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年初，類“夢想秀”電視節目依然是小熒屏上競爭最為激烈的戰場，不只是《我是歌手》(湖南衛視)、《中國好歌曲》(央視)等音樂節目，還推出了科學類的《最強大腦》(江蘇衛視)、圓夢真人秀《私人訂制》(北京衛視)以及喜劇類的《笑傲江湖》(東方衛視)等。從《中國達人秀》、《中國好聲音》到近期的《中國好歌曲》、《笑傲江湖》，籍籍無名的“圓夢人”或“追夢者”上演著一場又一場的競技比賽、演繹著一波又一波的人生悲歡，他們或喜極而涕晉級或黯然神傷退場。

　　借用《中國達人秀》的口號“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大夢想，相信夢想，相信奇跡”，如同一句咒語、魔法飄蕩在臺前幕后。人們不再談論理想、信仰，堅持夢想、實現夢想替代了一切。如果說電視機是一臺哆啦A夢般的造夢機器，生產著普通人也能夢想成真的奇跡，那么如今在屌絲、土豪“橫行”的時代，這臺造夢機以夢想編織了一個不同于現實階層矛盾的敘事。

　　型號各異的造夢機

　　自從2012年引進海外版權的電視節目《中國好聲音》帶來新一輪收視奇觀以后，不僅使得購買高收視率的原版節目成為國產電視欄目轉型升級的捷徑—如《爸爸去哪兒》(湖南衛視)、《最強大腦》就是最新的例證，而且此后出現的電視節目在拍攝風格和情節設置上也大多“好聲音化”，就連導師都得找4個明星，如《超級演說家》(安徽衛視)、《中國好歌曲》、《笑傲江湖》等。不僅如此，《中國好聲音》的魅力之處在于充分發揮了真人秀節目的奇幻效果，與前些年講述成功者的奮斗史以及青春靚麗的超女快男不同，如今占據舞臺主角的是一些其貌不揚的草根或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在《中國好聲音》的舞臺上，4位決定學員能否留在臺上的導師，不只是要說出競技者歌唱方面的優劣，還要時不時地鼓勵他們堅持自己的音樂夢想。盡管節目組非常精心地給每一位參賽者“編排”了不同的個人故事，并凸顯不同的“個性”及音樂風格，但這些學員卻如同一個模具雕刻出來的工藝品一樣，懷著“同一個夢想”，這就是一種個人成功的勵志夢、奮斗夢。欄目的“懸念”在于，導師能否如上帝般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決。從參賽者踏著紅地毯走進攝影棚始，到比賽結束、回歸親友的懷抱，在這里，每個參賽者都是一個原子化的個體，這種個體來自于父母之家或者夫婦之家，其“人生”的主體段落就是參加一次又一次的競技與過關的比賽。這多么像一個壓縮版的人生與社會的寓言。

　　在這種個人與社會的隱喻中，被凸顯的是孤零零的個體如何通過自己的音樂才能從已然成功的導師那里獲得認可，能夠被說出的只是個人及家庭的創傷與困難，而支撐個人與小家庭存在的歷史和社會背景都“化為烏有”。這使得《中國好聲音》的舞臺充滿了童話般的“魔力”，其最大的“魔法”就是讓丑小鴨變成白天鵝、讓灰姑娘穿上水晶鞋。

　　2011年播出的《中國夢想秀》同樣是讓“身殘志堅”的殘障人士或擁有超級才藝的普通人“圓夢”的節目，這些從天而降的“化外飛仙”仿佛來自于盛產“奇人異事”的化外之地，他們的載歌載舞、高超藝能與其“真實”的生活狀態之間沒有任何關系，從而使得電視機更像一場魔術演出，這或許也是讓科學奇才制造奇跡的《最強大腦》能夠吸引眼球的原因。

　　現場及電視機前的觀眾一次又一次地“目睹”這一“見證奇跡的時刻”，從而不會追問為何每一個生活在當下的人們都必須經歷這種“舞臺機制”的遴選。不管是學校里的學生，還是企業中的員工，甚或機關里的公務員，都需要經歷不同等級、不同種類的業績考核，只是在現實生活中，看得見的導師轉化為一套看似中立客觀的量化指標。在這種個體與魔幻舞臺的對立中，個人成為社會的中心，每個參與者彼此分隔，他們既不是“扶老攜幼”的伙伴，也非“同甘共苦”的合伙人，而是相互比拼、搏殺的競爭者。《中國好聲音》、《中國達人秀》、《中國夢想秀》等節目在營造個人成功的白日夢的同時，也如此直接地再現了個人在社會舞臺中的真實境遇。

