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9世紀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形成并向帝國主義轉折的時期，20世紀是戰爭與革命的年代，21世紀將是大轉折、大分流、大分化的時期，那么22世紀就可能成為開啟真正的通向歷史分水嶺的偉大啟源的新時代。因為，大時代是由時代精神和世界意志鑄就而成的，而這兩者又是由時代基本矛盾和由此而生成的歷史意愿而決定的。千禧年的西方喧囂的西方勝出和充滿傲慢與偏見的西方式的歷史終結，非但沒有在所謂的西化民主、市場資本主義和多元文化的模式下，走向歷史無選擇的最終沉淀，反倒在金融與財富，社會挑戰與不確定上，形成遠遠超過上世紀的大恐慌的歷史教訓和對資本主義的毀滅性的打擊。五千年上下的人類文明的階級壓迫和人類剝削的歷史即將步入歷史博物館。真正的人類璀璨的文明時代和人作為人的歷史新時代可能逐步降臨。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國革命的偉大道路與模式，將獲得人類社會的普遍接受，歷史在經過卓越的優勢原始共產主義的正題和階級壓迫的反動之反題之后，在世界歷史革命風云和人民斗爭的推動下，會最終走向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人類文明的大合題。

世界在過去一萬年的文明史的演化中，幾乎始終在三大世界的斗爭和戰亂中度過。農耕世界構成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核心與財富主體，游牧世界構成大規模交易和騎兵游擊戰和世界帝國的主體，漁獵與海盜世界構成強盜邏輯和邪惡征服的主體。文明體系、世界帝國、文化圈、王國、公國、諸侯國、城邦國和民族國家成為基本的世界與人類基本社會結構和體系存在。除了考古的現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城市文明圈外，中華文明從幾乎所有的文明緯度和標尺上看，始終是處于世界文明的最前沿（古埃及，兩河流域的所謂新月沃地和雅利安后的古印度，無論是文明承載范圍和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建構，還是文明的連續性、文化圈的統合性等等，都不足以構成從古典性到現代性的典范。而西方文明相對于四大文明古國，則完全是文明的小字輩）：大一統的政治，多維的學術和去魅化，發達富有可持續的經濟，德-禮-法-政統合的社會，宗教與民族的大融合，開放社會與文化交流，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井然有序。這樣的世界歷史大錯位，大約在1840到1860年間，發生了大逆轉。英國鴉片戰爭的全部歷史表明，西方列強打敗中國，依靠的既不是所謂的船堅炮利，也更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發達，甚至不是西方的所謂德先生的民主和賽先生的科學。因為西方的科學發力，實在美國內戰以后。西方征服世界的時期，恰恰是其君主專制和帝國主義的軍國主義時期。

從中國的黃帝或三皇五帝到中國的三代之治，從秦皇漢武的主權完整現代國家建構到盛唐文宋大明，特別是在二十世紀戰爭與革命風雨中催生出來的，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震憾下驚醒的東方睡獅，在毛澤東旗幟下的新中華與新中國的偉大洪流，始終構成了世界歷史文明的最高境界、最理想建構、最偉大典范。這樣的中華與中國的偉大古典性和輝煌的現代性，代表著人類文明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優秀結合，代表著世界合宜、美好、公正和可持續發展的完美途徑和方向。歷史又進入一個詭異的拐點。中國和世界都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歷史抉擇。中國和世界始終息息相關。世界離開中國偉大典范與模式，就將墮入戰亂與野蠻。只有世界恢復到中華大秩序，世界才既平安又可持續。偉大的伊斯蘭文明和穆斯林締造者穆罕默德尊尊告誡“求學，即使遠在中國”。世界各古明和當代文化都已經充分展示自己，獲得公平的博弈機會。唯有中華文明和中國歷史，不但源遠流長，而且綿延不絕。世界理性要求中國道路與中國范式。中國大戰略既是中國復興的需要，也是世界歷史的需要。中國、中華文化圈、中華文明共同體，同世界其它文明體系與國家的歷史性大錯位，中國的高度成熟、完備、領先，同西亞、中東、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同西方文明，同東歐斯拉夫文明，同美洲阿茲特、馬雅、印加三大文明相較，超前、領先3000到1000年之間。在世界一萬年的文明發展洪流中，中國除近代1840年的這150到200年間之外，始終大體上是世界的典范、最高水準和名副其實的樣板與中心。

