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無論是在哪種社會，人們對奉獻總是褒獎有加的：在奴隸社會奴隸必須對主人奉獻，在封建社會要求奴才對主子奉獻，在資本主義社會提倡工人對工作、也就是對資本家的奉獻，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對發揚自覺奉獻的主人翁精神加以謳歌和贊揚，雷鋒精神就是這種主人翁意識的最好體現，因而雷鋒精神首先是一種奉獻精神。對于這樣一種奉獻精神，哪怕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也是十分贊許的。所以那些仇恨雷鋒精神的人并不便于把它直接樹為對立面加以打擊，而是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來進行，因而這樣一股詆毀雷鋒精神、丑化雷鋒形象的潮流出現了，它采取的主要手法是進行解構，其核心如果不是開涮雷鋒精神，就是把學雷鋒異化為其它庸俗行為，使人們不再嚴肅地對待雷鋒精神，從而達到惡俗化雷鋒精神的效果。如某通信公司在其群發的幽默短信中寫到，今天是學雷鋒日，老奶奶嚴重緊缺，一位老奶奶被扶過馬路幾百次，養老院的老奶奶被洗了幾十次腳……有人說，今年學雷鋒我給領導辦了什么什么好事……更有甚者，編造一個黃色笑話說是一對男女搞一夜情，女人醒來后，問男的叫什么名字，男的悠悠地說，做好事不留名，我是學雷鋒。

　　同時，對有錢人做好事即所謂“慈善”進行大肆宣傳，使人們艷羨，形成一種模式化的“好事”觀念，即做好事要用金錢來量化，即有錢才能做好事，有大錢做大好事，沒錢就做不來好事，似乎做好事是有錢人的專利，而普通人即使做了好事意義也不大。雷鋒做的好事并不驚天動地，不能用金錢來量化，但與資本家“善行”的可量化相比，它對社會的精神激勵效應卻是不可量化的、無價的。這時，雷鋒精神與“慈善”的對立就出現了：如果大家都被雷鋒精神感召，都去學習雷鋒，這樣做好人好事的成本和門檻就很低，那么誰還會對資本家可量化的、有限的慈善感興趣呢?

　　馬克思早就點破過資產階級慈善事業的虛偽性，指出，這種慈善盡其可能地做大排場，做成一場社交盛事，無非就是為了彰顯他們的善心，更重要的是彰顯他們的雄厚財力與影響力。如果資本家真有善心，為何不把生產資料交由工人所有，讓他們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而犯不著定期或不定期地大發善心呢?但另一方面，又有人對雷鋒進行挑剌。海派名嘴周立波先是說雷鋒做好事不留名，“但全寫日記上了”。日記是個人行為，能與有錢人的派對、慈善盛典相提并論嗎?而周立波高調參加各種公益派對，難道不是對自己的諷刺嗎?

　　另外，既然資本家需要工人在工作中的無私奉獻，那么提倡雷鋒精神對他們有什么壞處呢?為什么他們還要千方百計地詆毀雷鋒精神呢?

　　對雷鋒精神的解構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全盤改造戰略的一部分。雷鋒精神的實質是消滅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對立、消滅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的共產主義實踐，它同時也顯示出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一個螺絲釘有一個螺絲釘的價值，一個普通人也有一個普通人的價值，如果普通人意識到做好事是自己所能的、不需要金錢、沒那么復雜，是人人皆可為的事情，那么進一步意識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離接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精神就不那么遠了。這才是資本家對雷鋒精神最忌諱的，他們解構雷鋒精神，是為了除卻經濟領域的優勢地位外，爭奪和占據道德的至高點從而從經濟到意識形態掌控整個社會，使個人和社會的解放成為不可能。在這種環境下被調侃成多種版本，人們即使可能佩服雷鋒的所為，但是沒有勇氣、沒有動力去做好事。

　　消解、解構雷鋒精神的實質就是要消滅工人、農民和普通人對社會、對他人的關心，把做好事定位成主要是有錢人的慈善行為，把整個社會建構成一個冷漠的社會，只能等待公知、有錢人的良心和善舉來拯救。那么，社會的進步就與庶民無關，人們也意識不到社會的進步與每個個體的行為有關。資本家需要的是奴隸對奴隸主、奴才對皇帝的忠誠和奉獻，是強調個體對少數人的奉獻，而絕不是雷鋒那樣的一個人對絕大多數人、對全社會的奉獻，這與資本家的要求和愿望是背道而馳的。

　　雷鋒精神在當代尤為重要，因為雷鋒不計回報、為了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對于每一個追求國家、民族自立、追求勞苦大眾解放的有志之人而言，就得向雷鋒學習，不能因為現在我們做的沒有什么效果就不去做為，要意識到所作所為不管多么微小只要能推動社會進步，就要去做，而且不要計較個人得失，將個人的價值置于全人類解放的歷史大勢之中，我們個人有限的生命和價值就會在這種無數人前赴后繼的事業中得到升華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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