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位的學術反腐——“汪暉抄襲門”之中國學術界癥候分析

姚新勇   

    內容提要：“汪暉抄襲門”雖然好像緣起于揭露學術腐敗之行，但其總體演變動向卻與學術反腐的目標相互錯位，相當程度上成為了一場由所謂“左右派性之爭”推動的學術打假秀。如何跳出意氣用事的派性之爭，直面汪暉抄襲門所關系到的思想學術界的制度性腐敗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關鍵詞：汪暉抄襲 腐敗 知識分子反思
    
    一、引言
    
    “汪暉抄襲門”事件爆發后，立即興起軒然大波，至今仍然是余波不斷。這除了汪暉本身特殊的身份因素外，直接的原因是中國學術界，尤其是我所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大多數人人心浮躁、無心或無力嚴謹治學，而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則在于，學術腐敗日益嚴重，已成制度化，對此雖遭學者們的公開或私下里的普遍指責，但大家卻深陷其間，不僅欲拔無能，甚至樂此不疲；面對此種情況，以及其他嚴重的中國問題，國內的眾多知識人們，包括不少著名學者，卻缺少自我反省，并陷入越來越嚴重的所謂“左”“右”派性之爭，從而導致自身、學界、中國問題的放逐。所以汪暉抄襲門的熱炒，可以看作是中國知識界乃至中國社會的沉疴之表征，也的確寄托了人們想借此沖擊腐敗的學術界使其得以凈化的用意。然而很可惜，按當下的情形，不管汪暉抄襲門最后的處理結果如何，恐怕最終只會是一場打假秀，根本不可能傷及腐敗體系，甚至還有可能強化腐敗學術體系的合法性，并且使得中國學術思想，更進一步地遠離中國現實的真問題。因為針對汪暉的學術打假，無論就其外表和內在來看，都存在諸多致命的缺陷，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錯位的學術反腐。

    第一，指控汪暉抄襲者的“先天不足”。王彬彬以及后續對汪暉涉嫌抄襲的指控，有不少本身就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這既為此指控迅速墮入陳舊的“左右”之爭埋下了伏筆，也為汪暉回避、逃遁預設了可能。

    第二，錯位的“打假”。從學術反腐、打假的目標來看，選擇汪暉，恐怕都不是非常恰當。因為以如此大的動靜來窮追猛打“非典型性的個案”，不僅最多只可能觸及中國學術腐敗體系的皮毛，而且還有可能適得其反地固化腐敗的學術體系。

    第三，真問題的放逐。就對轉型中國的前途來看，現在對汪暉學術的這種打假，既發現不了汪暉學術中所存在的重要問題，同時又可能將其學術對于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啟示性意義一筆抹殺，最終無益于中國社會轉型的健康發展。

    下面這將圍攏這三個方面，以“汪暉抄襲門”為個案展開分析，對中國學術存在的問題，做一集中剖析[①]。
    
    二、錯位的打假
    
    （一）指控汪暉抄襲者的“先天不足”

    王彬彬指控汪暉抄襲的文章發表后不久，事件似乎很快就演變成了一場所謂的“左派”“右派”的相互殺伐，這雖然與以往知識界派性的“恩怨情仇”有重大關系，但也與主要指控者本身所存在文革“造反派”式的文風有直接的關系。請設想，如果王彬彬一開始的揭發，如果是高度謹慎、實事求是的，如果他能注意將汪暉的抄襲之嫌與其學術貢獻進行必要的切割，那么，就算是有媒體或他人想擴大此事，恐怕也難以像現在這么容易、方便地將其變成對于汪暉簡單的討伐[1]。因為如果媒體面對的是對一個復雜化、立體化汪暉的批評，那么就是想炒作也不容易[②]。從汪暉方面說，主要指控者的問題與一些參與者的黨同伐異心態推波助瀾而形成的熱炒風波，恰給汪暉回避批評，逃避反省提供了口實，這在汪暉最近的答記者問中，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我這里只想補充的是，汪暉不僅將不無怯懦的回避美化為“坦蕩面對學術批判”，而且甚至連已經存在的嚴肅思考一筆抹殺。說什么“至今沒有看到對于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等行為的嚴肅批評”，由此制造出世濁獨清的悲情。我不清楚汪暉所謂的“嚴肅批評”應該是怎樣的，但別人不說，本人于今年7月17日就完成了《“造反”、“?；省薄ⅰ白哔Y”、及其……》，并于7月18號將文章發給了汪暉，他在19號回信說已經閱過，而且我倆還進一步交流過意見。雖然此文肯定存在不足，而且第一稿還有一些文字硬傷，但我以嚴肅、公正的態度分析此事的努力，應該是很清楚的吧？
    
