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市儈主義沖擊著一切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傳統價值資源，瓦解了信任，腐蝕了社會風氣。“告別崇高”是80年代文學的主題之一，王朔的“痞子文學”那時就已風靡，以“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姿態向崇高發起挑戰。細審之，王朔們并非在否定崇高，他們反對和調侃的是更多假崇高之名的偽裝。一個要求所有人都崇高的社會形態是不正常的，一個拒絕崇高的社會同樣是不正常的。一個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輕薄崇高。但市場市儈主義為輕薄崇高提供了合法性，2008年出現的“范跑跑事件”將此邏輯推演到極致。沒有受過特殊訓練的教師在危難時刻出于本能逃生，這一現象本沒有進入公關討論的議題，更沒有人予以譴責，但當事人事后卻將其闡發為人為自己即是最大的道德，這是對災難中舍生取義者的大不敬，是對底線倫理的挑戰，不應為任何正常的社會所容忍。一邊是救災中洶涌的志愿精神，一邊是許多人對“范跑跑”的支持，而且二邊重合度并不低，這乃是道德失序的標志。
　　某些經濟學家們為市儈市場主義的發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若干年里，他們只談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談論他所謂的“看不見的手”和只要人人自私自利即可達到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邏輯，卻忽略了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論》。
　　更致命的傷害在于市場市儈主義對國家（state）的入侵。2006年發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一審判決的依據就是，人不可能也不應該有利他的行為。在沒有證據認定被告彭宇撞倒原告老太太的情況下，一審判決書“根據社會情理”認定，如果彭宇不是肇事者，那么他應該去指證肇事者而不是對老太太好心相扶，更不應該將老太太送到醫院。判決書隱含的邏輯是，扶起老人一定是因為做賊心虛。該案雖后經調解在二審和解，但一審判決造成的惡劣影響卻是持久的，見到老人摔倒是否該扶起竟然成為一個持久熱議的社會話題。后來出現的“小悅悅事件”只是情節的合理發展而已。
　　
　　我們都是消費者
　　90 年代的宣傳火了一中一美兩個老太太。這個流傳甚廣的預言說的是，兩個老太太在天堂相遇，聊起生前經歷，中國老太太說，我攢了半輩子錢，終于買了一個大房子，可惜沒住多久就來這了；美國老太太說，我住了半輩子大房子，在臨死前終于還清了貸款。故事的寓意是，中國式的消費觀念老土了，同樣是購買行為，超前消費的方式更理性。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倫理是積累，全國人民經過近30年的辛勤勞動建立起了一套完備的工業體系。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隨著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大規模的產能釋放出來，中國告別了匱乏時代。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訴求下，官方意識形態開始鼓勵消費，在力促外向型經濟的同時啟動內需。中國從重積累、以節儉和儲蓄為美德的時代過渡到了鼓勵消費的時代，消費主義的浪潮來襲，中國人也多了一重新的身份：消費者。
　　消費主義有兩重基本含義。第一重，消費主義指一種不斷刺激需求、持續制造購買欲望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消費的目的不是滿足基本需求，而是消費商品的符號意義。消費主義秩序的形成離不開國家的扶植，1993年，國家開始實施“金卡工程”，促成了信用卡服務的大規模普及，方便更多人用透支的方式消費明天的預期；1994年，出臺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999年，恢復征收利息稅，督促老百姓把錢從銀行里取出來，花掉。買房子可以按揭了，買車也可以按揭了。
　　1993年，《精品購物指南》在北京創刊，是消費主義文化發展的標志性事件。其后，此類報刊雜志如雨后春筍，在各個書報攤上占據最大的比重。此類大眾傳媒通過鼓吹炫耀性消費營造了這樣的幻象：人存在的價值通過你消費的東西來體現，人的社會認同感不再來自內心的美和力量，而是來自住什么地段的房子，開哪個國家的汽車，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于是，富人居住的地方不叫高檔社區了，而要稱為高尚社區。
　　消費主義的另一面就是拜金主義，寧在寶馬車里哭不在自行車上笑，就是拜金主義者的宣言，2011年出現在上海的“援交”中學生則是這種文化的受害者。
　　消費主義的另一重含義是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通過反虛假宣傳、提高產品質量等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這個意義上的消費主義暗合對個人權利的訴求，在政治領域受到抑制的權利意識借消費者的身份得到部分體現，典型的例子是業主組織的維權實踐和自我管理嘗試。1995年出道的“刁民”王海是消費者運動的先驅，90年代初開播的中央電視臺的3•15晚會是這股力量的輿論陣地。
