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一只自產拖把上都赫然打出英文招牌，然后把中文羞澀地、細微到幾乎看不見地藏到一邊；大到名校高材生人人要過托福、雅思關，否則不叫“成功”；大小之間夾著越染越黃的頭發，越作越大的洋面孔廣告，越來越阿拉伯化的回教標志。心理占領已然拿下了至關重要的陣地。詞語的侵占和命名權的脫手后腳追著前腳，神不知鬼不覺為已經蒼白的自我意識褪去最后一點顏色。冷兵器時代需要萬千鐵蹄、千萬頭顱都未必能征服的東西，如今拱手奉上還嫌不夠快。）

　　我喜歡觀察城市表面的那一層，廣告啊，門臉啊，店名啊，它們看起來獨立于人，但無不顯露人的習性、他們自己都看不見的潛意識以及難以逆轉的時代走向。

　　我最近走在南方某城的大街上，一眼掃過去，不說滿大街漂染的黃發，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都褪其本色，余下的可想而知。

　　預計“烏發如漆”、“青絲成雪”、“紺發垂云俱弱冠”、“待你青絲綰正，鋪十里紅妝可愿”這些詞句將從漢語語文中消失了;也不說上天入地躲不掉的洋面孔廣告——標志、面孔、碩大無比、無處不在，賣貨是次，入主為真(人面與崇拜，古人都懂的事)，堪比一支直搗腹地的軍團;就說店鋪的名字，恐怕也比三十年代半殖民地的上海要洋化，洋化不光是西洋化，還有各種回教標志的阿拉伯化(北京連東來順都涂成綠色寫上阿拉伯文)，令人不知走在一個什么文明的土地上。

　　店名有直接用外文的，有些小店主估計未必通曉外文，拷貝下來就貼上去了，西洋字母居多，但也有方塊字：韓文，與清真有關的則直書阿拉伯文。別的國家都是外國僑民移居帶進另類文字，我們是自己請進來。

　　我所住的這條街因為毗鄰一所大學，一條街半數店鋪招牌只見洋文，足見選拔出來要送進“精英”行列的年輕人之取向。大店則越“高檔”的外文越多，有些大商場、購物中心整層樓不見中文。

　　在京城屢見此景，以為外省略有逃脫的可能，錯，且大錯特錯，那是走得還要徹底。我曾在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一層徘徊，轉了一圈問自己這是到了哪國?那夾在外文汪洋中的小小張斌貴紀念廊，簡直是對這個時代的莫大嘲諷。

　　既知今日，何必當初!看看張勞模喜洋洋賣糖果的蠟像，再瞅瞅包圍著他、門可羅雀的奢侈品專柜，又問自己：平民基本只看不買的百貨店豪華何用？除了在中國人心里一遍遍昭示誰低誰高、誰貴誰賤，這些華麗商場還有實物廣告之外的多大用途？錢從哪里來，還流向哪里。

　　另一些店鋪和品牌看似用中文，但全都仿照外譯中，似乎純取中國名見人都矮三分。這些名詞單從中文念，街頭百姓不知其義，比如市中心鮮亮高樓上躍然寫著：盧米埃影城。我知道取名者的用意(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識我就不知道了)，從法國電影發明人的名字譯來，但這幾個中文字放在一起，對不知背景的人卻是毫無意義(百姓知不知道全世界的常識，既不是發達也不是有文化的標志。若在西方，是讓他們知道的越少越好，免得心浮氣燥)。

　　我一眼掠過，隨便一撿就是一堆，諸如：阿波羅演藝廳、賽格文化廣場、迪奧服裝店、麥道餐館、佐登妮發屋……無一家外國人開辦，從歐洲遠古傳說到歐美跨國公司，全都浮名拷貝，估計誰也說不出用意。你能想像巴黎、倫敦市中心有蔡倫文化廣場、成龍影城、女媧購物中心嗎?中國人心胸就是這么寬（自我意識弱才寬），或者說無界，既然世界已經呈現在他的眼前——我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我的——他的拷貝式、翻印式傳播傳承便繼續著使命，他把人家法國電影祖宗、古希臘神話都拿來了，赫然供奉著，一樣地燒香禮拜。

