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哪里  歸向何方

                       盧麒元

香港回歸過程中，首要的問題是定位問題。很遺憾，回歸的主體和客體都刻意將此事略過了。然而，歷史是無法輕易略過的。回歸前，香港是大英帝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外飛地（exclave），其戰略價值和戰略意義不言而喻，英國對香港有一套縝密的治理規劃。回歸后，“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頗有內飛地（Enclave）的意涵，其尷尬和困窘一言難盡。袞袞諸公只想揩油而不愿招惹麻煩，“刻意掠過”香港定位問題，就可以自由發揮了。香港在中國應該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這是香港回歸后必須回答的問題。如果，香港能夠精確定位，香港就能發揮它的作用，香港也就可以獲得長期穩定的發展。否則，香港將毫無懸念地被替代、被擠壓、被遺棄。在香港回歸十五年之際，展望未來的道路，仍就是一片迷茫。

回歸，回歸，回到哪里？歸向何方？

一、歷史的遺憾。

早在三十年前，英國發動馬島戰爭開始，全世界就在討論香港的未來了。英國在討論，中國在討論，其他國家也在討論。事實上，從那一天起，香港的定位開始發生歷史性的逆轉了。也就是說，香港的角色悄然發生了轉變。

非常遺憾，英國的政客，在明確香港的政治歸屬之后，細致地安排了英國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退出機制。為了保證英國利益最大化，英國人對香港采取了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在1982年之前，香港是作為英國金融資本在亞洲的樞紐而備受呵護。英國人對香港的發展有著比較深遠和周全的考慮。但是，1982年之后，形勢出現變化，英國人對香港的治理開始出現大逆轉。最經典的事件，就是在一九八三年，港英當局突然取消了香港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將香港置于美元劇烈貶值的直接沖擊之下，使香港正處于關鍵時期的產業升級進程嘎然而止。香港房地產行業開始畸形發展，香港人才和資本出現大規模流失。

非常非常地遺憾，當時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幾乎是清一色的外交官，他們過多地關注香港政治主權的歸屬問題，他們甚至沒有經濟主權的概念（至今仍無改變）。他們沒有能力規劃香港經濟的未來模式。最令人無法原諒的是，他們甚至無法看清英國人在政治安排以外的其他“設計”，竟然用《基本法》替英國人的“設計”進行法律確認，導致了以后香港經濟管理極其被動的局面。筆者在拙文《回到一九八三年》中，詳細比較了香港和瑞士三十年來的變化，相信讀者自己會明白發生了什么。

到了十五年前，在理論上，中國政府正式“接收”香港了，應該可以規劃香港的未來了。然而，在一場宏大的儀式之后，“主權”概念竟然悄無聲息了，只剩下“港人治港”這個美麗的傳說了。事實是，到了1997年，香港經濟管理主權已經悄然歸屬美國金融資本了。也就是說，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并不在“港人”或“國人”手上。香港在不經意間，又變成了美國的外飛地（exclave）。中國中央政府無意也無法管理香港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舉例，香港在回歸五年后，自行取消了執行近百年的遺產稅。事實上，香港在回歸后，以更加瘋狂的方式向普通勞動者變相征稅，以更加驚人的規模向國際金融資本轉讓利潤。歷史讓人無限感慨，當解放軍進駐香港的時候，香港的經濟邊防反而失去了一切屏障，香港的財富以驚人的方式迅速流失。

研讀香港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史，讓人五味雜陳。回歸前后，香港本土的財富開始了大規模流失；同時，大陸的財富，也通過香港資本市場大規模流失。香港三十年中，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移民潮，經歷了一次干凈徹底的產業轉移。筆者缺乏精確的資料，筆者保守估計，在三十年中，香港本地凈流出的財富應該高于10000億美元，通過香港凈流出的大陸財富應該高于20000億美元。回歸，回歸，到底回歸了什么？香港，成為了殖民地回歸中，又一個慘痛的案例。