　　個人處在一種去社會化的狀態中，唯一可以提供心靈慰藉的就是家庭。2013年10月湖南衛視從韓國引進親子戶外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這檔節目把競技文化與家庭生活巧妙地結合起來，一方面爸爸要帶著孩子挑戰一個又一個的小任務，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對孩子的呵護與教育，孩子從小就需要培養競爭、挑戰自我的意識，以便可以在參與成人社會的游戲中獲勝。節目中所呈現的戶外、野外空間或者電影版中的野生動物園，不僅不是非城市化的他鄉，反而是如競技場般現代都市生活的自我投射。問題不在于教人如何育兒、親子，而是孩子成為塑造中產階層家庭完美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競技式的選拔機制、個人成功的價值觀以及對家庭倫理的強調，正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經濟秩序過度自由化所需要的文化規范。

　　“夢想”去哪兒?

　　對于生活在市場環境里的個體來說，從一無所有的自由人變成光鮮亮麗的成功者似乎是每個人的宿命，諸如“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到彩虹”、“擦干淚不要怕至少我們還有夢”等人生格言也是大眾文化(流行音樂、影視劇等)最善于講述的心靈雞湯。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那種強調工業生產、革命斗爭的工農兵文藝也轉變為講述個人奮斗、成功勵志的大眾文化。港臺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夠搶得先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種文化恰好是一種與市場體制相匹配的文藝樣式，直到90年代中國本土大眾文化才開始全面興起。90年代初期熱播的《北京人在紐約》也是最早講述個人奮斗的美國夢故事。

　　如果說人人通過勤奮努力都能獲得收獲和成功是80年代先后開啟的農村、城市改革的情感動力，那么90年代經歷更加激進的市場化潮流，曾經在80年代改革中獲益的農民、城市工人群體、進城農民工則迅速淪落為社會弱勢群體，而小資、白領們與新富階層成為新社會的中堅和主體，中國社會完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階層重組和分化。新世紀以來那種白手起家、個人奮斗的美國夢逐漸轉變為有房有車有孩子的中產夢，一種從奴隸到將軍、從底層到上層的階層躍升轉變為從低級到高級的科層制秩序，這也正是2005年前后《杜拉拉升職記》等職場劇得以流行的社會背景。科層制(又名官僚制)作為一種現代組織制度，在機關、公司中廣泛應用，被認為是一種效率最高的管理方式。科層制并不實現階層身份的逆襲，只是一種從白領到中產到金領的上升路線圖。這種中產夢也是中國城市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出現的，只適用于城市白領群體，對于大量從事服務業以及制造業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科層式的晉級制顯然無法打破階層的壁壘。

　　這種奮斗勵志的職場故事沒有流行多久，2010年前后職場故事逐漸轉變為諜戰劇《潛伏》式的辦公室政治以及后宮劇《甄嬛傳》式的腹黑術，那種陽光下自由公平的競爭迅速變成黑夜里的勾心斗角和爾虞我詐，這與白領階層近些年越來越艱難的生存壓力以及失望情緒有關，也就是說成功并非來自于“正能量”，人們更愿意相信這是腹黑和暗箱操作的結果。昔日作為中產階層后備軍的小資、白領在國際化大都市的資本空間中成為“高學歷、低收入、難發展”的蟻族、屌絲，中國社會完成了第二輪階層分化，這也為“屌絲的逆襲”提供了現實基礎。“逆襲”的命名本身恰好印證出奮斗的失敗和無法成功的絕望感，逆襲并不挑戰黑暗世界的游戲規則，反而是對既定游戲規則的高度內在化，這就是逆襲的悖論之處，正因為無法逆襲成功，所以才要逆襲。