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世界。中國始終具有世界量級的位勢和影響力。西方的戴高樂主義所欲追求的永恒性的現實，同毛澤東主義的中國與世界意識具有異曲同工的相合妙東。美國的門羅主義、尼克松主義，特別是里根經濟學，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全球與人類視野。羅斯福主義有一定的一致性。無論從價值觀、文化意境，還是人類和社會發展方略，中國必須承擔起世界與未來領袖的時代與歷史重任。中國大戰略，在任何視鏡下，都必須在永恒性現實，價值制高點，世界與人類大格局，未來與可持續性，古典與現代性等方面，橫空出世。

2,000多年前，中國兵圣孫子就超前提出了“妙算”這一超宏觀計量與核算綜合戰略估量和戰略意義上的“心中有數”。所謂“經之以王事”，“較之以七計”，就把“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妙算戰略評估與思維，放置在了最為堅實的基礎之上。

李際軍將軍把毛澤東戰略思維與思想，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與靈魂。這無疑是抓住了根本樞紐、要旨所在。

中央黨校的《向毛澤東學習》一書，道盡了方方面面，但核心依然是周恩來早在延安所做的并和其畢生躬身餞行的《學習毛澤東》，即要從這個在中國大地上成長起來的巨大人物這一根本性的視界、視角，來把握和學習毛澤東的最根本之點。

毛澤東不是神，但卻勝過神。他四次巧布空城計，智退敵大軍，他利用矛盾，化險為夷，牽著敵人牛鼻子，在時間、空間的戰局上，調動敵人，在最高境界上，實現“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造成古今中外，世屬罕見的，以弱勝強，以小勝大，在不可能中創造可能，在幾乎沒有條件之下，生成奇跡。

中國自古就是兵圣大國，韜略大國，智慧大國。

時至今日，在面對中國經濟增長之謎，世界格局陷入僵局與困頓，人類社會未來充滿了自然、人文、經濟、文化、政治諸多方面的不確定性的時候，應當徹底摒棄急功近利、急躁冒進、饑不擇食，慌不擇路的時代病。徹底擺脫這樣的世界性無奈與癲狂，靜下心來，平心靜氣，抱著“天塌不下來，地陷了下去”的心態，恭恭敬敬，老老實實地展開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拜毛澤東為師，拜第一代領袖集團這些大英雄們為師，求教于古今中外真正先賢圣哲，以便搞清方位與路徑，形成有效的中國大戰略（許多堅定的左派，毛主席的好戰士，似乎對一切都抱定不可救藥的基本判斷。這樣的心情和政治見解可以理解，但請同志們好好看一看大型電視連續劇《毛澤東》和《延安頌》，看一看，學一學毛主席在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在到了延安以后，甚至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及整個新中國發展建設時期，在幾乎每一次重大路線斗爭和道路斗爭中，是如何抓住生死存亡的關鍵，打開缺口，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由點到面，逆轉全局的。歷史的較量和歷史筑就，從來就是紛繁復雜，沒有捷徑可走的）。

一、財富最重要增長必須讓位于有五級發展

GDP崇拜已經使中國成為增長的異化物。GDP是投入年度總量增速的宏觀統計計量。其中既沒有資本形成，也沒有產業結構優化，既沒有質量、品種，也沒有福利指標，既沒有宏觀投入、產出效率，更沒有財富增長測算。GDP崇拜是一種畫餅充饑，為建設而建設，為發展而發展，單純的速度癡迷的經濟學錯覺。