現在是公元二零一二年了，中國人明白一些東西了嗎？未必！中國人會認認真真總結香港回歸嗎？很難！那些吃港澳飯的家伙仍然在唱政治高調！香港老百姓看懂一些事情了嗎？沒有！香港人迷信洋人，迷信到自己不敢站立思考的地步。港府用納稅人的錢，去請一些莫名其妙的“國際名流”來做港事顧問。

其實，殖民地的舊主人并沒有真走，殖民地的新主人并沒有真來，殖民地的舊奴仆都還在，香港回歸之路依舊是漫漫無期的。

不認真解讀歷史，如何能夠規劃未來？

二、現實的選擇。

筆者連續閱讀了15年來的香港特首施政報告和香港財政司的預算案。“抄作業”都到了“脫坯”的程度，真的叫人無語。

香港的管理者（包括立法當局和司法當局）在集體夢游。香港的所謂四大支柱產業（金融、貿易、地產、旅游）均已跨越了歷史性的頂部，滑落的趨勢根本無法遏止。旅游業依靠大陸人民自由行來支撐；地產業依靠大陸居民異地置業來支撐；貿易和物流依靠大陸關稅漏洞勉強維持；金融業依靠人民幣聯系匯率制度勉強維持。簡單一點兒說，香港經濟是靠中央政府刻意放水而勉強維持的。香港本土的創造力和競爭力已經損耗殆盡了。香港管理層，總喜歡用未經還原的港幣計價資料，“見證”香港GDP的發展“成就”，他們的“陸客”風范殊為搞笑。港府從不提供香港資產凈值變動數據，更不提供香港資產回報率變動數據。事實可能非常殘酷，香港本地財富流失情況非常嚴重，香港正在失去創造價值的能力，香港經濟整體效率正處于加速下滑的過程中。無奈，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

香港現實的選擇，就是必須恢復創造價值的能力。

筆者反復提醒有關方面注意香港經濟與瑞士經濟的比較。我們應該認真分析香港中斷產業轉型的原因。事實上，正是1983年后，錯誤的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中斷了香港已經開始的產業轉型。鑒于本文的篇幅限制，無法將1983年后香港與瑞士的財政金融政策詳細列表分析，筆者僅僅說出比較分析的結果：

第一、香港未能及時增加資產轉移、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三方面的稅收，未能遏制資本向境外和投機領域的轉移，未能及時阻止產業空心化趨勢；未能及時建立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使得新興產業喪失了發展時機。可以說，1983年后香港的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非常糟糕。筆者必須指出，1983年后香港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將殖民者的無恥暴露無遺。當然，我們也同時見證了被殖民者的無知，那是多么可悲而可怕的無知！時至今日，大陸和香港的學者仍然在贊頌香港所謂的“先進制度”，竟然用《基本法》保證這個制度五十年不變。

第二、1983年香港取消了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這就意味著香港失去了經濟管理主權，也就是說香港喪失了管理通貨膨脹的能力。事實上，從此之后，香港就成為港幣計價資產的超級賭場。國際金融資本得以從精心設計的賭局中，逐漸掏空香港本地財富以及在香港流通的大陸財富。瑞士的經驗告訴我們，有效管理通脹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在資產價格劇烈波動的地方，一切產業都將失去存活的外部條件。英國人利用資產價格波動完成了英港精英套現的全過程，卻給香港留下了巨大的泡沫。一夜狂歡，一地雞毛。

香港1983年后的財政金融政策，導致了地產及其相關投資的快速升值，這就迫使資本退出生產行業并轉向高回報的投資和投機領域。這樣，一方面為英港精英套現提供了充裕資本；另一方面，掐斷了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的資金來源。香港也因此喪失了像瑞士或韓國那樣進行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的歷史機遇。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香港居民，現在主要是依靠過去三十年在大陸的投資收益勉強維持，這樣的日子可以支撐多久呢？