　　若是西方人，拿是一點不少，只不過避人耳目，偷核心拿細節，再改頭換面，把拿的事實否定得一干二凈，甚至把對方抹得不存在，然后說全是自己獨創。

　　我這些年旅法就親眼看到他們經常偷拿中國人的創意和技巧，從養珠到制瓷，發一本護照就把中國智慧的結晶拿走了，偷得隱蔽拿得巧，只竊必竊的，重新包裝，然后把被竊者抹得不存在。歐洲文明所謂斷代斷得六親不認，然后回頭臆造一個理想祖宗，就是這么斷的。

　　我不是說中國人也得這么絕，但肚大能容也別供奉人家的祖宗，別把浮皮扯來披掛，自己動手覆蓋自己的文明符號，改名換姓把自己撤了，然后披著覆蓋自己的那層新皮，撞騙自己“一個世界一個夢想”。

　　有人教導他們這叫“開放的胸襟”，說中國歷史上最值得炫耀的唐朝之偉大就在“開放”，好像一個帝國是“開放”打下的。李世民還是不夠前瞻，早知今天的“偉大進步”，何不當年就用胡文代替漢字，不就開放到頭、進步到底、一了百了了?如此解釋歷史最初不知誰定下的版本，反正我逛過的大小博物館，凡涉唐朝，繁榮強大皆與“開放”有關。這讓參觀中的我時常突發奇想，莫不是今人想讓歷史軌跡直通指定的方向，潛回唐朝修改了一連串細節，以致眼前所示不是追記過去，而是回到未來。

　　常識告訴我們，在近現代工業化使外部資源市場成為致富的重要因素以前，一千多年前即便已有駝峰馬背上的“世界”貿易，富強也不可能直接是“開放”的產物。倒不如說創造財富的能力較周邊強，遠道四圍來“蹭飯”就多，一如今天歐美擋都擋不住的窮邦移民——西方文明的終結者。那次“被移民”對華夏文明的品質構成致命影響，只不過要到幾百年后從宋人手上失國才彰顯后果。

　　話說回來，還有一類店鋪倒是掛誰都懂的中文招牌，卻無不以“外”撐門面，什么外貿尾貨、外貿單，大江南北是服裝鞋帽店的，十之六七打此招牌，好像做給外國人、外國人沒要或買剩的再賣中國人，也是榮耀。這與我在法國經歷的正相反，那里商家千方百計要藏起非國產貨的來歷。

　　不是要“接軌”嗎?至少要接對方向，不是嗎?北京有電視臺，專門做節目教消費者如何識別“真假”外貿貨，這么設主題似乎單單制造給中國人的商品必是次貨，買到的人屬于吃虧上當，非得搭上“外貿”才算好貨。區別事物就看你從哪里劃開，與其打內外之牌，不如就以質量好壞分檔，不更實在嗎?何必要在事物本質之上再加戴一個外貿與否的無用概念呢?除了在民眾潛意識里深植誰貴誰賤還能起到什么別的作用?

　　教人識別“真假”進口貨的文章、廣播和電視節目更是不勝枚舉，從吃的到用的再到奢侈品。前不久北京某電視臺報道家樂福開始專設法國進口食品柜臺，看得出記者當好消息報啊，完全意識不到當年把零售業這么輕松拱手于人，真實圖景正在一點點展開，零售業將從根上控制你吃什么、用什么、生產和不生產什么。

　　只見記者把話筒遞給一中年婦女(極有可能話筒遞給多人，最后選了這個女人的表態，因為對自己的心思)，女人說：“當然買這種產品，家里有老有小，貴一點但放心。”如此無腦經營輿論，“外即好，內即壞”已成全民“共識”。估計很快將拉起鑒別真假進口貨的正式鑒定師班子，由國家頒發證書，為這時代的荒誕建起固態化的規則和經久化的利益鏈，將精神的卑賤用建規立制的辦法物質化，永久化這時代的昏迷。