    （二）錯位的“打假”

    關于汪暉究竟是否涉嫌抄襲，已經有不少辨析、爭論的文字了，我不想再糾纏于此，而是想將對汪暉的指控放到中國學術機制中來分析，通過對汪暉涉嫌抄襲的定位，來透視中國學術腐敗的的體系性。 

    “抄襲”這個詞并不陌生，但如果真要為其下一個普遍接受的與情與理與法都相符的定義并不那么容易，但是盡管如此，我想做學術研究的人大概都會同意這樣一個最低限度的界定吧：引用他人著作的內容而有意不加以說明的行為即為抄襲。當然“引用”的程度在具體情況下會有很大的差異，有的是整本書或整篇文章的搬移，有的是多處地大段大段地抄襲，還有的是在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中，至少數次引用他人文字而又有意不加以說明或故意模糊作者權限的行為。至于說很少或并不直接引用他人文字，但卻明知自己所思、所言借用了他人的思想卻有意不加以說明的情況當然也應該算是抄襲。

    仔細辨析對于汪暉涉嫌抄襲指控的眾多文字，綜合判斷，汪暉很可能涉嫌抄襲[③]。不過如果我們不只是要簡單地判定汪暉是否抄襲，而且要通過對此的追究問診中國學術界，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分清不同性質的學術抄襲，客觀公正地定位汪暉可能的抄襲行為。

    為此我們可能需要先對抄襲行為進行必要的分類，或許大致可以分出三種形式：（1）簡單地抄襲、剽竊，沒有什么自己的思想，甚至連自己的任何勞動都不用付出；（2）部分抄襲他人的文字或思想，但有自己的思想；（3）存在抄襲他人文字或思想的情況，但其著作或思想，具有相當的創新性，對于推進社會的前進或問題的解決，具有較大或較重要的意義。這三種情況中雖然都存在著抄襲，但對它們的認識和處理是應該有所差異的。

    對于第一種，無任何可原諒性，處理應該非常嚴格，直接就應該褫奪當事人的一切相應學術資格，并從相關教學、科研崗位上開除。對于第二種情況，可以視抄襲部分與自己思考部分的比重，給予相應的處理，給予一定時間內的停職或部分資格的停職。至于第三種情況，只需要求當事人做出公開檢討，并給予一定的級別或工資降級即可，切不可因為其著作中存在著某些抄襲現象，而就將其學術思想一筆抹殺，使其名聲掃地。

