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6年，為求富國強兵，秦孝公下令變法。可是，負責變法的左庶長商鞅，他頒布的第一道法令，竟然是一張讓百姓們瞠目結舌的文告。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述：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什么意思?翻譯成白話就是：

　　商鞅起草了改革法令，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叫人在都城的南門豎了一根三丈高的木頭，布告說：“誰能把這根木頭扛到北門去，就賞十兩金子。”大家都感到奇怪：這根木頭誰都扛得動，哪兒用得著十兩賞金?因為不知就里，結果沒有一個人敢去扛。商鞅再把賞金提到五十兩。最后，終于有一個大膽的人出來，真的把木頭搬到北門。商鞅果然賞給了他五十兩金子。這件事立即轟動了秦國。老百姓說：左庶長的命令不是“忽悠”百姓的。

　　商鞅以“立木為信”獲得百姓信任，使政府有了誠信，為變法創造了基本條件——廣大百姓的擁護。在新法的推行過程中，商鞅更是拋棄個人利益，全以國家利益為念，不惜得罪權貴，照樣嚴肅處置太子傅公子虔，寧愿為此帶來殺身之禍，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保證了變法的成功。僅僅過了十年，秦國就富強起來，成為戰國七雄之首。商鞅變法為秦統一中國創造了條件，立下不朽的歷史功勛。

　　反之，就在秦國變法400多年前，卻曾發生過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戲諸侯”鬧劇。周幽王為博褒妃一笑，不顧眾臣反對，竟無故點燃邊關告急用的烽火臺，使各路諸侯，幾次長途跋涉救駕被戲。幽王從此失信于諸侯，最后，當邊關真的告急之時，他點燃烽火卻再也沒人趕來救援!死于西戎入侵，亡了西周?？梢妼y治者來說，“誠信”兩字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說，先秦商鞅變法的成功，是因為商鞅的“言必信，行必果”，獲得了民心;那么，西漢末年王莽改制的失敗，則是由于他的虛偽，言大忠，行大奸，言而無信，一味“忽悠”世人。(王莽把篡權“忽悠”為“禪讓”;把“王田”“忽悠”為“均田”;把掠奪民間財富“忽悠”為“寶貨制”〈更改幣制〉)，最終在農民起義中落得身首異處，尸體不全的下場。

　　歷史告訴后人：“民無信不立”。統治者無信，必然自取其辱，最后難免身死國亡。

　　毛澤東時代是“誠信”的時代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華民族得以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其時，全國統一，民族團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誠信”度最高，得到中國各族人民的認同、擁護的程度也為歷史最高。這樣的政府自然高效，這樣的國家自然強大。

　　舉個簡單的例子。黃黑毒賭貪，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數千年，是歷代政府都反對、禁止的社會積弊惡習?？墒?，歷朝歷代，始終沒有一個政府能真正地解決過。這倒并不都是這些政府“不愿為”也，而是私有剝削制度造成的“不能為”也!唯有毛澤東時代，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說到做到，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僅僅化了三五年時間，就把這些歷史上的污泥濁水滌蕩殆盡，干凈利落地把它們一掃而光。這不僅為中國歷史上所僅有，也為世界歷史上所罕見。

　　還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命令羅瑞卿在北京禁娼，認為“新中國不允許娼妓泛濫，黑道橫行”。1949年9月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作出禁娼決定，令出法隨，令行禁止。人民政府查封妓院，改造妓女。其他各地緊緊跟上，很快就將舊社會遺留的娼妓制度在全國徹底根除。到60年代初，中國大陸已不知道“性病”是什么。

　　在近代中國，不管怎樣改朝換代，黒社會勢力始終不倒。新中國建立后，僅經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一場“鎮反”運動，黑幫、黑社會就在中國社會銷聲匿跡。

　　毒品問題曾長期困纏著舊中國，它一度讓中華民族變成了“東亞病夫”。但如此老大難的禁毒問題，居然在1952年就很快地得到了解決，此后毒品在中國大地上絕跡。

　　新中國前30年雖不能說已使賭博絕跡，但公開的、大規模的賭博現象早就不復存在。

　　貪腐問題歷來是中國官場的積弊。然而，毛澤東時代卻曾經創建過世界上最為廉潔的政府。除了1952年發生過槍斃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案以外，此后幾乎再沒有發生過重大貪腐案件。

