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具有深刻的哲學基礎，本文的主旨就是論述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的哲學基礎。

　　一、實踐論與群眾路線

　　實踐論是毛澤東的認識論的核心，與群眾路線有著緊密的內在關系。

　　(一)實踐和認識的循環往復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循環往復具有一致性

　　實踐和認識的循環往復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循環往復具有一致性，這是基于實踐主體和認識主體的統一。毛澤東把認識運動的總過程概括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1](p.296)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而認識和實踐是不能分離的，認識的來源和目的在于實踐。所以人民群眾既是實踐的主體，又是認識的主體。因而實踐與認識的循環往復，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循環往復的過程：“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2](p.899)實踐與認識的循環往復，從邏輯思維過程來說，包含著從個別到一般、再從一般到個別的循環往復：“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1](p.310)如此的循環往復，表現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就是“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2](p.900)可見，無論是認識運動的總過程還是認識的邏輯思維過程，實踐與認識的循環往復和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都是一致的。

　　(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與向人民負責具有一致性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與向人民負責具有一致性，這是基于真理的客觀性和價值性的統一。毛澤東指出：“實踐是真理的標準”，而“真理必是有用”;[3](pp.42、150)前者是說真理的客觀性，后者是說真理的價值性，而這兩者統一于人民群眾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4](p.663)因為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在檢驗真理客觀正確性的同時，也檢驗了真理合乎人民利益的價值性。就真理的客觀性而言，“所謂真理就是在我們斗爭實踐中被證明了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東西，它適合人民的要求，使我們取得斗爭的勝利”。[3](p.254)真理是對于事物的規律性認識，而“人們認識規律要有一個過程，先鋒隊也不例外”。[6](p.105)在這個過程中，人總會犯某些錯誤。因此，“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7](p.1480)然而，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就是“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2](p.1095)而且，“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6](p.308)因而“認識了的真理就一定要堅持，如果不堅持會怎么樣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爛就是把中國人民打爛”。[5](p.254)對于錯誤，則“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7](p.1480)而這就必須廣泛聽取群眾的各種批評意見，即“要廣開言路，打開窗戶，不要怕打開窗戶可能吹進沙子來”。[5](p.399)打開門窗聽到的各種批評意見，既有比較全面的、正確的，也有片面的、部分正確的，甚至完全不正確的。毛澤東認為，如果“要求所有的人看問題都必須很全面，這樣就會阻礙批評的發展”;[8](p.277)這些片面的、不那么正確或者完全錯誤的批評很多是“閑話”即“怪話”，但依然值得聽取。他特別提到從“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的“閑話”中，認識到了邊區老百姓負擔太重的問題。[5](pp.309、404)從認識論來說，只有聽取各種意見，才能盡量避免因片面性而犯錯誤。毛澤東指出：“我們有很多經驗證明，搞錯事情常常是因為看了這個側面，沒有看那個側面，只聽這一面的話，沒有聽那一面的話”，[5](p.257)只有聽取各種意見，才能獲得真理性的認識，因為“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8](p.279)就真理的價值性而言，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都是向人民負責，因而“堅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錯誤也是公道”。[5](p.255)可見，從真理的客觀性和價值性的統一出發，毛澤東論述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與向人民負責的一致性。

　　(三)實事求是與深入群眾做調查研究具有一致性

　　實事求是與深入群眾做調查研究具有一致性，這是基于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毛澤東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而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深入群眾做調查研究，即“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著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3](p.802)這意味著實事求是集認識論與方法論于一身：“實事”與“是”即客觀事物及其規律性，而用以認識它們的首要方法是向群眾做調查研究。因此，實事求是與深入群眾做調查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從調查研究的對象來說，面向基層群眾的直接性與實事求是之“實事”是一致的。要掌握“實事”即實際情況，就必須向身處實際的基層群眾做調查研究。毛澤東說：“調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走馬看花，一種是下馬看花。”[8](p.134)他更強調下馬看花，“如果我們觀察問題是走馬看花的，各樣都弄一點，這只是空花費了時間，一事無成”。[9](p.381)相反，“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變為主觀真理”。[6](p.324)下馬看花“就是要直接與基層群眾面對面。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實事求是所要求的真實的材料。

　　第二，從調查研究的方法來說，對來自群眾的材料分析綜合的科學性與實事求是之“求”是一致的。所謂“求”，就是要從來自群眾的材料中獲得規律性的認識，以此解決實際問題，而這也正是調查研究的目的。毛澤東對此做了精辟的論述：“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于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么，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一個什么問題，接著加以分析，然后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2](p.839)就是說，調查研究運用分析和綜合相結合的方法，使得實事求是不只是發現和提出實際存在的問題，而且還要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