中國超高速增長60余年。這是人類經濟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中國歷史上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更早的文景之治到漢武大帝時代，任何中興、盛世，都在不長的時間里，迅速達到了世界最前沿，而且關鍵是在社會財富與人均占有上，直接走在世界最前沿。

近代世界，無論是德國復興、日本復興，亞洲四小，甚至就是拉美，即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獲得的實際好處，都超過中國過去30年的透支里子，財富實體流失的增長之謎。

中國大戰略的經濟戰略取向，就是徹底放棄增長之謎的GDP崇拜路徑，把經濟發展戰略，堅決徹底轉向以財富增長與積累為根本的方向上來，這比粗放集約增長軌跡轉型更加要緊、要命。

財富大戰略要求：

第一宏觀經濟規劃戰略的根本指向，在于牢牢把握和導控價值鏈、價格鏈、產業鏈的三鏈合一。

價值鏈是國際市場、世界貿易、國際金融活動的直接競爭博弈舞臺。產業鏈僅僅是價值鏈、價格鏈的載體與支持，并非價值鏈的直接原因和兌現產物。

經濟租，才是當代國際經濟與金融舞臺上的最隱秘和最高的價值鏈端。中央國家安全小組、中央國家改革小組，國家發改委和國務院主要宏觀決策與領導的核心是要把握全球價值鏈的世界分布和全球導控杠桿，時時刻刻，盡最大的戰略策動與組合，實現國際價值競爭軸逆轉，完成中國國際渠道和經濟租的世界最高正面占位的奠基和勝境作為。

第二工業化、城市化，尤其是高級工業化以來，世界市場，國際需求，并且市場結構和產業組織，進而國際價格鏈分割與占有，從而世界財富的分配與流轉，都全然不是赫可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基礎上的天然分工結果，也不是經濟自發增長，市場自由放任演化的結果，而是完全的如同重工業、迂回生產的大資本投入、國家大規模戰略性資源匹配組合所引致、造成的人類需求與商業文化雙重洗腦的結果。

第三從重商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原生態工業化到戰后資本主義的高級工業化，市場從來沒有成為國家現代化的基本資源配置力量。自由競爭，無限放任的市場經濟，恰恰是近代中國一蹶不振，被列強式的壟斷帝國主義徹底打垮的現實歷史殘酷。自由放任、資本自發集中的結果，向來只能是產能與生產過剩，生態危機，社會關系的周期波動和商業周期的大起大落，即所謂的商業景氣循環的不斷毀滅性的建設。沒有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性計劃經濟奠基，沒有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動員的強化與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規劃與有序市場憲政經濟學，沒有日本大藏省、通產省的精確化戰略規劃，沒有新加坡、南韓的高水平、高質量的政府經濟戰略管理，西方戰后的所謂黃金時代，根本就無從設想。

第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國家動員，是中國絕對的戰略優勢。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的威脅，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所謂現代化陷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房地產泡沫，自然生態危機，而是全球財富制高點的人類合理分配和中國理當份額的喪失和如何奪回。以產業、產能、速度、硬指標、綜合國力為代表的當下中國式的增長軌跡，假假陷入到了霸權、世界強權設計的陷阱和泥潭之中。沿著這樣的路徑與路線圖，只能是工業與殖民資本-帝國主義的全球性的無一遺忘角落的大重演和歷史大悲劇。未來的世界大戰，將不是慘絕人寰的第一次、第二次和大危機所可以比擬的。就可能的生態災難和生物和超高核武與軍備而言，可能是滅絕人類和文明性質的。