　　單憑這一點，便知中國哪有什么“精英”？！沒有“主人意識”的“精英”比販夫走卒更不知自己是誰！一國之風賤與不賤，就在其上層建筑有沒有“主人意識”，且與開放與否并無必然聯系。“主人意識”不光能檢測一個人是大智還是小聰明，也凸顯一國上層建筑是否真實存在。存在則不被民風牽著走，而是引領民風。

　　記得還是北京一家電視臺介紹怎么區分進口和國產水果，大揭果商貼進口標簽以國產水果充進口貨(以次充好的21世紀中國版)。這些掌握輿論大權的“精英”假如真有一點自我意識，批判現實也不該選這個角度切入，這多少給人這樣一幅圖景：抱上新主大腿的跟班，對也想抱的人說：你也配？只見男主持人不禁感嘆，說自己就盡買進口水果，沒準全上當了，女主持人問為什么買進口水果，男主持人脫口而出：高端大氣上檔次。

　　我坐在電視機前，不知時空把我拋到了哪里又為什么。不過是水果啊，甜、好吃應該是唯一標準吧，“高端大氣上檔次”是長在果皮上還是生在果肉里?它又怎么再放進嘴里?放進嘴里那些形容詞也沒有意義，不是嗎?別的都無須做，單單如此宣教本身就已把國貨(連帶百姓的自尊自信)打入十八層地獄，成了低檔劣質下等的代名詞。

　　“外貿”、“進口”、“出國”、“洋氣”這些詞，實際意味著什么并不重要（比如如今“出國”并不意味著有本事），字面就是榮光。對百姓來說這早已成為本能反應，我在北京一家百貨店旗袍柜臺閑看，女售貨員見我感興趣，便推薦起來，說這件無袖，穿起來洋氣。我反問：要洋氣穿旗袍干嗎?我這句轉了兩個彎的話超出了她已被圈定的思維走向，她愣在那里，不知道我在打什么主意。

　　洋氣不就是美的代名詞嗎?還有什么比洋氣更美?我用了很多年的骨扇的魚線斷了，找到一家專制中國傳統折扇的鋪子要修，店員小伙子為一根魚線收我一百元，給出理由：我們的魚線都是進口的。我問做這種扇子是中國傳統工藝，做了上千年了，怎么“進步”得穿線都不會自制了。他也說不出所以然，只說進口比國產的好。我路過一個家居鋪子，在櫥窗前駐足了片刻，就有老板迎出來，張口不問我看上什么、喜好什么，先說他的貨是進口的，好像單憑這個理由我就必定掏錢。

　　一而再再而三，我聽膩了這種本能反應，也本能反射起來，反唇相向：我要的恰恰是國產的。再觀推銷者的表情——受到出其不意的打擊，一時不知如何轉彎——我才舒服一點。估計他們用“進口”的說辭一向百發百中，從沒想過會脫靶。

　　我到一家小醫院看病，候診時遇兩位老太太(應屬于49年以后飽受自強思想教育的那一代)，聽二人嘀嘀咕咕，一大串話就一個意思：進口藥肯定比國產的好。我插話：不見得。二人側目而視，如見星外之人。我某日長時間等公車，細看京城馬路上的車流，除了三類車是國貨：公交車、小貨車、運輸卡車，轎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外國品牌（我那天實際觀察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扣除偶然因素，減掉三分）。我也算走過世界一些城市，除了沒有工業的國家，工業化國家里此乃一大奇觀。

　　當“進口”、“外貿”二詞已成品質的決定因素，當“出國”二字本身便能決定人的價值，當“洋氣”就是美的最高標準，新迷信是扎根土里了。再看看隨街可見的新東方、雅思、托福字眼，那不僅僅是幾個字詞，而是千百年來繼科舉、高考之后，悄然登場、唯一看上去沒有主人來認領的(既沒有昔日皇帝的玉批，也沒有今日教育部制定標準)、卻已占據榮譽制高點、讓鯉魚們擠作一團的新龍門。

　　單從趕時髦的角度推斷，那是低估了民眾追風逐利的本能之下精神動機不可逆轉的移變。什么事情如果實際內含不重要，浮皮已具有意義，足以左右利益趨向，讓百姓本能地朝著一個方向走，是這個國家實際已經有了新的精神寄托，是百姓事實上已認了另外的主。