    按照一般的邏輯推斷，三種抄襲的比例應該是第三種很少，第二種較易出現，第一種也應該較少。但是高校工作的經驗恰恰讓我感到，現在不僅第二種抄襲可能已比較普遍，第一種抄襲也并不希罕，并且呈現出越來越多的人向第一種抄襲狀態加速墜落的趨，而且似乎越是領導、學術權威，越容易被此墜落之勢所裹挾?；蛟S說得夸張點就是，如果一個學者越是想（或有資格）成為領導或學術權威，也就越需要墮落為第一種抄襲者。這并不是說學界的領導、權威們比一般教師、研究人員道德水準更差，而是因為中國學術的官本位體制使然。中國學術高度體制化開始于上世紀五十年代，但是學術的官本位化嚴格來說是九十年代之后才開始形成的。高?；蚩蒲袉挝粌炔康念I導或學術權威這兩類人現在一般都合二為一了，只是各級學術權威但卻無任何行政權力者少之有少，可說是幾難尋覓。擔任科研教學系統的行政職務者，同其他系統的同類一樣，平常的行政性事務及相關應酬都是很多的，很難有較為充裕的時間進行讀書、科研；但是這些人卻又掌握了各級課題、項目、評獎、學術資格、名師、工作量的評定、授予、管理權，客觀上具有為自己謀取課題、項目、評獎的便利，而且實際上，他們中的不少人也往往獲取了很多的項目資助或學術名譽。在得到項目資助后，其中的一些人往往又被諸事纏身，分身無術，但又需按時結項，于是只好將項目任務，全部或相當部分地分攤給他們的學生或其他研究者去做，最后再署上自己的大名就可以了。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合作者”是否遵守學術規范，是否抄襲，但對于主持者來說，恐怕都難逃抄襲、剽竊之嫌，而且還有利用職務非法占有他人勞動成果之腐敗之嫌[④]。當然，絕不是說所有的領導、學術權威都是如此，也有人在煩忙的行政事務性工作之余，努力讀書、研究、授課、做課題，即便是與他人合作研究，也會努力起到學術帶頭人或項目主持者的責任。不過這樣的人一方面較少，另一方面得不到時間與精力投入保障的研究，學術質量則較難保證。在這樣的學術體系下，不僅越來越多的領導或權威，墮落為恃權的抄襲者、剽竊者、學術垃圾制造者，而且越來越多的人也主動或被動地自己從事或協助他人進行學術腐敗。也就是說，權力不僅用強力對學術研究實施監控，更以官位、職稱、課題、評獎、名師榮譽、學位點等等來實施引誘、捕獲，讓我們心甘情愿、樂此不疲地自動入套。

    在這種軟硬兼施的控制下，學術良心的堅持、思想獨立的追求，不僅相當困難，甚至都好像是不識實務，自討苦吃。因此毫不奇怪，具有相對獨立、自主、公正的學術共同體自然就不可能形成；而自主學術共同體的缺失，又使得我們不得不以外在性的“量化體系”來評判個體或群體的學術水準并規約其學術行為，從而使得廣大高校教師或學者，成為忙于掙工分的“社員”。但極具諷刺性的是，在這樣的學術空間中，恰恰是那些被人們廣泛詬病的量化評價指標，不僅看上去而且實際也最具“權威性”和“公正性”，給了那些還想努力認真做學問的人，保留了某些生存的制度縫隙，使他們不至于完全陷入對權力的依附[⑤]?？傊簿褪钦f，教育科研機構、學術界、學者個人，三者已經形成了一種畸形的“腐敗依賴共同體”的關系。因此毫不奇怪，所有在這種“腐敗依賴共同體”內存活、并獲得了一定學術身份和名譽的人，恐怕沒有誰可以問心無愧地說自己與學術腐敗毫無瓜葛。我知道這樣說，肯定會得罪許多認識或不認識的領導、權威或朋友，但這正是中國學術界令人悲哀的現狀，而且我自己也是其中未必全清的一分子。

    汪暉當然是學術權威，而且不是一般的學術權威，他是不是官-學一體者，我不清楚，但根據他現有的研究成果及社會反響來看，可以肯定汪暉應該與許多各層級的大腕們不同，他很可能只涉嫌前述第三種抄襲。而現在幾乎所有指控汪暉抄襲的人，都沒有區分上述三種不同的抄襲，而是籠統地談學術規范、學術道德，并且各方還都將事態最終結果的定奪，寄托于腐敗運作的權力核心，這樣不僅加深了借抄襲問題將汪暉學術思想的意義一筆抹殺的危險，同時也回避、遮蓋了中國學術腐敗體系化、結構性的本質。
    