亞當·斯密說“國防比財富重要”。這是就整體安全觀而言的。我們這里在國防安全前提下，就經濟戰略而言說財富比增長，比速度，比泡沫經濟更重要。

中國需要的不是一般性的集約化增長，而是以財富增長、積累、綜合發力為基軸的內生性、富含最佳社會福利性的經濟增長。

中國的經濟建設投入是驚人的，產出當然也是驚人的，但浪費、無效率運作同樣也是驚人的。這樣，就必然僅有過程的轟轟烈烈，沒有結成財富積累碩果的實實在在。

具體表現在：

（1）中國以數萬億美元的全方位引進，已遠遠大于日本、南韓等國的多倍的技術、產品、產業、人員交流的引進，而換來的遠遠低于各國的核心技術掌握和高價值鏈產業能力。

（2）全國各地遍地開花的工程、項目，甚至一波又一波地造城運動，完全以更大規模，重演了中國歷史上的共主弱勢，分封、軍閥格局下的地方諸侯國的大大小小的造城現實運動。全國地方城市恢復、仿制古城建立和各自地標建筑，甚至僅僅就是城市雕塑，各級各單位的建筑設計，所形成的重復、毀滅、浪費，就是幾乎難以計量的。

（3）以房地產業、家居業、小汽車業為核心的低端國民經濟增長，以基礎設施的過度超前和重工業與制造業的產能無序為骨干，形成了一個內泡沫，外滯脹的肥大虛胖經濟格局。換言之，內部消費驅動與結構畸形化的泡沫非理性繁榮，外部缺少國際市場結構鉗制力與核心競爭力的弱勢狀態，導致中國經濟長期的贏得了表子，輸了理子的尷尬局面。

二、人均資源幾乎絕對匱乏制約中國獨特的有機發展

財富最重要要求我們徹底打破原有的野蠻的帶血的GDP的瘋狂、非理性的增長，把經濟納入到直接并堅實的造福于國人的思路有機發展和軌道上來。

當代世界現代化思路之路與模式有以下幾大類：美國式、北歐式、德國式，東亞式。半現代化之路與模式有，俄羅斯式，即前蘇聯式，拉美式。

中國現在對半現代化似乎已經完全沒有了興趣與發展窗口，把比照目光，從港臺、亞洲四小、新加坡，直接轉向了歐美，特別是每每從人均對照美國，來加以提煉發展戰略依據和社會增長經濟目標。

美國是一個人均資源極為豐富的國家。中國卻是一個人均資源排序全球 100-120 位以外的幾乎絕對匱乏的國家。中國的淡水、耕地、石油，甚至就是煤炭等等核心戰略資源的人均嚴重匱乏，注定了中國沒有走美國之路的自然條件與稟賦支撐。

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原本意味著最高決策當局，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了上述路徑根本區別和中國已有的改開問題與矛盾積累，但卻由于種種緣由的左右搖擺和流于口號的非規制可運行的花樣文章，使得除了取消農業稅、普及教育的一些舉措外，基本上非但沒有實現戰略轉軌，反倒變成了從資本結構到產業結構，從產業技術到產能，更加瘋狂的增長無序。

美國、日本和前蘇聯，都曾出現過慢天蔽日的沙塵暴和生態危機。但美國、俄國都不但迅速解決了各自的問題，而且其國土資源巨大，有著無窮盡的回旋余地借以應對生態危機，通常不至于因此而致兩國于死地。日本、英國，更加大刀闊斧地改善了生態，實現了幾乎長治久安的經濟轉軌（當然日本的核泄漏是否僅僅是問題冰山上的一角，尚有待觀察）。

我們中國，完全沒有這樣的回旋余地。我們生態困境與經濟生態的挑戰，無論從人口密度，還是文化心態的社會民族結構，當然都沒有日本、英國來得更大。但我們現代化戰略機遇完全沒有日不落帝國的殖民體系和戰后廉價資源極其冷戰伙伴的貿易西方支持。換成直接的經濟學語言，就是當日本、德國和亞洲四小復興后，當中國開啟大規模融入世界經濟體后，我們中國造的賣什么，什么降價，什么就賤，而從國際市場買什么，什么就越來越貴。使得現代化成本和社會經營成本無限升高。