　　第三，從調查研究的態度來說。甘當群眾小學生的自覺性與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態度是一致的。毛澤東指出，實事求是的態度同主觀主義“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的態度是相對立的。[2](p.799)做好調查研究需要的是與自以為是相反的態度，即真心誠意地向群眾學習。他說到自己做調查研究的經歷時說：“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2](p.790)可見，做調查研究、拜群眾為師的自覺態度與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是一致的。

　　實踐論與群眾路線的一致性，體現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與工作路線的一致性。

　　二、唯物史觀與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十分集中和突出地體現了它以唯物史觀作為自己的根據。

　　(一)群眾路線以唯物史觀對歷史動力的認識作為依靠群眾的根據

　　唯物史觀認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2](p.1031)依據這樣的觀點，群眾路線強調：“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6](p.324)革命戰爭依靠人民群眾取得了勝利，毛澤東稱革命戰爭為“群眾戰爭”、“人民戰爭”。社會主義時期仍然需要依靠群眾，毛澤東指出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把群眾的斗爭只看做重要條件之一的說法，違背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歷史是計劃工作人員創造的，而不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斯大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后來有了一點東西，就不再那么靠群眾了”。[10]這就是說，無論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多大的成就，依靠群眾必須始終堅持，否則就背離了唯物史觀。毛澤東還依據唯物史觀，指出了如何使得群眾能夠成為足以依靠的力量。這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思想上必須使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力量。毛澤東說：“我們要在人民群眾中間，廣泛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使人民認識到中國的真實情況和動向，對于自己的力量具備信心。”[7](p.1131)這里最根本的是用正確的思想武裝群眾，“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6](P.320)要讓正確的思想被群眾掌握，就要使宣傳教育大眾化。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批評黨八股的文風是“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這是“下決心不要群眾看”。[2](pp.838、841、833)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依靠群眾的題中之義。

　　第二，在方法上必須要把群眾組織起來。毛澤東說：依靠群眾就是“要干部去發動組織廣大的人民，把成千成萬的人民變為有組織的隊伍;沒有組織便沒有力量”。[9](p.117)在組織群眾的過程中，必須避免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前者“超過了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愿原則”，后者“落后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2](p.1094)黨對群眾組織領導的實質，就是通過群眾組織作為依靠群眾的中介。

　　第三，在制度上必須以民主集中制作為保障。毛澤東說：“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于斗爭的”：[1](p.71)“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4](p.677)毛澤東在論述斯大林晚年獨斷獨行、脫離群眾的錯誤時說：“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8](p.19)這一定的制度最核心的內容就是民主集中制，即“實現群眾的監督，實現真正的民主集中制”。[6](p.35)這意味著如果沒有民主集中制保障群眾成為我們最有力的監督力量，我們就會喪失群眾這個最堅強的依靠力量。

　　(二)群眾路線以唯物史觀對歷史規律的把握作為代表群眾的根據

　　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的愿望、呼聲和動向，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了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毛澤東在論述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時，指出這實際上反映了人民的需要：“二十八年前甚至連共產黨也沒有。為什么過去沒有的東西今天會有呢?就是因為人民需要……共產黨是后來因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11](pp.305-306)群眾路線正是以把握歷史規律的自覺，闡明了只有代表人民群眾，我們黨才能代表歷史發展的趨勢和主流：人民群眾對我們黨作為他們的代表是否滿意，決定了我們黨是否被人民群眾所接受，他們的滿意程度，決定了我們黨的地位的歷史高度。毛澤東還依據唯物史觀，指出了怎樣代表廣大群眾，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來說，生產力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因此，毛澤東指出，要代表人民群眾，就必須努力發展生產力：“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2](p.1070)“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5](p.147)在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8](p.214)這就是說，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只有致力于發展生產力，才能代表人民群眾。

　　第二，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來說，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人民群眾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斗爭的歷史。因此，代表人民群眾，就要領導和支持人民群眾為實現自己的權利而奮斗。在建黨初期，毛澤東指出，要“特別注重”勞工的三個權利：“一、勞工的生存權，二、勞工的勞動權，三、勞工的勞動全收權”;否則，雖然“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實際拋棄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工”。[12](pp.8、9)1945年，毛澤東在闡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時，提出應當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方面“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2](p.1063)在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因而特別強調人民群眾的管理權，認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6](p.129)這意味著只有不斷探索如何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才能從根本上代表人民群眾。