　　消費者運動近年來還承載了一些人改造世界的夢想，當姚明一本正經地在電視上告訴你“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時，傳遞的是一個已經消費到產生疲勞感的階層對社會進步的理解和他們能為社會進步所做的僅有的貢獻，抑或只是一碗給自己煲的心靈雞湯。
　　
　　社會流動與新篇章的開啟
　　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見證了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數億農民進城打工，以血和汗的代價支撐了中國的發展和世界工廠地位。
　　經濟要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唯一的出路是城市化、工業化。80年代，鄉鎮企業獨領風騷，吸納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被鄧小平稱為中國農民的偉大發明。但鄉鎮企業不是80年代才出現的，鄉鎮企業起源于大躍進，“文革”后期得到了更大的發展，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全國化肥產量的一半是由鄉鎮企業貢獻的。大規模人口流動也在那個時代就出現過了，數千萬農民在大躍進中遷入城市工作，又在1962年的經濟整頓中被遣回農村。
　　目前我們看到的工業化進程是與此前那個不同的。90年代，國家政策向三資企業大力傾斜，鄉鎮企業逐步失去競爭力，被淘汰出局，“蘇南模式”成為歷史。這是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鄉鎮企業代表著獨立自主的方向，選擇三資企業則表示中國決意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原本可以通過“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參與工業化的農民，不得不“孔雀東南飛”，到沿海城市打工，于是出現了農民工這個中國才有的群體。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作為事實上的產業工人，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應足以支持其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即能夠覆蓋其在工作所在地定居所需的生活成本和撫養下一代的開銷。可是，農民工工資遠低于這個標準，他們的勞動力再生產很大部分繼續由農村承擔，在經濟發生波動的時候，他們隨時可能被工廠解雇，回到土地上。這相當于由農村承擔了工業資本所應支付的一部分勞動成本，這部分錢轉化為超額利潤被吸納進全球資本體系。農民工在城市中還要忍受社會性歧視，“民工”演化為一個帶有歧視性的字眼，時常被城里人拿來攻擊他人或自我嘲諷。
　　外出打工造成了鄉村的空心化趨勢，鄉土資源流失嚴重，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空巢老人等社會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學研究的課題和政策所要關注的焦點。農民工忍受著經濟上的剝削和社會性歧視奔向城市，因為城市為他們提供了一片新天地，比如按月領工資的收入模式（建筑業是個例外）、消費主義文化氛圍、城市生活方式的幻象等。這些被傳導回鄉村后，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的文化震蕩。

第一代農民工大都經歷過前改革時代，他們重積累，將打工所得寄回家鄉蓋房子，期待以后葉落歸根。混合了集體主義話語和市場邏輯的官方宣傳對他們尚有迷惑性，他們可以接受吃苦受累是為國家經濟建設做貢獻的說法。但近年來，第二代農民工成長起來了，也帶來了影響未來走向的變量。
　　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的 90后一代與父輩不同，他們從小受市場邏輯和消費文化影響，個人意識強烈。留存在學校教育中的集體主義話語對他們來說曾是遙遠的說教，但打工過程讓階級話語變得鮮活起來，國外諸多的社會學研究表明，車間成了階級意識培養的溫床，打工仔打工妹們通過長時間加班工作、領班的惡劣態度等明白了書本上說的壓迫是什么意思。與父輩相比，他們忍辱負重的氣質更淡薄，更傾向于抗爭。另外，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既促進了打工者群體的知識化趨勢，也讓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匯入打工大軍。未來，打工者的話語能力將持續提升，為聯合起來與資本博弈提供了無限可能。
　　新一代打工者與鄉土的親緣關系遠不如父輩親近，土地是他們回不去的故鄉，他們的未來將一直跟城市相連。他們和父輩是城市的建設者，但城市尚未真正接納他們，未來是否有這個可能，要看發展戰略是否重新定位。他們是一股強大的力量，是疏是堵，將影響中國社會洪流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