　　小到一只自產拖把上都赫然打出英文招牌，然后把中文羞澀地、細微到幾乎看不見地藏到一邊(民間潛意識被侵占);大到名校高材生人人要過托福、雅思關，否則不叫“成功”(我不反對學外語，甚至認為高級人材最好掌握一門外語，但利益制高點不該易手);大小之間夾著越染越黃的頭發，越作越大的洋面孔廣告，越來越阿拉伯化的回教標志(審美權徹底被顛覆)。

　　心理占領已然拿下了至關重要的陣地，下一步幾乎沒有懸念，就是今天的臺灣——不要作中國人；再下一步就是如今的香港——恥于作中國人。不要將信將疑，一步步都在槍與靶子的射程之內，唯一出乎意料的是驚人的速度。

　　有人可能輕松一笑：這只是浮表的中國。詞語看去浮表，其實異常重要，它們是一個文明的浮標，讓人能看到漂到了哪里，是否早已移了根。這說到底追到的還是“主人意識”的有無。名詞、名字的把控是“主人意識”馴化的一部分，由此西方人走到哪里，都要自己重新命名，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地方、風物不管當地土著有過多少世紀的舊名，他們肯定要再命個名，時常以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發音來定。

　　就在十年前，法國出生嬰兒取名家長還是不能隨便自定的，1803年4月的法規定，必須在天主教圣賢或古代歷史人物的名中挑選。由此拿掉姓，這是個重名國家(人為保護的文化邊界)。直到1966年和1993年兩次修法，才放開這一我們以為的基本自由(1993年以后，政府官員失去最后定奪新生兒用名的大權)。這新獲的自由大逆西人本性(反向呼聲又起)，我以為是不長久的。

　　滿腦子移根斷脈盡是便宜的中國人，苦頭將在后面。進步的迷思便在于，在人類漫長的歷史時鐘上，它不足一秒，便認定那二十四小時無足輕重，歷史將在這瞬間終結。

　　我歸國前去法國吉美博物館看“中國古代青銅器展”，吉美自我那篇《向西看的那個檻》之后，對華態度略有改變，這些動作是與西方傳媒的整體態度配合好的，不要理解為偶然，更不要臆想某篇文章的作用，而極有可能與跨國奢侈品集團(時常也是博物館的施主)在中國攻城掠地、所向披靡有關(不要驚醒了那只埋頭吃草的傻兔子)。

　　西方傳媒——從新聞媒體到電影、出版、博物館——對外的行動大方向都是默默協調的，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試著分析過2008年以后的對華動向。

　　這個青銅展是送中國的一份禮，與之前一個茶展還要搬出艾某某暗搞中國不同，這次暗手基本收起，還送了一份我以為不小的禮。看得懂的人就會明白這禮可真是不小，絕對破天荒，只怕從不懂細節控制的中國人視而不見，根本不解送禮人良苦用心。我觀中西關系得出文化交流的終點站是誤會，不是悲觀，而是現實的考量。中國人時常打不覺禮不察，對西方究竟如何根本無所謂，他能吸收進去的實際上是頭腦里需要的那個“西方概念”。

　　那么這前所未有的禮是什么呢？就是一個名字。在這個展覽的解說詞中，組辦者特意以中國拼音的方式改變了他們歷來對西藏的叫法。當我看到不是Tibet而是Xizang出現在解說中，驚得倒退了兩步，這是我在這個國度經年累月遇到的第一次，且一反常規。什么叫“細節的專制”、“溫柔的獨裁”?命名權實乃其中絕不放手、有設定人群思維參照物作用的專權之一。

　　反觀我們自己的外宣媒體：Tibet，Tibet，叫得不亦樂乎，生怕對不上人家的叫法。Tibet是西方近代涉足(他們自稱“發現”)西藏時的命名。1949年以后，中國定下譯名以拼音為準，比如Beijing、 Xingjiang、Shanghai，只保留了一些原殖民地的叫法，如Macao，Hongkong。西方各國也一點點不得已隨大溜，如法國人陸續以Beijing取代Pékin，但對澳門、香港和西藏這幾個地方的叫法始終不變。為什么?因為命名權是所屬權的一部分，在民間潛意識里，名字與主人是連在一起的，易名就是換了主人。