　　第三，從領袖與群眾的辯證關系來說，毛澤東指出：“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13](pp.401-402)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就必須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罷免他。

　　(三)群眾路線以唯物史觀注重發揮主體能動性的觀點作為發揮群眾創造力的根據

　　人民群眾推動歷史前進，是在他們發揮主體能動性的實踐中實現的。因而毛澤東指出：“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2](p.1096)“列寧這句話，‘社會主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是人民群眾本身的創造’，講得好。我們的群眾路線，就是這樣的”。[6](p.129)可見，群眾路線是建立在相信群眾蘊藏著極大的歷史創造性基礎之上的。毛澤東還依據唯物史觀，指出了怎樣發揮廣大群眾的創造性，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把關心群眾生活作為群眾路線的基礎。在普遍的層面上，群眾參與歷史活動的積極性，是以實現自身利益為基礎的。群眾的利益首先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因而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必須從關心群眾生活做起。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指出：“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1](p.138)

　　第二，把變革制度和破除教條主義作為發展創造性個性的基本條件。在個體的層面上，要發揮群眾的創造性，必須充分發展群眾的個性。這就需要變革制度和破除教條主義。毛澤東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摧殘個性的，使中國人民不能發展他們的聰明才智”。[5](p.336)因而需要推翻摧殘個性的舊制度。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也需要改革不合理的環節，以利于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毛澤東引用《共產黨宣言》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觀點，將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改為“我勸馬列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樣的人才具有“創造性的個性”。[5](p.416)這里實際上指出了只有從把馬列主義當作教條的迷信中解放出來，才能發展不拘一格即創造性的個性。

　　第三，把發現、總結和宣傳群眾創造的經驗作為工作方法。毛澤東說：“‘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2](p.933)發揮群眾偉大創造力的工作方法，就是到群眾中去發現這些“諸葛亮”，總結他們創造的經驗，加以宣傳、推廣，以此激發更廣大群眾的更大的創造力。

　　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是把唯物史觀系統地運用于黨的工作而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國化的具體體現。

　　三、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與群眾路線

　　毛澤東指出：“所謂倫理學，或道德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是討論社會各階級各不相同的道德標準的，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工具。其基本對象是論善惡(忠奸、好壞)。”[14](p.186)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就是在倫理學的意義上將為人民服務視為道德至善。因此，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是群眾路線的倫理學基礎。

　　(一)在群己之辨上，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與感動群眾相聯系

　　為人民服務之全心全意，表現于群己之辨，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4](p.160)相反，“如果他為他自己個人圖謀特殊利益，在我們的隊伍里就叫做喪失道德的行為”。①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講了愚公為了移掉兩座大山，每天挖山不止，最終感動了上帝的故事，說明“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為了挖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即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下定決心，不怕犧牲”，這樣“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2](p.1101)這種感動人民大眾的力量就是為了人民不怕犧牲的道德覺悟。這樣的道德覺悟，體現了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最高境界。可以說，用毫無自私自利之心感召和凝聚人民大眾，是實行群眾路線的道德擔保。每個共產黨人是否以無私之心感動了人民群眾，民心是最好的檢驗。毛澤東說：“聯系群眾這一條，也要用客觀標準來衡量。比如，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群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稱首長，好像老百姓都擁護他，其實這不能說明問題，要看最后的蓋棺論定，要看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淚。”[5](p.60)以開追掉會老百姓落不落淚來衡量共產黨人有沒有感動他們，就是把老百姓心里的道德天平看作最高裁決者。

　　(二)在義利之辨上，把革命的功利主義與為人民群眾謀取利益相聯系

　　毛澤東說：“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2](p.864)這里的“好”指廣義的價值，包括道德上的善。所以，在革命的功利主義看來，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就是以人民群眾得到真實利益為道德至善。

　　從革命功利主義出發，在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上，就必須要兩者兼顧。就是說，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要注重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然而，人民群眾只有得到了當前需要的利益，才會為長遠的利益而奮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9](p.267)人民是由個人組成的，人民的利益離不開個人利益。因此，從革命的功利主義出發，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要求兼顧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13](p.450)上述兩個兼顧，給群眾路線如何為人民謀利益提供了正確的道德導向。

