情動亂、盡情顛覆和分裂，直至改旗易幟、“精英”執政，并且要將祖國四分五裂。美國恐嚇中國官方不得干預如此的“民主”進程。待到“民主”瓜熟蒂落之日，西方資本就會來摘桃子，收獲新式的殖民地。

　　美國習慣用“民主、人權”強奸世界且每每得手。它的手段是:經濟制裁、美元掠奪、間諜活動、操控內奸、制造內亂、施加外交壓力、進行政治顛覆、進行戰爭威脅、發動戰爭;它的追求是:美國(資本)的利益、西方的理念、霸權主義的思維。

　　雖說懦弱的怕蠻橫的，然而蠻橫的卻怕不要命的!小小古巴近在咫尺，美國愣是不敢動，它怕非禮時，被強硬的古巴撓個滿臉花。美國動不動就叫板世界，這次在朝鮮要決心與美國死磕的高聲叫板聲中，美國人灰溜溜的軟了下來。

　　(十)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共同“民主叫囂”

　　當國內外反動派策劃的要中國改旗易幟、民族分裂的破壞和動亂，遭遇中國【四項基本原則】歷史底蘊的回擊時;當國內外資本的意志和權威遭遇中國勞動人民意志和尊嚴的反抗時;當西方勢力、國內賣國勢力、分裂勢力、色彩勢力、腐敗勢力遭到中國人民的聲討時，國內外的反動勢力就一致要求把“四項基本原則”、把影響普世價值在中國穩固生根和發展的“不穩定”分子，“關進籠子里”。

　　上述的各類“民主聲浪”攪在一起，龍蛇纏繞、是非混雜，而且相互之間對立、沖突，并且與我國現有的“民主制度、民主效應”之間呈現矛盾。

　　二、歷史上的“民主形態”

　　在階級社會中，歷史上出現過的民主形態有:奴隸主階級的民主;地主(封建)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

　　(一)奴隸主階級的民主

　　古希臘的雅典城邦，“伯利克里時代(約公元前462——公元前429年)”的“民主政治”，推動了奴隸制的歷史進步，是實行【奴隸主階級民主】的典范。

　　【伯里克利】是古希臘奴隸主階級的著名政治家，是奴隸主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者。在他的推動下創立了“奴隸主階級的民主政治制度”，主要內容如下:

　　1、設立“公民大會”作為立法機構和最高權力機關。“五百人議事會”(各部落輪流執政)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負責在公民大會閉會期間處理日常事務。公民大會及其常設機構負責通過法律，解決戰爭與城邦糧食供給問題，聽取執政官等負責人的報告，審查監督國家官吏，審查和終審陪審法庭的案件，并決定國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務。大會每月大約舉行四次，在公民大會中，容許有充分的發言自由。但是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有權參加公民大會。

　　2、陪審法庭成為最高司法與監察機關。

　　3、各級官職向公民開放，并都以抽簽的方式產生。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有資格擔任除“十將軍”以外的幾乎一切官職。

　　4、鼓勵公民積極參政、積極參與社會文化生活。向擔任公職和參加政治活動、社會文化活動的公民發放“工資、觀劇津貼”。

　　5、嚴格限制取得雅典【公民】身份的范圍，規定凡父母雙方皆為雅典公民者才可獲得雅典公民權。

　　于是，雅典形成了一個“主權在民”的民主政體形式。

　　那么，這是否就是真正的“人民的統治”、“人民當家作主”呢?

　　實際情況是，在雅典全盛時代，【雅典公民】只限于奴隸主和自由民。其總數(包括婦女、兒童在內)大約為90000人。然而其中約占65000人的婦女、兒童是沒有政治權利的，居留雅典的外邦人更沒有政治權利。特別是構成“雅典人”絕大多數的男女奴隸(約365000人)，他們不但沒有公民權，不能參與任何政治活動，而且喪失了人身自由，任由奴隸主隨意虐待和殺害。奴隸們被迫在手工作坊、礦山、農場，以簡單的勞動工具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

　　事實上，在約至少45.5萬雅典人中(9萬有公民資格的人+36.5萬奴隸+若干外邦人)只有約2 .5萬成年男性公民才有權行使民主權力。也恰恰是在對奴隸實施壓迫和專政的前提下，在奴隸們艱辛勞動的基礎上，才建立了“公民”的民主。

