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昆侖巖：一名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老軍人、老理論工作者，抱著憂黨憂國、對社會主義事業高度負責的拳拳之心，提出了“一個主題、十大問題”的思考。“一個主題”，是“從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出發推進改革和發展”;“十大問題”，列為指導思想根基、事業前進方向、所有制和國企改革、收入分配縮差、自主對外開放、發展方式轉變、民主政治建設、精神文化建設、對外交往斗爭、反腐治吏整黨等十個方面重大問題，分別闡述。成稿后共五萬余字，以建議書呈交有關領導，并以“昆侖巖”筆名，在個人博客以及環球、天涯、新浪等網站相繼發表，受到網友讀者的廣泛支持和好評。）

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

——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而作

昆侖巖

　　在這個舉世關注的偉人紀念日就要到來的時候，中國人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懷念自己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中國共產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感受到遠離毛澤東時代的執政危機和風險挑戰，黨所領導的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指導。

　　近些年來，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就是把毛澤東思想供在中共黨章的佛祖牌位上，而排斥在當今中國改革發展現實工作的指導思想之外，用“新桃代舊符”的辦法，讓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指導地位和作用悄然淡出。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向世界鄭重宣布：“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這是英明之策，糾偏之舉，大得廣大人民群眾之心。

　　實踐一再證明，當今中國許多令人失望憂憤的問題產生，不是因為不該搞改革開放，而是因為借改革開放之風，有些人忘記了毛澤東思想，有些事背離了毛澤東思想，丟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基和靈魂。

　　指導中國改革發展，不能沒有毛澤東思想。這是人民的祈盼，人民的呼喚！因為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是植根于中國土地，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證明是正確、管用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只有以毛澤東思想為基本內核，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恢復其完整內涵；因為只有用以毛澤東思想為基本支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指導，才能有效解決當今中國社會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確保中國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

　　一、以實事求是為精髓的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改革發展不可或缺的活的靈魂

　　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中國革命和建設長期實踐經驗的最高理論概括，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根本的基石和最具活力的內核。

　　以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的《實踐論》、《矛盾論》和建國后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一系列偉大哲學著作為代表，毛澤東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實踐認識論、矛盾分析法和群眾史觀這三方面的創造性成果，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歷史觀實現了系統而深刻的豐富和發展。

　　毛澤東哲學思想內容豐富、涵意深刻，又是極精到而通俗的，在中國乃至在世界都擁有極高的普及率，其大量的基本觀點和論述早已膾炙人口，被人們熟曉和廣為接受。毛澤東曾精辟指出：“哲學就是認識論”，而將哲學的本體論和方法論高度統一地融于實踐認識論之中，這是前無古人的大智哲言。正是這樣，涉獵廣博的毛澤東哲學思想，上升到認識規律的高度，其精髓就是四個大字：實事求是。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路線的生動寫照，是中國共產黨人凝練長期斗爭實踐經驗、必須永遠堅持的思想路線，也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全部哲學貢獻“三位一體”的歸結。實事求是，就要一切從實際出發認識事物，尊重實踐，勇于實踐，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完善、修正和深化對客觀事物的真理性認識；實事求是，就要善于調查研究，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事物本身的客觀運動及其聯系，從對立統一和變化發展的規律來認識和把握矛盾，處理和解決矛盾；實事求是，就要把人民群眾這個社會實踐的主體真正置于歷史主人的政治地位，強化人民主權，把最廣大人民利益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

　　毛澤東哲學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瑰寶，它用實事求是、矛盾分析和群眾路線，武裝和啟迪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以科學的態度、思維和智慧，不斷應對時代挑戰，解決新情況下的新問題。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毛澤東哲學思想都是我們事業發展須臾不可離開的科學指南。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哲學思想在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指導地位不可動搖，也不可取代。必須承認，即便是毛澤東的繼承者們，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至多也只是堅持和運用了毛澤東哲學思想，迄今還沒有任何人任何理論有資格對之稱發展超越，更談不上替代。

　　當代中國，黨要帶領人民承擔起中國改革發展的歷史使命任務，依然要靠運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即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基本理論、原則、方法，來認識和解決在中國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可以說，三十多年前，如果沒有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沒有對現階段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觀分析，沒有對人民群眾意愿和首創精神的尊重支持，一句話，如果沒有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就開不了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邁不出新步。同樣，歷經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在社會矛盾凸顯加劇、國家安全危機嚴重、共產黨執政風險和考驗空前嚴峻的今天，如果沒有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指導，就不可能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就不可能正確認識和處理國內國際矛盾，把握規律、駕馭局勢；就不可能堅定不移地按照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和利益要求，而不是少數人的意愿和利益要求，將改革發展沿著正確航向深入推進，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發展的新局面。