    三、汪暉學術的意義
    
    按照本文一開始列出的問題順序，現在應該討論第三點——“真問題的放逐”。不過為了真正觸及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大致看看汪暉學術的意義。汪暉的學術思想所及非常廣泛，難以概括，但其核心則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現代性悖論這一總視角。其理論來源雖然源自境外，但卻是由汪暉首先引進中國，為理解當下中國的轉型以及更為廣闊的現代中國轉型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理論范式。其核心即為，超越簡單的中國/西方、本土/全球、傳統/現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激進/保守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將轉型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放到一個更為廣闊的全球現代性悖論的歷史語境中加以辨證、有機地把握。這一理論范式在汪暉八十年代的魯迅研究中朦朧觸及[4]，1994年已然成型[5][6]，而到1997年《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重新在大陸發表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響。人們不論是贊成還是反對，幾乎一致地認為，它對中國當下問題所作的“反思是全面的和發人深省的”[7]。雖然這一文章給中國思想界所帶來的巨大影響，為緊接而來的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有直接的關系，但是這也恰好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汪暉的中國問題全球現代性悖論的理論視角為轉型中國問題的理解，開啟了全新的格局，使得原有的諸多問題，具有了極為不同的意義[8]，其影響至今。只要不心存偏見，這是了解近三十年來中國思想發展的人，恐怕都無法否認的吧。

    從這個角度看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可以說是汪暉關于傳統中國現代轉型問題總思考的全方案的具體再現，展示了中國問題全球現代性悖論范式的意義。這一范式所具有的普遍性指導意義，又在近兩年來汪暉有關西藏問題、琉球問題的思考中得以更充分地顯示。

    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慘痛地切開了中國族群關系的傷口，讓長期存在但又人為遮蔽的中國族群問題觸目驚心地暴露了出來。雖然，汪暉并不是“民族問題”專家，但是他的相關思考卻一下就將具體的族群沖突與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這一關鍵點聯系在了一起，從而將歷史-現實、中國-西藏-西方、中國-琉球-日本-西方等多方位的復雜關系結構在了一起，開啟了既富問題針對性，又富話語生產性的中國族群問題的言說方式。具體到汪暉對《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關于“西藏問題”的一點思考》而言，現代性反思、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視角與西藏個案的結合，既讓我們看到了西藏問題逐漸激化的本土現代性的文化悖論關系，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了西藏的“香格里拉化”中所包含的“東方主義”的意識形態性，以及對中國西藏問題的重要影響。

    對于許多人來說，有可能同意汪暉對“香格里拉迷思”的批判，但卻可能對他由此而來的對于網絡愛國主義的肯定、對捍衛中國國家利益的強調這兩點會有所懷疑。因為歷史和現實都充分地說明，愛國主義、中國國家利益的言說，往往會成為專制的借口、手段，往往被體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當作謀取私利的手段。這種擔心并非沒有道理，但是無法否認的是，在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中國歷史中，中國的確不僅一直在充當著“東方主義”意識形態的材料，而且也的確一直經受著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威脅，一直面臨著被肢解的命運。因此，愛國主義、中國尊嚴、中國國家利益等說法，就不僅僅只是體制意識形態的說辭，更非所謂“義和拳”式的愚昧群氓憤青的過剩力比多的宣泄。更為重要的是，即便我們不去看歷史，不去管中國是否會分崩離析，也仍然無法否認汪暉思考的意義。因為只要真正關注“中國民族”問題的現實，真正從普通人——那些很可能遭受國家解體、種族仇殺之害的平民百姓——的角度感受、思考，真正正視世界“民主化兼民族主義化”所內含的災難性可能，真正了解那些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境內外族裔民族主義人士的偏激心態和網絡漢民族主義的極端性、以及普通民眾對于民族問題認識的偏差，可能就不再會那樣輕易相信，只要實現了民主化、只要讓少數族裔人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或自治權，西藏問題、新疆問題等就可以自然解決了[9]。