　　一句話，毛澤東時代是個言行一致的時代，上下一致的時代，是一個講“誠信”的時代，是一個重“誠信”的時代。

　　新中國建立前，毛澤東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講到，新中國將要建立的政權，是人民自己的政權。他寫道：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

　　中國共產黨人是這樣講的，新中國建立后，也確是這樣做的。土地改革時沒收的是地主階級的土地;1949年民主革命勝利后，沒收的是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的財產;鎮壓反革命運動時，殺關管的是反動派。廣大的工農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均享受著民主的權利(從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等)，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

　　1950年10月，新中國建立只一年。當年的中國，是一個剛歷經過8年抗戰、4年內戰、百廢待興的“爛攤子”?？墒?，其時以美國為首的“17國聯軍”已攻至鴨綠江邊，直接威脅到新中國的安全。毛主席號召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全國人民齊聲響應，上下一心，同仇敵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岸英帶頭奔赴前線，為國損軀，熱血青年紛紛爭上前線;后方加緊生產，支援前線;愛國人士節衣縮食，捐獻飛機大炮。豫劇演員常香玉，出于強烈的翻身感——從一個舊社會的“下賤的戲子”成為新中國的主人，為了捍衛自己的國家，她和她的劇團克服困難，竟單獨向國家捐獻了一架飛機(舊幣15億元)!

　　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是這種全國上下同心，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斗的革命精神，新中國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以后，1953年中國共產黨又提出了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為實施黨的綱領——走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一化三改”(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其時，社會上風清氣正，上下同心，共同建設自己的國家，使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實施，提前一年得以完成，各項指標得以實現，當時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是何等的意氣奮發。

　　其后十年，中國歷史雖然遇到曲折，但直到1978年毛澤東時代結束，中國的發展還是積極向上的，中國社會的“誠信”是沒有問題的，社會生活總體是健康的。

　　反觀現今，時隔30多年，我國的GDP已翻了1220倍!(1950年為575億元人民幣，2013年為568845億元人民幣)按理，隨著物質文明的提高，精神文明也應相應提高?？墒?，隨著私有制度的復活，黃黑毒賭貪反而重回中華大地。黨群、干群的魚水關系“異化”為官民之際的對立關系;人際之間的同志關系“異化”為雇傭關系，社會矛盾、民族矛盾不斷激化，直至出現“維穩”難的局面。

　　為什么會這樣?說到底，還是因為現今社會喪失了“誠信”二字。

　　當今的問題是“誠信”的喪失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和民族，其最大的危機，莫過于“誠信”的喪失。一個社會如果“誠信”不存，就一定會百弊叢生。大從政界官員們的腐敗成風，導致社會“公信”的缺失;小到大小商人一心逐利，造成“誠信”缺失，其危害之嚴重，怎么講都不會過分。有人在網上編了一個故事，但卻有其現實的根據：

　　現今的人們，晨起，刷“二甘醇”超標的毒牙膏;喝添加了“三聚氰胺”和激素的毒牛奶;吃地溝油炸的油條，然后到假藥廠去上班。午飯，吃的是由避孕藥催長的香辣膳魚;加上一盤臭水溝中撈來的小龍蝦;再添一碟噴過“敵敵畏”的小白菜;外加一個含“蘇丹紅”的咸鴨蛋;盛上一碗陳化糧的毒米飯。晚餐，蒸上一盤含“瘦肉精”的死豬肉;涼拌一盆“福爾馬林”浸泡過的海蜇皮;喝上兩杯含“甲醇”的白酒;吃一個加“漂白粉”的白饅頭，倒頭睡在了不斷散發著“甲醛”味的房間內，卻把腦袋蒙到“黑心棉”的被子里┄┄

　　憑什么講這是可能的?因為許多負責藥管、食品監管責任的官員，早已被商人收買了。盡管不少腐敗官員被揪出來了，但在“私有制萬歲”、“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氛圍中，“前腐后繼”已成了難以根治的毒瘤!