　　歷史已反復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堅持以毛澤東哲學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地想問題、辦事情，黨就聰明，就能走正道，事業發展就順利；相反，離棄毛澤東哲學思想指導，自以為聰明，其實很愚蠢，必然走錯路，讓事業發展遭受挫折。曾幾何時，我們還慶幸過從某些所謂理論專家背離毛澤東哲學思想而制造的“兩個凡是”枷鎖中解放出來，重拾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堅持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辟了改革開放新時代；而如今，還是那些所謂理論專家，又歪曲利用鄧小平有關“不爭論”的觀點，揮舞起新的“兩個凡是”大棒，即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確，凡是改革出的問題一律不許否定，以此禁錮人們的頭腦和喉舌，壓制社會正義吶喊和群眾合理訴求。令人詫異的是，竟然連“用實踐標準衡量改革”、“總結經驗教訓”這樣常理性的話，如今也成為許多領導和官方輿論不敢碰的神經，只許說“允許改革犯錯誤”，不許說“改革有錯誤”，難道這就叫“實事求是”？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只有打著改革旗號謀私利、走邪路的人，才會不許別人質疑和糾正！不講實事求是，改革前途何在?！其實，改革開放作為一種新的實踐，不可能只有成績，沒有失誤。掩飾問題，無助于解決問題，只能讓問題變得更嚴重。從工作和政策指導角度講，凡出了不該出的問題，究其根源，無不在于沒有很好堅持實事求是、矛盾分析和群眾路線，丟掉甚至背離了毛澤東哲學思想。改革允許犯錯誤，但絕不允許有意犯錯誤，更不能成為見錯不認、知錯不改、再犯更大錯誤的借口。以實事求是為精髓的毛澤東哲學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活的靈魂，魂不附體，邪必侵身！

　　今天，推進中國的改革發展，還要不要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檢驗標準？習總書記年初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用“兩個不容置疑”的重要論斷作出了回答。他指出：3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之新中國成立以后打下的基礎，這是它得以站得住、行得遠的重要基礎。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把握，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這一點不容置疑。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還面臨很多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和待解的難題，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認識和處理都還處在不斷深化的過程之中，這一點也不容置疑。對事物的認識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而對社會主義這個我們只搞了幾十年的東西，我們的認識和把握也還是非常有限的，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發展。為此，要求全黨首先是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點，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銳意進取，大膽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現實生活中和群眾思想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解決問題中不斷開拓前進。這一論斷，真正體現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實踐認識論和辯證法精神，給那些企圖終結認識、壟斷話語的權威者們上了一課。

　　毛澤東哲學思想歷來主張以徹底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一切事物。在改革探索的實踐進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堅持正確，修正錯誤，不但不意味著否定改革，相反有利于改革健康發展，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必然結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必然規律。

　　二、以走自己的路為特色的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思想是改革發展走正路的行動指南

　　毛澤東不僅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締造者，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他不僅領導黨和人民成功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而且領導黨和人民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最早察覺到蘇聯模式的局限，提出要以蘇聯經驗教訓為鑒戒，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表為主要標志，表明我們黨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自己新的認識成果。從l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還系統研讀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很多改革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思想。雖然在探索實踐中，出現過基于好的出發點，而脫離實際、超越階段的一些失誤和挫折，但毛澤東領導全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正偏糾錯，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創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壯大了國家發展的物質基礎，創造了凝聚人民的社會主義精神財富，形成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整套獨創性理論成果。

　　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形成，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石，提供了正確的思想指導。主要體現在：

　　第一，在道路選擇上，毛澤東提出了要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一再強調，“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第一次結合”指導革命的成功經驗，運用于建設與改革；同時，學習世界一切民族和國家“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就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明了根本道路和方向，確立了總的指導原則。

　　第二，在歷史定位上，毛澤東作出了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中國正在并長期處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科學判斷。他指出，中國不要過早地講建成社會主義，“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強調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性、長期性和曲折性要有充分認識。這就客觀指明了中國的最大國情，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定了基本出發點。

　　第三，在根本任務上，毛澤東創立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學說，科學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性質，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他強調，我國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技術落后的情況不改變，中華民族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放，因落后而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為此，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奮斗目標和“兩步走”的發展戰略。毛澤東還依據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生產力標準的觀點。這些都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根據。

　　第四，在發展方針上，毛澤東創立了“兩類矛盾”和“十大關系”的理論，深刻分析和把握人民內部矛盾特點規律，系統論述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系，提出了黨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總目標、總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他把“統籌兼顧”作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一個基本方針，作為正確處理經濟社會各方面關系的根本方法，提出在農輕重產業結構調整上，在區域經濟布局上，在資金投入上，在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上，在國家、集體、個人利益分配上，在處理漢族和少數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中國和外國等關系上，都要堅持統籌兼顧。他認為，全體人民利益是統籌兼顧方針的出發點，強調“這里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它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毛澤東實事求是分析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發展中矛盾關系的科學原則、方法和統籌兼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面建設、協調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戰略指導。