    汪暉對于琉球問題的解讀，也表現出了相近（相關）的視角呈現出了同樣的啟發性。從歷史看，原來日本、琉球、中國等同屬于中華帝國朝貢體系，其中作為天朝的中國是此體系的核心，日本琉球大致可歸為邊緣的番邦，不過介于日本與天朝中國之間的琉球國是比日本更為弱小的番屬，其安全由于歸屬于中國而得以保證的。但是近代帝國主義向亞洲的擴張，沖擊、肢解了傳統的中華朝貢體系，在此過程中，日本率先擺脫朝貢體系的附屬性和被西方殖民的威脅，成為了亞洲最早的獨立民族國家，并加入列強的行列，吞并琉球、朝鮮、侵略中國等。因此，日本、琉球、中國近代關系的變遷史，就既是西方帝國主義亞洲擴張史，也是舊有中華朝貢體系解體、新型亞洲各民族國家關系結構形成史。以這樣的視野來看，現代中國國家的存在，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傳統帝國的怪異殘留[⑥]，而是具有獨特歷史合法的民族國家模式。很顯然，汪暉對于琉球問題的思考，或日本、琉球、中國關系變遷史的思考，是與其對西藏問題的思考，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從東亞到南亞、到西北亞、中亞這一廣闊區域的現代變遷，構成了傳統中華帝國現代轉型的空間的歷史?？梢哉f，今天無論是中國內部的民族問題，還是其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中西關系問題，都屬于全球-中國現代性歷史的延續、變種[⑦]。

    相信那些對汪暉或所謂“新左派”抱有看法的朋友讀到我這樣的評述，一定會不以為然的，甚至會認為我被汪暉表面的博學迷惑、嚇住了。汪暉的言論當然不都是金科玉律，但是不管他的思想有什么問題，其著作還存在多少未被揭發出來的可能抄襲之處，我們都無法否認他的思考、他借助《讀書》雜志等其他條件所主持的思想學術討論，相當程度上主導了近十余年來的中國學術思想的走向；而這種主要并非源于體制性權力的能量，而是來自于汪暉對轉型中國問題的敏銳、洞察。更重要的是，汪暉的系列思考，始終貫穿著這樣一種追求，即為轉型中國尋找超越專制社會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第三條道路。這種路向的選擇，當然不是汪暉的發明，廣義的西方左派思想（西馬、依附理論、后殖民批評、后現代主義、生態主義等等）都是構成其相關思考的理論資源。但是汪暉的貢獻在于，將所有這些外來的理論資源通過對轉型中國的現代性悖論這個總問題的把握與中國的歷史-現實問題緊密而有機地聯系在了一起，突破了各種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束縛，為中國問題的認識與解決，開啟了多樣性的角度、視野、路徑、甚至基本范式。
    
    四、“左右之爭”與中國問題的放逐
    
    上面我大致分析了汪暉對于中國當代思想的貢獻，但是很可惜，汪暉所提供的范式性的革命，這一為中國尋找第三條發展路向選擇的努力，卻很快被歸類為了“新左派”，中國思想界形成了長達十余年之久的所謂“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不乏意氣用事的爭論。僅管早在十年前就有人為此提出警言[10]，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左右二分的劃分不僅仍然陰魂不散，而且似乎顯得越來越真，越來越集中。這究竟是為什么？

    這一方面與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有關（本文暫且不論），另一方面也與知識界本身的偏見、怯懦、缺乏自省有直接的關系。先讓我們來看看所謂“右派”的問題。

    十幾年前汪暉就指出，由“新啟蒙主義”演化而來的新自由主義，沒有看到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轉型中國問題與世界范圍的全球現代性歷史進程的關系，簡單地以中/西、傳統/現代、專制/自由、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看待問題，結果導致他們看不到他們所主張的市場經濟的理想與體制的內在一致性，將中國當下諸多問題的總根源簡單地理解為體制專制，從而將（純化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憲政體制看成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途徑；由此也就決定了他們看不到或忽略正日益快速溶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國，被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嚴重剝削的現實，看不到中國正面臨被肢解、碎片化的巨大危險[11]。
 
