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昆山市中榮金屬制品有限公司拋光車間發生粉塵爆炸事故。國家安監總局局長、國務院事故調查組組長楊棟梁認定，涉事企業的問題和隱患長期沒有解決，粉塵濃度超標，遇到火源發生爆炸，是一起“重大責任事故”，責任主體是中榮金屬制品公司，主要責任人是企業董事長吳基滔等，當地政府領導責任和監管責任落實不力。這場不是意外的意外，或許標志著中國“招商至上”時代的終結，倒逼企業經由加大安全生產投入開始逐漸全面轉型升級。

　　尋找“成本洼地”的臺商

　　中榮公司是數量眾多的昆山臺資企業中的一家中型企業，創辦于1998年，現有員工450多名，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臺商往往被比作古代亞洲大陸的游牧民族，在大陸茫茫的經濟草原中逐水草而居——尋找“成本洼地”。在國際產業鏈條中，臺商多是做來料加工起家，處于價值鏈低端，受到上游歐美大企業的盤剝，利潤不厚。在臺灣經濟起飛期，這是資本原始積累的最快途徑。大陸改革開放后，臺商看中大陸的廉價勞動力和渴望發展經濟的地方政府，紛紛進軍大陸，仍然主要推行“歐美接單—臺灣設計—大陸生產出口”的代工出口模式，即臺商在大陸開設工廠，進行來件裝配或者加工初級零配件批發給上游的歐美大企業。因此，臺商在大陸的投資集中在制造業。1980年代，臺資集中在傳統制造業;1990年代，臺商對電子產品制造業的投資倍增;2000年以來，資訊類高科技產品制造的投資穩步增長。截至2010年12月，制造業投資占臺資的82.5%，服務業為10.8%。例如，這次出事故的中榮，是國內鋁合金車輪轂行業龍頭企業中信戴卡的供應商，中信戴卡則是美國通用公司全球簽約的一級供應商。

　　縱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臺商投資大陸路線圖，這種追逐“成本洼地”的特征非常明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臺資首先在廣東、福建等沿海一帶試水，后來在珠三角地區形成集群式投資。到了90年代后期，珠三角地區市場漸趨飽和，土地、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價格上漲，臺資重心開始向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轉移，昆山就是在此輪投資熱潮中脫穎而出的。近年來，昆山的土地、勞動力、原材料價格也不斷上漲；雪上加霜的是，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市場的萎縮使得制造業受到沉重打擊。臺商要在本來就微薄的價值剩余中擠出利潤，更要竭力壓低成本。盡管臺企轉型升級理念已經提出，目前仍難以撼動傳統的產業格局。

　　在這一背景下，有的臺企北上環渤海或者西進川渝，繼續尋找“成本洼地”，如富士康、仁寶；有的臺企留守原地，繼續原先的代工出口模式，只能以裁員、延長工作時間、加大勞動強度、取消員工安全培訓、降低安全設施標準等灰色甚至違法手段降低成本，中榮就是典型代表。如前所述，中榮是中信戴卡的供應商，中信戴卡則是美國通用公司全球簽約的一級供應商。而且，中榮所從事的汽車鋁輪轂電鍍加工，只是鋁輪轂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工藝環節，并非汽車整車廠商通用的核心供應商，二者并無直接合同關系。2010年4月中旬，通用與供應商簽訂了新的合約，其中一項條款規定供應商必須承擔通用汽車一半的保修成本。車輪轂行業利潤一直不高，普遍在5%至10%徘徊，通用供應商戴卡承擔保修成本后，很可能繼續壓低向下游企業中榮的采購價格，以轉移成本。降低成本無非兩種途徑，一是技術、管理創新，提高生產效率;二是延長絕對工作時間、壓縮工人福利、降低安全投入。中榮不進行轉型升級、創新不足，必然會通過后一種手段降低生產成本。

　　蘇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0年的一份文件認為，“臺企法律觀念淡薄。和其他外商投資企業相比，臺資企業對大陸法律法規重視不夠，也不太適應，造成違法現象集中，違法行為普遍高于歐美日企業。違法勞動法中對延長工作時間的規定的現象較為嚴重。”江蘇的臺商數量約占大陸臺商的1/3;蘇州2012年即有超過一萬家臺企，總投資額超過1000億美元，臺企數量和投資規模穩居大陸各城市之首;僅昆山就占大陸臺商人數的1/9，當地臺協登記在冊的臺企數量超過4000家。蘇昆地區是臺商的大本營，這里的臺商也是全國臺資的縮影。

　　渴望發展卻疏于監管的地方政府

　　孤掌難鳴，昆山爆炸的背后，還有渴望發展卻疏于監管的地方政府。

　　據臺灣《遠見》雜志2013年發布的統計，臺灣排名前100的制造型企業先后有60多家落地昆山投資，興辦了近100家公司。目前在昆山6500多家外資企業中，臺商企業有4200多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有臺企4.5家。昆山臺資占全國臺資總量的九分之一，是全國臺資最密集的縣級市。臺資經濟目前占昆山GDP的50%、利用外資的60%、工業產值的70%、進出口的80%，是昆山經濟的主要支柱。常駐昆山的臺灣人據稱早已超過十萬。2010年，昆山臺商協會捐資超過1億元興建了媽祖廟，時任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出席了寺廟落成儀式。昆山由此被稱為“小臺北”。