　　第五，在經濟改革上，毛澤東堅持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為我國的經濟基礎”，在此前提下，明確提出要研究“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的問題”，總結我國經濟運行的經驗和問題，提出了調整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新觀點、新政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做出了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創新。其一，他在社會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提出擴大地方自主權，擴大企業自主權，允許地方和企業搞些“獨立王國”，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的利益，不能只顧哪一頭。其二，他正視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單一的公有制結構不能滿足社會豐富多樣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現狀，第一次沖破純而又純的所有制結構模式，發表了“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補充”的重要談話，設想以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存在，互相彌補、促進和競爭，以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繁榮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三，他從現實社會生產力水平出發，否定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經濟模式的主張，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有計劃地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的新論斷，認為“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他指出，社會主義時期，必須充分利用商品經濟這個工具，使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其四，他堅持從經濟建設實際出發，研究和運用經濟規律，高度重視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第一次提出“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強調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干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在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澤東多次批示和談話，嚴厲批評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要求領導干部和新聞媒體要說實話，敢于抵制“五風”，不要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不要否定商品經濟、搞平均主義。這些重要思想和論斷，雖然當時未能很好付諸實踐，但為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開了先河，為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正確處理“公與非公”、“計劃與市場”等關系，調整所有制結構，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做了基礎性的重要理論準備。

　　第六，在對外開放上，毛澤東胸懷廣闊，放眼世界，反對閉關自守，固步自封，鮮明地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一萬年都要學習”，主張在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基礎上，“全部開放，全部交流”，提出了一系列正確的對外開放方針原則。一是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在實行對外開放，接受外國援助時，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則，堅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決不聽從別國的擺布，決不允許別國干預我們的內部事務，決不讓我們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命脈受制于人。二是堅持“內外交流”、打破封鎖。在兩大陣營對抗中，政治上不得不“一邊倒”，但在經濟方面不搞“一邊倒”，“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想方設法沖破封鎖，和西方國家恢復、發展貿易，爭取他們來華投資。中央發出關于糾正“技術一邊倒”口號的指示，指出：“技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同，并沒有階級和陣營的分別”，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資本主義國家中技術上某些好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三是堅持以我為主、“洋為中用”。學習外國要“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學那些和我們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把學的東西中國化”，反對生吞活剝、盲目照搬。四是堅持學中有創、著眼趕超。“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可能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對外國先進的東西不能簡單地模仿，更不能讓人家的東西框住自己的頭腦，而要堅持“一學二用三改四創”的方針，在實踐中消化、吸收、改造、提高，“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五是堅持一分為二，有取有棄。他指出，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要既反對盲目排外，又反對盲目崇外，堅持“批判地繼承”的方針，“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毛澤東這一整套對外開放的基本方針原則，在實踐中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對于今天我們在對外開放中保持清醒頭腦，避免“左”或右的錯誤，具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第七，在政治建設上，毛澤東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奠基人，系統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質、宗旨、制度、原則和方針。一是權力屬于人民。這是毛澤東民主政治思想出發點和民主政權建設理論基石。他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群眾史觀的立場上，一再強調：“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還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觀點，寫入國家根本大法。二是一切為了人民。毛澤東指出：“人民給我們的權力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黨和政府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三是人民當家作主。在國家根本政治制度上，建立和堅持“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借鑒和超越代議制民主，創造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行使國家權力的人民政權組織形式；在民主協商參政上，建立和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行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少數民族地區政權組織形式上，建立和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將國家集中統一與民族平等基礎上的自治結合起來，促進民族團結共同發展。四是民主集中制。這是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組織原則。“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五是實行民主監督。毛澤東認為，民主是共產黨走出國家政權興衰歷史“周期率”的新路。權力屬于人民，所以人民有權監督；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才能實現監督；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與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監督才能取得實效。要特別重視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吸引人民群眾在報紙刊物上公開地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并教育黨員”。六是民主解決矛盾。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決，敵我矛盾用專政的辦法解決。用民主的方法就是用討論、批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是用強制的壓服的和專政的方法去解決；用“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達到新的團結愿望。七是加強民主法制。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法律的人民性，“法律是上層建筑，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他指出，用強制性的手段維護社會秩序，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為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化，他親自主持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針對資產階級國家總統可解散國會而指出，“我們的主席，總理，都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出來的，一定要服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能跳出‘如來佛’的手掌。”并將人大可罷免國家主席、副主席寫入憲法。他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破壞革命的法制”；立法和執法過程都要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辦法，發動群眾參與和監督，才能得人心，才能實行有效的專政和改造；堅持“改造第一、給予出路”的政策，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落實"有錯必糾"的方針，無論公檢法"發現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這些都體現了人民法制為人民，依靠群眾、尊重事實、保護民主的原則立場。毛澤東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思想，從根本上系統解決了人民主權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體現和實現問題，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永遠不可偏離的正確指針。

　　第八，在文化發展上，毛澤東提出了在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后，要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把中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先進的社會主義新國家的戰略任務，相應制定了一系列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方針政策和途徑措施。毛澤東認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新中國成立后，“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就必須進行思想文化的斗爭，用社會主義的新思想新文化，去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他親自主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寫進憲法，使黨的指導思想上升為國家意志和主流意識形態，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思想統領和根本原則。他強調“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在文學藝術乃至全部文化工作中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理念和政治方向，號召“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青年學生，都應該努力學習。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他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中判別大是大非的根本標準，即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并特別強調“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這兩條”。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源頭。毛澤東高度重視教育和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基礎和關鍵作用，明確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和“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他特別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文化，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的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他還創造性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基本方針，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毛澤東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思想，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原則，是中華文明昌盛、精神立于不敗的根本保證，任何時候也不能偏離，偏離了就要出大問題。