　　就在這種新世紀以來依然能夠分享個人成功夢的白領階層陷入屌絲化、無法逆襲的境遇之時，借助《星光大道》、《中國達人秀》等電視欄目的推動，涌現了一批身懷絕技、才藝的草根明星、草根達人，這些故事與其說向人們展示了一種逆襲成功的希望，不如說更加暴露了成功的偶然性和奇幻色彩，曾經的勤勞致富、公平競爭變成了一種賭博游戲和賭徒心態。這些其貌不揚、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依靠視頻網站、電視選秀節目“一夜走紅”的明星，如同中了彩票或者“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般成為這個時代的“幸運兒”，實現夢想再也不是普通人能夠抵達的目標，而變成了一種人間“奇跡”。也許在越來越難以出現奇跡的時代，人們更愿意相信“奇跡”會發生。

　　夢醒時分，還是繼續做夢

　　屌絲的逆襲已經變成一種傳奇，能夠參與饑餓游戲依然是一份人生的“幸運”。

　　2013年歲末，導演馮小剛拍攝賀歲喜劇《私人訂制》，沿用《頑主》(1988年)“替人排憂、替人解難、替人受過”和《甲方乙方》(1997年)“好夢一日游”的模式，繼續替人圓夢。新的“私人訂制”公司幫助人們完成的夢想不再是戲仿革命者或者扮演過去的角色，而是實現一種階層身份的互換。3個段落分別讓司機體驗領導、讓商業大導跌落底層變成貧困藝術家、讓清潔女工做“一日”億萬富婆。每一種身份穿越表面上看起來是對階層位置的僭越，實際上卻維系了原有的界限。司機和清潔工在“夢醒”之后都體會到當領導(權力)和富婆(資本)的不容易，反而更加安于本職工作，而大導演與棉花匠的“換血”并沒有變成真正的底層人，只不過搖身一變為行為藝術家。如果說大眾文化講述夢想成真的故事是一種白日夢，那么告訴人們“夢想不過是夢想”也會起到白日夢的效果。

　　2014年初北京衛視借《私人訂制》熱映順勢推出同名電視節目，這檔真人秀不僅把電影變成了“現實”，而且延續了電影反白日夢的精神。第一期是給北漂保安“圓”總經理的“夢”，小伙子的人生偶像是香港富商李嘉誠。“夢想訂制團”讓他在一個高檔美發店做3天總經理，經過親身體驗，北漂發現自己根本不具備總經理的素質，最終了悟到總經理不是他這種人能夠當的，白日夢徹底變成了黃粱一夢。與電影版相似，夢想的破碎并沒有動搖夢本身的合法性，反而讓做夢者更加認同于屌絲的身份。這種屌絲與土豪的區隔已經在熒幕上變成涇渭分明的雙重空間，相比北漂保安“化身”為總經理“闖進”不屬于他的空間所顯示出的無助和孱弱(尤其是在攝影機及成功者組成的夢想團的“訓斥”下)，第六期節目的主題是安排富豪爸爸與叛逆兒子穿越到四川汶川羌族村寨，通過田間勞作等農家樂體驗來緩解父子之間的隔閡。面對輟學的同齡人以及無錢看病的媽媽，“富二代”最終找到了親情的溫暖，并與富爸爸相擁而泣，這些樸素善良的村民不過是治愈父子感情的前現代異域他者。

　　這種富裕(城市)與貧困(鄉村)的對立不再是文明與愚昧的對抗，而是一種自我與他者的空間隔絕，同樣的敘事策略出現在戶外親子節目《爸爸去哪兒》中。這檔節目既呈現了明星父子、父女背后的“凡人”生活，又讓這些習慣現代化大都市的星爸萌娃遭遇城市之外的鄉村空間，如第一季12期節目的戶外場景分別是北京郊區農村、寧夏沙漠、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山東膠東海島、湖南寺廟、黑龍江雪鄉等，這些非城市的差異空間非常準確地表達了一種以城市為中心關于鄉村的自然化想象。這些“從天而降”的“闖入者”在走進鄉村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同時，并沒有心情了解、觸摸這些差異化存在，也無法真正走進這些“同一個世界”里的他者空間。

　　這就是當下電視真人秀所竭力講述的雙重故事，一方面把野心勃勃的屌絲打回原形、毫無怨言，另一方面讓土豪有恃無恐、無所畏懼，這恐怕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無知無畏的無意識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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