　　奴隸社會當牛做馬的奴隸渴望他們的民主，他們殊死追索奴隸階級的民主。如【斯巴達克斯】等奴隸起義。

　　(二)地主階級的民主

　　在我國唐初的【貞觀之治】中，唐太宗李世民施行的“民主政治”，推動了封建制的歷史進步，可以作為“地主階級”民主的典范。

　　“貞觀之治”是我國和世界封建歷史中最為輝煌的范例。“貞觀之治”是指唐太宗李世民能“廣開言路、招賢納諫，整頓吏治，選賢任能;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緩和階級矛盾;以農為本、發展生產、興盛工商，促進經濟繁榮;反對奢侈、厲行節約，提倡簡樸之風;重視教育、完善科舉、設館興學、撰經修史，促進文化發展;平定外患，穩固邊疆，拓寬疆土;積極開展外交、外貿和對外文化交流。使得社會出現了相對安定和迅速發展的局面，使得我國當時無論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都遙遙領先世界。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在戰國七雄兼并小國、終為秦統一天下的歷程中確立的。“中央集權、皇權至上”是中國封建政體的突出特點。因親眼目睹隋煬帝的專橫跋扈、剛愎自用、殘暴無度，激化了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的矛盾，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導致了隋朝的加速滅亡，所以李世民即位后，常用隋煬帝作反面教材警示自己及官吏，常敲“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警鐘。

　　在唐初的政體、國家制度、和執政實踐中體現著濃厚的地主階級民主的政治色彩:

　　1、慎用皇權 分權“三省” 相互制約

　　唐初，進一步規范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形成了以皇權為中心、三權分立的政體格局。三省:為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尚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書省主要負責秉承皇帝旨意合議、起草、發布詔敕;門下省主要負責糾核朝臣奏章，復審中書詔敕，如認為不當，加以駁正(當時魏征就供職于門下省)。中書、門下二省都設有諫議官員，履諫諍之責，以匡正皇帝的過失;尚書省負責貫徹執行“詔令、政令、律法”。

　　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相于中書省進行合議，合議決議報皇帝初審后，再由中書省送門下省復審，門下省認為不妥的，有權拒絕“副署”。正常情況下，詔令缺少副署，要依法推遲頒布，待皇帝、中書、門下統一意見后，才正式成為國家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這樣的行政體制體現了皇權的自我制約，體現了中央集權內部的民主運作。

　　2、強化監督機制

　　太宗時，擴大監察機構和諫官的權力，積極鼓勵臣下直諫。中央設“御史臺”掌對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監察、彈劾;參與刑獄要案的監審。

　　唐初的地方行政仍為州縣兩級制。李世民在州之上又設了“道”(監察區)，把全國劃分為十個“道”(監察區)。每道設采訪使一人，督察所屬州縣的執政效果和官吏作風。中央還時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考核。以從嚴治政、治吏。

　　3、實行寓兵于農、兵農合一的“府兵制”

　　府兵是唐初的主要軍事力量。“軍府”是軍事編制的基本單位，每府軍力約一千人左右。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府兵”二十一歲入軍，六十歲免役，服役期間，免除其身的租、調。征點標準是“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府兵，農忙時生產;農閑時操練;戰時則應召作戰;戰罷歸府。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勞動人民的經濟負擔。

　　4、實行“均田制”

　　隋末大亂，人口死散很多，土地大量荒蕪。利用荒置無主的土地資源，唐初實行了“均田制”:

　　(1)庶民依據戶籍授田。【丁男】(21至59歲的男子為“丁”)和十八歲以上的【中男】(16至20歲為“中”)授田一頃。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可以傳給子孫，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后要還官。

　　工商業者的永業田、口分田減半授給。

　　老男(60及以上者為“老”)、重病者、寡妻妾、殘疾、男女僧道酌情減授。

　　若逢狹鄉(無主荒地少的地區)則依據具體情況，少授、半授、不授。

　　(2)對封建貴族和官員授田另有優惠規定。最多者為“親王”，可授永業田一百頃;最少者為“武騎尉”，可授永業田六十畝。各級官員另有數量不等的【職分田】，以其收入作為俸祿的一部分。各級官府還有數量不等的【公廨田】，以其收入作為辦公費用。職分田和公廨田在原任官離職時，則由新任官原數接管。

　　權貴們“應獲”的授田，要優先于庶民予以保障。

　　(3)唐初的均田制是在維護原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實行的，并不觸動地主已占有的大量土地。在均田制度上，封建權貴、官吏有權幾倍直至百多倍的多于庶民獲田。在授田實踐中，地主獲田往往逾限;農民授田往往不足額，獲田不過十畝、五畝者，并不少見。盡管如此，農民畢竟通過均田制得到了一些土地，而且均田制禁止隨意買賣土地和無限占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改善農民境遇、發展生產、緩和階級矛盾的積極作用。

　　5、施行“租庸調”法

　　“租庸調”法是唐初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實行的“賦、役制度”。租庸調按丁征收。每丁每年交納粟二石，稱為【租】。每年，植桑區交納絹二丈、綿三兩，種麻區交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為【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每天折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稱為【庸】。若官府需要額外加役，十五天免調;三十天租、調全免。額外加役最多不能超過三十天。

　　比照前朝，“租庸調”法規范并節制了國家的賦、役強度。給予農民有較多的時間和一定的自主選擇余地來經營農業生產。

　　6、修訂律法 減輕刑罰

　　唐代法律分為“律、令、格、式”四種。【律】是刑法典;【令】是關于國家制度的規定;【式】是行政法規、細則;【格】是對“律、令、式”所做的補充和修改。四者以【律】為重心，合成法律體系。【唐律】從高祖時始制訂，到太宗時完成修訂。【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條。刑名有笞、杖、徒、流、死等五種。在量刑定罪上，【唐律】比【隋律】有所減輕。