　　第九，在祖國統一上，毛澤東從中華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出發，始終把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作為神圣歷史使命，創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決港澳臺問題的戰略構想。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就通盤考慮打破西方對我孤立封鎖的戰略需要和解決臺灣問題與港澳問題的關聯性，指出：“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取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于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建國后對香港采取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保留其成為對外聯通的橋梁和窗口。1974年5月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明確“香港在1997年應有一個平穩的交接”，為和平解決港澳回歸問題奠定了堅實基礎。這在國際斗爭舞臺上，是將原則堅定性與策略靈活性高度結合的一個偉大戰略杰作。在解決臺灣問題上，從50年代中期始，毛澤東就以非凡胸懷和氣魄，多次提出愿意同臺灣當局談判，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表示如果臺灣和平統一，“一切可以照舊”，臺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可以實行高度自治，共產黨不派人干預等。1963年初，周恩來把毛澤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思想，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是:臺灣必須回歸祖國。“四目”是: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由蔣決定；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由中央撥付；臺灣的社會改革從緩，待時機成熟并尊重蔣的意見，協商解決；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毛澤東曾說，只要臺灣當局能守住臺灣，不使之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對臺政策和對臺關系。“一綱四目”是毛澤東最早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設想，傳到臺灣后產生了重要影響，雖因國內外形勢變化，當時還不能付諸實現，但為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完善“一國兩制”構想，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提供了高遠精深的思想指導和戰略籌策。

　　第十，在外交關系上，毛澤東胸懷世界，著眼大局，確定了中國外交工作總的方針政策，并根據國際形勢變化及時調整對策，開創和發展了新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新局面。毛澤東深刻把握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戰略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把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作為新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為當代中國外交確定了正確的方向。他認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提出“和平為上”的外交主張，“就是西方國家，只要它們愿意，我們也愿同它們合作。”他客觀研判戰爭與和平兩種力量消長，提出了世界戰爭特別是原子戰爭有可能被推遲或被制止，爭取比較長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觀點，為中國政府堅持實施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據。他認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國人民的斗爭，為爭取和維護和平，必須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干涉。無論面對美帝還是蘇修的侵略霸權行徑，都毫不畏懼，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為我國建設發展贏得了相對穩定的環境，也為世界人民贏得了和平和進步。為捍衛來之不易的獨立和自由，毛澤東提出“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并將堅持獨立自主的經驗運用于國家對外關系，提出了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基本原則。為推動世界格局變化，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宣布中國永遠和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爭取第二世界國家，反對超級大國控制，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決不做超級大國，這對于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改善我國安全環境，提高國際威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指引,使我國在錯綜復雜的國際風云變化中站穩腳跟，頂住壓力，戰勝了種種驚濤駭浪，開創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從而為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擴大開放、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創造了前提和基礎，也是我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外交，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爭取有利外部環境的根本保證。

　　第十一，在國防建設上，毛澤東根據國家安全形勢和社會主義建設總體需要，將黨的軍事工作中心任務轉到鞏固國防、建設現代化國防上來，提出了“建立強大的國防”的總目標及一系列指導思想和原則。主要有：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對外永遠不稱霸，決不侵犯別人，也決不允許別人侵犯中國；建立強大的國防，以保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維護世界和平與地區和平，為國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安全保障；正確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重視加強國防建設，在不斷增加國家經濟實力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國防現代化；中國國防現代化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方針，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動員和依靠廣大軍民共建國防；國防斗爭要綜合運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多種方式，實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軍隊要抓好政治工作生命線，永遠聽黨指揮，服務人民，時刻準備打仗，保持適當規模，注重提高質量，不斷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建設諸軍種、兵種合成的國防軍；建立完整的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體系，實行平戰結合、軍民結合的方針，根據本國本軍的特點發展武器裝備，尤其要重視發展當代尖端武器和技術裝備；普遍實行民兵制度，完善國防動員體制，加強國防后備力量建設；加強戰略后方建設，為未來反侵略戰爭提供鞏固的戰略依托；對付外敵入侵，仍要堅持人民戰爭的路線，堅持立足現有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優良傳統。這些光輝思想，為新中國國防發展壯大帶來了舉世震驚的歷史成就和戰略地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防和軍隊建設提供了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指針。

　　第十二，在領導力量上，毛澤東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為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奠立了決定性的組織保證。他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高度重視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一再強調：黨的領導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現黨的領導，要靠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的領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必須始終注意防止“左”的或右的傾向性錯誤；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思想教育是中心環節；保證黨的領導正確，根本原則是實事求是，根本方法是群眾路線，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些思想，都為在改革發展新形勢下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能力，指明了根本方向和途徑。