　　所以“世界統治集團”這幫篡變的行家里手，深知欲竊其魂，必先去其名。西媒已成功地用偷換概念的方法為大陸之外的中國人易名，在涉及香港、臺灣居民時統一而默契地避開中國人三字，久而久之“香港人”、“臺灣人”從概念之內的概念變成“全概念”，從區域名實際變作國籍名。民眾思想被暗暗移變，名詞、名字功不可沒。

　　我舉個例子，西人做這種事步調一致和自覺主動足以讓中國人冒冷汗。某年臺灣導演侯孝賢在戛納舉行記者招待會，回答問題時他說到自己是中國人，他的法國翻譯卻故意譯成“臺灣人”。多年過去，身在現場的我，對問答的來龍去脈已記不清了，唯有那個法國翻譯的反應歷歷如在目前。

　　易名之令人不察全在于詞語的悄然潛入，不需要看得懂、聽得懂，只要遍布眼耳，它自會作用人的潛意識，然后由被作用之人自己動手。

　　我大致瀏覽了一下南方某省大大小小的電視、電臺，英文歌作背景音樂普遍而常態，尤其一些購物電視臺，背景音響從頭到尾英文歌，而面向的明明是些極少例外會精通外文的人。沒有幾人能聽懂這些旋律簡單、常常只剩節奏的“原始歌曲”(西洋音樂黑人化的可悲結果)在唱什么，除了讓受眾習慣這樣的音響背景，讓不正常的變正常，最后變成不可或缺的精神依賴，我看不出如此行事還能達到什么別的目的。

　　我去某大眾商場，所謂“大眾”就是里面多為實際買客，“未上檔次”意味著一樓最佳銷售位置上中國品牌和中文還有一席之地。轉悠期間商場的喇叭里一刻不停地播放英文歌曲，我好生奇怪，因為在場的買賣之人聽得懂、愛聽的恐怕只手可數。那么為什么播放呢?問了好幾個售貨員，沒人聽得懂，也沒人知所以然，甚至不明白我的問題，好像這背景音響從來就應該在那里，要什么理由呢。

　　誰在播？又誰在聽？一切都并不需要“美”來決定，也無須知道為什么，一如滿大街褪掉本色的黃毛。“無主”時代的特點是人人模仿，卻并不知追到的是什么。

　　就在這兩天，有一法國漢學家來華，下飛機不足48小時，已被大街小巷的圣誕標志和硬做起來的節日氣氛所震驚(我進的很多店都搞慶圣誕打折)。他每隔年把都會來一次，這個國家蛻變(脫掉自己的皮套上別人的皮)的速度每一次都突破了他的預計。他得出結論：軟實力與西方還是差了一大截。此乃客氣話，赤裸裸的話是文化上已被征服。

　　“無主”時代何來丁點的軟實力?軟實力可不是來自GDP，更不會有了硬實力便自動到來，它與自我意識暗暗相連，沒有自我意識和由之產生的主人意識，萬千黃金也提升不了軟實力。如果說北京作為一個大都市，要國際性，搞點圣誕氣氛湊湊趣倒也罷了，我所在的這個南方城市，外國人數得過來，也是張燈結彩，說追風湊趣都解釋不清何來如此諂媚。說“諂媚”其實不準確，諂媚來自小人，出現在眼前的這些無法解釋的怪誕卻出自自我意識的空白，而自我意識是可以被一點點越褪越白的。

　　詞語的侵占和命名權的脫手后腳追著前腳，神不知鬼不覺為已經蒼白的自我意識褪去最后一點顏色。冷兵器時代需要萬千鐵蹄、千萬頭顱都未必能征服的東西，如今拱手奉上還嫌不夠快。話語戰場的打劫，詞語沖在最前面，如果被攻的上層建筑沒有“主人意識”，那詞語的尖兵有如鐵馬金勾馳騁在沒有任何防御工事的草場，攻下一個個符號堡壘，文明符號的失手將是多米諾式的，每一個符號的倒下，都是一片人心。由此西方從不大張旗鼓推動民間外語教育，而由“教士們”嚴密掌管精神食糧的進出。