　　好端端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今為什么會丟失了起碼的“誠信”?根源還在上層領導，還在執政的黨、政人員。

　　相當一段時期來，一些領導人人格分裂，言行不一，陽一套，陰一套，已淪落為兩面人。他們講的是馬列主義，行的是修正主義;講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走的是資本主義邪路;講的是“為人民服務”，行的是為個人的私利而鉆營;他們中一些人甚至已經淪落到“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地步。

　　只要看看如今揪出來的一只只大老虎，在問題暴露之前，那一個不是道貌岸然的“君子”?那一個不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像周老虎這樣的人，如果問題不予揭露，也許在悼詞里還會掛上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頭銜呢!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一再強調的，共產黨人最重要的是政治品格——要有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上喈斠慌伯a黨員，特別是頂著“共產黨”牌子的高層領導人員，確確實實已把這些丟光了。

　　筆者是個書呆子，喜歡板死理兒。曾經化了一些時間去查閱了連續四屆黨代表大會的文件(14大、15大、16大、17大的政治報告)，看了四任(20年)兩位黨的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發現他們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都堅持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都一無例外地非常尊重毛澤東主席，都主張從嚴治黨，嚴肅黨紀、鐵腕治腐。比如：

　　第一，都堅持共產主義崇高理想。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四大政治報告)

　　“共產黨員保持先進性，要體現時代的要求，做到：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貢獻;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掌握做好本職工作的知識和本領，努力創造一流的成績;在危急的時刻挺身而出，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堅決同危害人民、危害社會、危害國家的行為作斗爭。”

　　“我們現在的努力是朝著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前進的，忘記遠大目標，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十五大政治報告)

　　第二，都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大政治報告)

　　“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鞏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十六大政治報告)

　　第三，都非常尊重毛澤東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完成的。經過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并且從新民主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取得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成就。這是中國從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勝利，也是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大勝利。”(十五大政治報告)

　　“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十六大政治報告)

　　“我和中央書記處的幾位同志一起到西柏坡來，主要目的是回顧我們黨帶領人民進行偉大革命斗爭的歷史，重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牢記毛澤東同志當年倡導的‘兩個務必‘，首先從自身做起，并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大力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為實現黨的十六大確定的目標和任務開拓進取、團結奮斗。”(胡錦濤同志2002年12月6日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的講話)

　　第四，都主張鐵腕治腐。

　　“堅持反腐敗斗爭，是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重大問題。要充分認識這個斗爭的緊迫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在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都要反腐敗，把端正黨風和加強廉政建設作為一件大事，下決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腐敗分子危害黨和人民，不論是什么人，都必須依照黨紀國法，堅決予以懲處。”(十四大政治報告)

　　“要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堅持在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十五大政治報告)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堅持不懈地開展反腐敗斗爭，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和團結統一”。(十六大政治報告)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依法嚴懲，決不姑息!”(十七大政治報告)

　　黨代會的政治報告每次獲得通過，變成了黨的決議;它連同《黨章》一起，已成了“黨法”，全體黨員理所當然都得遵守，誰也不準違反。

　　可是，在整整20年時間里，嚴酷的現實卻與黨的決議、《黨章》、《憲法》的精神背道而馳!

　　不是講共產黨人要堅定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嗎?那為什么會出現中國官場的嚴重腐敗局面?大批黨員(特別是高層領導)不僅墮落成為腐敗分子，有的甚至連愛國主義的底線也不顧，紛紛移民國外，寧當外國的“狗”也不做中國的人?

　　不是講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要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經濟體制改革嗎?那么，今天的中國，怎么成了“私有制”和“按資分配”為主體的天下?(據陳永杰：《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表述》，截止2010年，我國民營經濟已占全國GDP的約三分之二，民營企業利潤已占全國的70%以上)且精英們還在狂叫，必須把殘存的國營經濟“改革”成“混合經濟”〈私有化的別名〉)，否則就是“死路一條!”把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全變成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了，這還能是“社會主義”嗎?

　　不是要肯定毛主席的歷史地位與功勛嗎?那么為什么這長達20年的時間里，妖魔化毛澤東的“反毛”、“非毛”黑浪，居然一浪高過一浪?像辛子陵、茅于軾之流的反毛右派氣焰囂張，而擁毛人士的言論反而屢遭打壓?

　　不是屢講要從嚴治黨、鐵腕反腐，在黨內不許存在“特殊黨員”嗎?為何會出現“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的局面?