　　由上可見，以走自己的路為特色的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思想是一個系統完整的科學體系，無論是從歷史脈延，還是從理論邏輯上看，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立論之基、要義之精和發展之本。沒有毛澤東這一光輝思想，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也就根本談不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如果抽掉了毛澤東這一光輝思想的科學內核，就決然不是搞社會主義，也根本談不上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需要說明，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思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不斷總結和吸取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教訓，得出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論結晶，它和這個時期毛澤東領導黨在建設社會主義實踐探索過程中出現的這樣或那樣的失誤應當區分開來。就像今天，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也出現了諸多讓人民群眾很不滿意的嚴重問題，不能否認其中有領導工作失誤之因，連鄧小平都承認過“教育是最大的失誤”，指出有“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是因為“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并斷言“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但即便如此，我們黨也沒有因而否定改革開放，否定鄧小平理論乃至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難道毛澤東領導我們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有過失誤，那就不可寬容，就要因此而否定這種探索的積極意義，甚至否定毛澤東以“走自己的路”為特色的一系列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正確思想嗎？倒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何理之有！這也是前后“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而必須貫通一體的重要原因。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是前無古人的大事業，探索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當年毛澤東就說過：“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這兩種經驗都是寶貴的財富，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如何走正路提供了重要啟示。鄧小平說過：“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換言之，就是要做把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貫徹落實好的事情，而不是另起爐灶，另搞一套，另走它路。

　　中國改革發展，如果不要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思想指導，其結果只能是不要人民主權和人民意志，不要共產黨領導，不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要社會主義前進方向，不要黨和人民長期以來走自己的民族振興、民富國強之路的寶貴經驗，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內涵，從而達成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妄圖用西方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取而代之的陰險目的。正如鄧小平所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今天，中國改革發展要不要毛澤東思想指導，實質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樣的改革”問題，是要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還是要改變社會主義性質，搞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這個根本方向問題。歷史和現實都告訴人們，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思想，既不是封閉僵化走老路，也不是全盤西化走邪路，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保證中國改革發展走正路的根本指南。

　　三、以保持革命性質為根本的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是黨在改革發展新環境下反腐防變的法寶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他珍愛這個黨，深知這個黨對于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極端重要性。他的黨建理論博大精深，解決了在中國這塊小農經濟如汪洋大海、而又長期受三座大山壓迫摧殘的土地上，如何建設一個真正為人民解放而奮斗的革命黨，如何將這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成份為主的黨改造成為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又善于結合中國實際引導革命和建設事業前進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問題。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是其黨建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毛澤東基于革命戰爭年代總結形成的一系列黨建基本理論和重要指導原則，為適應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后的新情況新任務，解決黨自身建設面臨的新危險新問題，認真進行新的黨建實踐探索和總結，并借鑒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建設的經驗教訓，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系列新的認識成果。這一成果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執政不丟革命本色，以保持黨的革命性質為根本要求，建設一個經得起各種挑戰和考驗、能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如今看來，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不能被否定，也沒有過時，而是毛澤東黨建理論中最具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的瑰寶。

　　共產黨是最徹底的革命政黨，不斷革命直至全人類解放是它的神圣歷史使命，革命性是它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是黨的先進性、群眾性的必然體現。毛澤東習慣于稱共產黨為“革命黨”，他一再指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來說,就需要有一個如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掌政權領導國家建設的“執政黨”，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馬克思主義政黨固有的革命性質，丟掉在革命戰爭時期所形成的純潔的革命本色、堅強的革命精神和優良的革命作風。1957年3月在濟南黨員干部會議上，毛澤東就針對某些人革命意志衰退、過于計較個人利益得失的問題講道：“革命黨嘛，以餓不死人為原則。”可見，在毛澤東那里，“執政黨”與“革命黨”在角色定位上并不互相矛盾和排斥，而是并存融合于一體。更不用說，在執政坐天下、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環境條件下，時刻面對著黨可能變質、政權可能變色的現實危險和挑戰，始終保持黨的革命性質不變，理應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自身建設的首要任務和根本目標。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很長一個時期，在“告別革命”的思潮影響下，思想輿論界追風似地，一講“執政黨”意識，就批判毛澤東的“革命黨”思維，好像不取消黨的“革命性”，那就是極左，就搞不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會“文革”復辟。其實，這完全是形而上學，不懂歷史辯證法。眾所周知，當今人民軍隊建設的總目標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難道軍隊還是“革命軍隊”，黨就不是“革命政黨”了？邏輯都講不通！執政的共產黨建設目標，應當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具有領導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能力和反對敵對勢力顛覆侵略能力的革命政黨。革命黨和執政黨絕不是對立或替代關系，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長河來看，共產黨在一國或多國執政，領導本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只不過是整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具體的歷史階段。這個具體的歷史階段，雖然國內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并沒有最后完成，且建設任務也始終是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際較量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因而必然是一個充滿著矛盾斗爭，甚至伴隨著曲折反復的長期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中，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能否堅定不移、始終不渝地保持自己的革命性質，保持革命年代的政治本色，這是攸關黨的生命，攸關人民政權命運、攸關社會主義前途的重大根本性問題。一個自棄革命性質的無產階級政黨，猶如自解革命武裝的人民軍隊，無異于自尋絕路。