資源的嚴重匱乏，環境與生態的嚴重制約，要求我們必須把經濟納入到高度理性、科學規劃、合理布局而不是憑借非理性的自由放任的市場配置資源。

西方經濟學的經典名著，決不是斯密的《國富論》一本，其后的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小穆勒的《政治經濟學》，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特別是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

市場、資本、金融、產業、外部經濟、產業組織、產業政策、資源配置、周期律等等，都是極其復雜的核心經濟學范疇，哪里是什么無形的手那樣仿佛傻瓜照相機似的簡單的解讀和操作的經濟學大邏輯和精英鼓噪的經濟學戰略呢？！

世界銀行的左立克，最近又要把毛澤東模式和市場經濟生硬地拉扯在一起。美國與中國經濟學界的二道販子們，真是不遺余力，不知羞恥地推銷。

凡有經濟學常識、常理的人都知道，能夠形成市場競爭效應的產品與市場，實際上，充其量就局限于大眾化的農產品那樣的幾乎沒有產品差異的同質化的品種上。而絕大多數的產品，特別是資本品和高附加值產業與行業，都是因為顯著的產品差異，而形成壟斷、寡頭的市場結構和壟斷性的價值鏈和所謂寡頭競爭的價值鏈和價格鏈的。

中國一方面資源自然資源嚴重匱乏，另一方面，人力資源并且在特殊意義上的中高級人力資源資源的戰略優勢又似乎超強。中國已有稀土與稀有金屬、多種有色金屬、生物資源、水利與水能資源和數千年的地方特色與文化資源，又是全世界最豐厚的無與倫比的。這就給了中國獨步全球，引領世界，以獨立的資源結構和天然-人為資源配置來創造優質財富的可能。

中國走不通，更沒有必要非走美歐之路。中國先天歷史文化與資源優勢結構，要遠勝于日本、德國，甚至超過新加坡。

講任何自信，什么三位一體的自信，都不如一個文化自信。中華文化，獨步天下，而文化自信，正是民族自信、民族自尊心的集中代表和世代傳承。

說到這里，我們不能不心存感激的鳴謝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當代黨代會上集體起立，感謝毛澤東的政治建構和社會前提創造，但還沒有意識到毛澤東巨大的文化魅力與文化資源。

列寧說剝下他的皮，他也寫不出一首詩來。馬克思、恩格斯各自都有極高的文化把玩與文學藝術鑒賞力，但他們都沒有留下人民大眾與藝術家共同欣賞的無產階級的藝術作品。毛澤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些偉大天才的集大成者。他100余首的古體詩詞和數十篇書法的藝術精品，以他對經典藝術，特別是民族藝術的持久的熱愛和關注，為中華之世界留下了前無古人，后來者的寶貴文化遺產。

中華文化、文明，當然非毛澤東一人。事實上，中華圣人、圣賢全世界最為龐大、最宏偉，這筆豐厚的遺產是無盡的文化經典寶藏。

自信是天然揮發出來的，決不是直白的口號喊出來的，毛式的一切，以其大氣天做，天然恢成，卓爾不群，成就壓倒一切的天然存在和光艷性輸出。與其缺乏根基的搞什么理論、制度、道路自信，不如老老實實，敬拜開國之父毛澤東，并由此，古今中外的圣賢與精華，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否則，整天地跟在半調子，沒文化的縱欲主義的小資情調和國際接軌（鬼）之上，就只能戲子表演，附庸風雅，裝腔作勢。

若此相伴而生的必定是，一方面文化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另一方面，經濟上，全民為洋資本、買辦集團打工，國人與華夏脫褲子襠襖，幾近奉獻，也只能不幸演繹出吃祖宗飯，造成斷子孫路的賠本賺吆喝的傻瓜經濟與蠢蛋經濟。