　　唐律的基本精神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亦把危及封建統治安全的“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大不敬、內亂等定為“十惡”。“十惡”大罪定要嚴懲，一般不予減、贖，有些甚至遇大赦也不能免罪。為了保證封建國家的剝削效益，唐律對勞動人民不按期交納租調、服徭役，規定了刑罰。

　　唐律還規定了貴族、官僚、平民、部曲以及奴婢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貴族、官僚犯罪可以減罪、贖罪以及用官抵罪。平民如果冒犯貴族、官吏，要加等治罪。主人可以任意毆打部曲甚至打死。主人只要報請官府，可以殺死奴婢。

　　7、發展文化教育 大力培養人才

　　(1)設館興學。中央設國子監，延聘名儒出任學官，生員多至萬人。下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等六學;同時擴建地方州縣學校，鼓勵生員入學;在京設“弘文館”，新征集圖書二萬余卷;獎勵學術。

　　(2)撰經修史。太宗下詔修諸經正義及史籍。命孔穎達等人修定《五經正義》，統一南北經學;又置國史館，修撰前朝國史，并由宰相監理。

　　(3)太宗重視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和唐文化傳播。接收大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高句麗、新羅、日本、高昌、吐蕃等國的公派、民間留學生包括君王權貴子弟源源不斷的來華求學，僅日本的官派留學生就有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后，效仿唐初的國家制度和文化形態，在日本進行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社會改革即【大化改新】，使日本社會發展出現了大躍進。

　　8、求賢若渴、廣納人才

　　太宗曾先后5次頒布求賢詔令，廣開納賢渠道，并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范圍和人數。唐初，取士任官，選納多途。除“科舉取士”外，尚有“門蔭入仕、薦舉、軍功入仕、上書拜官、應征入仕”等。比照“科舉”的入仕任官，上述的其他方式更為直接、便捷，其中十數年而至卿相的大有人在。

　　(1)多途取仕

　　門蔭入仕:“門蔭入仕”是封建權貴、特定品級官吏的子、孫可以直接“蔭官”(分為10個檔次)的封建等級特權制度。是以貴戚子弟，例早求官，童稚之年，已襲朱紫。唐代的門蔭入仕較之科舉入仕，在初仕定品的規定上享有顯著的優越。

　　薦舉:有詔薦、公薦、私薦等形式。武德、貞觀年間，多次下詔求賢。公薦和私薦，在唐初尤為普遍，中央與地方的公卿長吏，均有向朝廷薦舉人才的權力和義務。唐初有很多人因薦入仕得官。

　　軍功入仕:軍功入仕是征戰立國、定國的現實政治需要。唐初，政權草創，兵戈頻動，積軍功而入仕者在官僚隊伍中占比不小。至貞觀中期，雖國家承平，地方刺史中仍多是武夫勛人。……

　　(2)“科舉”制度化

　　科舉制始創于隋朝，至唐初進一步發展、完善并制度化，成為選拔官吏的重要途徑。

　　唐代科舉分為“常舉”和“制舉”。

　　常舉歲考一次。科目主要是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秀才、道舉、童子、一史、三史等科。常舉的應考者有兩個來源，一為由各級各類學校保送的“生徒”;二為經州縣考試選拔的自學者即“鄉貢”。

　　“制舉”是由皇帝主持，按形勢需要臨時下令舉行的考試。制舉名目繁多，其中較常見的為“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學宏詞、才堪經邦、武足安邊”等科。一般士人和現任官吏都可應考，錄取者，優予授官或官職晉升。

　　唐初科舉制度有利于庶族地主參政，進一步充實、鞏固了封建統治的階級基礎。但科舉制旨在收集為封建統治服務的人才，其選士入官多是出在上層社會，出在中層的不多，出在下層的微乎其微。

　　科舉制度比照世襲、門蔭無疑是歷史的進步，但也是剝削階級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設計的一個精美的牢籠。唐太宗在一次檢閱進士隊伍時，曾興奮不已的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考中了的，來作他的順臣;考不中的，皓首讀經，一生消磨掙扎在科場上。唐代詩人趙嘏言“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唐代，參加科舉必須具有封建官府、官吏、學府、名流的舉薦，表現了剝削階級的階級狹隘性。當時最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都沒能通過科舉考試，亦見通過封建科考鑒別人才局限性。

　　李世民認真吸取了剝削階級進行殘暴政治壓迫、無度經濟剝削、統治集團驕奢淫逸、國家吏治腐敗而造成官逼民反、社會動亂的歷史教訓，開創了“貞觀之治”， 促進了經濟、社會的顯著發展，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地主階級民主政治的典范。