　　我們在嘲笑美國人民連上海在哪里的常識都不知道的時候，要明白這絕不是“精英”的疏忽。詞語的留守直接折射的是一國上層建筑的“主人意識”，一個丟棄命名權的文明，是其上層建筑早就有表無心，隨處貼附，失去了使命。

　　有樂觀者可能會說，這僅僅是表面一層，中國人骨子里不變。

　　我新近看牙，遇一對母子。母親心急火燎，因兒子放假馬上結束而牙還沒治好，只能與醫生商定先上藥再由新加坡寄宿學校的校醫善后。男孩才小學三年級，躺在治療椅上說校醫不會管，哀求母親不要再把自己送去。那獨子的愛母這時卻顯出異乎尋常的堅定：你必須去讀，不去前面兩年就白費了。我問白費了什么?女人不打彎：外語。

　　我說為此讓孩子這么小便獨自在外，與父母天各一方，豈不殘忍?女人的腦子仿佛被什么力量釘死在那里：那是必須的，他已經英語十二級了，他是不會回來的，他要一直讀到大學，否則前功盡棄。那字字句句都在說不在于他愿意不愿意，而在我有沒有錢供。我和醫生想到這殘酷、瘋狂、獨斷、連人的正常情感和邏輯都被偷換掉的育子計劃，面面相覷。

　　昔日只有貧賤到沒有一絲尊嚴的父母，才會以殘忍割愛的方式與幼子分手，以期用這唯一的辦法稍稍扭轉一下骨肉的命運。但這孩子的不幸，卻是由父母的金錢堆建(體制內吃香喝辣，小孩送到國外照樣分享國內的公費醫療)，不是貧賤而是富有版的“忍痛割愛”在這片擺脫了貧困卻跪下去的土地上頻繁上演，只有一個目的：換掉母語，為換掉國籍、最終換掉文明打基礎。

　　我們看到，父母思維的一個岔口，便決定了孩子人生的方向，這般教育的孩子再生出下一代，與母文明的割斷便“大功告成”。表層就是這么一點點(一代代)滲透下去，一層一層取代核心，尤其當表面這層力量是如此之大，有內外力量的合謀，有向縱深推進的步驟和計劃，有從沒有改變的方向。

　　我旅法時在電視上看過一個有關中國的報道，鏡頭對準又變回“十里洋場”的上海(至少報道在重塑他們理想的上海)。記者采訪一群上海白領小資，他們不是基督徒，但圣誕夜紛紛趕往教堂，好似這樣貼一貼也賺足面子。

　　鏡頭下，一張張臉在宣道聲中故作矜持、模仿出信徒狀，無比榮光地將此作禮物殷勤地奉獻給西方記者，一舉一動都意在表現法租界絲毫沒有拆除的必要。鏡頭一轉，一個全身“奢侈品”、頭發金黃、外企秘書類的上海女人得意地告訴采訪者：我老板說我長得一點不像中國人。

　　下一個鏡頭是一處為結婚儀式特建的假教堂(十萬元婚禮的布景之一)，結婚者不是信徒，但要舉行教堂婚禮。于是一個外國年輕人扮成假神父，在“婚禮進行曲”中為一對中國年輕人主持了西洋“宗教婚禮”。從上帝到神父，從祈禱詞到誓言，全成了電影道具，在這部世所罕見、自導自演的膜拜電影中。注視著這一切的西方人，從那個到上海謀生的年輕白人到西媒記者，一定覺得要那個有實體邊界的租界干什么，精神的租界廣大無邊，拆都拆不掉。

　　當上海人覺得霞飛路(以法國遠征將領的名字命名)比淮海路風光的時候，時代迷霧之下是跪下來的心。心如果跪到底了，一切都無可挽回，只能由它去化為灰燼，再期待著涅槃。

　　但愿這數月所見只是一把大火便化為灰燼的浮皮，孕育著新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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