過去30余年的帶血的GDP，一是以華夏兒女超負荷的全國，全民的極度投入作為人力資源的過勞經濟，二是以華夏神州資源的過度投入耦合投資的金融與資源的雙透支經濟，三是以外匯自貶低估、超量發行本國貨幣的廉價經濟，四是超發貨幣的通脹經濟，五是以地產抽利的資源紅利經濟等等，作為代價而實現的。

這是極不劃算的折本和倒貼透支經濟。

當然，高鐵、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航天大產業，一些重大央企、國企和少數的一流民營企業的個別前沿產業，成為中國經濟的獨特亮點。而他們恰恰不是所謂純市場經濟產物，而是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的現代變形，至少是毛澤東管理與戰略學的及其毛澤東時代的文化積淀的產物（見馬云等的毛澤東情結和毛澤東思維的應用）。

最宏觀與超宏觀的頂層設計，適度的商業市場網絡的市場價格調解，靈活的全國大一統即一盤棋又注重產權與資源配置效率的社會倫理、文化協定和調節，加上在陽光下運行的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資本服務的政府治理，才能形成真正的合宜有機發展。

三、大城市帶、地方特色城市化和生態優異的鄉村化

中國人口超多，人均資源嚴重匱乏的根本性的長期國情決定中國必須有效參考日本大城市帶模型，而非美國式的攤大餅似的等規模的城市化工業與農場化農業。也不準許中國采取歐洲似的優雅性城市化的道路。

從國土、地域、資源、能源和國際社會外部環境和世界價值鏈看，西方經濟恰恰不是真正的集約化經濟，而是一種在科學、社會化大生產和大資本投資假象背后的真正的粗放不可持續的經濟。因此，無論是就任何意義來說，就如何理性而言，中國都只能走自己的路，而決不是簡單拷貝西方的現代化和后現代化之路。在解決中國人口與資源雙重巨大壓力下，并尋求中國共同富裕之路的世界經濟戰略過程中，中國可以集中考慮一項重大戰略舉措：

第一關注拉美、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乃至中亞的人均資源巨國，從戰略布局，重點經營布局造勢，特別是完成戰略預置。中國在非洲與拉美，做了不錯的鋪墊與開局，但尚未形成成型的模式與道路。

中非論壇與中非高級經營，被中美，中西，特別是中國方面自己的短視的主流媒體所大大弱化。

中國需要在平等互利和文化經濟互贏基礎上的國際資源緩沖與往來的巨大空間。這同中國歷史上的華夏文化圈、朝貢體系、華夏-藩國層級圈完全不同。

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甚至一定意義上的歐盟的技術經濟貿易，盡管也有相當的價值，但卻不可同上述的國際資源屏障空間同日而語。

中非的合作潛力是巨大的。可以作為特定意義上的樣板，加以長期、全面開發。

中俄間的未來戰略價值，可能更大。而且也應該更大。

中國-巴西、中國-加拿大，同樣具有重大的國際空間與資源戰略價值。中美雙邊關系最重要僅僅指現在時的某些方面，不能愚蠢地受制于霸權，更不應當在霸權紅利下茍活。

第二中國巨型城市帶的現成國際樣板，應該是日本東京-橫濱-大阪整個地帶。這一區域僅占日本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二左右，但卻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全國人口。

中國已經有幾個巨型的城市帶基本框架結構。一有的京津（唐和廊坊）冀一體化大通道的巨型城市帶，二有環渤海更大的城市帶，三有長江三角洲城市帶，四有珠江三角洲嶺南城市帶，五有成都-重慶天府之國城市帶，六有東北城市帶群。

中國巨型城市帶的全國相對均衡區域配置和從安全角度評估看，都要遠遠好于美國的東部紐約，中部芝加哥，西部洛杉磯三大巨大城市的空間分布和基本骨架結構。

中國高鐵、地鐵與城鐵網水平與規模，遠遠好于美國的。

但總體上說來，中國包括城市交通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可能還是不如日本和瑞士、德國的。私家車的盲目的爆發性的發展是值得關注的。