　　但是貞觀的民主政治是封建權貴、地主階級內部的民主，是建立在對農民階級和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基礎之上的，旨在維護封建政治壓迫、地主階級經濟剝削的長治久安。勞動人民膽敢怠慢經濟剝削、膽敢反對政治壓迫就是犯罪，乃至犯了“十惡”不赦之罪，而且勞動人民連“諫政”的權力都沒有。

　　(三)資產階級的民主

　　資產階級民主的主要內容包括:“私有資本神圣不可侵犯;多黨競政;三權分立;競選制;法律平等、法定自由等”。

　　資本主義上層建筑中的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及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運作的本質，就是保障資本特別是壟斷資本在國內外的安全運行和最大獲利。就是維護資本特別是壟斷資本的專制統治。

　　資產階級民主比照奴隸主階級民主、封建階級民主，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進步。然而，對于“主權在民”來說，它更具欺騙性。

　　1、私有制(資本)神圣不可侵犯

　　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資產者統治的國家，首先是大資本、大資產者統治的國家。其國家機關不過是為資本、資產者服務的政治工具。資產階級國家保護私有制，首先是保護資本，特別是保護大壟斷資本。資本主義取締了封建特權，確立了資本的社會統治權利。

　　資本，是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主導力量;是決定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的核心因素。資本的增殖、擴張、兼并、集中，便是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內在運行目標、深層發展線索。資本的自由競爭必然導致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壟斷。資本，首先是大壟斷資本集團、大壟斷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真正統治者。

　　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私有資本排斥一切高于、別于自身利益的異己政治權威，不管它是個人權威、政黨權威還是階級權威。在資本主義自私獨立、利益分裂的社會基礎上，在頻繁動蕩更迭的政治格局中，任何國家權力、社會政黨和國家政首個人都沒有長遠跨越、包容、指揮多元私有制的領導權威。除非為了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應付戰爭和重大災害，任何執政黨、國家政首都沒有按照社會需要觸及私有制的權力。

　　追隨和圍繞資本不斷增殖、擴張、集中自發經濟運動的中心線索，資本主義社會不斷的跟進和發展。縱然是謀求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也無非是資產階級政府能持續的保障資本充分運作的社會條件和自然條件。

　　與其它社會形態的私有制國家一樣，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反對社會形態的自覺遞進，而且否認社會持續發展的明確、固定目標，不過在自覺的維護著私有利益自我驅動的，資本主導的，自發、盲目的社會運動形態。

　　如果把資本主義國家比作一個企業，那么多元的具體資本就是股東，大壟斷資本就是董事，國家政權不過是經理人，國家政要不過是資本的雇員。

　　2、資本利益需要多黨競政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通常都是有兩個以上的資產階級政黨，通過宣傳、主張自己的具體政見，競選自己推出的各級議員、政首，爭奪對國家權力的直接操控和執掌。競選中獲勝的執政黨，以政黨的集體思想經驗和政治能量夾持、支撐任職政要;其他政黨作為“在野黨”通過自己的思想、政治能量，監視、揭發、批評、彈劾國家政權、政要的行政過錯。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多黨競政的政治現象。

　　一般的說，資產階級革命對資產階級政黨的依賴性不強。由于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只是改變私有制形式，原則上并不改變原私有制中的占有關系，加之資產者在社會經濟力量上的強大，所以其革命任務相對簡約。所以，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沒有幾個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成功地全程領導了資產階級革命并最后奪取勝利的資產階級政黨。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既有全程領導了資產階級革命并取得了徹底勝利的政治資本;又兼有在確立資本主義制度之后，可以超越不同資本間的矛盾和競爭，能夠充分代表一切資本、資本集團利益和愿望的政治權威。

　　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和競爭的特性，造就了多元不同資本、資本集團之間可能具有不同乃至相悖的具體價值取向，可能發生利益爭奪的矛盾、沖突。

　　資本主義國家在原則上是保障資產階級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但其國家行為不可能在何時、何地、何種問題上都均衡的有利于一切資本和資產者的利益取向。當然是首先保障大壟斷資本、大資產者的利益和意志。

　　資本主義的國家行為，對資本運作的利害關系極大。為了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同的資本和資本集團都必須培植、尋覓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代言人參政、議政、監政。即資產者尋求和收買資產階級政黨、政客，以掌控、監督、制衡國家政權，維護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至少要有兩黨以上的多黨競政，才能滿足多元資本主張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客觀需要。

　　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確立之后，適應充分代表和維護不同資本、資本集團利益的需要，作為資本的政客，資產階級多黨競政的政治格局歷史地出現了。

　　3、議會制度和三權分立

　　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制度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政體形式，可以較為有效、充分地維護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體現資產階級的整體意志，也把剝削階級的“民主”推向了歷史的極限。

　　這個政體形式運作、制衡的表象，特別是資產階級議會對國家政治生活的若干決策和監督權力，容易使人們產生資產階級民主真實性、充分性的印象，容易使人們忽視這個民主的狹隘社會基礎和真實階級本質。