    雖然說這樣的概括可能有點以偏蓋全，但卻相當程度上揭示了某些新自由主義者的癥結。比如秋風對于全球化的擁抱[12]，劉軍寧對民主制度的追求所導致的對小國寡民道家傳統的緬懷[⑧]，朱學勤對毛澤東-魯迅專制主義一體的批判[13]。

    最能集中表現“左”“右”極端之分的可能還是對于當下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不同態度。中國的國家民族主義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借助于網絡誕生，并逐漸推進為重要的社會思潮。像1998年抗議北約轟炸中國住南斯拉夫大使館、奧運前后西藏網絡保衛戰等都是網絡青年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集體性行動[14]，而前不久才上演的“6·9圣戰”[⑨]，雖然背后具有商業推手的操作，但卻也再一次顯示了民族主義擁護者之眾。

    對于這一切，新自由主義者們給予了嚴肅的批判，將其視為義和團式的盲目、愚昧的愛國主義，簡單、粗暴的民粹主義。他們不僅對憤青們的民族主義本身給予了猛烈的抨擊，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似乎連帶著中國一起都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使得他們不僅在涉及中西紛爭中，幾無例外地直接或隱含地站在西方一邊，而且在涉及中國民族沖突的矛盾中，似乎也更多地傾向于同情反對或批評中國或漢族的聲音。這一點只要仔細觀察一下2008年以來南方報系對涉及中國民族問題的反應就不難看出[⑩]。而恰恰在這一點上，國內的自由主義者與境外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動向是相一致的[?]。

    自由主義的這種日漸“右傾”的極端化傾向，不僅讓他們更深地卷入“派性斗爭”的偏見，也使得他們在努力批判性地發現中國問題的同時，喪失著批判的有效性，并越來越多地失去了中國青年的擁護。但是反過來，這并不說明汪暉思想批判性的加強。當年汪暉將新自由主義稱之為保守主義，但時過境遷，汪暉及被劃分為新左的人士們，卻似乎越來越更像是體制的保守者。這恰恰說明汪暉試圖激活傳統共產主義體制的人民民主性和資本批判性努力的失敗。
 
    汪暉說新自由主義之所以陷入到了市場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體制的陷阱而不自知，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所面對、所批判的體制，不再是過去的那個反現代性的社會主義體制，而是一個利用國家強力推進市場資本主義、推進中國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體制。[15]汪暉對新自由主義立場癥候的這種洞見，恰恰也隱藏了自身立場弊端的可能。也即當年他還是更多地站在尋找中國轉型第三種路徑的立場，來區分毛氏反現代性馬克思主義與當下市場推進者的馬克思主義的區分，還談不上對毛氏馬克思主義的直接肯定，更多地還象是借這種區分來說明中國第三種道路選擇的必要性[16]。但是一方面由于作為純粹的理論思考，汪暉及其同道，實際上無法將自己的“雙重批判”（對國內專制資本主義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的雙重批判）的思考，與具體的社會反抗性實踐相聯系，加之西方對迅速經濟崛起的中國圍剿的加劇，使得他們也越來越將第三條道路的選擇，寄托于對于國家體制的內部的轉型上，隨之對于毛氏社會主義專制性的批判也越來越弱，對其反現代性和民主性的肯定也愈益增強。這樣一來，汪暉等也就變得更像是怪異的“保守左派”，更容易被懷疑為為專制的幫兇。類似的問題，同樣體現在汪暉近期關于西藏和琉球問題的思考中。