第三現行的中國城市化說到底就是各地方的房地產業化。這是一個極為短視的地方財政與經濟發動沖動，加上中國式的開發商的暴利過程。

中國房地產和住宅商品化的短板修正和計劃經濟時代的過度壓抑修正，早已遠遠超過完成。

中國已經出現房地產綁架國民經濟，形成囤積居奇，爆炒房地產資產，金融與資本獲利利益互動的誤區和陷阱之中。

好在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沖動，還沒有像北-上-廣一線城市一樣，進入價格失控階段。

地方特色城市化是未來城鎮化的關鍵。無論是先有市先有產業，還是所謂的規劃似的引鳳筑巢，都必須真正的立基于特色性的城市開發。若千篇一律，千城一面，追求快速地城市化，則造成的損失將是不可估量的。社會經濟進程也將是災難性的。

第四鄉村化事實上是人類文明的真正起點。定居文化是文明之濫觴。而定局文化的最初廣布存在，恰恰是鄉村化而非城鎮化。

中國十三億人口之眾，既便達到9或10億城市人口，依舊還有三至四億鄉村人口。因此，中國無論從空間資源人均量，還是從人口規模上看，不大可能走向美國農場式的完全大農業與農場化的農牧業分布。美國耕地為九億多英畝（54億畝），人均近18畝。總量為中國耕地的18億畝三點五倍。人均則是中國的十倍以上。

集約化、超現代的精耕細作和土地、土壤、農耕空間的集約化的引進工業與高級工業、代謝循環，即太陽能、生物鏈、產業鏈、價值鏈的東方農牧與林業，而非美國式大農場，大農場加農業工業食品巨型公司模式，才是中國大農業的根本方向與出路。

這樣的高科技化、高級人才化、高級分工協作的超現代農業，只能在集體經濟的產權結構、運營機理、社會存在，即類似于合作組織與公有制的超現代社會經濟組織形態下，才能得到最優實現。

資本主義農場式，發達國家的農場耦合農業巨型公司的模式，不但在中國不現實，就是在美國與歐洲，也進入后繼無人，無法維系的黃昏。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巨型農業公司在價值鏈的盤剝上，形成過度壟斷效應，使得廣大農場主無利可圖，集中表現在農場主及伙伴過度辛勞和困苦，從投入產出的人力角度看根本就是經濟的不劃算，并且其后代對這樣的泥土和生活艱辛并毫無社會地位的沒有出路，變成農場面臨后繼無人的地位。二是中長期的農業資源與環境的化肥化、農藥化的過度破壞，導致農業未來的基礎支持的生態不確定性，而有機農業的現實技術經濟可能性，又由于人力資源的過度昂貴，而對農場主經營變得不現實。

這兩大困境加上工業特別是金融公司的盤剝問題，都完全可能在中國的集體化道路的科學超現代大農業大農營管理模式中得到解決。

美國城市的千城一面，連鎖公司的全國性擴散，造成了地方城市特色美感的消失和摧毀。相比之下，歐洲的特色城市，甚至中世紀的歷史遺產性古城、風味，依然在延續。

中國前三十年，文化和古跡城市的盡可能地保護，特別是文明性和古代名城的保護，正在被后三十年的近乎盲目的同質化的摩天大樓和超大規模的方格子、鋼筋水泥、畸形玻璃櫥窗塔式建筑群所破壞。

超級城市帶，特別臨海灘出的新城市帶，發展所謂現代性建筑，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價值的，但已有的核心性的新興的二、三線中小城市城鎮，則應全力發展各自的區域性的民族性的，尤其是少數民族與地方、古典、古代、遠古性的特色建筑與文明成鎮。

中國鄉村的已經規模巨大的私家別墅群，必須同地方特色城鎮化，高度匹配地加以規劃、經營，形成高品質、高價位、高流轉的超現代品位經濟，而不是簡單的格子樓模式的粗放城市。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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