　　議會政壇對國家生活進行政治牽引、立法約束，對國家權力機構及其官員施政不斷的施行建議、監督、批評、彈劾，有時也為社會下層人群訴求小恩小惠的社會利益。議員們在維護資產階級根本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拼力爭奪著不同資本各自具體利益的最大化。為了一個具體資本的利益，其代言人可能也可以利用合法的形式攻擊和褻瀆任何異己的社會權威、國家權威。

　　議會充斥著議員們自由的討論、爭論、辯論、指責乃至叫罵，不斷的重復著“民主發言、民主提案、民主辯論、民主表決的民主程序”，持續的散發著濃烈的“民主氣氛”。 然而，議會制度的設立和運行，只是為了資產階級的整體意志得以實現，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效能最大化、最久化，為了捍衛資本主義制度的長治久安。

　　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的制度和運行實踐，總的說來其運轉有序、制衡有效，防范著個別資本、資本集團的國家政治生活的壟斷，充分維護著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為何資本主義社會普遍采用三權分立和議會民主的政體形式?

　　從內在本質原因上說，其是多元私有資本間利益關系對多元政治權力的需求和依賴，是資本競爭的經濟本性對政治形態的規定。

　　具體的說:

　　①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和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與資本主義的國體相協調，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相適應。

　　②不同資本、資本集團之間既有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連結和維系，又有各自相互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

　　③在市場競爭中，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資本經濟屬性本身、藐視和排斥一切異己的社會權威。但是資本的經濟運轉不得不服從于國家法律的強制性規范;不能不借助于國家法律的保護;不會不重視和要求國家法律最大化的體現自身的利益。

　　資產階級法律反映著資產階級的整體意志。與其他的資本主義政治權威相比，資產階級法律可以穩定、持久、有效的代表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④政府的方針、政策、法令及實踐活動等國家行為，對資本運轉效益的現實影響甚大。在維護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同時，無論在國家施政的客觀因素上還是在行政首腦的主觀因素上，都不可能也不允許時時、處處均衡各資本、資本集團間的利益關系。各任的資產階級政府總要程度不同的格外謀求和庇護特定資本集團的特殊利益。

　　所以大資本集團依據競選獲勝的可能，要么推出自己的人參加政要競選，要么以贊助競選等政治獻金的方式挑選和拉攏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同時，政要競選人脫離了特定資本集團的支持也無獲勝的可能。雙方的政治交易具有必然性。

　　⑤為了防范和規避資本主義國家各級行政首腦隨機的、“合法的”、不可避免的利益傾向行為演變為長期、固定的國家行為，不但國家各級行政首腦要屆時競選乃至任內更換，而且在國家政體上實行三權分立，以平衡和調節資本間的利益關系。

　　不同的資本、資本集團，都想以即時的國家行政權力，隨機的謀求自身最大化的現實利益;以穩定的立法、司法效力，長遠的保障自身的根本利益;依靠代理人主政，巧取自身的額外利益;依靠議會監政，維護自身的“正當”利益;依靠法律訴政保衛自身的“合法”利益。

　　一方面，資本的運作須臾離不開資本主義行政、立法、司法的守護和保障;一方面，多元私有資本間的競爭和矛盾沖突排斥集中統一的一元國家權力結構，因此資本主義必然呈現議會涉政、三權分立的政體格局。

　　⑥然而，資本主義議會制度及實踐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宗旨、能量并非源于廣大勞動人民的意志，而是出自資本的權威。幾百年的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實踐說明了議會民主的狹隘性、虛偽性。

　　資本豢養的議會政客，都在角度不同的從本質上捍衛著資本支配勞動的剝削制度，捍衛著少數富人統治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壓迫制度，捍衛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財產尊嚴和政治尊嚴。其不過是充分發揚著資產者的民主，充分維護著資本的權益，是資本主義有知識、有教養、有地位的政客替有錢人說話辦事的政壇。議會里:根本沒有雇傭勞動者的發言權，資本豢養的政客絕不會為人民的根本利益說話。議會決不許任何人觸及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4、屆時競選、屆時更換，是資本對國家權力運作形式的要求。

　　資本主義的執政首腦屆時競選、屆時更換，成為資產階級精英吹捧資本主義民主進步的一個重要佐證。其實這種政治現象具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和必然的歷史需求，并非是人為的任意設計。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夠決策和直接影響政權運轉的國家、地區行政長官的任期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屆時重新競選。如西方國家執政首腦一般任期四年，最多(通過競選)連任兩屆。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多元社會資本之間，既有資產階級共同利益的連結和維系，又有都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導致的相互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在國家權力的運作過程中，權力人為了兌現與特定的資本進行的競選交易，也為了維護最大化的資產階級根本利益，不可能時時、處處均衡的保障各個具體資本的最大化利益，“國家行為”對具體資本利益的取舍，有很大“合理合法”的自由空間。