    兩年前針對汪暉關于西藏問題的思考我就指出，他重新將“五四以來的現代中國史貫穿為愛國主義主導的歷史，并視之為激發民主和開放的潛力、現代平等政治的基礎，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是啟蒙立場的倒退”，而這種倒退的重要原因具體到中國民族問題領域，則在于對于中國民族問題內在沖突性的回避[17]。同樣的問題仍然出現在他關于琉球問題的思考中。根據相關介紹可以看出，琉球問題對于傳統中國現代轉型的啟示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提醒我們將中國的現代轉型，放置到全球、東亞近代以來的現代性歷史的框架中加以把握，為理解中國問題，提供古代中華朝貢體系、西方列強、日本、南朝鮮等東亞國家之復雜關系的歷史空間座標。二是以“沖繩反抗”為核心的琉球問題中所包含的超越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啟示。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這樣的啟示都應該不僅包括中國與全球、與西方、與周邊國家的現代轉型關系，還應該包括中國內部不同地區或不同族群間的相互的現代轉型關系。也就是說，在西方以及后起的日本等列強勢力沖擊下，傳統中華朝貢制的中國不得不向現代轉型，中國因之成為近五百年以來的全球殖民現代性的一站。但是轉型的中國并不是作為一個同質的坂塊與先后而來的其他現代民族國家發生關系，與此同時，在它自身內部也發生著不平衡的、波狀推進的、由“中心”向“邊緣”的現代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也同樣存在著現代化進程所必不可免的沖突與暴力，同樣存在著“先行現代核心地區”對“后行現代邊緣地區”傳統結構的沖擊。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的各種“民族問題”恰恰正是這一至今還未完成“中國現代轉型”的癥候。因此，當我們引進全球視野、東亞視野或琉球視野時，就不能僅止于外部性的全球關系，而忽略內部性的現代性關系，忽略中國內部的跨地區現代轉型問題；因此，當我們在談及西方、日本對于中國、琉球的暴力性沖擊時，就不應回避內部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的復雜的暴力問題。雖然汪暉對西藏問題的進一步的研究，將原來主要為外部性的思考，拓展到了中國國家內部中，提出了作為“跨體系社會”結構的中國這一命題，也點到了從另外的角度看，實質上所謂中華朝貢體系的“跨體系的社會”“無論是禮儀性的體制，還是強制性的機器，它們總是與統治的問題相關”[18]，但是他似乎仍然在回避著更為嚴峻的內部問題，缺乏自覺的“國家反省”，也就是說他仍然回避著傳統中華朝貢體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內部所存在的國家及其他形式的暴力性關系問題。因此對他琉球抗議運動超越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意義的引入，也只能是還未觸及中國現實，就草草場?？傊?，汪暉對琉球視野的引進，既引導而又遮蔽了琉球問題對于中國當下族群問題的重要啟示性。

    馬克思說：“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倍魰焻s恰恰沒有克服怯懦與猶豫，屢屢在緊要的關頭止步不前：面對學術道德的指責，如此，面對中國問題的思考，也是如此。難道這只是偶然的巧合嗎？難道兩者不存在隱密的內在關聯嗎？

    這在汪暉如此。對于其他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類似的考問難道沒有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嗎？當我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去責備、批評、抨擊他者時，當我們以各種各樣的立場出發去伸張自己的觀念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偏狹性、簡單性時，我們難道不是在回避著歷史對我們嚴峻的挑戰嗎？難道不是在掩蓋著道德、良心等內在律令考問的尷尬嗎？如果我們不能盡量勇敢地直面這一切，那么我們就無法解脫虛偽的處境，更不可能跳出“你死我活”的路線斗爭式的相互纏斗，攜起手來為中國的明天開辟希望之路。
    
    注釋：

    [①]為行文方便，本文使用了“中國學術界”或“學術思想界”等全稱概念，但并無完全否定其之意。只要不是瞎子，誰都無法否認一些較好的學術成果也再不斷出現，有一定學養的新人也在不斷地成長。但是本文所分析的情況，的確是中國學術界的基本狀況。另外，抄襲門之火也延伸到了朱學勤身上，但為集中筆墨，本文不談朱學勤，但文章所論大致應該可以包含其所涉及到的問題。