　　只有具有革命性質的執政黨，才能以自覺革命的精神不斷改造和完善自我，經受住執政地位下的任務挑戰、權力誘惑、思想侵蝕、利益陷阱等各種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跳出興浡亡忽的“周期率”而立于不敗。這正是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的精髓所在，從而為黨過去、現在和將來永遠反腐防變提供了不可丟失的利器和法寶。

　　法寶之一：牢記“兩個務必”，樹立“繼續革命”思想，防止“和平演變”。黨在執掌全國政權后，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迎接挑戰，拒腐防變，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擔當起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任務？毛澤東在進城“趕考”前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嚴肅告戒全黨：要防止因為勝利，黨內產生驕傲、以功臣自居、不求進步、貪圖享樂等四種情緒，要警惕和抵制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防止一些共產黨人在糖彈面前打敗仗。特別強調，“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他要求全黨認識到，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兩個務必”及時向全黨敲響了警鐘。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進北平，臨行前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至實現共產主義。”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說：“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不要在歌舞升平中自我解除武裝，必須樹立繼續革命思想，永葆革命意志，防止黨和政權改變顏色的重大戰略任務。建國后的歷史很快證明毛澤東的擔心不是多余，他一再憤鳴：“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的精神”。50年代中葉后，毛澤東擔心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權變質的警言一步步在蘇東得到驗證，他根據長期觀察，及時提出要高度重視抵御西方的“和平演變”圖謀，防止亡黨亡國的悲劇。蘇共二十大后，他敏銳判斷赫魯曉夫丟掉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在1959年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結果五年后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三十年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事實充分證明，毛澤東的歷史洞察力和判斷力驚人準確，他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方針極富遠見。盡管這一方針的實施，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歷史背景下，發生了“左”的偏向，為此而發動的“文革”帶來了沉重教訓，但無論如何，這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對于保證黨不變質、國不變色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鄧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習近平強調要防止重蹈蘇共亡黨亡國的覆轍，落到偌大一個黨“作鳥獸散”，“竟無一人是男兒”的境地，這些都說明在改革發展環境下，執政黨自身的蛻化變質是最大危險，必須謹記毛澤東的教誨，時刻抓緊思想武裝這根弦。

　　法寶之二：以革命精神加強學習，提高黨領導國家建設能力。為了盡快適應執政后黨的中心任務變化，擔負起領導經濟建設、鞏固政權、建設一個強大的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使命，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要振奮精神，下苦功學習”的號召。他指出，“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他堅信：“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的學習思想本質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在學習對象上，他主張黨員干部要向內行學習，“拜他們為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我們各行各業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要向群眾學習，“要辦什么事，要決定什么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因為“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知識來源于群眾”。干部深入基層，向群眾學習，不僅能增長才干、提高本領、做好工作，也有助于克服做官當老爺的不良習氣。要向實踐學習，因為正確的認識只能來源于實踐，“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斗，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他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向自己所犯的錯誤學習，找到原因和教訓，避免再犯類似錯誤。毛澤東非常贊同列寧關于一個鄭重的黨應當如何對待自己所犯錯誤的觀點，認為“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他總結“大躍進”中的失誤教訓并帶頭承擔責任，告戒全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要向外國學習，為我所用。無論是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什么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其長處都是我們學習的對象。在學習內容上，毛澤東主張要圍繞黨的新任務來學習，系統地豐富知識的和提高能力。他說：“學什么東西呢？一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是技術科學，一個是自然科學。還有文學，主要是文藝理論，領導干部必須懂得這一點。還有什么新聞學、教育學，這些學問也要懂得一點。總而言之，學問很多，大體要稍微摸一下。”還要重視學習研究中外歷史文化，學習黨的歷史和傳統。在學習方法上，毛澤東則強調以中國問題為中心，聯系實際，學以致用，反對照抄照搬。“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學習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毛澤東還將革命戰爭時期首創的“整風”學習形式，運用于黨在執政條件下的學習建設，以集中解決突出問題。今天，在國家改革發展深化，各種社會矛盾積重凸顯的情況下，黨內如何統一政治共識，如何認識存在問題，如何增強執政本領，如何重塑作風形象，很重要的一條，還是要靠毛澤東的辦法，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通過革命性的學習來解決。