　　既然黨政領導機關掌權的共產黨人是這副模樣，怎會不造成“上行下效”的惡果。這就是當今中國社會“誠信”喪失的根本原因。

　　20年來上述言行相悖的情況，是一種客觀存在，它直接導致“誠信”危機。它確實使一大批堅持共產主義信仰、堅持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人懵了。

　　認真反思，寄望“少康中興”

　　30余年的“改革開放”，確實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國家的稅收、財政確實有了很大的增長，國家的總體國力有了很大的增強，這些也都是事實。但同時也必須看到，我們確實付出了太為高昂、甚至是慘痛的代價(總體上是9千萬下崗工人、多少失地農民和兩億多農民工的血汗換來的)!

　　另外，掠奪式、粗放式的發展，導致環境嚴重破壞;資源過度損耗直至枯竭;集體經濟被削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崩潰;外資(包括中國老板變成外國人身份)正在控制中國的整個經濟，民族經濟正處在危機之中;兩極分化嚴重，工農階級的相對貧困化越演越烈;黃黑毒賭貪重返神州大地;精神文明崩潰，民族精神喪失;黨政干部隊伍被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所腐蝕;等等。這些難道都不是事實嗎?

　　鄧小平信誓旦旦地莊嚴宣布：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搞兩極分化!“改革開放”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可是整天喊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的人，為什么不睜開眼看看當前社會的現實呢?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

　　否定前30年偉大成就的右派總是說，毛澤東時代發展速度慢，是“貧窮的社會主義”。其實，這是十足的謊言與污蔑。我們不妨用統計數字說話，任何講究實事求是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以下事實：

　　前29年毛澤東時代(1949——1978)：

　　1949年中國的GDP為466億元;1978年為3645億元，29年，共增長為782%!除以29年=平均每年增長財富26。96%!

　　后29年“改革開放年代(1978——2007年)：

　　1978年中國的GDP為3645億元;2007年為249530億元，29年，共增長為685%，同樣除以29年=平均每年增長財富23。6%!

　　結論是：毛澤東時代的發展速度，硬是每年要比“改革開放”時代快3。36%!

　　筆者不是經濟學家，只能用最簡單的算式進行比較，但結論同樣是可靠的，有說服力的。因為采用的都是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同樣是采樣29年(毛澤東時代只有29年的統計)數據，使用的是同一種方式進行計算。

　　更何況，前29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實打實”的，后29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其中包括了很大比例的外資部分，以及第三產業中的“水分”。

　　我們不能否定后30年的發展，但更不應該污蔑前30年的成果。

　　在冷靜反思前后30年的發展以后，面對當今存在的問題，必須予以解決。怎么解決?只能寄希望新一屆敢于擔當的黨中央領導，寄望他們能來一個21世紀的“少康中興”!

　　少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王朝的第六代君主，也可說是一位有作為的“明君”。相傳少康的祖裔太康荒淫無度，沉迷游獵，不理政事，逐漸喪失民心。一次外出游獵，“游田百日不歸”，引發民眾極大的不滿。有野心家利用民眾情緒，策動政變，篡奪了政權，不準太康入國(后太康又被刺慘死他鄉)，此謂“太康失國”。太康孫輩后裔少康，初為有仍氏牧官，后得有虞氏幫助，廣施德政而受夏后氏遺民的擁護，經過幾十年努力，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最后終于以弱勝強，戰勝對手，中興夏朝，使夏王朝又延續了三個多世紀。史稱“少康中興”。

　　歷史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窺探邪與惡，也能看到正與善。認真于汲取歷史經驗與教訓，撥亂反正，歷來是當政者的重任。歷史上有“暴君”，也必然會有“明君”。雖說現今已不是古代封建帝制時代，不能將國家領導人當作歷史上的君主;但大到國家，小到任何單位，領導者總是占據著矛盾的主導地位。在當今中國，要徹底改變“誠信”缺失的局面，只有從黨的高層開始。相信所有愛黨、愛國人士，都寄望于新一屆的中央領導，能來一次“少康中興”，重振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從反腐著手，沿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道，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立不朽的歷史功勛!

　　再不能“忽悠”人民大眾了!如不能“少康中興”，那干脆來一個明確宣布：改弦更張，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否則，名實怎能相符?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