那么，2012年的今天，香港還有重建創造價值能力的歷史機遇嗎？

答案是肯定的！

香港的新興產業仍有一次歷史機遇：做華文信息產業的生產和交易中心。

華文信息產業正在以令人震撼的速度增長（年增長接近200％），華文信息產業總規模已經超過了香港GDP的兩倍有余（總規模超過50000億港幣）。華文信息產業足以支撐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首先，由于香港擁有獨特的政治優勢（沒有政治審查制度），擁有華文創作的最大自由度。其次，香港擁有獨特的語言優勢，可以自由穿行于繁簡中文和英文中文之間，可以成為最佳的文化媒介。再次，香港天然具備華文信息類產品的交易市場，港人的觸角遍及世界每一個角落，可以最有效率地完成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銜接。只要香港政府大膽進行制度變革和政策創新，充分調動香港的人才優勢、資本優勢、管理優勢等有利條件，完全可以成為華文信息產業的最大受益者。當然，香港也可以藉此完成第二次經濟騰飛。

三、中央政府的責任。

顯而易見，規劃香港的未來，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三十年前，我國剛剛打開國門，剛剛開始搞改革開放，我們什么也不懂，我們被陰險狡詐的老牌帝國主義算計了，沒辦法，權當是學費吧。可是，三十年后呢？現在是公元2012年了，香港回歸都已經十五年了。我們搞清楚香港的定位了嗎？如果，香港的歷史定位就是國際金融資本的提款機，那你們憑什么說香港明天會更好？

請北京面對冷酷的現實，香港的經濟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香港的經濟潛在著巨大的危機。我國“一國兩制”的實踐，可能在香港遭受嚴重挫折。一句話，香港必須進行歷史性變革了。香港如果不能迅速變革，香港的經濟問題將演化為政治問題。失去了創造價值的能力，香港將會很快枯竭預算平衡能力。請設想一下，或許十年之后，香港政府將需要中央政府財政補貼才能維持正常運作。我們希望用毀滅一個經濟奇跡來示范我們的管理水平嗎？香港歷來都是中國的政治“闌尾”，一有風吹草動，此處必然首先“發炎”。香港經濟就是香港最大的政治，不能再胡涂下去了啊！

搞清楚香港的歷史定位，才能展開香港的歷史性變革。要搞清楚香港的歷史定位，需要對香港的資源稟賦做出實事求是的判斷。

筆者將香港的資源稟賦概述為兩條：一是文化稟賦；二是資本稟賦。

就中國未來發展而言，香港可以但負兩項使命：一是中國文化外向發展的使命；二是中國資本外向發展的使命。也就是說，香港要盡快占領華文信息產業的戰略制高點，香港要盡快建立港幣次級主權的獨特金融優勢。為此，香港需要系統的制度和政策變革。

筆者將香港的變革內容做簡單概括：

第一、香港有必要盡快修訂完善《基本法》。鑒于國際、國內和香港形勢的變化，《基本法》的一些內容已經無法適應香港的發展了。香港實現改革需要法理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適時展開《基本法》的修訂工作。文明國家都必然不斷完善自己的《憲法》，修訂完善《基本法》是行使主權的正常行為。

第二、香港有必要盡快檢討移民和勞動力管理政策。香港發展新興產業的前提條件是人才。香港的人口政策在堅持人道主義原則的同時，必須細致規劃大規模人才引入戰略。事實上，香港立法部門和政府部門對“人才”的解釋頗為“娛樂”化，香港的“優才”和“專才”計劃與新興產業毫無關聯，大體上屬于貴族式的“明星戰略”。國內信息產業的領軍人物是一批十分優秀的年輕人，可惜他們無緣踏入香港的大門（或許是因為他們不認識成龍大哥）。