　　法寶之三：堅決查處腐敗分子，依靠群眾整頓黨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黨和國家機關中部分工作人員的腐敗現象頻頻出現，河北省揭發出的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行署專員期間貪污的嚴重犯罪事實。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在給中央報告中疾呼：貪污行為已毀壞了一批干部，并染壞了很多干部。貪污蛻化已成為主要危險！毛澤東憂憤交加，用“貪污浪費的狂瀾”形容此現象。在審改中央《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時，他特地加寫了一段話：“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隨著“三反”深入，發現黨內貪污分子大多與不法資本家有關，中央又作出《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的指示》。“三反”、“五反”斗爭從1951年底開始至1952年10月結束，全國縣以上機關查出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萬余人，殺了包括劉青山、張子善等42人；逮捕法辦的黨員干部中，省級干部25人，地級干部576人，縣級干部3428人，有效地遏制了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現象。在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的問題上，有同志為他們求情，毛澤東義正詞嚴：“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百個，2千個，2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為了全黨從思想上進一步鏟除腐敗根源，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翌年要在全黨開展一次新的整風運動。他強調，如果脫離群眾，黨內可以產生“新的貴族階層”，“命運就掌握在縣委以上的手里頭，如果我們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講的艱苦奮斗”，“我們一定會被革掉。”中央明確要求，這次整頓黨風“首先從檢查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開始”，“組織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于我黨整風，否則對于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成效）”。整風中，廣大人民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積極響應中共中央號召，暢所欲言，對黨、政府和各級領導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評意見和建議。絕大多數的黨政領導干部對這些批評意見甚至態度、言詞有些過激的批評予以認真接受，并虛心改正。盡管整風后期，由于社會上少數右派借機向黨進攻，妄圖取消共產黨領導，迫使黨進行反右回擊，期間出現了反右擴大化問題，但有人據此認為1957年黨的整風一開始就是搞陰謀，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毛澤東當時就明確肯定這些來自黨外的批評，“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對于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在廣大群眾幫助和監督下的這種整風，給全黨注入了政治清醒劑，敲響了思想警鐘，對于防止黨脫離群眾、防止腐化變質，起到了重大深遠的影響作用。人們沒想到，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后，毛澤東擔心的狀況又重演了。鄧小平1982年就說過，“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要足夠估計到這樣的形勢。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么，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面對難以抑制的黨政干部嚴重腐敗問題，人們更加懷念毛澤東當年那種有力有效的反腐防變舉措，這也正是今天習總書記用此真經，一面狠抓反腐打“虎”除“蠅”，一面開展群眾路線學習實踐活動，敞開大門整頓黨風，深得人民歡迎擁護的原因所在。

　　法寶之四：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毛澤東總結國際共運的歷史教訓和我黨的歷史經驗，認為要保證黨和政權不變質，不僅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還必須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強組織制度建設。1962年初，他在擴大的中央會議上重點論述了民主集中制問題，指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毛澤東嚴厲批評違背“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干部，“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毛澤東科學闡述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指出：“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他強調，“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針對黨委領導中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說了算。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的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毛澤東強調第一領導個人的責任：“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做了第一書記，對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毛澤東還強調，必須加強黨的團結，嚴守黨的紀律，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全黨同志必須團結在中央的周圍，任何破壞團結的行為都是罪惡，只要共產黨人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困難的環境，都會向我們投降的。”實踐證明，真正按毛澤東的要求，把民主集中制落到實處，才能有效防止黨改變性質，脫離群眾，成為官僚主義和既得利益者的個人工具，才能有效避免黨犯大的錯誤，犯了錯誤也較易及時糾正，才能有效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保持堅強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法寶之五：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毛澤東歷來高度重視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總結國際共運的歷史經驗，引鑒蘇共領導集團背離馬列主義造成嚴重危害的深刻教訓，提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號召全黨“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在戰略意義上，他指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在培養標準上，他強調要“德才兼備”，“又紅又專”，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又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的“四化”要求。特別重要的是，他汲取蘇共教訓，確立了接班人的五項政治條件：第一，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第二，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第三，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但要特別警惕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第四，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養成善于聽取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第五，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不能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還針對我們黨內問題，向各級領導干部提出了“三要三不要”的政治要求，即“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在培養途徑上，他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在選拔政策上，他強調：共產黨的干部路線，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要堅持公道正派的作風，反對任人唯親；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圈子；要走群眾路線，干部好壞應以群眾反映如何為斷；要用全面的、發展的觀點看待干部，不僅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對犯錯誤的干部，要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繼續前進。毛澤東關于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偉大戰略思想，貫穿于黨的干部工作路線、方針、政策之中，對于保證黨的性質不變、事業永續起到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在今天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國內外各種政治思潮、價值理念和利益誘惑包圍沖擊的環境下，各級黨政領導接班人的培養、選拔和使用，更加成為黨及其事業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吏治腐敗是最大腐敗，用人不當是最大失誤，離開毛澤東培養革命接班人戰略思想的指導，黨的性質保不住，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也沒有前途。

　　法寶之六：狠抓斗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在毛澤東看來，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這是真假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分水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黨員干部如果私字當頭，從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到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搞腐敗，再到政治上蛻化變質搞修正主義，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他曾經用“懶、饞、占、貪、變”五個字，形象地揭示一個干部發生蛻變的規律。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為此，他在“文革”中提出“要斗私批修”的口號，進行黨在思想領域的自我革命。按毛澤東所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問題。他指出，“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要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他向全黨推崇學習魯迅“嚴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不斷進行主觀世界的深刻改造，真正樹立辯證唯物論世界觀；學習張思德、白求恩和雷鋒等榜樣，“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強調，共產黨人“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的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毛澤東從世界觀的高度，把共產黨人自我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態度，思想純潔性與政治堅定性的要求，都統一到立黨為公的基點上，靠自覺地進行觸及靈魂的思想斗爭，堅定正確的價值理念和政治信念，打牢反修防變的思想根基。不可否認，這是黨在執政條件下狠抓思想教育、加強黨性建設的有效經驗。