　　國家權力如何具體運作，對具體資本運作的利害關系極大。為了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同的資本和資本集團都必須有資產階級政黨或政客，直接或間接的作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代言人參政、議政、監政，以掌控、監督、制衡國家政權。

　　能夠決定和直接影響政權運轉的國家、地區行政長官、國會議員的選任及作為，通常都是幕后壟斷資本的黑手在操控。大壟斷資本集團或其聯盟依據獲勝的可能，要么派自己的人參與選、任;要么以培養基金、助選資金、政治獻金、專項賄賂等手段，挑選、培植、收買、利用自己的代理人。而被選、任人沒有大資本的鼎力支持，不但競選時就會缺失影響力;執政時就會缺失支撐力，而且競選資金都是問題。所以二者幕后的必然交易是公開的秘密。

　　從歷史到現在資本主義政要與資本集團之間索賄、受賄的丑劇不慎曝光的比比皆是。比如美國政府的十四位現任要員，直接來源于用財力贊助奧巴馬總統競選的資本集團。

　　基于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在維護整體資本根本利益的同時，對特定具體資本的“合法”利益傾向無法避免，競選中敗北的大資本和其它未當政的社會資本，不能容許在多元資本間，此種利益失衡的局面長期持續。

　　執政首腦長期任職不利于多元資本的利益均衡，不利于三權制衡的政局，不利于資本對國家行政權力的有效制約和及時調整。因此除了采用三權分立的政體形式外，執政首腦人物也只能在特定的任期時間內執政，屆時更換。

　　此種執政形式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本質對其政治形式的規定性。同時(適應資本要求的)多黨競政機制，也從政治因素上直接排斥執政首腦的長期任職。

　　5、資本主義的法律平等、法定自由

　　推翻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只有借用人民的力量方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在其革命之初便提出了“天賦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變革諾言作為旗幟揮舞。

　　待資產階級取代封建統治后，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上并沒有對勞動者“人權、民主、平等、博愛”。資產階級只是確立了“公民在法律形式上的平等”。資產階級企圖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紙謊言遮蓋資本主義社會深刻而巨大的事實上的不平等。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的經濟、政治、文化權利、生存條件、發展程度，都要依賴金錢的支撐。有了錢，就有了相應的財富、地位、尊嚴、聲望;沒有錢，就沒有財富、地位、尊嚴、聲望。有了【資本】就擁有剝削、壓迫、奴役雇傭勞動者的權利;雇傭勞動者就是資本的奴隸。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哪里有經濟、政治、文化權益上的平等?而資本主義法律恰恰是保衛資產階級奴役工人階級這種剝削被剝削、壓迫被壓迫的巨大不平等的專政工具。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未曾見到被資產階級奉為圣銘的 “人人具有生而平等的權利”，只能見到“人的不平等權利 、錢的平等權利”。

　　資本主義社會公民通常享有法定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罷工、游行、示威、擇業、遷居等社會自由，凸顯公民社會自由寬松的表象。

　　資產階級國家賦予公民法律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權力，是建立在無產者與資產者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基礎之上的。法定的自由權力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相結合便成為庇護剝削、維護壓迫、支持兩極分化的強大法律武器。

　　在尚私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奉行著自私自利的社會法則。社會成員生存、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而自我價值的實現、自我權益的維護，完全依靠自我主張、自我奮斗。雇傭勞動者沒有實際能力主張重大的生存、發展的“自由平等權益”。 勞動人民的自由能力受到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壓迫和桎梏。

　　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的價值并非是為了人民幸福、社會公正，而是為了維護社會多元私有資本的自由運行、增殖、擴張的權益。適應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就必須保證上層建筑中相應的法定自由權力。這些形式上人人平等的法定自由權力的本質作用，是少數人剝削壓迫多數人的制度需求。

　　對應資本法定的經濟自由、經濟權威，資本需要法定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威。持有資本的重點納稅人特別是大資本集團的政治主張、政治批評才具有深刻影響國家權力的實際自由價值。

　　一般的說來，勞動者運用法定社會自由權力的極限后果至多是對資產階級的淺表觸動，不可能觸及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改變社會的不平等。

　　資產階級立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而資本又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和發展的本質和靈魂。有資本主義憲法和具體法制對資本權益的拱衛，勞動者政治主張、政治批評的自由權力一旦與資本的權威抵觸就會立顯蒼白無力、頓時敗下陣來，徒有虛名而已。勞動者根本沒有社會能力將法定自由權力轉化為自身需求的基本自由價值。

　　總之，這些自由的權力、自由的價值、自由的影響，都要受資產階級利益和意志的制約，都必須框定在資產階級允許的范圍內。即便如此，資產階級給予勞動人民這些形式上的法定“自由權力”也并非能充分行使。

　　一旦這些“自由權力”可能損害資產階級利益或因資產階級利益需要，國家權力就會運用“緊急狀態”或其他方式隨時中止、壓制“自由權力”。而且國家安全、調查、情報、檢察、警察等部門可隨時隨地的公開或隱蔽的踐踏這些自由權力。