　　從革命的功利主義出發，在目的和手段的關系上，為人民謀取利益是目的，而不是把人民當作為自己或少數人謀利的工具。毛澤東通俗地把這兩者的區別，叫作給老百姓以東西還是向老百姓要東西。他批評某些干部對群眾“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的作風：“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么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2](p.933)只向人民要東西，就是將人民看作如同牛馬般的工具：“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了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國民黨是對立的，一個要人民，一個脫離人民。”[5](pp.57-58)這個對立就是把人民作為目的還是作為工具的對立，是維護還是踐踏人格尊嚴的對立。與國民黨視人民為任意榨取乳汁的牛相反，共產黨把自己看作為人民耕田擠奶的牛。毛澤東引用魯迅的詩句“俯首甘為孺子牛”，要求一切共產黨員“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2](p.877)毛澤東說共產黨也會向人民要東西以支持革命事業，然而，“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只有在做了這一方面的工作，并確實生了成效之后，我們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東西的工作時，我們才能取得人民的擁護，他們才會說我們要東西是應該的，是正當的”。[9](pp.467-468)這就是說，只有將為人民謀利益作為目的置于最優先的價值，向人民要東西才具有道德的正當性，才能使向人民要糧草的群眾工作體現黨的群眾路線而不是官僚主義的運動群眾。

　　從革命的功利主義出發，在動機和效果的關系上，不僅要有為人民服務的動機，更要有為人民服務的效果，而且要用后者檢驗前者。毛澤東說：“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2](p.873)只有顧及為人民服務的效果，才是“真正的好心”即具有道德良心。從動機和效果的統一出發，為了使為人民服務達到好的效果，就必須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本領。毛澤東說：“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2](p.873)因此，毛澤東在贊揚白求恩無私地為人民服務的同時，特別指出：“白求恩同志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4](p.660)將動機和效果相統一，就是要在貫徹群眾路線中，注重為民的實效、提高為民的能力。

　　(三)在道德主體上，把加強自我修養與同群眾打成一片相聯系

　　在道德主體上，把加強自我修養與同群眾打成一片相聯系，就是在與群眾打成一片的過程中，洗刷自己思想意識上的污泥濁水，加強道德修養。

　　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體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就是用平等的態度對待群眾。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4](p.522)這就是要求以平等的態度對待群眾;就是要自覺地抵制特權。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強調：“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6](p.135)以平等態度對待群眾，在兩者的情感溝通上，就應當與群眾交心。毛澤東談到自己到農村開調查會，在和農民“做朋友的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把你當好朋友看”;[9](pp.383-384)“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8](pp.354-355)以平等態度還是以官氣對待群眾，在道德評價上，表現了境界的高低：“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8](p.378)

　　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體現在自我的道德規范上，就是做忠實于人民的老實人。毛澤東說共產黨員的“品德就是忠實為人民服務”。[15](pp.203)總體來說，做老實人就是正直而不謀私利、實干而勇于擔當。他還說：“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地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2](p.822)辦老實事就是以科學的態度辦事，這在毛澤東看來，最基本的是兩條：一是以“科學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精神”辦事;[9](p.390)二是按照客觀規律辦事。1958年，毛澤東針對把客觀規律作為迷信來破除的情況說：“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否則“就不好辦事，就要死人”。[8](p.448)以科學態度辦老實事，就必須去掉自以為得計、自以為聰明、嘩眾取寵這些不良品德。老實人在言論上就是說老實話，即講真話。毛澤東對此有個概括：“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并解釋道：不偷就是不能把別人做的事說成是自己做的;不裝就是不能把不懂的事說成懂的，不吹“就是報實數”，不扯謊。[5](pp.349、351)總之，做老實人貫穿著對人民誠信的品德。

　　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體現在個人的意志磨練上，就是具備為人民事業永久奮斗的精神。毛澤東說：“永久奮斗，就是要奮斗到死。這個永久奮斗是非常要緊的，如要講道德就應該講這一條道德。”[9](p.191)意志的磨練總與一定的境遇相聯系，在革命戰爭的艱難環境里，永久奮斗的意志就是“需要艱苦奮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種惡勢力惡風浪，例如死的威脅，餓飯的威脅，革命失敗的威脅等等”。[9](p.262)在革命勝利執政的環境里，永久奮斗的意志就是要抵御各種誘惑，“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7](p.1438)在受到錯誤處分即降低職務和調動工作的情況下，永久奮斗的意志就是將這看作“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如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那樣。[6](pp.291-292)正是經過這樣的意志磨練，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才能內化為自身的德性。

　　中國傳統哲學具有注重人生理想的長處，把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作為群眾路線的倫理學基礎，正是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哲學這一優良傳統。

　　重溫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的哲學基礎，不只是為了理解群眾路線的理論內涵，更是為了在當前的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中，譜寫出新的理論篇章。

　　注釋：

　　①毛澤東：《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1日。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澤東哲學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4]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澤東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J].黨的文獻，1993，(4).

　　[11]毛澤東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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