　　法寶之七：從嚴治官，建立干部直接聯系群眾，接受民主監督的機制。毛澤東經常思考反對官僚主義、警惕產生一個脫離群眾的貴族階層的問題，他認為讓黨員干部經常保持與群眾的直接聯系，接受群眾的教育和監督，是反修防修、拒腐防變的根本措施，為此作了很多有益探索。一是提倡堅持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制度。他指出：“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他反對干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主張各級干部要下基層，與工農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這樣才能改造好世界觀，才能牢記權力是人民給的，自覺為人民用好權。二是實行群眾參加民主管理的制度。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管理問題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就突出出來了，核心問題是防止管理人員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為此，他提出：“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從而比較明確地形成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民主管理思想，后來成為“鞍鋼憲法”的主要內容。1961年中央制定的《工業六十條》正式肯定了這個制度，并把企業職工代表大會作為實行這種制度的一種具體形式。“兩參一改三結合”體現了工人是社會主義企業主人這一根本性質，是我國對工業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的一條極具特色的重要經驗，其中包含賦予工人監督干部的職能，形成預防官僚主義的機制，通過“三結合”集智互補，實現了企業領域的群眾路線，極大地促進技術革新和管理革命，在世界發達國家都引起了普遍關注和高度認可。三是探索黨政權力機構改革。為了防止黨政干部由人民公仆變成欺壓人民的老爺，毛澤東一再告誡“我們的干部不論職務多高，權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同時要求各級權力機構，擴大人民群眾參與管理和監督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并且直接在基層一線的干部群眾中選拔優秀分子，按老中青結合的比例充實配備到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集體，給各級決策層增添來自人民的新鮮血液。為了防止這些新干部擔任高層領導后脫離群眾，毛澤東還專門制定了“三三制”工作原則，即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到基層搞調查研究；并采取了領導職務變動不和工資待遇掛鉤的制度，無論當上多大的官，依然保持原來的勞動報酬性質、水平和渠道，以至出現了仍在農村拿工分、仍在工廠拿工人工資的國務院副總理這樣舉世稱奇的新鮮事物。這樣的新型權力機構，雖然還只是多少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不成熟的歷史嘗試，但其重要意義在于，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探索了一種領導結構上的權力約束和待遇上的權利分離相契合的機制創新，既堵了權力失控之洞，又斷了升官發財之念，促使包括中央在內的各級領導干部在權力使用上為老百姓著想，在利益享用上與老百姓融為一體，徹底消除脫離群眾、官民對立的制度基礎。四是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作用。毛澤東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主張通過憲法賦予人民大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罷工”等自由權利，同時支持各民主黨派和各種合法的社會團體、群眾組織發展，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既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又對黨和政府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盡管由于吸取“文革”教訓，一些所謂“大民主”的形式后來被限制，但實際上，如今互聯網上的民主空氣及其形成的社會輿論壓力，早已大大超過以往的一切“民主墻”。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政治膽略和魄力體現了徹底唯物主義者的大無畏精神，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代表了黨的生命希望。共產黨不能怕民主，民主是共產黨起家的本錢，也是執政的依靠。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把各級官員的權力置于陽光下運行，隨時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和批評，才能保證官不變壞，黨不走邪道。

　　當然，我們回顧、總結和肯定毛澤東以保持革命性質為根本的執政黨建設思想，同回顧、總結和肯定毛澤東以實事求是為精髓的偉大哲學思想、以走自己的路為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思想一樣，并不意味著否認毛澤東領導黨在理論和實踐探索過程中發生的失誤，特別是毛澤東晚年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辦法反修防修，把黨內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當作路線斗爭、階級斗爭問題，造成敵我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處理被嚴重混淆，加上無政府主義的泛濫，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的助長，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導致了“十年內亂”的沉痛悲劇。“但鄧小平說的對：“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僅就這一點，也是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戰略家，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和政治遠見，為黨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央《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如果不是因為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倒，繼續指引我們應對世界風云變化，接受改革開放考驗，黨和國家難免會遭遇更加慘重的挫折和災難。

　　毛澤東思想，作為植根于中國大地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作為被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證明正確的科學理論，作為其在繼承、運用和發展著的理論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內核，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非但沒有過時，而且更加證明其跨越時代的真理性、不可摧撼的根基性和蓬勃不息的生命力，是解決當今中國一切重大問題須臾不可離開的科學思想武器。過去我們曾說，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還將長期在黑暗中摸索；今天，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前后兩個三十年的實踐教育，中國人民仍然要說，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如果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會變味，改革發展就不可能堅持正確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難以為繼，只能重新回到長夜難明的黑暗之中。

　　毋庸置辯，毛澤東思想不是靜止僵化的教條，不是萬古不變、包治百病的神藥，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許多新問題，都需要毛澤東思想結合實際與時俱進的不斷豐富、創新和發展。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如果在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上舍本就末，丟了毛澤東思想這個宗，那就必然走向歧途。

　　人民呼喚“真神歸位”，人民歡迎“真神歸位”，毛澤東思想是人民心中永遠不落的太陽。

　　(作者為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2013年12月完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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