　　昆山大力招商引資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那是個舉國謀發展、全民搞建設的時代，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脫貧致富是頭等大事。據時任昆山市鄉鎮企業協會會長、招商中心秘書長孫建中2008年在陜西省渭南市招商引資推進大會上所作的報告，“1985年，蘇州有6個縣，昆山最差，我們的領導在蘇州沒有地位，老縣長到蘇州開會，被人戲稱為‘小六子’縣長，老坐在最后。每次開會一般都要叫昆山的領導上臺發言，為什么輪到昆山?咱們黨有一個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叫‘抓兩頭帶中間’，我們昆山當然是落后的代表。昆山的領導一上臺發言，底下就哄堂大笑，整天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脫貧致富的渴望和洗刷恥辱的志向使得昆山發展經濟的動力特別強烈。從1985年起，昆山開始抓開發區建設、抓招商引資。為了招商引資，昆山上下形成了四點共識(即所謂“恩人”、“親人”、“能人”、“罪人”)、著重創造四種環境(即政策環境、法制環境、服務環境、人文環境)。那句被媒體痛加撻伐的招商引資宣傳語“昆山人民歡迎您來投資、你們來剝削的越多我們就越開心”，最早出自時任昆山縣長吳克銓1985年在香港《大公報》上花費25萬元刊登的招商引資廣告。這位老縣長，被譽為“昆山之路”的創始人。但是，昆山最初一直落后于毗鄰的無錫，后者有著殷實的國資基礎。于是，蘇昆地區大力吸引外資、發展民資。直到1994年，中國和新加坡合作的蘇州工業園區落地，優劣開始互轉。外資在蘇州土地上的迅速生根，其經濟指標在1997年前后開始超越無錫。進入21世紀，無錫原本就有國資基礎，加上鄉鎮企業二次改制后民資擴張勢頭不弱，唯一落后于蘇昆地區的就是外資。經濟上的成功堅定了昆山的信念：“利用外資快發展，利用民資加快致富”，“哪個地方外資多，民資好，哪個地方發展就快，經濟就繁榮，老百姓就富”。順便說一句，今天，外資，尤其是臺資成了昆山經濟的招牌或曰“比較優勢”，事實上，當初那個蘇州六縣末流的昆山沒有任何比較優勢可言，所謂比較優勢，完全是他們“解放思想”、用非市場的方式苦干出來的，苦干成功之后，才有比較優勢可言。可見，地方政府的平臺整合作用也能創造價值。

　　如果對照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于“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表述，昆山的招商引資政策事實上包含著某些服務型政府的要義。例如，《決定》要求“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昆山市提出，“既要以優惠政策招商，更要研究以優質服務招商，優質服務比優惠政策更重要”，為此形成了三個服務體系：外商投資審批一條龍服務、企業建設過程中的全方位服務、企業開工后的經常性服務;構筑了溝通政府與外商之間的三條通道：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臺資企業協會、兩個月一次的外商沙龍活動;建立了服務于外商的三個中心：外資服務中心、外商投訴中心、配套協作中心;還創辦了“馬上辦”辦公室，實行“首長問責制、兩問終結制”等。再如，《決定》要求“加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研究和制定，提出發展的重大戰略、基本任務和產業政策”。盡管只是縣級市，昆山的招商引資倒也并非盲目，而是有著明確的思路，即“鏈條式招商”和“產業鏈招商”。前者意指，每來一家企業，就注意跟蹤該企業在海外的上下游企業，動員他們過來，據說昆山市市長為此還曾“拆電腦招商”;后者意指，既要立足現有產業招商，拉長產業鏈條，培植企業群，形成地方特色經濟，更要跳出產業基礎招商，構建新的產業支柱。在這種思路指導下，到本世紀初，昆山已經形成了五個“一千萬”的電子信息產業、圍繞汽車的精密機械產業、日用化工和民生用品等幾大支柱產業。

　　然而，當為企業服務走到“服務就是不干擾”這一步時，無疑大大偏離了服務型政府的意涵。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公共服務的對象當然包括企業和勞動者，為企業服務是服務，為工人服務同樣是服務;社會管理職能則要求政府承擔對企業的監管責任。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引用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指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兩個一定程度上存在張力的目標，貧富分化下經濟發展也是發展，但沒有人民生活水平的相應改善顯然不能稱作“社會主義”。各國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千差萬別，但都要求尊重勞動者、實現共同富裕。執政黨要建設社會主義，自然既要服務好企業，也要保護勞動者權益。而且，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加強市場活動監管”是同“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并列的對于政府履行職能的要求。就此而言，昆山市在“服務就是不干擾”的口號下，要求全市各級各部門盡量不要到企業檢查、參觀，執法部門每年到企業的檢查不能多于兩次，由紀檢監察部門負責監督落實;對存在問題比較嚴重的垂直管理部門，由人大組織代表以視察的名義指出，限期整改。政府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對企業的監管責任，又如何能說服務好了作為人民的勞動者?