第三、香港有必要盡快制定港幣恢復自由浮動匯率政策的計劃。筆者已經在很多文章中講述建立香港主權或次級主權貨幣的理由了。筆者再次強烈建議，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盡快展開此項工作的理論準備、組織準備和法律準備。香港應著手建立性質相當于中央銀行的金融局。在修訂完善《基本法》后，相關立法工作應馬上進入議事日程。全球金融危機悄然迫近，自我救贖的準備怎能松懈。

第四、香港有必要盡快重新檢討并系統調整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香港發展新興產業，必須首先完成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的改革。必須征收資產轉讓、資產持有、資本利得的稅賦，必須嚴格限制房地產業和金融行業的收益比率，必須增加其他產業的收益比率，必須通過稅收和補貼強制進行產業間的轉移支付。中央政府部門和香港立法機構應成立專責機構，檢討香港的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并盡快推進立法程序。

筆者認為，中央政府應高度重視民間獨立學者的意見和建議，要努力排除代表集團利益的政府專家和機構學者的干擾，一定要下大氣力提高政府專責部門的水平和能力。

在香港回歸十五年之際，在香港即將產生新特首之際，建議中央政府深刻總結過去三十年來中央對港工作的經驗教訓。同時，領導親自組織，調集各方力量，完成對香港未來三十五年的系統規劃。如有可能，應該重組中央政府港澳事務協調和管理機構，應避免前三十年出現的重大失誤，應重建“一國兩制”模式的示范功能。

行使主權，是崇高的國家使命，是沉重的歷史責任。承擔使命和責任的人，絕對不能夾雜私利，絕對不能頤指氣使，更不應該“跑馬跳舞”。中英談判三十年了，香港回歸十五年了，我們投入了多少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啊！效果如何呢？能夠面對子孫嗎？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不要讓全國人民失望！不要讓港澳臺同胞失望！

我們希望，早日見到行使主權的真正的主人；我們希望，早日見到真正的主人能夠行使全部的主權。

四、香港需要一個平民特首。

香港已經經歷了兩任特首。特首的出身，具有某種標志性的意義。老實說，這種非富即貴的安排不是一種理想的選擇。

筆者認為，香港需要一個平民特首。筆者的意思并非特首要在平民中產生。筆者想說，特首必須能夠代表平民的根本利益。

回顧歷史，難免讓人感慨。香港自開埠以來，歷經形形色色的管理者，其中不乏具有平民情結的優秀官僚。其中，1945年到1983年，香港出現了一批極其優秀的管理者，香港的治理水平曾經達到世界頂尖水平。令人唏噓的是，1983年之后，香港管理者開始出現嚴重退化。細致一點說，1983年到1997年，英國管理者意興闌珊，終結了1983年前的優質管理；1997年之后，落實了一國兩制，卻沒有真正落實港人治港，香港存在非主權性質的影子特首，香港實際是在歷史慣性中滑行。筆者用一句話概括：自1983年之后，香港被代表國際金融資本的強勢權力控制，而根本就不存在可以代表平民利益的權力安排。恕筆者直言，香港特首，一直是一個會說話的符號而已。

筆者認為，作為有效行使主權的中央政府，也需要一個可以充分代表平民利益的特首。畢竟，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國兩制的含義，并不意味著政治文明落后；一國兩制的精神，決不排斥制度的文明進化。香港難道不可以借鑒瑞士這樣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嗎？香港的平民難道不需要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嗎？筆者認為，香港形成了，以權力為縱，以資本為橫，高度貴族化的新井田制。香港急切需要一個平民特首來破解這個令香港沉淪的新井田制。

筆者陸陸續續在香港生活工作了十七年。筆者有幸接觸香港各界的朋友，他們當中有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其中，一些佼佼者可以成為治港甚至治國的優秀人才。可惜，僵化的體制排斥了他們。他們需要祖國為他們開啟一扇大門。

最后，筆者希望，2012年不僅僅是香港的選舉年，更應該成為香港的反思年。換人而不改制度，換湯而不換藥。不深刻反思，選舉還有意義嗎？

雖然，回歸很久了，但回歸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

是啊，應該回到哪里？可以歸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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