　　就拿自我標榜在“自由世界”中最自由的國家美國來說。

　　美國白人的祖先侵占北美大陸后，就以血腥的屠殺印第安人和土著等原住民、就以暴虐的販賣、奴役非洲“黑奴”等扼殺他人基本生存自由的手段，建立自己的“國家自由、社會自由”。

　　歷史上美國當局對共產主義運動、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運動，不但隨機鎮壓，而且公然頒布踐踏民主自由的法案如:【忠誠調查法;勞資關系法(被稱為奴隸勞動法);顛覆活動控制法案;國家安全法(麥卡倫法);共產黨管制法】。1927年美國當局為了鎮壓礦工的罷工斗爭，竟然給工運組織者沙克和范齊蒂捏造殺人犯的罪名判決死刑，以此恐嚇工人階級。這一殘暴行為引起了美國和世界各地暴風雨般的抗議集會和示威游行。同時期田納西州生物教師約翰.斯科普因講述達爾文的進化論違背了”上帝造人“的基督教義而被判有罪造成轟動一時的迫害科學的“猿猴訴訟案”。

　　美國當局曾長期粗暴地鎮壓以黑人為代表的反對種族歧視維護人權的正義斗爭，并且縱容民族極端分子(如三K黨)虐殺黑人。至今，美國仍舊歧視有色人種、不信上帝的異教徒、乃至他國移民。

　　美國當局鎮壓國內的罷工、游行示威、迫害共產主義團體、社會進步組織、進步人士的事件司空見慣。隨意干涉別國自由、制裁、封鎖他國，乃至發動戰爭武裝占領他國，隨意關押他國公民，殘害戰俘，肆意虐囚的丑劇不斷上演。

　　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在“虛擬經濟”中通過金融衍生品詐騙高額利潤的猖狂經濟犯罪活動造成了2007年后美國和世界劇烈的經濟危機。而美國政府從前到后對此巨大的金融和經濟犯罪，始終是枉法縱容、包庇，并且傾力進行經濟扶助。美國政府對于美國人民聲討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罪惡的“占領華爾街”的和平抗議運動，卻是嚴厲鎮壓。美國政府奉行的邏輯是:金融壟斷資本可以有包括詐騙在內的資本盤剝的自由權利;人民群眾不可以有包括和平的聲討金融壟斷資本罪行的自由權利。

　　美國教育部下屬機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網站于2013年3月22日在“每日語錄”一欄中引用毛澤東“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而不倦’”的名言，國家教育統計中心因此遭到猛烈抨擊。有美國參議員出面表示，教育部必須解釋為何引用“共產主義者”的話。該中心網站被迫刪除毛澤東的這句話，換成了林肯的一個警句。美教育部代理新聞秘書還專門公開表示這次引用“很糟糕”。

　　美國的“言論自由”容不下毛澤東的一句善意哲言，顯示了美國政治制度的“自由表象”背后的專制本質。

　　資本主義社會擇業、遷居自由的本質原因，并不是出自為了滿足絕大多數人發展需要的社會制度“人性化”設計，而是源于自由流動的資本對自由流動的勞動力的需要，是資產者對雇傭勞動者的需要，是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競爭的需要。

　　資本主義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并非是雇傭勞動者的民主。在執掌和監督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社會權力的“公務員”中，都是資本豢養、培植的資產階級政客，根本就沒有雇傭勞動者的身影。雇傭勞動者的“民主”訴求結果至多是社會利益關系的微調。其不可能改變經濟基礎運行的原則和方向;不可能改變上層建筑作用的性質和效應;不可能改變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和壓迫。

　　資本通過資產階級民主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由，造就了巨大的社會生產力和巨量的物質財富。同時也造就了社會化大生產與私人占有的深刻矛盾;造就了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尖銳對立;造就了自然資源、環境的危機;造就了壟斷的資本和資本的壟斷;造就了大規模的戰爭、掠奪和屠殺;造就了私有制的頂峰和終端;造就了人類社會健康、持續發展的巨大障礙。正如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科學家們喊出的口號那樣，“要改變資本主義制度，而不要改變氣候”。資本主義不滅亡，人類就難以生存、發展。

　　(四)無產階級的民主

　　在國際共運中，【巴黎公社】首次較為系統的展示了無產階級民主的實踐雛形。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較為充分的創造和體現了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即人民民主與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民主的本質是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勞動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翁。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既充分享有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權益，又直接參與對國家政權和上層建筑的管理和監督。

　　毛澤東倡導的在國家上層建筑中充分發揚人民民主的革命學說和實踐是馬、恩、列未曾充分設想過的。這也是毛主席對唯物史觀的重大發展和創新。

　　毛主席說:“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的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屬于權利問題。人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

　　“共產黨獲得政權，一草一木歸人民。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如果沒有這些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大民主非常深刻、豐富、有效。僅做如下簡單歸納:

　　1、新中國憲法的立法精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其對國體的規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對政體的規定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2、在經濟上，確立了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了平等、互利、合作、全局保障局部、局部服從全局的人們相互間的關系;實行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國家領袖、各級干部同廣大人民群眾同甘共苦。

　　新中國雖然在千瘡百孔、一窮二白的歷史基礎上剛剛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就保障公民充分就業。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帶來的住房、醫療、就學、入托、文化生活、公共生活設施等重大福利。

　　3、在政治上，培養樹立工人階級是國家領導階級的階級意識、人民是社會主人翁的社會觀念。倡導并創造條件方便人民群眾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政議政。人民群眾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主人，群眾意見成為領導決策的重要依據。

　　4、人民群眾具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民主權力，具有逐級或越級向各級國家機關建議、批評、揭發、檢舉、控告、申辯的政治權力。

　　5、形成了人民群眾批評監督黨組織、干部隊伍、黨政領導機關、群眾講評黨員和干部的機制;形成了群眾監督領導、下級監督上級的機制;形成了勞動群眾參與本單位和社會管理的機制。

　　6、在組織上:各級人大代表構成中，來自勞動一線的勞動人民代表占壓倒多數。廣泛征求群眾意見，推薦群眾擁護、敬佩的優秀人選作各級人民代表的候選人，并依法當選。保障在組織上有足量忠誠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決策國家大事。

　　7、優先從工農兵的優秀分子中培養、吸收中共(執政黨)黨員。

　　8、注重在工農兵的實踐崗位上培養、選拔各級領導干部。如:吳桂賢、陳永貴、李素文、孫玉國、尉鳳英、李瑞環、張百發等。

　　9、在思想上，學習、宣傳人民群眾中先進模范人物、團體的高尚思想道德。如:南京路上好八連、大慶、大寨、孟泰、王進喜、董家耕、邢燕子、雷鋒、王杰、草原英雄小姐妹等。

　　10、尊重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扶持群眾中涌現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如【三條驢腿鬧革命的王國藩窮棒子合作社;鞍鋼憲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運動;李瑞環的《木工簡易算法》;郭興福教學法等】。

　　11、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進入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廣泛的參與政權(選拔工農兵干部的方針以及人民政權軍干群三結合的形式)、法律(人民陪審、議審制度)、思想、哲學、歷史、文化、教育、藝術、醫療、體育等領域的活動，開展參議、創作、監督、建設工作。那時，工農兵源源不斷的進入領導機關，進入大學，登上講壇、科壇、文壇、藝壇、體壇，并進入醫藥領域。

　　12、重視群眾意見，把群眾上訪作為“送上門來的群眾工作”。

　　各級黨組織領導干部基本上能夠及時聽取和處理群眾意見，并不斷開展“下訪”，深入基層和群眾，廣泛征求意見。如有群眾上訪，不但“案由”要得到嚴肅認真的審理;而且對由于行程不便，不能當日往返回家的農民和低薪訪員，免費提供食宿、報銷往來車費已成為慣例。

　　人民(無產階級)民主需要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來保障。新中國持續深入的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堅決鎮壓反動階級、叛國分子、反革命分子、腐敗分子的犯罪和破壞活動。

　　毛澤東時代的上述實踐，為無產階級大民主開辟了廣闊、深入的道路，展示了正義、光明的前景。

　　三、要什么樣的“民主”?

　　目前，我國色彩、動亂分子與人民大眾在“民主”問題上矛盾和斗爭的焦點是: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人民民主)，還是實行資本主義民主(資產階級民主)?

　　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要徹底改旗易幟。

　　在政治上，建立國內外資本的統治，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公開確立資本主義制度。使中國徹底私化、西化、分化、殖民化。

　　在經濟上，強化國內外資本的剝削，擴大兩極分化。將中國完全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徹底打碎原獨立、系統、完備、自立自強的社會主義民族經濟體系。徹底摧毀公有制，完全施行私有化，加速掠奪自然資源和環境。

　　在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西方觀念，宣揚私有觀念、資本主義觀念、殖民地觀念。清除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在外交上，仇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歧視第三世界。追隨和阿諛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并為虎作倀。

　　實行無產階級民主就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在政治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必須從弱勢群體回歸國家領導階級和社會主人翁的地位。懲辦賣國賊和腐敗分子，鎮壓分裂祖國、顛覆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打到腐敗。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尊嚴。

　　在經濟上，鞏固和發展公有制，清除剝削，制止兩極分化。恢復和確立完整、系統、獨立的民族經濟體系，脫離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循環體系。合理利用并堅決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

　　在思想上，恢復毛澤東思想作為國家指導思想的統帥地位。批判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批判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觀念，傳承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樹立社會主義的精神風貌。

　　在外交上，堅持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結第三世界，堅決反帝、反霸。支持國際上維護主權獨立、民族平等、反抗侵略、顛覆和掠奪的正義斗爭。

　　蘇聯修正主義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刻骨銘心。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對立的民主政治路線上，沒有調和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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