    [②]我在兩年前就寫過質疑汪暉的文章，不僅沒有被炒作，而且連發表的雜志、報刊都沒找到。參見參考文獻[2]。

    [③]參見參考文獻[1]。另外我所參考的關于汪暉是否涉嫌抄襲的主要相關文獻，都在這此文中提及，故不在此一一列出。

    [④]“領導或權威至上原則”在國家本科教學名師評定中的重要性，更是高校人皆盡知。所以，后來一些學校為了申報成功，也就不得不注意圍繞相關領導或權威人士來組織教學團隊來申報，至于說實際有無團隊，申報帶頭人原先是否從事相關本科教學，可能就兩說了。

    [⑤]比如說“核心期刊”是許多學?；镜脑u價指標之一，這一方面使期刊也成為學術腐敗機制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核心期刊的確定相當程度上并不是由學校來確定的，而除了極少數的所謂權威期刊外，還存在較多的其他一般核心期刊，它們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因此對于研究能力較強的學者來說，發表學術文章，并不完全受制于期刊，更少受制于學校。這樣他們的研究雖然受量化之累，但卻并不需要完全看期刊的臉色，而完成了單位規定的“硬指標”后，也就不用完全看領導的臉色行事。

    [⑥]連哈貝瑪斯都有類似看法。參見哈貝瑪斯：《后民族結構》，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74頁。

    [⑦]此段的敘述，既參考了汪暉的《琉球——戰爭記憶、社會運動與歷史解釋》（《開放時代》2009年第3期），同時也是平時相關閱讀所得到的知識積累。由于所涉及的文獻較多，有些的具體出處也記不大清楚了，所以此處就不再給出具體參考文獻。有意者或許可以去參考近些年來有關“東亞研究”的文獻，比如說汪暉、孫歌等的文章或著作。當然他們的研究，大量參考了國外尤其是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

    [⑧]比如劉軍寧發表在《南方周末》上的那幾篇虛擬的孔子和老子的對話，其一為《為什么大一統是亂世之源？》。

    [⑨]參見“百度”的相關詞條：http://baike.baidu.com/view/3726690.htm

    [⑩]在這方面，《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受到了許多愛國主義網民的抨擊，這絕非偶然。當然并不能說“南方報系”主張國家分裂和種族沖突，只是他們一方面更自覺、勇敢地承擔了發現中國問題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們的確存在對西方、對自由民主憲政過分理想化的問題，所以客觀上給人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

    [11]當年寫《天葬》一書時，王力雄還說在涉及中國主權問題上，海外流亡人士與中國大陸的力場是一致的，但是3·14之后，尤其是7·5之后流亡人士的表現，似乎不再與大陸一致，相反卻與分裂人士更為靠近。比如王軍濤與世維會迪力夏提最近關于7·5的對話。
    
    參考文獻：

    [1]姚新勇.“造反”、“?；省?、“走資”、及其……——“汪暉抄襲門”中的道德是非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25ed70100kjg5.html
    [2]姚新勇.族群沖突與失焦的言說——從汪暉關于西藏問題的思考談起。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pinglun/20081124/91.html
    [3]聯合早報.汪暉專訪：不回應是坦蕩面對學術批判.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101999/
    [4]汪暉.反抗絕望·新版序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汪暉.汪暉自選集.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6][11][15]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7]汪丁丁.啟蒙死了，啟蒙萬歲！.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
    [8][16]周與沉.現代性的中國探詢——大陸學界現代性問題研究綜述.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15896/page-1.html
    [9][14]姚新勇.中國”民族危機”系列思考.作者博客：天山姚新勇
    [10]姚新勇、王世誠.虛擬的“路線斗爭”:關于“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思考.文藝爭鳴.2000年第6期
    [12]秋風.知識分子為何拒斥全球化？.http://www.csdn.net.cn/century/ziliaoku/index.htm
    [13]姚新勇.魯迅豈是專制主義的精神盟友——與朱學勤先生商榷.粵海風.2007年第1期
    [17]姚新勇.族群沖突與失焦的言說——從汪暉關于西藏問題的思考談起.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pinglun/20081124/91.html
    [18]汪暉.中國：跨體系的社會.http://www.gmw.cn/01ds/2010-04/14/content_10940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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