　　在政府和臺企各取所需、皆大歡喜的局面中，昆山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完全流于形式。據工作了9年的工人李婷介紹，安監等部門一年會檢查三四次，每次檢查，廠里都會提前接到通知，從容安排對策：或者在檢查當天，減少至少一半工作量，有時讓工人等到檢查組快進來時再開工，以降低粉塵量;或者提前一晚突擊清理，清掃除塵機，打掃車間衛生，并噴水保濕;或者對于經常來檢查的工作人員動用一些“公關手段”。即便安檢人員找員工談話了解情況，臺詞也已經事先編好。更加諷刺的是，就在爆炸前一日，昆山市安監局剛剛公布安全生產工作簡報：自6月24日以來，全市各區鎮廣泛開展安全生產檢查整治專項行動，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各區鎮動員發動6000多家企業、工地開展隱患自查自糾;截止到7月31日，各區鎮共出動檢查人員2973人次，檢查企業單位場所1328家次，排查隱患3016處，已完成整改2803處。這讓第二天的爆炸聲聽起來不啻一記響亮的耳光。

　　“成本洼地”亦是“權益洼地”

　　一方面，中榮這種不思創新、通過壓榨工人來降低成本的代工出口模式，推行到哪里，哪里就會出現大量的安全生產事故，昆山如此，臺灣和川渝概莫能外，這是個規律性的現象。臺灣有民間工會組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1995年組織的反“賤”保游行，大陸有富士康的“十三連跳”。

　　使問題更復雜的是，此次爆炸還隱含著戶籍制度下本地人與外地人在公共服務上的二元分化問題。一名工人家屬稱，爆炸廠房的工人多來自外地，本地人很少。據報道，昆山的代工廠中，大多是年輕的二代民工，他們多來自農村地區，昆山當地的年輕人大多不愿意做這種辛苦的工作。已經公布的死傷者名單也能印證這種說法，傷亡工人大多來自河南、安徽、湖北、四川、陜西等中西部省份，即使是江蘇本省，也多來自漣水、宿遷、沭陽、盱眙等中北部地區。昆山市2014年戶籍人口僅75.3萬，自然不足以支撐大規模制造業，需要外來人口充當勞動力。2013年，昆山外來人口超過150萬，在2004、2007、2010年等經濟景氣年份，外來人口呈兩位數增長。一位出租車司機如此總結昆山常住人口的差別：他帶孩子去報讀初中，“第一天是昆山當地人，第二天是有房產的(需要開社區證明、計生證明)，第三天是沒有房產的外地人”。

　　在本地人與外地人的二元分化背景下，企業可以招到足夠的廉價勞動力，政府可以利用外來人口發展本地經濟，坐收財政收益而不用負擔他們的公共服務支出，富裕的政府再為本地人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本地人自然樂見其成而絲毫不覺得有問題。雖然國務院已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但是《意見》明確提出其政策目標是“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指導思想是“合理引導”、“有序推進”，基本原則是“優先解決存量、有序引導增量”，在考慮各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基礎上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這意味著戶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首先要解決有能力在城市穩定就業和生活的那部分常住人口的城市化問題。事實上，戶籍問題本質上是附著在戶籍之上的福利資源的分配問題。富裕地區政府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的能力較強，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自然較大;如果不加區分地全盤驟然放開，將會導致外來人口大量涌入某些發達地區，導致其政府不堪重負。戶籍改革必須做到公共服務均等，在維持現有城市公共服務水平基礎上擴大覆蓋面、惠及更多的人，只能“有序推進”，優先解決那些已經成功融入城市生活的外來人口的本地化問題。昆山在行政級別上是縣級市，但就其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而言，完全是一座中等城市。根據《意見》，在城區人口50萬至100萬的中等城市落戶，必須滿足“合法穩定就業”、“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城鎮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這部分人口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才有資格在當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因此，昆山大部分外來工人無疑暫時無法在昆山落戶。

　　由上觀之，臺企所追逐的“成本洼地”，實際上是企業和政府對勞工雙重欠賬的“權益洼地”。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伊始那個“一窮二白”的時代，發展是第一要務、做大蛋糕是燃眉之急，地方政府“招商至上”尚有一定合理性甚至必然性的話，到了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臨的主要任務不再是做大蛋糕，而是做好蛋糕(產業轉型升級)和分好蛋糕(社會公平正義)，“招商至上”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同時，作為有機體的社會開始“反向運動”，像萬有引力一樣將僭越的市場拉回它應有的位置，要求政府對市場施加一定限制或者允許勞動者自我組織以保護勞工權益。政府、企業雙重欠賬形成的“權益洼地”到了該被填平的時候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